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體系研究現狀與未來展望
——基于國內核心數據庫文獻的可視化知識圖譜分析

梁 超 楊武金

[提要] 思想文化是話語體系的靈魂,話語體系是思想文化的載體,建構與傳播中國話語體系是思想文化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強調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在黨中央政策理念的指引下,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成為國內學界重點關注的研究課題。以近25年來CSSCI數據庫收錄的有關話語體系的文獻為樣本,主要借助CiteSpace研究工具,從外部樣態、內部特征與研究熱點三個維度,對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現狀進行了系統考察。國內話語體系研究:整體處于上升趨勢,緊跟黨政動態、時事熱點,研究成果呈現出分化、擴展、創新的顯著態勢,但學科領域聚集單一、科研合作較為分散;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價值引領性與意識形態導向性,思想文化是話語體系建構與傳播的理論來源與重要內容,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與新時代的思想文化宣傳互為表里;研究熱點主要分為中國話語體系與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兩大類。未來,需充分挖掘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注重中西比較研究;深化基礎研究,重視話語體系建構的底層思維邏輯研究;重視加強協作研究,推動交叉融合、協同創新。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P.46)話語體系是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外在表達形式,是構成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元素。[2](P.230)思想文化是話語體系的靈魂,話語體系是思想文化的載體,建構與傳播中國話語體系是新時代思想文化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致力于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與中華文明影響力。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到,我們不斷深化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這些重要觀點,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是做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3]這些重要觀點也構成了建構與傳播中國話語體系的核心素材與內生動力?？梢哉f,建構與傳播好中國話語體系正是肩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一環。黨中央高度重視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強調創新對外宣傳方式。習近平總書記也總是運用富有中國特色的話語表達影響國內國際輿論,提出中國夢、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中國式現代化、“第二個結合”等原創性理念,獲得了國內國際廣泛認同,為話語體系建構與傳播指明了方向,起到了表率典范的作用。在黨中央政策理念的指引下,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成為國內理論界和學界重點關注的研究課題。

目前,國內關于話語體系研究的文獻述評大多是進行文本內容的分析,對論點加以綜述,指出研究存在的問題、個人觀點和未來展望。做到可視化計量分析的述評主要有:對外話語體系、行政話語體系、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以及話語權研究。還未有以話語體系研究為聚焦進行可視化計量分析的文獻述評。針對類型復雜、涉及學科領域寬廣的話語體系研究成果,僅對文獻文本進行綜述不利于客觀準確把握研究態勢,開拓比較分析的研究視野。為了進一步追溯話語體系研究的現狀、熱點及趨勢,總結其中規律,服務后續研究的開展,本文以近25年來CSSCI數據庫收錄的話語體系研究文獻為樣本,主要借助CiteSpace研究工具,從外部樣態、內部特征與研究熱點三個維度對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現狀進行系統考察,作出結論并進行未來展望。

一、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文獻計量學領域普遍應用的研究工具,本文主要運用這一軟件(6.2.R2版本)所具有的發文量統計、關鍵詞共現、關鍵詞聚類、合作網絡分析等功能總結國內話語體系研究文獻的特征、內容、熱點以及作者和機構的研究合作關系。同時借助CNKI文獻計量可視化功能,輔以大量的文獻閱讀,對近25年國內話語體系研究文獻進行系統呈現并加以分析。

二、國內話語體系研究外部樣態

(一)年發文量及趨勢

為了更為直觀呈現出國內話語體系研究年度發文趨勢,本文繪制了年度發文量及趨勢圖(圖1)?？梢园l現,從1998年12月至2023年5月,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發文量整體呈增長趨勢,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2006年)發文量較少,呈低穩態勢。文獻類型主要是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研究。第二階段(2007-2011年)發文量呈平緩上升的態勢。2008年,受經濟全球化影響,國內話語體系研究出現了范式轉型與話語變遷,致力于實現話語體系建構的與時俱進。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為回應時代挑戰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建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系的任務提上日程,尤其強調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在研究與論爭過程中,學界表現出對于學術話語體系的反省性、批判性與建設性的自覺,為后續話語體系研究鋪墊了良好的思維基礎。2011年初,話語體系研究的發文量較之前出現了明顯增長,主要聚焦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話語體系,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多元學科話語體系建設研究。第三階段(2012-2017年)發文量呈現快速增長態勢。2013年,習近平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4](P.162)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對外話語體系建構與傳播研究提上日程。2014年,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5](P.11),之后多次重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問題。2016年,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再次提及話語體系建設的問題?？傊?這一時期,從優秀傳統文化維度探索文化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建構、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下簡稱“三大體系”)等研究成果凸顯。第四階段(2018-至今)發文量呈現平穩態勢,但仍表露出持續增長、拓展上升的空間。2019年,習近平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這一時期,思想政治教育話語體系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2021年,中國共產黨誕辰百年,這一時期黨史黨建、不忘初心話語體系建構成為研究熱點。2022年,黨的二十大召開,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話語體系等研究成果凸顯。再次表明,黨政方針、政策理念、時事熱點等是理論界與學界的風向標,對學術研究起到政治引領、價值主導的關鍵作用。

圖1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年度發文量及趨勢

(二)高產出作者

識別高產出作者,利于揭露相關研究的學科背景及主要構成,把握其中的主流觀點,拓寬研究視域。本研究發現,話語體系研究發文量5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共8位(見表1),發文量最高的作者是施旭與鄧伯軍。其中,施旭在其被引次數最高的文章中提到,開拓“中國國家安全話語研究”是話語體系建設的關鍵一環[6]。鄧伯軍在其被引次數最高的文章中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問題,認為基于實踐的語言交往是實現創新的路徑[7]。發文量排名第2位的是李永進,其被引次數最高的論文提出,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為標志而初步建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實現了從馬克思主義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話語轉化[8]。

(三)研究合作

借助CiteSapce合作網絡分析功能,可以對發文作者和機構進行合作網絡分析。將經過標準化格式處理的文獻數據導入CiteSpace,設定相應參數:時間切片(Time Slicing)設置為1998—2023年,年度切片單位(Years Per Slice)設置為5,節點類型(Node Types)分別設置為作者(Author)和機構(Institution),生成了發文作者和機構的合作網絡圖譜。其中,圓形節點表示的分別是作者與機構,節點大小表示發文量多少,節點間有連線表示存在合作關系,連線粗細表示合作發文量多少。從圖2、圖3所呈現的整體樣態來看:發文作者和機構之間合作密度較小,合作關系并不顯著,在數量繁多的作者群或機構群中尚未形成合作關系網絡、學術共同體,少量合作關系主要介于師生、同機構或同地區之間。

CiteSpace合作網絡圖譜還對文獻所署的機構單位進行了統計,一般統計至二級單位。將發文機構聚焦至二級單位,有利于突出話語體系研究涉及的學科領域。本研究發現,發文量最高的二級單位前5名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CNKI文獻計量可視化給出的一級機構發文量前5名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見表2)。此外,筆者結合CNKI文獻計量可視化給出的學科分布結構,發現中國政治與國家政治、新聞與傳媒、高等教育、中國共產黨、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哲學是占比較高的學科類型,已占據總體學科分布的近50%,其中中國政治與國家政治學科類型占比超過20%。

圖3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發文機構合作網絡

表2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發文機構(TOP5)

三、國內話語體系研究內部特征

(一)高頻次被引文獻

高頻次被引文獻指的是某一研究領域內具有突出貢獻,被學者廣泛關注的文獻,論點一般具有權威代表性、啟發性與論證性。從表3可以看出,被引次數最高的文獻前3名,作者分別為顧培東、楊鮮蘭、吳曉明。其中,顧培東一文[9]被學者們廣泛引用,次數高達204,文章發表于法學領域的權威刊物《法學研究》,對于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參考價值。楊鮮蘭一文[10]發表于學科權威期刊《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被引用次數170,該文章針對“構建中國話語體系”開展研究,分析了難點與對策,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吳曉明一文[11]發表于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權威刊物《中國社會科學》中,雖然發表時間較早,但文章探討的是“三大體系”建設任務。這是目前黨中央高度重視的目標任務,是目前理論界和學界關注的重點課題。故此,謝伏瞻一文[12]僅發表3年,已被引用119次,充分說明“三大體系”建設是目前學界的研究重點與熱點。

表3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高頻次被引文獻(被引次數≥100)

(二)關鍵詞共現

關鍵詞是對研究主題與內容的高度凝練。關鍵詞共現圖譜中的圓形節點數目代表的是關鍵詞個數,節點大小表明的是關鍵詞出現的頻次(Freq)。關鍵詞的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通常表示關鍵詞的重要程度,數值越大,關鍵詞就越重要;數值大于等于0.1為高中介中心性,表示這類關鍵詞具有較高的關聯主題的能力。本文運用CiteSpace繪制了國內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4),并借助中介中心性計算(Comepute Node Centrlity)功能,得到了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的中介中心性數值。根據圖4可以看到,話語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中國特色、話語權、新時代、話語、意識形態、國際傳播、建構、習近平、文化自信等關鍵詞的節點較大,說明這些關鍵詞在樣本文獻中出現頻次較高。本文將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及其中介中心性匯聚于表4,以識別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頻次較高且中介中心度大于等于0.1的關鍵詞既是研究熱點,也具有聯系其他關鍵詞的紐帶作用。

圖4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

表4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高頻次關鍵詞及其中介中心性

(三)關鍵詞聚類

為了全面掌握國內話語體系的研究熱點,本文又進一步進行了關鍵詞聚類,聚類結果如圖5所示。從中首先可以看出,關鍵詞聚類圖譜的模塊值(Modularity)Q等于0.8442,遠大于臨界值0.3,表明聚類效果良好;平均輪廓值(Weighted MeanSilhouette)S等于0.9731,不僅大于臨界值0.5,且大于0.7,表明聚類結果令人信服。其次可以看到,關鍵詞聚類圖譜共生成了#0話語體系、#1學術體系、#2體系、#3政治話語、#4新時代、#5國際傳播、#6國家治理、#7中國特色、#8對外傳播、#9中國話語等10個規模較大的聚類。再借助CiteSpace的關鍵詞考察(Cluster Explorer)功能可以獲得聚類的詳細信息(見表5),其中剪影度(Silhouette)是用來表示類團成員之間的緊密程度或成員的同質性,剪影度大于0.7表明聚類程度良好,或者說類團成員之間比較類似;剪影度等于1則表示聚類效果最好。當聚類規模(Size)較小時,剪影度大小的參考意義不大。因此,本文列舉了規模較大的前10個聚類,每個聚類包括哪些成員有3種聚類算法,表5列出了陳超美教授最為推薦的LLR聚類算法結果。

圖5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

表5 國內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聚類信息(TOP10)

在參照國內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及詳細信息,閱覽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本文發現:話語體系研究與中國話語體系研究,存在大量重合的文獻。為了驗證這一點,筆者在CNKI文獻檢索平臺,運用高級檢索功能,在檢索條目框分別輸入“中國話語體系”作為篇名或關鍵詞或主題,來源類別選取CSSCI,時間范圍設置為不限,共檢索獲取了1998年12月30日—2023年5月5日的1263篇文獻。檢索發現,話語體系研究文獻樣本基本覆蓋了中國話語體系研究的文獻。借助CiteSpace繪制中國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圖6)和關鍵詞聚類圖譜(圖7),與圖4和圖5分別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類圖譜之間存在高度相似性?？梢哉f,國內話語體系研究基本是在進行中國話語體系的研究。而用“中國話語體系”檢索不到的話語體系研究文獻,多是重視程度不夠、逐漸被邊緣化的內容。比如,關于西方話語體系的研究,如對“西方自由民主話語體系”的探討[13];中西話語體系對比研究,如生態翻譯學與西方翻譯理論話語體系的比較研究[14];話語體系建構的思維邏輯研究,如話語體系建構中的思維方式研究[15];話語、話語體系的本質屬性、發展趨勢與功能研究[16]等。故此,運用“話語體系”進行檢索不僅能發現研究熱點,也容易發現被忽視、邊緣化的研究成果。

對于混凝土結構，分析時通常關注結構是否處于不利的受拉狀態，尤其是非直接受壓區域，借助有限元軟件，能夠通過最大主應力直觀判斷出結構拉壓狀態，若結構主應力為拉應力，則應結合各個方向應力狀態，采取針對性改善措施；同時，在結構直接承壓區域通常重點關注結構最小主應力，以避免出現局部壓潰、開裂現象。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本文從錨固區橫向應力、豎向應力、縱向應力及主應力多方面進行分析。計算均采用國際單位，應力值正值為拉應力，負值為壓應力。由于模型中未考慮普通鋼筋影響，計算應力值較實際結構應力偏大，重點關注應力變化趨勢。

圖6 國內中國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

圖7 國內中國話語體系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

四、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熱點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熱點分為兩大類:中國話語體系研究和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具體內容的細化分析。

(一)中國話語體系研究

中國話語體系研究的熱點、重點內容主要包括:其一,中國話語體系類型分支研究。本文認為,中國話語體系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式現代化等重大話語體系,或為這類話語體系的直接表述,如韓慶祥[17]、楊鮮蘭[10]、劉勇等[18]等學者用中國話語體系表述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有時加以互用;形成了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優秀傳統文化話語體系等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話語群,其間存在大量交叉融合的共通性、同構性內容,又可進一步加以分化。但總的來說,中國范疇下不同領域、類型的話語體系分支都包容在“中國話語體系”這個核心范疇之內,涉及哲學社會科學、思政、文化傳承發展、文藝理論、新聞傳播等各個領域。比如,中國話語體系包括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又包括哲學、法學、文學、經濟學、藝術學、教育學等一、二級學科話語體系。

其二,政治話語研究。政治話語是中國話語體系的重中之重,話語權是國家軟實力的體現。習近平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闡釋,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斗,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19](P.317)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治國經驗與治理智慧的話語體系主要凝結于中國特色的政治話語體系之中。比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等政治理念;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政策方針等,是建構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國政治話語體系,提升中國話語權的核心元素與理論支撐。同時,政治話語體系的建構又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密切相關,也是建構中國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話語體系的重中之重?？傊?政治話語研究是目前的熱點內容,緊扣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這個首要政治任務。

其三,“三大體系”建設研究。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目標指向,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使命任務,在其指引下,不同學科“三大體系”建設研究成果不斷出現。例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三大體系”研究成果多見,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進一步的學科拓展、深化與交叉研究。如,政治學與民族學兩大學科的交叉融合:青覺提出,民族政治學作為對人類民族政治現象進行理論探索的專業性科學理論體系,它脫胎于民族科學與政治科學,是二者交叉研究與專業化研究的理論成果[20];民族政治學在學科體系建設、基礎理論研究、研究方法體系建設以及服務中國民族政治發展上成績斐然,形成了一個身份獨特的學科[21]。在哲學學科領域,馮俊探討了如何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三大體系”[22]。除了一級學科,哲學二級學科的相關研究成果也較為多見,如張志剛探討了宗教學話語體系的建設[23]等。此外,文學、歷史學、教育學、藝術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的“三大體系”建設研究成果也較為常見。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完善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如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24](P.345)目前學界對于習近平講話中提及的10余種學科的“三大體系”建設研究取得了豐富成果;對于二級學科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較為熱門的學科領域。例如,在哲學二級學科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倫理學等“三大體系”尤其是話語體系建設的研究成果較為多見,且出現了拓展性研究,如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儒學倫理學話語研究成果。但是,外國哲學、邏輯學“三大體系”建設研究成果則相對少見。整體來看,在建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總目標的指引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其所屬的學科領域進行了大量探索,充分說明“三大體系”建設是目前的研究熱點。

其四,理論內涵——演進邏輯、功能價值、難題困境——建構路徑的研究論式。目前,國內話語體系研究成果大多采用此類研究、論述范式,對話語、話語體系、中國話語體系進行概念澄清與內涵界定;分析話語體系的生成邏輯、價值意義或面臨的困境;提出消解困境的對策與建構路徑等。一般來說,在中國話語體系的生成邏輯、內涵來源研究中,學界普遍認為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來源、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守正創新以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發展過程中的經驗啟示。如,肖光文、李曉瞳提出,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話語體系建構的生成邏輯中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科學指導以及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百年演變[25]。吳超、張燁提出,優秀傳統文化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不可或缺的文化語境與修辭基礎。[26]在中國話語體系的功能價值研究層面,學界普遍認可中國話語體系具有促進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塑造良好中國國際形象、助力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建設、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等功能價值。中國話語體系的建構路徑與對策是學者們最為重視的研究內容,從不同角度和切入點進行了方法論層面的論證探索。當前,學者們提及最多的建構路徑主要包括:秉持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核心理論話語指引;充實立足中國生動實踐的詮釋話語;打通契合優秀傳統文化的表述話語;尋求與現代傳媒相適應的傳播話語;激活扎根人民生活土壤的話語資源;精心構建面向世界的對外宣傳話語[27]。

(二)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研究

對外話語體系是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建構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升國際傳播能力與效能,增強國際話語權是目前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的首要任務。新時代新征程,尤其面對國際格局和大國關系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等情形,加強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意義深遠、責任重大。學界對于中國對外話語體系進行了廣泛研究,對外話語體系、國際傳播話語體系以及中國話語體系的對外傳播等是目前的研究熱點。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同樣涉及多元學科領域,但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是其核心價值引領;推動中華文明、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展示中國國家形象以及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是其重心所在,始終未變。目前,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研究論式,也主要從內涵、價值、問題、策略維度展開。

內涵要素研究,旨在厘清話語體系、對外話語體系的相關概念,進行內涵界定,為后續研究的開展鋪墊理論基礎。如,孫吉勝所提到的,對外話語體系是一個系統,涉及對外交流的具體語言、話語內容、對外話語主體、媒介、傳播平臺及傳播效果等諸多方面,這些因素缺一不可、彼此間又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國家形象構建、國際話語權提升和國家利益維護[28]。目前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涉及多元要素與載體,尤其是認為優秀傳統文化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話語注入了精髓與動力。圍繞“一帶一路”倡議進行對外話語體系研究的成果也較為豐富,普遍認為這條造福各國、惠及世界的“幸福路”同時也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重要交流通道,為中華文化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新的契機。

功能價值研究。對外話語體系的功能價值,主要是指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生發出的作用與效能。李寶貴、劉家寧提出的中國特色國際中文教育話語體系的功能價值包括:促進中華語言文化海外傳承與傳播;塑造良好中國國際形象;助力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建設;助力提升中文國際話語權[29],這幾種功能價值不僅國際中文教育話語體系具有,也是優秀傳統文化、文藝理論等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彰顯中國之美的價值意義所在。盧靜提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話語體系的功能價值:服務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國際戰略;引導世界秩序變革方向;促進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展現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30]。劉再起、王蔓莉認為,“一帶一路”將顯著提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權;將深刻變革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體系?？偟膩砜?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說明中國;闡釋好中國特色,展現良好國家形象,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團結凝聚更多朋友;為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提供輿論支持等是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建構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功能價值,但其中存在將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功能價值與建構路徑混用的情形。

建構與傳播策略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大多采用分析困境與提出對策的研究論式。如,孫吉勝認為,國際輿論場對中國仍存在根深蒂固的誤解和誤讀,一些國家無理打壓中國媒體和媒介,針對中國的負面信息經常攪動世界輿論,使中國不時面臨國際話語和輿情壓力。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在多層話語內容、多樣話語風格、多元話語主體、多維話語平臺等諸方面協力塑造良好國際話語和輿論環境,增進各國相互信任、團結合作,共同應對風險挑戰[28]等對策路徑。專門針對建構與傳播策略進行研究的成果同樣最為常見,總的來看,學者們提出的對策路徑集中于: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努力在國際輿論場中站穩中國立場,形成中國表達;借助主流媒體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支持;堅持用事實說話,反映中國視角,提出中國方案;平等交流,在互動交流中實現傳播效益最大化等。雖然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的研究對象不盡相同,但這些策略之間具有交叉性、同構性及經驗互鑒性,這主要是基于建構中國對外話語體系使命職責的驅動作用:將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五湖四海,促進中西文明交流互鑒;展現中國形象、提升國際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增強國際影響力等。

五、研究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研究結論

第一,國內話語體系研究整體處于上升趨勢,緊跟黨和國家政策方針、時政熱點、時代課題等動向。如年發文量及其趨勢表明,發文量與政策方針、工作任務、重要講話精神等黨政動態、時事熱點有著緊密關聯。研究成果呈現出分化、擴展、創新的顯著態勢,出現了多元學科領域諸類話語體系的創新成果,但學科領域聚集單一、科研合作較為分散。從高產出作者的學科背景與研究方向來看,主要集中于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其次為新聞學、教育學、民族學。作者及所屬機構之間的研究合作關系并不顯著,尚未形成合作關系網絡、學術共同體。在研究機構分布中也出現了與高產出作者所屬學科和單位分布情形大致相當的現象,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這類機構發文量和內部合作關系較多;學科領域仍主要集中于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新聞與傳播學?？梢哉f,話語體系本該具有跨區域、跨國界、跨學科,研究脈絡交織的本質特征。然而,目前相關研究成果并未實現廣泛協作、交叉融通,仍主要集中于規模較大、比較熱門的學科領域,研究合作關系、平臺區域呈現單一化。

第二,國內話語體系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價值引領性與意識形態性。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傳播力與影響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重視思想文化的宣傳工作,這是影響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現狀及其演變的主導性因素。話語體系建構與傳播研究具有明確的中華文化傳播、文明交流互鑒的責任使命。此外,中國特色、國際傳播、對外傳播、文化自信、意識形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等關鍵詞是國內話語體系研究的熱點、重點,具有聯系融貫其他關鍵詞的紐帶價值或潛力。再次表明,思想文化是話語體系建構與傳播的理論來源與重要內容,話語體系是思想文化的載體;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與新時代思想文化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兩者互為表里。因此,話語體系建構與傳播研究現狀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表明思想文化宣傳的研究現狀。

第三,國內話語體系研究文獻基本覆蓋了中國話語體系研究的文獻,可以說,國內話語體系研究主要是在進行中國話語體系與中國對外話語體系研究。而西方話語體系;中西話語體系比較;話語體系建構的底層思維邏輯以及話語、話語體系的實質內涵、本質屬性、發展趨勢等研究重視程度相對不夠,逐漸被邊緣化。然而要增強中西文明交流互鑒能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亟須了解與吸收西方話語體系的合理內核,進行中西比較研究,從中理解西方民眾的思維方式與價值理念,才能實現有效的交流與傳播。因此,這些逐漸被邊緣化、重視程度不高的研究成果同樣具有現實意義,須臾不可忽略。

(二)未來展望

第一,充分挖掘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堅持守正創新,在“第二個結合”的深入研究中滋養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實現面向未來的話語體系創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1](P.45),這是加快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必由之路。習近平文化思想也為構建與傳播中國話語體系指明了科學方向。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彰顯中華民族精神標識、價值立場、思維邏輯的話語體系。立足于此,才能真正讀懂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3]。中華經典文獻是中華文明話語體系的載體,立足經典文獻,從史料典籍、經典案例中追溯中華文明話語體系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脈絡,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有機結合,同人民群眾日用不覺的共同價值觀相融通,同西方價值觀念、思維邏輯相比較,才能不斷創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賦予話語體系鮮明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立足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探索中華文明話語體系與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深度耦合,才能從根本上推動“第二個結合”。此外,中華民族有著輝煌的話語走出去的歷史,甚至影響到歐洲,助力西方社會的發展進步;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者“走出去”的傳播史亦為新時代中國話語體系傳播、思想文化宣傳提供了經驗鏡鑒?？傊?需要回歸到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中,深耕優秀傳統文化,汲取中華先民的智慧和經驗,尋找利于新時代話語體系建構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同時,緊跟時代之變、實踐之需,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不斷突破話語體系研究范式,創造屬于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第二,加強協作研究,推動跨學科、跨區域、跨平臺交叉融合、協同創新。哲學社會科學不同學科或學科內部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離的共通部分,不同學科領域學者研究同一個問題,能夠有效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現象。不同學科之間也存在鮮明的差異性,建構學科話語體系既要找到共性,也需觀照個性,從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這個總目標出發,由大到小、由遠及近,確定建構不同學科、專業話語體系的交叉融合點。在不斷進行學科專業分化的同時進行優化創新,協調改善熱門學科過熱、冷門專業過冷的現象,實現跨學科領域的協作交流,實現多元學科話語體系、知識體系、思維方法的共研、共建、共享,為中國話語體系建構與傳播提供學理支撐。比如,舉辦跨學科學術研討會,突破區域國家、學科平臺的限制,搭建中西話語體系研究國際合作平臺、創新研究智庫,鼓勵智庫學者在國際知名媒體、高端論壇和學術刊物發表文章、接受采訪、發聲亮相,提升中國學術話語的影響力。此外,互聯網已經成為人民群眾接受信息、傳播信息、發聲表達的主渠道,成為思想文化宣傳的主陣地、主戰場。需科學把握互聯網傳播的客觀規律,重視互聯網技術、大數據開發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對話語體系的建構與傳播,實現感性與理性、技術與理論、網上與網下、使用與治理的協作創新,指引話語生成與傳播的正確方向,用正能量、主旋律的話語感召、輿論引導人民群眾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與道德觀念。

第三,深化基礎研究,重視話語體系建構的底層思維邏輯研究。當前,話語體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論方法、對策路徑的探討,而對于話語、話語體系的概念大多只作簡單澄清與界定,鮮有觸及其本質的深入研究。比如,學者們普遍認可,毫無邏輯的符號構不成話語體系,思維方式與邏輯規則是話語體系建構的底層基礎,話語體系合乎邏輯才能具備說服力與傳播力。但深入的研究成果卻相對少見。講清楚中國道理,既要“有理說得出”,也要“有理說得清”,講理、說理需要思維邏輯的強大支撐。因此,需要鋪墊中國話語體系建構的底層邏輯,彰顯中華民族的獨特思維方式。另外,所有科學都必須應用邏輯,邏輯學是一門研究思維邏輯規律、規則的科學,是工具性、基礎性的學科。目前哲學一、二級學科都在探索“三大體系”建設中取得了較多的研究成果,邏輯學“三大體系”建設研究相對薄弱。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同時指出,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冷門學科[24](P.345)。因此,未來需重視加強這類學科專業“三大體系”的建設研究?？傊?在未來的話語體系研究中,需進一步強化本質屬性尤其是思維邏輯的研究;既要加深中國底層的思維方式、邏輯思想的研究,也要比較、借鑒西方的思維邏輯。這對于建構對外話語體系,中國話語、中國道理進一步為西方民眾所接受,實現中西文明交流互鑒實為必要。

第四,注重中西比較研究。比較研究致力于搭建交流互鑒的橋梁,是實現“有理說得出”與“說了傳得開”的重要途徑。中西比較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是兩者存在共通性,但目前的研究大多自覺從自身的思維邏輯出發,研究如何讓世界聽清中國聲音、中國道理。當下需要著重思考的是,貼近不同區域、國家、群體受眾的話語體系精準傳播策略。研究中西話語體系的共通領域,了解西方民眾話語表達及其背后的思維邏輯與價值觀念,是貼近群體受眾,增進中國話語、中國道理、中國理念被西方民眾理解、接受的重要思路。迎合受眾需求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沒有民族性與階級性的人類思維邏輯是溝通連接中西方的橋梁領域。當然,中西語言文字、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亦存在巨大差異甚至矛盾張力。中西比較研究正是要在尊重兩者個性的同時探索共性、化解矛盾,架起中西話語體系交流融通、互補共進的橋梁。比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被中國人民接納并生根發芽,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存在高度耦合,契合了時代的需求與中國人民的呼聲?？傊?新時代建構中國對外話語體系,需要了解西方民眾的呼聲需求,探索在西方語境、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下西方民眾如何理解中國話語體系,思考如何把中國道理講得通,讓中國話語體系徹底說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