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識生態理論的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維度與要素構成研究*

■ 劉春艷 謝學勤

黑龍江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哈爾濱 150080

1 引言

2015 年，中共中央辦公室、國務院辦公室發布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通過研究公共政策和戰略問題，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服務的科研機構。截至2020 年，我國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工程學院等8 家智庫連續入選《全球智庫影響力評價報告2020》百強智庫榜單[1]，但我國新型智庫由于建設時間較短，在服務能力、信息資源建設、服務內容與策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2]。作為典型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機構，新型智庫應該通過加強知識管理能力，提高知識創新水平，推動服務創新，最終實現向各級政府決策部門提供有助于決策的思想產品的核心功能。

如今，知識管理已進入以知識協同為標志的第三發展階段，即協同知識管理，其強調多個協同主體參與知識活動，通過知識交換轉移來解決問題或者創新，實現知識的增量和增值。將協同學融入新型智庫的知識管理中，對智庫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探究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的維度與構成要素，可以快速提升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進而推動新型智庫的快速發展和高水平成果產出，有效破解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難題和應對全球性復雜問題。

1.1 文獻綜述

關于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包括四方面。

（1）新型智庫知識管理理論相關研究。徐曉虎等[3]指出，智庫核心競爭力由知識獲取、共享、轉移、創造、應用等能力構成，并建立了智庫為政府服務過程中的知識轉移和知識整合模型；殷小語等[4]基于知識協同理論提出智庫型機構知識庫構建策略，促使機構知識庫和智庫互相促進發展。

（2）新型智庫知識管理系統相關研究。智庫知識管理系統包括結構化的知識庫體系、知識發布查詢平臺、政策解讀平臺，該系統可以促進智庫產出高水平成果[5]；鄒婧雅等[6]搭建集成性的信息管理系統以提升技術創新能力，最終促進智庫的管理效率；刁羽等[7]指出，高校圖書館可通過構建重點學科微知識庫，搭建學科微知識管理系統，推進高校圖書館實現智庫情報服務。

（3）基于知識管理的新型智庫建設相關研究。鄧理[8]提出通過提升組織效能、加強知識共享與轉移驅動力、制定組織激勵系統、搭建知識網絡、構建新型智庫運行體系與建設路徑，為新型智庫發展提供新思路；周笑梅[9]提出新型智庫發展應積極回應大數據時代要求，推動新型智庫信息平臺基礎設施整體升級，制定并實施涵蓋政府、智庫、企業及社會的互聯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識管理及數據庫網絡。

（4）新型智庫知識管理與知識服務關系的相關研究。智庫應該以知識管理來提升知識流動，進而驅動知識服務創新[10]；申靜等[11]構建了數據驅動的主動型、精準型和客戶自主型3 種智庫知識服務流程優化框架，可以幫助智庫有效應對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挑戰，提升自身工作效率和知識服務水平。

目前新型智庫領域協同知識管理的研究與實踐相對較少，特別是缺少對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維度劃分與構成要素的探索。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是新型智庫在知識活動過程中采取一定的技術和手段，協同各個知識主體駕馭和利用內外部知識資源及其他資源的綜合能力。這些能力對新型智庫高效發揮建言獻策、理論創新、輿論引導、人才儲備、公共外交、社會服務等功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準確辨識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的維度與要素構成并使之有效發揮作用等問題，均值得去研究和完善。

1.2 理論基礎

知識生態學是主要關注和研究人、知識創造過程與知識環境關系的學科,知識生態系統是由人、信息、靈感、洞察力和組織能力構成的自組織系統。其中，知識工作者，作為有機體在知識生態系統中彼此相互作用，并與知識環境相互影響；信息、思想和靈感相互融合，且相互吸取營養，系統中的知識、靈感、思想越豐富，其知識創造與創新力也越強。知識生態概念在學術界界定繁多，但研究者們在構成要素方面達成了共識，將其分為知識主體、知識資源和知識環境三種類型。大部分學者對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的研究或是基于知識流動角度[12-13]，或是基于知識利用角度[14-15]，但是無論側重哪一方面，大多局限于知識資源本身而忽略了知識主體和知識環境。因此，本文將知識生態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引入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的研究中，嘗試從知識主體、知識客體和知識環境3 個角度，對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的維度進行界定和劃分，并分析各維度的具體構成要素。

2 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運行模型

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過程中，涉及的知識主體、知識資源及知識環境共同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知識生態。其中，知識主體包括參與知識協同的各類新型智庫，企業、黨政機關、高校、科研機構等組織，以及各組織機構的工作人員，其直接從事協同知識管理活動；知識客體是指知識協同系統中以顯性或隱性形式存在的各種知識資源，高質量的知識資源是知識協同的必要條件；知識環境包括組織架構、組織文化氛圍、基礎設施等方面。在基于知識生態理論對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的維度進行界定和劃分之前，本文確定了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的運行模式（圖1），探究知識主體、知識客體和知識環境在知識生態系統內部如何發揮作用。

圖1 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運行模型Figure 1 Ecosystem operation model of new-type think tank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大數據時代，用戶對知識的需求更注重關聯性、邏輯性和整體性，任何一個主體都難以獨立進行知識的有效采集和處理，需要各組織機構協同，密切、有序地配合完成知識管理活動。組織協同方式可以是新型智庫與不同信息服務機構跨部門、跨組織的協同合作，也可以是新型智庫與政府、企業等客戶間的協同合作。協同合作的組織可以通過員工培訓與賦能、人才交流與引進等培養協同知識管理人才，也可以提高自組織能力，進行無界化發展建立協同知識管理平臺。

知識資源在組織協同過程中流動，受知識勢差的影響，知識擁有者通過協同知識管理平臺與知識交換轉移機制將知識傳遞給接受者，知識接受者結合現有的知識基礎和具體情境，獲取新知識納入自身知識結構，進行消化、吸收與整合，通過應用與創新產生契合用戶需求的知識成果。在此期間，需要注意保護核心知識與技術。新型智庫在知識獲取、整合、轉移和應用等一系列知識管理進程中，完成了接受任務、分析需求、協同工作、產生成果等工作。

新型智庫進行協同知識管理不僅需要知識資源和專業人才，還需要知識處理系統、數據庫等基礎設施，和諧包容進取的組織文化，以及優化的工作模式、管理機制等組織架構的支持。這些要素創造了良好的知識環境，為知識主體順利進行協同知識管理活動提供了氛圍、場景和物質條件等極大的支持，能夠促使知識資源創新增值和知識技術更迭發展，促使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不斷提升。

以知識主體活動為主線、以知識資源為基礎、以知識環境為保障，三者進行生態聯動、相互作用，形成了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系統的運行模式。在戰略協同、組織協同、資源協同和制度協同四個協同機制的保障下，新型智庫與其他知識主體在同一戰略目標下開展活動，在良好的知識環境中利用知識資源產生知識成果，高效、準確地完成建言獻策、咨政啟民、人才儲備、國際交流、社會服務的使命。

3 基于知識生態理論的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維度與要素劃分

3.1 知識主體視角

作為協同知識管理的主要參與者，各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中承擔著分析、傳遞和創新知識資源，提供決策信息和智慧服務等重大責任，需要具備宏觀的知識體系、強大的學習能力和專業的技術。新型智庫不僅與合作組織進行深入交互合作，還會對員工進行培養以提高員工協同能力。因此，從知識主體角度，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劃分出協同管理能力，其包含組織協同管理能力和員工協同管理能力兩個要素。

（1）組織協同管理能力。組織的行為意愿和行為表現對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的運行具有重大的影響。組織之間深入交互合作，不僅能夠降低監督成本，促進知識主體間的協作創新行為，而且能夠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進而提高組織創新績效[16]。在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中，組織協同管理能力主要體現在發展無界化、建立協同體系、提高自組織能力等方面。

（2）員工協同管理能力。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中的關鍵知識往往掌握在員工手中，而員工頭腦中的隱性知識作為一種重要資源，已成為組織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優秀人力資源的管理直接影響新型智庫的產品和服務。在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中，員工協同管理能力主要體現在員工培養與賦能、人才交流等方面。

3.2 知識客體角度

知識客體即知識資源，是協同知識管理的基礎。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的價值和穩定性受到知識生產效率和質量的影響，智庫的決策支持能力必須以獲取優質的信息資源作為保障。因此，從知識客體角度，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劃分出協同知識能力，其包含協同知識獲取能力、協同知識整合能力、協同知識轉移能力、協同知識應用能力和協同知識保護能力5 個要素。

（1）協同知識獲取能力。知識獲取是知識管理的基礎。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獲取新知識的效率。新型智庫只有源源不斷地獲取有價值的新知識、新技能，才能提供更好的知識服務。協同知識獲取能力體現在對新型智庫內部和外部的知識資源進行定位、搜尋、吸收等方面。

（2）協同知識整合能力。要想增加知識價值，必須注重知識整合。在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中，新型智庫與其他組織協同工作需要整合不同來源的異質性知識，將其內化到自身知識體系中，才能發揮整體最大化效能。知識整合能力體現在知識融合、重構和編碼等方面。

（3）協同知識轉移能力。知識轉移能夠搭建起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內外溝通的橋梁，縮小個體或組織間的知識差距，促進共同發展。知識發送者借助有效的傳輸渠道將知識傳遞出去，而知識接收者根據自身知識情境獲取、吸收新知識，這才算是一個完整的知識轉移過程。因此，知識轉移能力體現在知識傳遞和知識吸收兩個方面。

（4）協同知識應用能力。對知識的應用是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運行的關鍵與最終目的。新型智庫進行協同知識管理是為了更好地應用知識發揮建言獻策、咨政啟民的作用。知識獲取、整合、轉移均是為了知識應用，最終實現知識的功能與價值。知識應用能力體現在知識創新和知識運用兩個方面。

（5）協同知識保護能力。知識保護能力不僅有利于知識積累，而且是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安全運行的保障。法恩登(Ifinedo)[17]基于交易成本理論，認為比競爭對手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來保護有價值的知識資源是組織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知識保護能力體現在知識存儲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

3.3 知識環境角度

新型智庫的組織結構、組織文化、基礎設施等服務于知識主體和知識客體，為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順利運行提供了氛圍、場景和物質條件等支持。因此，從知識環境角度，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劃分出協同支持能力，其包含組織結構協同支持能力、組織文化協同支持能力和基礎設施協同支持能力三個要素。

（1）組織結構協同支持能力。組織結構可以將組織戰略目標轉換成與生產經營活動相融合的體系制度，對組織日常工作和業務進行指導與協調，合理調配各種資源。通過構建靈活、機動的組織結構，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可以有效提升運行效率，降低運行成本。組織結構支持能力主要體現在創建協同知識管理機制、管理流程、專業分工等方面。

（2）組織文化協同支持能力。組織文化是組織中人們共同遵守的信念、規章制度和價值觀，融于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所創建的社會聯系情景中，能夠為生態系統中個體知識和群體知識的創新提供條件。組織文化的支持能力主要表現在建立激勵機制、容錯機制、合作信任保障機制等方面。

（3）基礎設施協同支持能力。完善的基礎設施是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運行的物質基礎和保障，能夠極大程度地降低生產要素流動的摩擦，提高生產率。協同知識管理生態系統運行強度越大、速度越快，則對基礎設施的要求越高?；A設施的支持能力主要體現在信息處理系統的性能、信息技術掌握能力、數據庫建設水平等方面。

4 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維度與要素的定量研究

4.1 問卷設計與發放

本文參考國內外學者設計的成熟量表，根據實際研究情況進行適當修改，建立了測量體系，用于確保研究量表的可靠性。協同知識管理能力測量量表如表1 所示。

表1 協同知識管理能力測量量表Table 1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Measurement Scale

問卷設計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以新型智庫——龍江振興發展研究中心、黑龍江省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東北亞研究院等智庫的學術咨詢部、項目管理部、信息中心、顧問委員會等部門工作人員作為調研對象，通過線上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樣本數據。問卷的發放時間為2021 年12月至2022 年3 月，共收回347 份，剔除漏答、態度不端、答題時間過短等無效問卷后，最終獲得有效樣本數310 份。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用于檢驗上述題項的設計是否合理。首先進行KMO 和Bartlett 檢驗，KMO 值大于0.9，表明問卷非常適合進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度檢驗卡方值的顯著性水平P小于0.05，球形檢驗顯著，表明變量之間具有較好的相關性。

各個題項的因子荷載系數如表2 所示：A4、A5、A7、A13、A20、A24、A25、A26 等8 個 題項的因子載荷系數小于0.5，且不僅僅只歸屬于一個因子。其原因可能是題項設置不合理、與維度相關性不強，屬于無效題項。

表2 旋轉成分矩陣Table 3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剔除無效題項后，根據旋轉成分矩陣判斷各題項的因子歸屬。其中A33、A34、A36、A35屬于“基礎設施協同支持能力”；A29、A30、A32、A31 屬于“組織文化協同支持能力”；A14、A15、A16 屬于“協同知識轉移能力”；A17、A18、A19 屬于“協同知識應用能力”；A21、A22、A23 屬于“協同知識保護能力”；A8、A9、A10 屬于“協同知識獲取能力”；A3、A2、A1 屬于“組織協同管理能力”。A6、A11、A12、A27、A28 脫離了原來的維度，歸屬于同一因子，其中A6 體現了對員工隱性知識資源的管理與整合，A11、A12 體現了對顯性知識資源的歸納與整合，A27、A28 體現了對組織隱性知識資源的架構與整合，因此，將這些題項劃分到“協同知識整合能力”。

修正后的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量表最終劃分為協同管理能力、協同知識獲取能力、協同知識轉移能力、協同知識整合能力、協同知識應用能力、協同知識保護能力、組織文化協同支持能力、基礎設施協同支持能力8 個要素。

4.3 信度分析

檢驗結果表明，各題項的校正項總計相關性均大于0.5，各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大于0.8，并且每個題項刪除后的α 系數值均不高于該維度整體的α 系數，這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4.4 驗證性因子分析

結構效度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量表的各項擬合度檢驗指標均達到了標準，因子結構驗證通過。聚合效度檢驗結果顯示，各題項的因子載荷系數均大于0.7，則說明題項對其所屬維度的解釋能力較強；各維度的平均方差提取量均大于0.5， 組合信度均大于0.7，則說明量表聚合效度理想。

表3 結構效度檢驗Table 3 Structural validity test

5 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煉出新型智庫協同知識管理能力的3 個維度，即：協同管理能力、協同知識能力和協同支持能力，具體包括組織協同管理能力、協同知識獲取能力、協同知識整合能力、協同知識轉移能力、協同知識應用能力、協同知識保護能力、組織文化協同支持能力和基礎設施協同支持能力8 個要素。這些要素均通過了信度檢驗和驗證性因子檢驗。

新型智庫不能只重視知識資源，同樣要認識到知識主體和知識環境在協同知識管理中的重要性。進行分類管理，時刻關注知識主體、客體和環境的變化。

（1）從知識主體角度，新型智庫不僅要在部門間有序協同開展合作工作，還要加強與其他機構間的合作聯系。例如，邀請政府官員作為相關專項的顧問指導，或者與高校、企業進行項目合作，以增強協同管理能力，實現優勢互補、互惠共贏。

（2）從知識客體角度，新型智庫可以通過強化協同知識獲取能力、加強有用知識識別能力、提高精準化捕獲所需知識的能力等措施，提升協同知識獲取能力；通過重視人才動態化調配、優化資源優化管理、進行知識體系劃分下的特有資源建設、制定合理且具實踐性的制度及流程、職責分工設置明確具體等措施，強化協同知識整合能力；通過增強員工間以及機構間技能經驗共享意愿、增強新技術知識學習能力等措施，提高協同知識轉移能力；通過加強開發新產品和新服務能力、加強提供最佳決策能力、降低犯錯風險能力來等措施，強化協同知識應用能力；通過知識資源維護定期化、知識載體形式多樣化、知識保護技術高新化等措施，提高協同知識保護能力。最終，提升整體協同知識能力和協同知識管理的效率。

（3）從知識環境角度，新型智庫要形成和諧包容的組織文化和工作氛圍，激勵員工經驗共享與知識創新；通過完善辦公設備、引進先進信息技術與系統、豐富數據庫資源等手段提供良好協同工作環境，進而提升協同支持能力。

本文取得一些研究結果，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實證研究使用的部分量表由國外的量表翻譯而來，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和工作習慣等方面存在差異，在資料和數據的收集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誤差，對研究結果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響；本研究采用線上問卷收集的方式對智庫工作者進行調查研究，樣本數量不夠多、地域分布不夠廣，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有待加強。

為了讓研究更加科學嚴謹，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未來研究可以結合中國的文化背景開發或選擇符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特點的量表進行實證研究；擴大問卷采集范圍和樣本數量，按具體的智庫類型進行樣本采集，設定相應的采集比例，分別針對不同區域進行調查研究，使研究結論更具針對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