我國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研究
——138份中央與省級政策文本的分析

魏署光,王 坤,張曉慧

(華中科技大學 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4)

一、 問題提出

2015年10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印發《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推動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以下簡稱地方高校)向應用型轉變。其實,在《指導意見》印發前,安徽、湖北、陜西等省份先行一步出臺了本地的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指導意見,為全國及其他省份轉型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參考借鑒。在先行省份及《指導意見》的雙重驅動下,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各省份相繼出臺或完善了本地的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的執行需借助一系列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應用特征又以政策文本內容的形式體現出來。政策工具的組合方式與政策內容的體現程度直接反映了不同層級政府在地方高校轉型政策選擇方面的偏好,影響著政策的執行效果?；诖?本研究擬構建“政策工具-政策內容要素”二維分析框架,考察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的推進情況,以期為后續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的出臺與完善提供一定參考。

二、 文獻綜述

隨著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的出臺與完善,學界展開了諸多探討,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1. 有關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的研究。一類研究主要考察了中央或省級層面綜合性較強的轉型發展引導意見。如有學者對國家層面的《指導意見》進行了經驗性解讀,發現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隨著政府、高校與市場“三角協調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具有一定的靈活適應性[1]。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政策層級也拓展到省級層面[2],但相關研究主要是對政策文本的外部特征或是對政策文本中的高頻詞進行描述性統計,對政策文本內容的挖掘深度不夠。另一類研究重點分析了主題相同的轉型發展配套政策。這類研究關注到了政策文本內容,同時借助政策工具理論考察轉型政策在不同階段的執行手段。如有學者對2010—2021年產教融合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進行了逐年分析,發現政府部門對施策主體的實際激勵不足,存在較大改進空間[3]。但相關研究多停留在國家層面的相關政策上,省級層面轉型發展政策工具的使用特征如何,學界對此尚缺乏關注。

2. 地方高校轉型發展進度的省際分析。有學者在進行多地調研后發現,在落實轉型政策上,各地執行情況差別較大,山東、河南、云南等省份態度積極,主動開展轉型發展試點,也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但也有一些省份至今尚未出臺專項政策文件[4]。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有學者認為是國家層面前后出臺的政策一致性不夠,影響了地方政策的執行效果[5];也有學者通過統計不同省份轉型政策的出臺情況及總體要求,將原因歸于各地區的發展特點和需求存有差異[6]。對于轉型政策的執行效果參差不齊與政策制定主體、執行主體有何種具體關聯,已有研究關注較為有限。

3. 地方高校轉型發展路徑的案例研究。此類研究較為充分地呈現了某一高校轉型發展的動因、面臨的困難與有益經驗。關于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的動因,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外部政策的引導或者政府推動;二是高校自身的發展需求[7]。關于轉型發展的困難與經驗,研究重心呈現階段性變化特征。起初,相關研究主要通過分析先行院校的發展經驗,為其他同類院校的轉型發展指明方向。隨著轉型工作的持續推進,學界對典型高校轉型發展內涵建設的經驗給予了較多關注。如學者們介紹了常熟理工學院專業集群[8]、東莞理工學院現代產業學院[9]、合肥學院“雙元制”融合育人模式[10]等的發展經驗。但這兩類研究均聚焦微觀層面的單個案例,從宏觀或中觀層面關注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的研究有所不足。

綜上可見,已有研究為我國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提供了有益啟發,但仍存在進一步探究的空間。第一,就研究視角而言,現有研究多針對同一類型政策展開探討,缺乏對不同類型政策文本的統籌分析,難以整體分析轉型政策的推進效果。第二,就研究資料而言,已有研究關注的多是2019年之前國家或省級層面的轉型政策,對“十四五”時期各個省份出臺的新政策關注不足,政策文本量明顯偏少。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現有研究多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呈現不同高校轉型發展的經驗,規范的政策分析比較缺乏,難以深入探究影響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 研究設計

(一) 數據來源及政策所屬領域

1. 數據來源。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北大法寶”“法律之星——中國地方法規數據庫”以及中央和省級政府部門官網。具體地,本研究以“應用型”“轉型發展”等作為檢索詞,在“北大法寶”“法律之星——中國地方法規數據庫”以及中央和省級政府部門官網中搜集相關政策文本作為研究樣本。為保證政策文本的準確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按照如下原則進行篩選:一是政策文本主題與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相關;二是從指導思想、發展目標、建設任務、保障措施等角度選擇對地方高校轉型工作有重要推動作用的政策文本;三是選擇能夠直接體現中央和省級政府關于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態度的政策文本,包括意見、方案、通知等?；谝陨虾Y選原則,本研究共得到有效樣本138份(檢索時間截至2023年7月31日),其中,中央政策15份,省級政策123份。

2. 政策所屬領域。在梳理政策文本的基礎上,本研究對138份地方高校轉型政策涉及的核心領域進行歸納提煉并加以統計(見表1)。由表1可知,第一,中央層面的政策涉及發展規劃、內涵建設、評價評估、經費使用等四個領域;省級層面政策在以上四個領域的基礎上增加了試點示范、項目建設、就業創業和招考改革等領域。省級層面新增的四個領域主題更為聚焦,均屬于轉型發展的后續配套政策。第二,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省級層面,發展規劃與內涵建設都是轉型政策關注的重點。與此同時,省級轉型政策對試點示范也給予了較多關注,對評價評估、招考改革的關注相對較少。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對高校轉型的內涵理解和建設思路尚未達成一致,比如在中央和省級政府有關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的文本表述中,應用型大學、應用技術型大學、應用型本科等多個概念相互交叉又相互沖突,導致政策執行目標模糊不清,影響了政策的執行效果。

表1 中央和省級轉型政策所屬領域、數量及占比

(二) 分析框架

為研究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的政策工具組合方式和政策內容選擇偏好,本研究構建了基于政策工具(X維度)和政策內容要素(Y維度)的二維分析框架。其中,X維度對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組合方式進行分析,Y維度對政策的內容要素展開分析,二者共同對不同政策內容要素和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和組合方式展開探究。

1. X維度:政策工具維度。政策工具是政府以政策目標為導向而采用的一系列方法、技術和手段,是政策目標與政策結果之間的橋梁,對政府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具有重要作用[11],因而也是政策研究中的重要聚焦點。由于主客觀環境的復雜性,學界對政策工具有多種劃分標準和分類方式。國外主流的劃分方式有三種:一是按照政策工具的強制程度,把政策工具分為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強制性工具[12];二是依據政策工具對目標人群的影響,將其分為命令型工具、激勵型工具、能力建設型工具、系統變革型工具[13];三是根據政策制定主體與實施客體,將政策工具劃分為供給型、需求型、環境型[14]。我國的政策環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學習借鑒國外理論成果的同時也應注意基于本國特點與實際情況對理論進行適當修正。為此,國內學者結合本國國情對政策工具進行了分類。如陳振明按照政府利用的資源和技術將政策工具分為市場化工具、工商管理技術和社會化手段[15];薛二勇等借鑒麥克唐納爾(Lorraine M. McDonnell)等的分類方式,將政策工具分為強制性政策工具、引導性政策工具、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和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16]。

對政策工具進行分類需要綜合考慮其科學性與有效性,尤其需要關注政策情境及可行性。薛二勇等參照已有政策工具分類理論,在充分考慮我國教育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及完善全過程的基礎上對政策工具進行分類,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明確政策工具的可選擇范圍,理解不同政策工具之間的差異及可能導致的結果。因此,本研究依據薛二勇等提出的分類方法,結合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的文本內容,將轉型政策工具劃分為強制性政策工具、引導性政策工具、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強制性政策工具主要體現為采取強制性舉措來規范政策目標群體的行為,強調服從規定、禁止不合規定的行為,高度體現了決策者的意志及對政策目標、建設標準、建設效果的追求,政策話語上常表現為“必須、最低、要求、退出”,政策規定剛性較強。強制性政策工具包括設定目標、標準要求、評估考核等子工具。引導性政策工具主要表現為采取資金、政策等激勵性規則刺激政策目標群體的行為,政策話語上常表現為“鼓勵、支持、傾斜”,政策規定較為柔和。引導性政策工具包括資金支持、政策傾斜、鼓勵倡導等子工具。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主要體現為通過提升人力資源能力、優化資源配置、持續改善政策環境等來提升政策執行主體、對象的能力,體現了決策者對政策執行效果以及政策執行可持續性的關注,政策話語上常表現為“加強、利用、總結經驗”。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包括能力培育、資源保障、宣傳推廣等子工具。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主要體現為采取強制性或引導性舉措來推動組織理念調整、組織結構變革以及制度環境的持續改善,政策規定剛性與柔性兼而有之,政策話語上常表現為“建立、設立、轉變”。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包括理念轉變、制度建設、結構改革等子工具。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工具類型及其含義詳見表2。

表2 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工具類型及含義

2. Y維度:政策內容要素維度。政策工具維度對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的一般性特征進行了描述,但無法對轉型政策進行針對性分析。為了進一步探究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的建設內涵和內在規律,本研究從政策內容要素維度展開分析。依據張大良[17]、潘懋元[18]等學者對地方高校轉型重點建設任務的理解,本研究歸納得出地方高校轉型工作以理念和內部治理結構轉變為先導,以師資隊伍建設、學科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模式轉變為抓手,共同服務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即社會服務),五大要素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通過進一步閱讀搜集到的地方高校轉型政策,本研究發現政策文本均涵蓋了學校治理、學科專業建設、人才培養模式、師資建設、社會服務等五個方面。因此,本研究將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要素作為地方高校轉型政策文本的分析維度,具體含義參見表3。

表3 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內容要素及其含義

3. 基于X-Y維度的二維分析框架。結合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分析的X維度和Y維度,本研究構建了我國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的二維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的二維分析框架

(三) 編碼方法

政策文本是本研究的分析對象,本研究以每項條款作為分析的基本單元,按照“政策文本序號-政策內容要素-政策工具類型”的格式對篩選出的138份政策文本逐級進行編碼。例如“01-1-4-1”的具體含義為“第1個政策文本-第1項政策內容要素(學校治理)-第4類政策工具(組織建設性工具)-第1個政策子工具(理念轉變)”。為了保證編碼的準確性,本研究先讓兩位研究者分別獨立編碼,編碼結束后檢查兩人的編碼結果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則確定;如若不一致則兩人協商統一,最終得到958條政策文本分析單元,示例見表4。

表4 地方高校轉型政策文本內容分析編碼(示例)

四、 政策文本內容分析

(一) 基于政策工具維度的分析

本研究通過對958條政策文本分析單元所屬的政策工具進行歸類并統計,得到中央與省級政策文本中政策工具使用情況的分布數據(見表5)。從表5可以看出,四類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時呈現一定的不平衡性。第一,無論從中央政策還是省級政策來看,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都最受青睞,使用頻次占比最高,均接近40%。第二,無論從中央政策還是省級政策來看,強制性政策工具使用頻次均占比最低,但相較于中央政策,省級政策對強制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占比稍高,約為中央政策的兩倍。第三,無論是中央政策還是省級政策,引導性政策工具和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占比均處于中間水平。相較于省級政策,中央政策文本中引導性政策工具和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占比高出4～6個百分點。第四,在中央和省級政策文本中,評估考核、宣傳推廣等政策子工具的使用頻次占比普遍低于4.5%,受到的關注度較低。

表5 中央及省級層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頻次及占比

為了更好地把握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工具使用的現況和發展趨勢,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了2010—2023年12類政策子工具的使用頻次占比情況,如圖2所示。圖中的不同圖標代表不同類型的政策工具,圖標的大小代表了政策子工具每年使用頻次占各類子工具使用總數的比例情況。由圖2可知,第一,強制性政策工具中評估考核趨勢平穩,使用頻次占比始終較低,標準要求和設定目標頻繁被提及,尤其是從近5年的情況來看,設定目標的使用頻次有所提升。這說明政府在推動地方高校轉型工作時習慣提出一些可操作性強的量化建設目標,以明確的目標來驅動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政策剛性較強。第二,引導性政策工具中資金支持整體趨勢平穩,而政策傾斜、鼓勵倡導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且政策傾斜近3年受到的重視程度有所強化。這說明政策制定者雖注重引導地方高校向應用型發展,但支持舉措的連貫性不強。第三,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中能力培育的使用頻次占比始終處于靠前位置,資源保障整體呈現上升趨勢,而宣傳推廣的使用頻次占比相對較低。這說明地方高校轉型政策雖注重加強轉型高校的內涵建設,但在宣傳推廣方面有所不足,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第四,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中的理念轉變、結構改革趨勢穩定,制度建設使用頻次整體上呈現逐漸增加趨勢。這說明在轉型工作中,政府部門不僅重視理念引導,而且注重提供組織與制度保障。

圖2 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子工具使用頻次占比

(二) 基于政策內容要素維度的分析

本研究按照政策內容要素維度對958條政策文本分析單元進行分類并統計,得到中央與省級政策對不同內容要素的關注頻次及占比情況(見表6)。由表6可以看出,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對不同內容要素的聚焦程度總體差異不大,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省級層面,人才培養模式都是政策關注的核心,學校治理、學科專業建設和師資建設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多,而社會服務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

表6 中央及省級層面轉型政策內容要素使用頻次及占比

1. 人才培養模式是地方高校轉型政策中最受關注的內容要素。在中央和省級層面的轉型政策中,人才培養要素受關注的頻次分別為42次、392次,在全部內容要素中的占比均在44%以上。這反映出當下已有的人才培養模式與社會需求不相適應,致使地方高校轉型政策特別關注人才培養、學業考評、招生考試等內容。如政府部門鼓勵行業企業參與高校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以企業技術革新項目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載體,大范圍推廣案例教學、項目式教學等。

2. 學校治理是僅次于人才培養模式的重要內容要素。在中央和省級轉型政策中,學校治理出現的頻次分別為12次、189次,占比分別為15.00%、21.53%。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是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的組織保障,因此無論是中央政策還是省級政策均特別關注該項內容要素,強調建立有行業企業參與的治理結構,以激發地方高校的內生動力。如黑龍江在地方高校轉型政策文件中強調,以培養復合應用型和技術技能型人才為目標,以產教融合、科教融合、軍民融合、協同育人等作為轉型的突破口。

3. 學科專業建設受到的重視程度較高。在中央和省級轉型政策中,學科專業建設出現的頻次依次為8次、118次,占比分別為10.00%、13.44%。與研究型大學不同,地方高校雖有專業建設的基礎,但學科建設經驗不足。學科建設承載著知識創新的功能,不開展科學研究,專業教學只能受限于他人的研究成果,難以形成自己的發展特色。為此,各地轉型政策文本均強調學科與專業建設相互支撐,共同服務于應用型人才培養。

4. 師資建設受到的重視程度普遍較高。在中央和省級轉型政策中,師資建設出現的頻次依次為10次、96次,占比分別為12.50%、10.93%。轉型政策對師資隊伍結構的調整集中體現在師資聘任、培養與評價等方面,即聘請行業企業內專業技術技能人才、管理人才作為專業建設的帶頭人,做好師資培訓、實踐鍛煉與海內外學習交流,調整教師隊伍的評價體系。師資隊伍是人才培養的主體,沒有“雙師雙能型”教師隊伍作為支撐,應用型人才培養也將難以實現,因此師資建設在轉型政策文本中受到的關注度較高。

5. 社會服務受到的重視程度普遍較低。無論是中央政策還是省級政策,社會服務要素出現的頻次占比均不超過10%。這反映出轉型政策傾向于從宏觀上鼓勵高校開展社會服務,但實施過程中社會服務的載體與抓手在哪里,誰來組織、如何評價,在政策文本中少有清晰明確的表述?？梢?在地方高校轉型工作中,如何保障與提升社會服務的成效,政策層面的舉措尚不完備,這是我們在后續轉型建設中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三) 政策工具維度與內容要素維度的交叉分析

為了從整體上把握政策內容要素的政策工具使用情況,本研究統計了政策內容要素與政策工具的交叉使用情況(見表7)。由表7可知,地方高校轉型政策以內涵建設為主,逐步形成了根據政策內容要素配置政策工具的邏輯。

表7 政策內容要素的政策工具使用情況加權統計 單位:%

一方面,地方高校轉型工作由初步探索走向持續深化,更加關注轉型工作的內涵建設與推進成效。學科專業建設、人才培養模式、師資建設三項內容要素在工具選擇上都以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為主,注重優化自身辦學結構、提升辦學質量和整體效益。另一方面,在轉型工作中,政府部門逐漸形成依據不同政策內容要素配置政策工具的邏輯。首先,學校治理具有普適性,要求轉型高校明確自身的類型定位,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故學校治理要素選用的政策工具以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為主、其他三類政策工具為輔,這符合該項政策內容要素的建設特性。其次,人才培養模式需要以相應的專業、師資、課程、教材等為依托來提升人才培養質量,還需要相關管理體制提供制度保障,因此人才培養模式要素在政策工具的選擇上以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為主、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為輔。最后,師資建設強調教師能力的提升、相關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組織制度保障,政策執行剛柔兼備,因而師資建設要素采用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為主、其他三類政策工具為輔的政策工具組合形式。

五、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從政策工具、政策內容要素兩個維度構建了地方高校轉型政策文本的二維分析框架,并以138份中央和省級政策文件為樣本進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 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工具偏向于使用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組合方式有待優化。當前,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省級層面,轉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都以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為主。從政策工具使用頻次占比變化圖也可以看出,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現進一步強化的趨勢。一方面,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實際上是短期激勵手段的一種延續,注重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培育政策執行主體的建設能力,較高的使用頻次有利于引導轉型高校培育自身實力、明確建設任務、深化建設內涵。另一方面,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存在時間久、不確定性大、難以測量等弊端。地方高校轉型作為一項長期且艱巨的工程,如果建設目標與任務過多,政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很可能會遇到高校難以按時、按量、按質完成規劃任務的情況,影響后期工作的推進。如在政策的驅動下,河南、安徽等20多個省份出臺了轉型政策,并號召300多所地方高校加入轉型試點隊伍,但由于轉型政策中的發展目標與建設任務設定較多,而試點高校自身辦學資源和條件匱乏,限制了其內涵建設與轉型發展[19]。

2. 地方高校轉型政策內容呈現碎片化傾向,轉型政策之間尚未形成發展合力。一是轉型政策的系統性不足。針對地方高校轉型工作,中央層面出臺了15份相關政策,省級層面出臺了26份一般性引導意見、97份配套政策。國家及地方政府出臺的轉型政策越來越多,雖然涉及應用型課程、創新創業、招生考試等,但這些事項被劃分到不同的政策領域,有不同的政策制定主體與執行主體,彼此之間尚未形成政策體系。如許多非財政部門出臺的轉型建設政策都要求地方政府加大財政支出,但如果政策制定主體之間缺少協同、提前尚未達成一致,執行主體在落實政策過程中往往會因為缺少財力保障而難以執行到位。加上各地轉型政策主題分布零散,政策數量參差不齊,總體處于一種不斷“分化”而非“綜合”的狀態,這些政策沒有朝著一個方向重點發力,故難以最大化發揮政策的合力及效用。二是轉型政策存在結構性失衡問題。從轉型政策構成來看,這些政策多聚焦某個領域,如發展規劃、內涵建設、經費使用、項目建設等,缺少國家層面更為綜合的政策,呈現點狀分布的零散狀態,使得看似數量豐富的政策存在結構性失衡問題。如在一定時期內,有關轉型試點、產教融合的政策較多,而經費使用、評價評估等政策受到的關注較少,各類政策之間缺乏協調配合,容易導致各地轉型進度參差不齊,建設質量也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3. 政策內容要素與政策工具的適配性不足,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有待提升。一是學科專業建設要素對強制性政策工具的使用較多,影響了地方高校的辦學自主性。學科專業建設重在引導地方高校在設置學科專業時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相契合,因此以能力建設性政策工具和引導性政策工具為主的組合更符合其特性。然而學科專業建設要素使用了較多具有強制色彩的政策手段,累計使用占比29.37%,高于引導性政策工具。轉型政策強調以政治勢能來推進政策的執行效果,這有助于促使目標迅速達成,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過多的目標規劃與標準要求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的積極性與探索的主動性,影響轉型發展路徑和模式創新。二是社會服務內容要素的組織與制度保障有所不足。社會服務要素旨在引導地方高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故政策手段應以觀念引導為主,輔之以各類保障措施。但當前社會服務要素使用組織建設性政策工具的比例偏低,社會服務的組織與制度保障尚不完善。在缺少組織引導與政策紅利的情況下,地方高校開展社會服務的方向不明、動力不足,容易陷入無所適從或被動參與的窘境。

(二) 對策建議

1. 以新一輪審核評估為參照,提高應用型高校建設政策與評估政策的協同效應。我國應用型高等教育發展多年,國家及地方政府先后出臺了多項有關地方高校轉型的引導意見與配套政策,地方高校逐漸厘清了“為何轉、轉什么、如何轉”等問題。然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國家和省級層面的轉型政策偏向于引導地方高校加強內涵建設,忽視了應用型高校的設置標準與評估標準,建設政策與評估政策之間的連接不夠,沒有實現有效協同。2021年,教育部出臺新一輪審核評估實施方案,適用于應用型高校的“評估套餐”才最終確定。為引導應用型高校加強本科教育教學建設,構建并完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門應以新一輪審核評估為參照,增強建設政策與評估政策的協同效應。首先,轉型建設政策應緊扣新一輪審核評估指標,引導地方高校立足自身實際,著力建設本科教育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以評促建、以評促強、以評促特。其次,政府部門應健全政策評估結果的反饋處理制度。評估的目的不僅在于發現問題,更在于改進問題。政府部門應繼續完善后期配套政策,包括評估結果反饋制度、限期整改制度、推廣引領制度、督導復查制度等[20],幫助高校找差距、補短板,真正發揮評估的改進效用。最后,教育主管部門應引導地方高校加強質量保障體系和質量文化建設,從重視科層制的制度管理發展到重視“自覺、自省、自律、自查、自糾”的文化自覺[21],真正實現以評促建、以評促改、以評促管、以評促強。

2. 出臺國家層面的高水平應用型高校支持計劃,發揮政策的示范效應。當前,國家主要通過《指導意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十四五”時期教育強國推進工程實施方案》等政策支持應用型高校建設。這些支持舉措多散見于各類政策與報告中,政策合力效應微弱。因此,首先,國家應適時出臺高水平應用型高校支持計劃,以更高層次的統合性政策替代原來碎片化的轉型政策,以提升政策之間的協同性。其次,應用型高校的主管部門主要是省級政府,國家層面針對這類高校出臺高水平應用型高校建設政策有助于提高省級政府對應用型高校的重視程度,進而帶動省級政府出臺實質性的支持舉措。最后,我國歷來重視重點建設制度,出臺高水平應用型高校支持計劃有望形成試點、示范、引領和帶動效應。

3. 進一步加強高校分類研究與設計,建設高質量應用型高校。一方面,學界應加強對高校的分類研究?！秶鴦赵宏P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將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院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校轉型,重點辦好本科職業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門曾嘗試將應用型作為職業教育的一個層次。而到了2017年,教育部將高等教育劃分為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能型三大類型,應用型與職業教育相互獨立。在新一輪審核評估方案中,接受審核評估的普通高?；臼前凑諏W術型和應用型來劃分,并不包括職業本科院校?？梢?應用型與職業教育到底是相互獨立還是包含關系,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學界,尚未形成一致意見。因此,政府部門及學界應加強對高等教育分類體系的研究,厘清應用型高校建設的基本問題,提高地方高校的轉型效果。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完善高校分類體系的政策設計,建設高質量應用型高校。一是國家層面應統籌高等教育分類體系的設計,明確應用型高校在普通高等教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以人才培養定位為基礎建立高等教育分類體系,進而建立更具針對性的撥款標準、質量評估、監測評價等制度[22]。二是省級政府應結合當地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水平,建立適宜的高校分類體系,對省域內高校進行分類指導,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政策與資源服務。三是引入第三方評價,加快構建政府、行業企業等共同參與的多元分類評價體系,引導高校分類辦學和分類發展。此外,促進高校分類發展,關鍵在于擴大高校的辦學自主權。據此,政府部門應引導高?？茖W定位、自主定位,努力實現特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