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高等教育回報率測算及比較研究
——基于傾向得分匹配(PSM)的實證分析

蘇 德 孔令達

[提要] 國家頒布一系列政策鼓勵、支持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對于提升其群體平均收入以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具有深遠意義。本研究以2018年和202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為基礎,運用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實估計與拓展后的明瑟方程,探究高等教育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增收的效度。結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為新生代農民工所帶來的收入回報率為42%～54%;目前,由于諸多因素,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回報率比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目前僅指高等職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高22%～28%。因此,鼓勵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項關乎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重要工程之一,須優化制度設計,貫通其學歷提升通道;深化產教協作,夯實其人才培養質量;改善其從學、就業環境,構建靈活有效的技術技能支持體系,推動形成“國家推動、社會歡迎、個人積極”的“新生代農民工上大學”熱潮。

一、問題的提出

2010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第一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特指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鎮經商或務工,但仍保留農村戶籍的社會群體。與老一輩的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呈現“四高、一低、一薄弱”的典型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消費水平高、融城渴望度高;工作耐受力低;鄉土情結淡薄[1]。國家統計局《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約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其中“80后”占54%,“90后”占43%,“00后”占3%。因學歷限制,這一群體往往從事體力要求高、技能要求低、替代性強、福利待遇差的低層次行業,處于較低的經濟收入水平,也較難融入城市生活[2]。

教育具有生產性功能和配置性功能[3]。在2022年兩會議程中,“讓農民工成為中等收入階層”“讓基層勞動者更有尊嚴、更有保障地工作和生活”呼聲強烈,而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層次和技術水平是必由之路。有學者基于CHIP流動人口調查數據,運用非參數方法,得到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長,農民工收入回報率越為明顯的分析結論[4]。尤其以人工智能、新型制造為特征的產業轉型升級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結構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有研究使用2011年和2016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MDS)數據,發現產業升級對農民工的就業產生著深刻影響。具體而言,技術水平的提升推動了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民工就業層次上移,但導致接受中等教育的農民工就業向下流動,并降低了工作經驗和社會關系在農民工就業流動中的積極作用[5]。有學者利用家庭住戶調查(UHS)數據估計顯示,1988年我國城鎮的教育收益率為4.0%,到2001年這一數字提高了6.2個百分點,其中最突出的工資溢價主要發生在高技能勞動力身上[6]。還有學者在農民工群體中,再次證實了高等教育的“馬太效應”,即高學歷往往對高技能或高收入的農民工發揮更加顯著的正向作用[7]。

為此,國家頒發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支持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2016年3月,教育部與全國總工會聯合印發《農民工學歷與能力提升行動計劃——“求學圓夢行動”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有學歷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學條件的農民工中,資助150萬名農民工接受高等學歷繼續教育。同年,“求學圓夢行動”啟動,至2020年,國家開放大學招收15萬余名農民工;另外,教育部官方數據顯示,在2019-2020兩年間,高職院校分別擴招116.4萬人和157.4萬人,并將農民工單列計劃以加大招生力度。2021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提出要“支持農民工群體就地就近接受高等職業教育”,旨在培育一批兼具質量與特色的農民工勞務輸出品牌。新生代農民工成為這一系列政策紅利的主要受惠者。那么,接受高等教育能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多少回報率?是普通本科教育還是高等職業教育能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更大收益?本研究基于2018年、202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計算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的收入回報率(以下簡稱“高等教育回報率”),并對普通本科和高職教育回報率進行差異比較,以期為國家制定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政策及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提供有益參考。

二、數據和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年和2020年版),調查樣本覆蓋了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本研究目的在于測量高等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回報率,因而將研究樣本限定為戶籍在農村地區、年齡在17-42歲之間,并且在過去12個月從事非農生產勞動的成年群體,共收集7982個樣本。

(二)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回報率的測算模型——明瑟方程

美國學者明瑟(Mincer,J.)指出,“在人力資本中,教育與經驗對收入的影響具有決定性作用,其他的人力資本因素視為次要變量或外生變量”[8],推導出收入決定的函數:

ln(w)=α0+α1Edu+α2Exp+α3Exp2+ΣαiX+u

(1)

在(1)式中,ln(w)為勞動者收入的對數,Sch為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Exp為工作經驗,Exp2為工作經驗的平方項,α1、α2、α3為自變量的相關系數。α1則為本研究關注的教育回報率,指新生代農民工多接受一年教育使其收入增加的百分比;X表示外生的協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家庭規模、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地理位置等等,而其他一些不可測因素納入殘差項,并且滿足E(|X|)=0。祁占勇教授(2021)對明瑟方程進行拓展[9],并引入斷點與虛擬變量,得到估算實驗組對應控制組的相對回報率的公式如(2)式,其中T表示前一階段教育年限。

(2)

三、實證結果

(一)變量描述

1.自變量

本研究根據新生代農民工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接受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劃分為處理組和控制組,所選的自變量為“接受高等教育選擇”和“高等教育類型選擇”,自變量均為二分變量。在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中,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控制組,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處理組。另外,需特別說明高等職業教育包括高等職業?？平逃透叩嚷殬I本科教育,但在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才第一次明確提出、實施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目前還沒有職業本科教育相關方面的官方統計數據?；跀祿牟豢色@得,在以往相關研究中眾多學者并未將職業本科教育納入研究范圍[10,11],因此,本研究也僅選取高等職業?？平逃⒌韧叩嚷殬I教育展開深入研究。

2.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新生代農民工個體總收入,采用CFPS調查問卷中“工作總收入”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并基于明瑟方程將因變量設置為新生代農民工個體總收入對數。

3.協變量

對于傾向匹配法中的協變量選擇,既需要考慮到對因變量造成影響的變量,也需要將影響結果變量的混雜因素納入匹配模型中,進而從整體上提升估計的精確度。根據以上原則,本研究中的協變量是指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教育選擇以及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變量,而且所選變量均為研究個體在接受處理之前就確定的變量。

鑒于類似的研究和經驗,選擇以下變量作為本研究的協變量。第一,性別。性別的差異會影響學習者對教育的選擇[12],所以需要在研究中對性別進行控制。本研究中將性別作為一個虛擬變量(男性=1,女性=0)。第二,年齡。年齡選定17-42歲之間,不同年齡階段的新生代農民工會對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程度有所差異。第三,家庭規模。家庭規模是指家庭成員人數,它會限制新生代農民工對教育資源的獲取,進而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選擇[13]。所以,本研究選取CFPS調查問卷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成員人數”作為協變量,并納入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第四,工作滿意度。工作滿意度既可以作為衡量個人工作質量的綜合性指標[14],反映不同教育狀態下農民工對工作的總體評價,也能預測農民工的收入,為勞動力市場提供有效的信息。在CFPS調查問卷中,將工作滿意度擬合為指數并從1-5賦值,分別表示受訪者的工作滿意度為非常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非常滿意。第五,健康狀況。個人健康狀況會影響教育選擇和收入變化[15],所以需要將其在研究中進行控制。這里選擇CFPS中“健康狀況”變量,將之擬合為指數并從1-5賦值,分別表示健康狀況為不健康、一般、比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第六,地理位置。我國地域廣闊且地區間差異較大,教育資源在東中西部省份的分布中存在較大差異,影響了學習者的教育選擇。因此,需要將地理位置也納入匹配分析中,根據CFPS調查問卷中統計的省屬國標碼,分別將地理位置設定為東部=1、中部=2、西部=3。

表1 變量說明

(二)農民工教育選擇在主要變量上的差異分析

1.描述性統計

為了檢驗所選樣本是否具備進行傾向性得分匹配的條件和必要性,本研究對樣本進行了整體的概覽,同時對所選樣本做了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特定因素對勞動力收入水平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大量研究成果對此進行了探索[16,17,18]。根據本研究描述性統計的結果得知,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在性別、年齡、家庭規模、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地理位置等六個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而言,在性別比例方面,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比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占比高,2018年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男性比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男性占比高5.23%,而在2020年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男性比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男性低0.12%,這說明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在高等教育類型選擇上存在著顯著的性別異質性,男性農民工逐漸傾向接受高等職業教育,而女性則逐漸傾向接受普通本科教育。在年齡方面,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年齡均超過30歲,而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年齡均值在27.70-28.64之間。在家庭規模方面,相較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與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與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結構更復雜。在工作滿意度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高5%～12%,說明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在健康狀況方面,202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健康狀況高7%,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比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健康狀況高4%,顯然接受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更能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健康水平。在地理位置方面,東部地區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高于中西部地區,說明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多集中在東部地區。根據上表中因變量的結果顯示,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比未接受高等教育新生代農民工收入高37%;另外,雖然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是這一群體接受高等職業教育收入的1.35倍,但具體情況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2.傾向指數估計:Logit模型

根據本研究樣本數據的特征,利用logit模型考察兩組匹配中影響農村勞動力教育選擇的因素,結果見表3。

表3 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投資的因素(logit回歸)

(三)投資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影響:傾向性得分匹配檢驗PSM模型估計

傾向性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方法,即基于“反事實推斷模型”,通過匹配再抽樣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差異效應,從而消除異質性問題與樣本選擇性偏差,更加客觀地評價不同類型教育帶來的影響差異[19]。為了確保平均處理效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采用近鄰匹配、半徑(卡尺)匹配、非參數的核匹配三種匹配方法來估計接受高等教育和接受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的經濟價值。

1.樣本匹配效果檢驗:平衡性檢驗與共同支撐假設檢驗

研究使用半徑匹配法進行分析,在運用傾向值匹配模型驗證之前,需要對匹配是否滿足兩類假設進行驗證,表4和表5分別表示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檢驗結果。

表4 匹配前的平衡性檢驗

表5 匹配后的平衡性檢驗

通過表5匹配后的平衡性檢驗結果可知,半徑匹配后,每個協變量的標準化平均值差異均小于5%,甚至部分協變量的標準化平均值差異接近于0。從t檢驗來看,P值均大于0.05,說明實驗結果接受原假設,各組匹配后的協變量都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傾向指數擬合值的分布圖是對共同支撐假設的檢驗(見圖1),得知半徑匹配后處理組與實驗組之間呈現明顯的覆蓋和重合區域,組間有較大的共同取值范圍,說明兩組樣本在各方面特征已經相當接近,匹配效果較好。

2018年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接受高等教育選擇——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數

2020年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接受高等教育選擇——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數

2018年高等職業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選擇——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數

2020年高等職業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選擇——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數 圖1 匹配前后核密度函數

2.匹配結果與效應量

基于遴選出的協變量,依據傾向得分匹配模型對處理組與控制組進行匹配,并得出相應的傾向得分值。投資高等教育的相對回報可以由平均處理效應即ATT值獲得。本研究以近鄰匹配、半徑匹配、核匹配三種傾向值匹配方法得出匹配結果,重復100次計算穩健標準誤,結果見表6。

表6 傾向性得分匹配估計結果

表6的結果顯示,對樣本的自選擇問題進行控制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接受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均存在顯著的差異。第一,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總體高于未接受高等教育。模型的兩組匹配結果顯示,2018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處理效應高于未接受高等教育0.31～0.42;202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處理效應高于未接受高等教育0.25～0.35。數據結果說明,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但是從2018年至2020年出現了下降的趨勢。第二,投資高等職業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提高的作用低于投資普通本科教育。在控制了內生性因素后,2018年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比接受普通本科教育低0.18～0.22。2020年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比接受普通本科教育低0.20～0.27?？梢?相較于接受普通本科教育,接受高等職業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促進作用更小,因此還需要進一步發揮高等職業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促進作用。

以上結果說明,接受高等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提升具有一定作用,同時也僅討論了接受高等職業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與經濟回報之間的關系。事實上,當下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既與受教育程度相關,也受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故而,本研究將傾向半徑匹配模型得到的“傾向值得分值”以代理變量的形式納入明瑟收益方程中加以進一步分析。

(四)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回報率測算

為進一步考察我國勞動力市場特征下投資高等教育是否有助于增加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采用拓展后的明瑟方程來估計接受高等教育(相對于未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相對于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相對回報率。由此,本研究進行了分位數回歸,分別呈現接受高等教育和接受高等職業教育在10,25,50,75,90分位點上的相對回報率,旨在進一步呈現相對回報率在不同分位數上的差異性分布,回歸結果見表7。

表7 相對回報率的估計

由表7可知,在控制內生性問題后,2018年和2020年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對回報率分別是54%、42%,可以看出接受高等教育與未接受高等教育在收入上有顯著差異,接受高等教育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但是相比較兩年的回報率,2020年相對回報率下降了12%。此外,在10、25、50、75、90分位點上,兩年數據顯示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對回報率均呈現整體先升后降趨勢,但是在90%分位點上又有所回升。2018年各分位點上的相對回報率分別為84%、62%、40%、38%、43%,2020年各分位點上的相對回報率分別為52%、51%、31%、31%、41%,說明相較于中等收入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低收入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后更有助于促進個人收入的提升,而對于極少數的高收入新生代農民工作用也很明顯。

其次,2018年和2020年高等職業教育相對于普通本科教育的回報率分別是-22%、-28%。同時,2018年在10、25、50、75、90分位點上的相對回報率分別為-12%、-10%、-21%、-27%、-40%,高等職業教育的相對回報率呈現總體持續上升的趨勢;2020年各分位點上的相對回報率分別為-45%、-30%、-29%、-29%、-37%,回報率保持“兩端低、中間高”的分布趨勢?？梢?高等職業教育在不同分位點上的回報率均低于普通本科教育,特別是對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目前高等職業教育帶來的經濟效益十分有限。

四、研究結論

依托CFPS的調查數據,本研究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模型與拓展后的明瑟方程,聚焦于投資高等教育能否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增收的問題,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投資高等教育對提升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并具有廣泛的個體意義與社會價值。根據OLS回歸模型結果分析,接受高等教育為新生代農民工所帶來的收入回報率為42%～54%,說明高學歷為新生代農民工帶來更高的經濟回報。事實上,無論從教育的物質回報和非物質回報分析,接受高等教育對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個體發展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指出,教育不僅可以產生外部經濟效果,更為廣泛意義地在于擴大人的實質性自由[20],具體包括生命、身體健康、感覺、歸屬、對自身環境的控制等等。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相較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其健康狀況和工作滿意度指數分別高出7%和12%。因此,對于“新生代農民工是否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這一問題,決策者與研究者都應該樹立一種恰當的發展觀念。一方面,從新生代農民工個體自由的角度,判斷投資高等教育能否提升其生活的幸福度[21],拓寬其職業生涯發展的廣度與閾值;另一方面,從教育與社會結構關系的角度,支持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項有效的社會治理舉措。美國經濟學家皮奧里(Piore)曾提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LMS),將勞動力市場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受教育水平是影響勞動者能否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一個最主要因素[22],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進入主要勞動市場[23]。而新生代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受學歷等因素的限制,往往處于次級勞動力市場,工資低、工作環境和工作穩定性差,很難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而提高學歷是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沖破二元分割市場禁錮的有效方式,故鼓勵符合條件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是一個資源再分配和發展觀轉變的問題,高等教育促進社會公平的功能在此項舉措中被彰顯。

第二,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其收入回報率比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高22%～28%。究其原因發現,其一,普通本科辦學質量目前普遍優于高等職業院校。以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和師資質量作為參照指標進行分析,在經費投入方面,雖然按照高等教育類型的不同辦學標準,高等職業院校的辦學經費應高于普通本科學校,但根據《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得出,2015-2019年普通本科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分別是高等職業教育的1.63、1.67、1.68、1.73、1.79倍,高等職業院校的經費投入水平較低,是導致其教育質量普遍低于普通本科學校的主要原因;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高等職業院校的高級職稱教師占比遠低于普通本科學校,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最新數據,2019年普通本科學校的正高級職稱教師分別占教職工總數11.27%,而高等職業教育的正高級職稱教師僅占教職工總數3.52%,可見普通本科學校教師隊伍總體水平高于高等職業院校。另外,隨著國家政策紅利持續釋放,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努力向應用型本科轉型。在人才培養上,應用型高校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培養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為重要使命,調整優化學科專業,注重專業設置與產業鏈的銜接性,有效提升了應用型本科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擴大了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招生口徑,為我國新型職業農民培養和新生代農民工專業能力的提升發揮了顯著作用。其二,高等教育作為社會選拔人才的“篩選器”,使得企業主在篩選員工時往往會傾向于選擇優質學歷的人。一方面,依據于受教育年限的篩選。根據邁克爾·斯賓斯(Michael Spence)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的教育篩選理論可知,在雇主對求職者缺乏完全信息的前提下,受教育年限可以作為一種有效信號反映個體能力,幫助個體減少失業的風險,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雇傭效率[24]。由于普通本科教育年限目前大多高于高等職業教育年限,所以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具優勢,更容易獲得好的工作機會和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依據于社會認可程度的篩選。雖然高等職業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屬于兩種不同的高等教育類型,但社會普遍存在對高等職業院校的偏見,將其視為“次等教育”,具體表現在文憑認可度低、就業機會少、職業薪酬不高等方面。高等職業教育在差異化競爭中難以獲得與普通本科學歷相同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中,高職畢業生往往難以突破學歷社會的樊籠,獲得企業主的認可和選擇。由此,為進一步適應國家經濟改革和發展需要,助推全面鄉村振興,國家須進一步優化政策供給,實現高等職業院校與普通本科學校在資金投入方面的“同等待遇”,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結構和質量,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本科試點建設,同時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同度,增強高等職業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有效推動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應用型本科轉型,從而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學歷匹配度與崗位匹配值。

五、政策建議

在高質量發展目標的驅動下,經濟轉型、教育擴招與知識失業的機遇與風險并存,以管理和可遷移為主的高技能職業崗位和以人際服務和互動為中心的低技能職業需求均不斷增加,技能溢價的提升愈發明顯,即收入水平提升越發顯著[25],但是市場對中等技能崗位需求大幅下降[26]。因此,無論是出于推動產業發展還是促進個人進步考慮,支持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高等教育是幫助其徹底擺脫“輟學打工者”刻板印象[27],構建良好社會流動秩序、激發產業發展活力的有效手段,進而培育一批質量與特色兼具的新生代農民工勞務輸出品牌。

第一,優化制度設計,貫通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學歷提升通道。Thurow認為,勞動者通過加強教育投資,提高自身在勞動供給序列里的相對位置,獲取優質且稀缺的工作從而提升其收入水平[28]。我國針對農民工開展的非學歷型技能培訓覆蓋面已經較為廣泛,但是技能水平層次明顯較低,無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能力終身發展的訴求,故推動新生代農民工提升學歷是應然和必然取向。具體而言,做好分類教育管理工作。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專業選擇與實際需求分類、分級制定升學方案,構建應用型本科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職業教育、?？茖哟胃叩嚷殬I教育的銜接機制,打通“中職/普通高中-高職?？?職業教育本科/應用型本科”的新生代農民工學歷提升通道,深化高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改革,適當擴大招收中職、?？茖哟胃呗毊厴I生的比例,為新生代農民工接受更高層次教育提供多種學習和選擇可能。例如,新生代農民工可以通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或者參加統一的全國成人自考等方式提升學歷,同時還能以“互聯網+”為主要渠道,充分利用國家開放大學和現代遠程教育提供的優質資源,獲得更高層次的文憑。目前,根據《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從事第二、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分別為48.1%和51.5%,其中4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占49.4%,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因此,為進一步適應產業發展需要,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學歷層次和技術技能水平,應以高等職業教育為主要著力點,制定、完善高職擴招專項考試制度,允許各校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靈活組織與專業相關的職業適應性測試或職業技能測試,同時搭建學歷證書和職業技能等級證書互聯機制。另外,由于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結構裹挾著明顯的學歷符號,而非限制于不同技能水平的區分,這就導致高學歷勞動者供給量大于高技能工作崗位的需求量。因此,要探索通過水平測試等方式進行學歷教育學分認定,標準化認定、積累、轉換學習成果,同時嚴格按照我國學歷型教育的培養目標和要求管理教學全過程,嚴把教學質量關,將學歷層次符號合理轉化為技能水平信號。

第二,深化產教協作,夯實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人才培養質量。人才培養質量的夯實與人才訴求信息的及時流通是降低高學歷新生代農民工陷入過度教育與職業錯配雙重風險的有效策略,需要產教學研的深度融合與協同運作作為支撐。其一,在人才培養管理制度和培養體制方面,要本著共建、共享的原則,打破傳統單一人才培養主體向跨組織、跨系統多元主體管理轉變;其二,在培養模式上,以產業為引領,政、校、企資源共享、責任共擔、發展共管,按職業領域結構設計專門技能人才和專業技術技能人才銜接培養的專業目錄,課程標準與職業標準對接,教學內容與生產工藝對接,考核評價與業績評價對接;其三,搭建勞動力市場與教育系統溝通平臺,培育一批供需匹配、運作規范的產教融合服務組織,及時編制發布產業結構動態調整報告、行業人才需求報告,減少勞動力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其四,建立健全技術技能人才調查統計制度,通過統計報表和抽樣調查相結合,及時準確獲得技術技能人才相關信息,建立健全技術技能人才職業(崗位)需求預測、定期發布制度以及技能溝通與成果展示制度,引導技術技能人才的合理流動與信息交流。

第三,改善新生代農民工從學、就業環境,構建靈活有效的技術技能支持體系。鼓勵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接受高等教育,儲備未來產業技術技能人才優質人力資本還要搭建相應技術支持體系。例如,德國通過報紙、電視、網絡各種媒介,提高公眾對技術技能人才的認可度,形成了尊重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風氣,普通技工年薪可達到35000歐元,高水平的技術技能人才則是國家至寶,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對于我國來說,首先應借助各類媒介手段,提高公眾對技術技能人才認可度,如依托“技能中國”“世賽中國”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以及“技能中國行”“走基層、技校行”等線下主題活動,結合“工匠日”、世界青年技能日、高技能人才評選表彰、世界技能大賽等重點項目,選拔和宣傳一批優秀高技能人才典型,使“勞動光榮、技能成長”的觀念深入人心。其次,加快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建立科學、規范的職業分類體系,編制技術技能人才國家職業技能標準,制定技術技能人才職業資格證書,為開展技術技能型人才評價以及福利發放等工作提供依據。通過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制定技術技能人才標準等手段,形成鼓勵新生代農民工終身不斷進步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