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及東盟立場的認知分析

■ 張衡

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廈門 361021

1 前言

自從特朗普政府把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大國”并把中國看成競爭對手[1]以來，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就成了世界政治的一個熱點話題和背景性因素。拜登政府上臺之后，延續了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政策①美國拜登政府于2022 年10 月發表的新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中國稱為唯一的競爭對手。[2]，使中美戰略競爭不會在短期內結束?；诖?，東盟地區由于其地理位置，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一個關鍵節點，中美雙方為了避免在戰略競爭中處于劣勢，均需要與東盟加強合作[3]。在與東盟加強合作的過程中，對東盟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的政策傾向的研究必不可少。

新加坡作為東盟地區的一個重要國家，被許多媒體譽為“東盟的大腦”[4]。東盟的許多政策、規劃的最初方案均來自新加坡的智庫，如《東盟憲章》的制定[5]。鑒于新加坡及新加坡智庫在東盟地區的重要地位，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的認知，可以作為觀察東盟政策傾向的一個窗口。通過對新加坡智庫關于中美戰略競爭的認知分析，研究在中美戰略背景下東盟的大致立場，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東盟及東南亞地區的政策走向，對未來中國發展與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 智庫樣本選擇及代表性文獻

2.1 智庫樣本選擇

新加坡雖是東南亞地區的一個小國，在國家發展上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加坡精準地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即作為東盟智囊，更多地依靠智力處理國家間的關系。這使新加坡在東盟中的地位可以比肩其他東盟大國。在此過程中，新加坡的國際問題智庫發揮著特殊的作用[6]。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本文選取了新加坡的4 所智庫作為資料獲取對象，分別為國防和戰略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②2015 年后東南亞研究所更名為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本文皆簡稱東南亞研究所。、東亞研究所和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

選取這4 家智庫的主要原因有2 個。第一，這些智庫均為新加坡的頂尖智庫，在地區乃至世界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選的4 所智庫，有3 所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20 年全球智庫報告》中的“全球頂級智庫（非美國）”榜單上榜，其中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排第26 名[7]。在“南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智庫（除印度）”榜單中4 所智庫均上榜，且排名靠前，其中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排第1名，國防和戰略研究所排第3名[7]。在“全球外交政策與國際事務頂級智庫”榜單中，國防和戰略研究所、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和東南亞研究所上榜，且國防和戰略研究所排第57 名[7]。第二，這些智庫均對中美戰略競爭的相關議題有所研究，能夠為本文提供足夠的材料支撐。

2.2 涉中美戰略競爭問題代表性成果綜述

從文獻來源上看， 本文以“US-China”“US-China contest”“US-China competition”“Strategic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Great power competition”作為關鍵詞，在相關智庫網站進行檢索。為了降低漏檢率，本文不僅通過多組關鍵詞進行檢索，而且對相關智庫網站成果展示欄目下的文獻進行了篩選。對所獲取的文獻逐篇閱讀分析，根據所檢索文獻觀點的完整性、相關性、代表性、可獲得性及可分析性，最終篩選出了39 份具有代表性的文獻。從文獻類型上看，本文所篩選的文獻不涉及相關學者在智庫之外發表的著作或其他作品，所選中的39 份文獻均為智庫網站公開發表的智庫報告、智庫評論及新聞報道。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本文所選文獻更能代表相關智庫的認知傾向。從文獻發表的時間上看，這39 份文獻發表的時間主要分布于2018—2022 年期間，具有較強的時效性，因此觀點更加具有現實意義。從文獻的主題上看，這些文獻主要關注的主題是和中美戰略競爭議題直接相關的領域，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本文分析的集中性和準確性。

從作者身份上來看，這些文獻的作者主要是相關研究所的研究員以及一些大學教授，觀點具有一定的學術可靠性。從作者的來源上看，這些文獻的作者不只有來自新加坡的，還有來自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如林丹霞、阮德福是越南的學者，廖振東是馬來西亞前政要。這些文獻還涉及了中國和美國的相關學者，如北京大學教授查道炯、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羅伯特·薩特。在如此多元的作者背景下，這些文獻的觀點更為多維、全面，且更加具有價值和影響力。

新加坡智庫涉中美戰略競爭問題的文獻匯總見表1。

表1 新加坡智庫涉中美戰略競爭問題的文獻匯總Table 1 Summary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及東盟立場的主要認知

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的認知內容主要包括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原因、走向、行為、影響以及東盟及地區國家立場的認知。這些認知內容呈現出了一種以東盟地區為中心的傾向。在此傾向的影響下，新加坡智庫主要關注點不在于中美緣何進行戰略競爭以及中美戰略競爭走向，而在于中美戰略競爭會對東盟及地區國家產生何種影響，以及東盟及地區國家對中美戰略競爭應該采取何種立場。

3.1 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原因及走向的認知

中美戰略競爭的原因及走向，并非新加坡智庫關注的重點。因此，只有少數的一些文獻有所涉及，并且觀點也比較單一。

3.1.1 對中美戰略競爭原因的認知 從整體上看，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的成因的分析主要是從中美兩國國內的因素進行分析。首先，有些智庫學者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有著深厚的根源，是美國國內深思熟慮的結果。達爾吉特·辛格[8]認為中美競爭并不是因為一位總統的心血來潮，而是得到美國兩黨大力支持的產物。肖恩·納林[9]進一步指出美國社會各部門、兩黨均支持與中國競爭對抗以及約束中國，這反映了美國希望維持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其次，有些學者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是中美對國際秩序不同的愿景導致的。威廉·肖恩[10]認為，美國正在自由國際秩序的庇護下加強同其伙伴之間的盟友關系，而中國倡導一種亞洲方式，以鞏固其地區大國的地位。因此，兩國對地區秩序的不同愿景導致了中美在不同領域的競爭。最后，有些學者認為這場競爭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認知和誤解的結果。比拉哈里·考西坎[11]認為美國政治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如推行民主和實用主義外交政策，導致了中國對美國意圖的懷疑，同時，美國也不理解中國的改革措施。這種相互誤解，導致中美沖突的發生。

3.1.2 關于中美戰略競爭的走向的認知 新加坡智庫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走向的認知上具有較大的一致性，主要是從中美貿易戰的延續時間、惡化程度為視角判斷中美戰略競爭的走向。首先，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戰略競爭不會在短期內結束。比拉哈里·考西坎[11]認為在未來可以期待一個多極體系，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會持續。薛功[12-13]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會長期存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以中美競爭為特點的地緣經濟驅動的世界秩序。穆罕默德·法扎爾·阿卜杜勒·拉赫曼[14]進一步認為中美之間的和解空間很小，未來中美軍事外交關系會更加緊張。其次，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會走向“冷戰”或“新冷戰”。廖振東[15]認為未來世界可能進入某種兩國集團或“G2”結構，即中國和美國在地區和全球層面分享權力，但兩個大國不必重蹈“冷戰”時期大國競爭的覆轍。比拉哈里·考西坎[11]更是指出當前的中美競爭和冷戰的相似之處只是表象，稱之為“新冷戰”是從根本上歪曲了中美關系的本質。最后，有些智庫學者認為，在中美戰略競爭中，中美兩國均難以實現各自的目標。曾志釗·亨里克[16]認為中國試圖在東南亞建立滿足地緣政治利益的“友好后院”，短期內不會實現。比拉哈里·考西坎[11]也認為美國和中國均不可能完全實現其戰略目標。廖振東[15]更是認為美國在未來不得不接受中國崛起，中國在未來也不得不接受美國仍然在相當長時間內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

3.2 對中美戰略競爭中中美兩國行為的認知

對于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中美兩國的行為，新加坡智庫關注的主要是戰略競爭背景下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進行的外交活動。

關于中國在東南亞的外交活動的認知中，新加坡智庫的觀點呈現出一種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具體包括三方面。第一，新加坡智庫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外交活動的目的是對抗美國。例如，曾志釗·亨里克[16]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外交活動的目的是打造一個“友好的后院”，以確保東南亞地區國家不被美國或其他敵對的外部勢力用來對抗中國。薛功[12]則認為中國可以利用東盟的中心地位減輕中美競爭帶來的挫折，一個中立不那么敵對的鄰國可以鞏固中國的地位。黎良福[17]也認為中國尋求加強與東南亞各國以及整個東盟的關系是為了拉近與東南國家的關系或者使東南亞國家在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第二，新加坡智庫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與中國在經濟上的合作對東南亞國家有利，但同時表達了對中國影響力增強的擔心。例如，法拉·納丁賽斯和佘詩蘭[18]認為與中國緊密的經濟聯系肯定會使東南亞地區受益，但是對更密切的政治安全的利弊無法確定，也會加劇東南亞地區國家對經濟依賴中國所導致的戰略自主性下降的擔心。第三，有些智庫學者認為中國在東南亞外交活動中應該考慮東南亞國家自身的情況及利益。例如，廖振東[15]認為中國如果不了解東南亞國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中國與該地區接觸的能力將受到限制。黎良福[17]也認為中國應該謹慎對待中國在東南亞的一些舉措。

關于美國在東南亞外交活動的認知中，新加坡智庫則表達了一種引入美國平衡中國影響的愿望，具體包括兩方面。第一，有些學者認為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在下降，并表達了對東盟國家在美國外交中地位下降的擔心。羅伯特·薩特[19]認為美國在東南亞的外交受到許多的限制，同時，中國的競爭使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持續下降。黃氏河和伊恩·斯托里[20]認為拜登政府執政前期忽視了對東南亞的外交。格倫·恩和黃氏河[21]則進一步表示美國官員不應該忽視東南亞和東盟對印太地區的重要性。第二，新加坡智庫學者普遍認為應該加強和美國之間的軍事和經濟合作，以制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尼克·比斯利[22]認為大多數國家的愿望是保持圍繞美國軍事力量優勢的穩定戰略平衡，以應對崛起的中國。肖恩·納林[9]也指出東南亞國家希望美國繼續在地區進行軍事和經濟活動，以制衡中國。

從上述對中美兩國在東南亞活動的認知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智庫是從東盟及東南亞地區的利益出發進行分析，最終目的是維護東盟及地區國家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的利益及中心地位。因此，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中兩國在東南亞外交活動的認知中明顯地呈現了防范中國、拉攏美國的意圖。

3.3 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影響認知

本文選擇的新加坡智庫基本上都認為東南亞是大國競爭的舞臺，因此，雖然這些智庫也認識到了中美戰略競爭會產生世界性的影響，但是這些不是新加坡智庫學者的分析重點。他們分析的重點主要是中美戰略競爭會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造成什么樣的影響。綜合本文選擇的文獻可以發現，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會在外交、經濟和安全3 個方面對東盟產生影響。

3.3.1 中美戰略競爭對東南亞地區外交產生的影響

新加坡智庫的主要觀點是中美戰略競爭會對東盟及地區國家外交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首先，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會導致以東盟為中心主導的一些外交機制遭到侵蝕。黃氏河和馬爾科姆·庫克[23]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會使規模更小、更具有排他性的外交機制變得更有吸引力，從而使東亞峰會這樣以東盟為中心的多邊外交平臺遭到侵蝕。其次，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之間激烈的競爭使東盟和東南亞國家更難對中美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肖恩·納林[9]認為中美戰略競爭將使東南亞國家面臨選邊站的壓力。羅伯特·薩特[19]更是認為中美戰略競爭將導致東南亞和東盟面臨所謂的中國主導的風險，使一些重要的東南亞地區國家與美國保持牢固的關系，以維持自身的民族權力。最后，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會引起中美對東南亞的爭奪。黎良福[17,24]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外交活動是意圖加強與東南亞各國乃至整個東盟的關系，使這些國家在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中保持中立，而美國則試圖拉攏東南亞國家站在美國一方。

3.3.2 中美戰略競爭對東南亞地區經濟的影響 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會使東盟國家從中獲益，但是也認為這種好處是有限的。例如，林丹霞和阮德福[25]認為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會使越南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越南也需要謹慎行事，避免成為中國的出口轉運點。西蒙·泰等[26]提出，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對東盟的好處是有限的，貿易戰的發展會使東盟經濟體面臨一系列短期、中期和長期風險。由于中國和美國是東盟最大的兩個貿易伙伴，兩國互相傷害的意圖會對東盟的經濟產生連鎖反應。

3.3.3 中美戰略競爭對東南亞地區安全的影響 新加坡智庫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會對東南亞地區的安全造成一些挑戰。首先，中美戰略競爭會對東盟既有地區安全架構造成挑戰。尼克·比斯利[22]認為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挑戰下，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一些國家正在探索新的、以非東盟為中心的小規模多邊平臺，如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④這一名稱由澳大利亞（Australia）、英國（the United Kingdom）、美國（the United States）的英文縮寫組合而成。）和四方安全對話，并試圖以這些機制實現其地區的安全目標，這使東盟在安全區域主義中的中心地位下降。威廉·肖恩和伊恩·斯托里[27]認為，AUKUS給東盟敲響了警鐘，使得東盟需要在安全問題上更加積極主動。其次，中美戰略競爭會導致一些地區熱點問題加劇。伊恩·斯托里[28]認為中國對美國在三沙市南沙群島的航行自由做出更強有力的反應，清楚地表明中美戰略競爭會加劇南海的局勢。威廉·肖恩[10]則認為，因佩洛西于2022 年8 月訪臺而導致的臺海局勢緊張，更是中美之間大國競爭的危險升級，也凸顯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危險。

3.4 關于東盟對中美戰略競爭的立場認知

關于東盟對中美戰略競爭的立場，新加坡智庫的學者擁有較為一致的看法，即從東盟和東南亞地區的利益出發，確定東盟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的立場。他們認為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東盟不應該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而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維護自身的利益。

首先，大部分學者認為，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東盟應該保持其中心地位。例如，譚見生[29]認為在中美戰略競爭成為新常態的背景下，要讓東南亞地區保持包容和穩定，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東盟的中心地位。西蒙·泰等[26]認為東盟國家不應該被迫選擇一方，而應該表明自己的立場，其中東盟中心問題是關鍵[26]。

其次，有些學者認為東盟應該主動管理大國政治。穆罕默德·法扎爾·阿卜杜勒·拉赫曼[14]認為東盟是外交上最大限度地減少大國沖突的最佳選擇。東盟應該更加大膽和積極主動地管理大國政治，將東盟定位為緩解沖突的一個途徑，明確其平臺不是推動大國零和博弈的平臺。黃氏河和馬爾科姆·庫克[23]認為東盟需要讓東亞峰會成為一個讓大國在必要時競爭和在可能時合作的平臺。

最后，另有些學者認為東盟應該在中美戰略競爭中保持平衡，不偏向任何一個國家。肖恩·納林[9]認為東南亞國家希望美國作為一個主要的安全和經濟參與者繼續參與該地區的事務，并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尋求平衡，與此同時，他堅決反對東南亞國家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進行選邊站。比拉哈里·考西坎[11]認為在面對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和更加具有交易性的美國時，沒有一個國家會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任何國家均沒必要把利益集中在中美其中一個之上。西蒙·泰和杰西卡·沃[30]則直接表明在戰略層面東盟國家必須響應美國的“印太”概念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東盟不應該做出選擇，而是應該繼續與兩者接觸。

4 對新加坡智庫觀點的總結

4.1 新加坡智庫觀點的特點及成因

新加坡智庫觀點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的認知是以東盟中心的立場出發的，因此，既沒有對中美戰略競爭本身做過多的論述，也沒有從世界政治的角度看待中美戰略競爭，甚至也沒有從新加坡自身去看待中美戰略競爭。形成這種特點的主要原因可以從新加坡智庫自身的定位、新加坡政府的支持和東盟在中美戰略競爭的位置三方面進行考慮。

首先，新加坡智庫自身的定位。本文所選擇的新加坡4 所具有代表性的智庫基本上均以東盟或東南亞地區所在的區域作為研究重點。其中，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以東盟為研究重點，旨在提供國際事務和推動環境可持續性發展問題的政策分析[31]。國防與戰略研究所的定位是研究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發展，促進對新加坡及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和防務問題的了解和興趣[32]。東南亞研究所更是致力于成為研究東南亞地區地緣戰略、經濟環境、社會政治、安全以及經濟趨勢和發展的領先研究中心[33]。雖然東南亞研究所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問題，但是也把中國和東盟的經濟關系作為研究重點[34]。

其次，新加坡政府的支持。從國土面積和人口上看，新加坡盡管只是一個小國，卻從不甘于僅僅是一個“被領導者”。新加坡政府將智庫作為其實現地區“軟領導”的重要幫手[35]。20 世紀70、80 年代，東盟在調整、鞏固的過程中，產生了政策分析上的需求。新加坡智庫在其政府的支持下，積極地參與東南亞及東盟的治理，并且為東南亞區域治理做出了突出的貢獻[35]。因此，新加坡智庫對國際重大問題的關注，主要是從東盟或地區視角出發。

最后，東盟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的位置。佘詩蘭[36]認為，東南亞是中美大國競爭的舞臺，這是由東盟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東盟地區與兩國的關系所決定。格倫·恩和黃氏河[21]認為東盟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十字路口，這使其在中美之間具有能夠塑造該地區戰略話語的重要性。這樣的地理位置也使東盟地區成為美國印太戰略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關鍵地區。此外，中國和美國還是東盟最大的兩個貿易伙伴[26]，這使東盟若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不利于東盟自身的戰略自主性。因此，新加坡智庫的學者通常以東盟及東南亞為中心去思考中美戰略競爭問題。

4.2 新加坡智庫觀點的影響及啟示

如前所述，本文選擇的4 家新加坡智庫均在《2020 年全球智庫報告》中上榜，這說明新加坡智庫具有一定的世界和地區影響力。因此，新加坡智庫的這些觀點不僅可以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產生一定的影響，也可以為中國的智庫建設乃至中國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交提供一定的啟示。

4.2.1 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影響 首先，這些觀點會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影響。一方面，新加坡被譽為“東盟的大腦”，東盟的很多政策、規劃的原型均來自新加坡智庫。有些研究更是指出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著治理戰略的獻策者、治理政策的解讀者、治理合作的參與者以及治理人才的培育者的作用[35]。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政府對新加坡智庫的重視，來自新加坡不同部門的政府官員也會與新加坡智庫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系。目前，新加坡的一些前政府要員到智庫任職似乎已經成為行業慣例[37]。此外，新加坡智庫能夠邀請到許多國外的政要出席其相關的活動[5]。如習近平主席曾于2015 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演講，該活動就是東南亞研究所主辦的[6]。與政界的密切聯系使新加坡智庫對相關政策的把握更為敏感和準確。鑒于新加坡在東盟的地位及新加坡智庫在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的這些作用以及其和政界的聯系，新加坡智庫的政策解讀和政策觀點會不可避免地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交決策產生一定的政策影響。因此，新加坡智庫關于中美戰略競爭和東盟立場的觀點，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對待中美戰略競爭及對中美兩國的政策。

其次，新加坡智庫的觀點會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輿論產生一定的影響。一方面，這是由于新加坡智庫扮演著一種政策解讀者的角色，他們通過發布智庫報告和各種評論文章及其他的研究成果，對相關國際政治現象進行解讀。例如，本文所選取的案例文獻屬于公開發布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新加坡智庫的學者來源多樣。據研究，新加坡智庫并不刻意地培養人才，在需要對某個國別或者某個領域進行研究時，一般是雇傭該領域的專家或者直接從所涉及的國家雇傭學者[6]。這使新加坡智庫的學者來源具有一定的國際性。此外，新加坡智庫經常就相關的議題開展研討會和舉辦一些相關的論壇。例如，2021年舉辦的“2021年區域展望論壇——后冠狀病毒時代世界中的權力、政治和政策”[38]。新加坡智庫在針對國際現象研究解讀上的這些行為，不僅可以給學者和公眾提供一個思想交流的平臺，也可以通過自身的政策解讀以及相關學者的影響力對東盟乃至世界的輿論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新加坡智庫對中美戰略競爭及東盟立場的分析，可能會在東盟乃至世界上形成一種支持東盟地區在中美戰略競爭中中立和尊重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中立的輿論氛圍。

4.2.2 對中國的啟示 新加坡智庫關于中美戰略競爭及東盟立場的相應的觀點及其特點和影響力，可以對中國產生以下兩點啟示。

第一，對中國智庫建設的啟示。本文通過文獻分析發現，新加坡智庫沒有把分析的目光聚焦于本國或者某一個國家，而是根據自身國家發展的定位，把分析的落腳點定位到以東盟和東南亞地區為中心上。這可以為我國智庫的建設過程提供一定的參考經驗，即智庫的建設中首先要從國家發展的目標定位出發研究分析問題，在智庫建設中要具有一定的地區乃至國際視野。

第二，對中國與東盟及東南亞地區國家在外交上的啟示。從本文的文獻分析中可以發現，東盟國家十分珍視自身的獨立地位，且堅持在中美戰略競爭之中保持一種中立的位置。因此，有些智庫觀點表露出了對中國在東南亞外交活動的一種不信任感。面對這些質疑，首先，我國可以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的公共外交，對我國的外交政策進行解釋，以增進新加坡乃至東南亞國家民眾對我國政策的理解。其次，我國應加強對新加坡智庫、媒體涉華輿論的追蹤研究及趨勢研判，以增加對東南亞國家的了解，為消除涉華負面輿論、引導正確輿論提供保證。正如廖振東認為的那樣，如果不了解東南亞國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那么中國與該地區接觸的能力將會受到限制[15]。只有了解了東南亞地區國家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的訴求和擔心，才可以更具有針對性地開展與地區國家的外交活動，從而為發展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國家的關系奠定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