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確定性背景下智庫共同體的實踐探索
——基于OTT 智庫會議主題的分析

■ 盧柯全 李剛 葛子豪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南京 210000

1 OTT 智庫會議基本情況介紹

OTT（On Think Tanks）智庫會議由OTT 智庫平臺主辦，每年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智庫機構、學者、政策企業家和智庫資助者提供了一個交流經驗、展示研究成果、共同制定并應對挑戰的解決方案以及建立或加強新舊伙伴關系的機會[1]。每年度OTT 智庫平臺會根據其自有開放智庫名錄開展對相關數據的統計和調研，以此確定該年度OTT 智庫會議的主題。自2017 年起，OTT 智庫平臺開始系統性地推動南北半球智庫的對話與交流。因此，基于OTT 智庫會議主題的分析對于了解全球智庫關心的熱點問題具有一定代表性。

1.1 智庫研究的熱點與變遷

從2017 年至2023 年，OTT 智庫會議已經成功舉辦了四屆線下和四屆線上會議，通過最佳實踐系列和社交媒體為智庫之間交流經驗和實務提供了寶貴空間[2]。根據歷年會議主題，按照年份和會議主題關鍵詞的內容，本文梳理了2017—2023 年OTT 智庫平臺中智庫所關心的熱點議題內容，并根據關鍵詞的關聯程度繪制了關鍵詞網絡圖（圖1）。根據圖1 可以發現，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交流（communications）等關鍵詞居于網絡圖中間位置，說明會議主題高度聚焦發展中國家的智庫建設情況，并努力就南北半球智庫的對話提供幫助。神經科學研究成果（neuroscience）作為2023 年的最新會議議題，被提出可用于補充循證決策中的社會情感分析，在圖1 中可清楚地發現相關的話題關聯較少。

圖1 OTT 智庫會議2017—2023 年全部會議主題關鍵詞網絡圖Figure 1 OTT think tank conference theme keyword network from 2017 to 2023

從2017 年第一屆OTT 智庫會議圍繞“研究與發展”主題展開討論后，討論的主題逐年深入到智庫的具體運行建設與對智庫公信力、透明度的重視。在智庫建設較為完備的當下，智庫開始積極討論如何更有效地嵌入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就社會運動、性別和多樣性等問題展開討論。近年來，隨著疫情的發生，數字化轉型、倫理問題和成果質量控制被提上了日程。智庫開始就如何恢復和提升影響力，加強政黨、媒體和私人部門的關系展開深入研究，特別是關于在2023 年全球政治不確定性背景下的智庫應對策略和防范措施，詳見表1。

表1 OTT 智庫會議2017—2023 年會議主要關注點Table 1 Main focus points of OTT think tank meetings from 2017 to 2023

1.2 會議議程的設定與亮點

2023 年，OTT 智庫會議以“智庫與政治不確定性”主題為中心，同時就“當今世界的不確定性”“新的確定性——多極世界中的證據和影響”“駕馭政治不確定性：前瞻性思維的重要性”“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化下的智庫戰略”等分項主題確立了近20 項的會議議程，并就當前熱點的人工智能技術在解決政治不確定性挑戰上的機遇與瓶頸展開了深入研討[3]。

相關的議程、議題由OTT 智庫平臺2022 年智庫行業調研報告得出，即當前阻礙全球智庫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資金募集及政治不確定性難題，分別占多項選擇結果總數的67%和51%。美洲包括美國、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有更多的智庫預測情況會惡化，而非洲智庫則恰恰相反，持有更多的樂觀態度[4]。其他挑戰包括組織彈性的衰減、溝通與參與的缺乏以及新冠疫情所帶來的長久影響。然而，不同地區對政治不確定性和籌款困境的態度并不相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智庫表示悲觀，而美國、加拿大和歐洲智庫雖然持有悲觀態度，但分別有53%和63%的智庫預計規模會增長[5]。

同時，多元的參會代表保證了本文主題分析在全球智庫層面具有一定代表性。2023 年線下會議共有102 位參會嘉賓，其中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嘉賓共有45 位，并為秘魯、烏干達等國家設定了專門的議程。會議在與會嘉賓的邀請以及議程設定上均凸顯了加強南北、南南智庫合作與交流的特征；會議采用了主題演講加分組會議的形式，無論是何種形式，與會的嘉賓均可與發言人進行深度的互動與交流，并且在不同主題會議期間安排了較長時間的咖啡、午餐休息時間，以便于參與者進行更多的非正式交流和關系建設。

2 政治不確定性對于全球智庫的沖擊

由圖1 可以發現，“政治不確定性”作為2023 年OTT 智庫會議的主題，在政治極化、智庫可信度、公共辯論等方面給智庫帶來了明顯的沖擊與挑戰。

2.1 政治不確定性的類型

政治不確定性不等于政策不確定性，雖然兩者從字面上看是相近的，但是政策不確定性（policy uncertainty）只是政治不確定性（political uncertainty）的一個方面[6]。政治不確定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定義：一方面，是對機構和決策者穩定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對經濟政策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7]。

根據政治不確定性的定義，政治不確定性體現在以下三種情況：國內的政治動態、市場和經濟條件以及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6]。首先，國內的政治動態的不確定性通常涉及政權的穩定、政策立法的變動以及公眾輿論的波動等。這種不確定性可能對國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產生深遠影響。其次，政治不確定性也可能源于市場和經濟條件的變化，諸如經濟衰退、疫情影響等均可能導致政治環境的不穩定。這種不確定性可能對股市、外商直接投資、匯率、國際貿易、油價和黃金價格等產生影響。最后，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變化也可能引發政治不確定性。例如，國與國之間的緊張關系、貿易沖突、戰爭等均可能導致政治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可能對全球政治格局、國際貿易、能源價格等產生深遠影響?！岸頌鯖_突”的爆發正是近年來政治不確定性的顯著表現，其對歐盟能源經濟政策以及俄羅斯國內的政局穩定均產生了極大的沖擊。

2.2 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

復雜的政治不確定性給智庫帶來了全面的挑戰，不僅是研究對象、研究范式的革新，也帶來了針對智庫自身價值、定位的沖擊。政治不確定帶來的挑戰主要包括市場經濟條件和政治極化帶來的影響，具體表現為自然資源限制、政治多極化以及貧富不均。

首先，是自然資源限制。開放社會基金會代理執行董事戈蘭·布爾迪奧斯基（Goran Buldioski）[8]認為，有限的資源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世界各地的政策研究與制定。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正面臨干旱，而富裕地區必須考慮到移民和農業變化。對于智庫來說，這意味著從過去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轉向氣候敏感型的分析框架。然而，智庫并非政策制定者，只能推動政策制定者去考慮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因此，智庫必須在相應的政策分析框架中將環境作為參考的必備要素。

其次，是政治多極化。智庫為了保障其資金來源，選擇向資助者宣揚的政治主張妥協。例如，美國的智庫可能通過改變分析視角來強化國家認同，并同時淡化對于國內的批評以確保國內捐贈者的訴求。而政治多極化又加速破壞了智庫獨立性與政治性的微妙平衡，實際上，智庫可能決定最好的選擇是完全切斷獲得外國資金的機會。從好的方面來看，多極化保留了智庫多樣性，挑戰了國際金融機構和新自由主義倡導者的陳舊地位，擴大了研究領域和政策選擇的范圍。隨著地緣政治進一步影響國內政治，安全、外交政策和地緣經濟專家將成為每次討論的焦點。智庫可能成為國內辯論及具體政治和社會分析方面的地緣政治“看門人”。

最后，是貧富不均。貧富不均加劇了政治多極化的消極影響，這是因為智庫必須謹慎行事，以成為資本迎合特定政治或精英利益的推手。過去40 年來，世界范圍內財富和收入不平等以及財富集中度急劇增加。在歐洲，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卻擁有61%的財富，這一比例在美國為70%，在俄羅斯為75%，在巴西為79%[9]。特別是當個人可以購買整個社交平臺或媒體時，智庫的公益屬性可能被濫用，成為保護財富和影響力的更大生態系統中的工具[8]。貧富不均與財富聚焦，帶來了話語權上的爭奪。因此，智庫在選擇資金來源時，除了應提倡基于循證的政策解決方案或包容、開放、大膽的社會理念外，還應進一步擴大思想和價值共同體，以實現捐贈者與智庫在議題設定方面的同步與共識。

除了傳統的政治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外，AI 與神經科學就技術層面給智庫帶來了全新的挑戰，特別是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的影響，以及對數據驅動的過分追逐，可能導致原有扎實的專家驅動型研究模式被取代。在數據表達方面，由于選用了大數據樣本，邊緣或特殊群體的公共訴求與辯論可能被扼殺。然而，人工智能對于智庫來說并不一定是壞消息。大型語言模型可以執行簡單而繁瑣的研究任務，將更復雜的設計和政策制定留給研究人員。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改善監管，并為智庫提供更多圍繞新興技術進行創新的空間，尤其是政治領域的研究，必須對神經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實施跟蹤。舊有的循證科學研究范式不應被放棄，將基于證據的研究與情感科學相結合可能帶來嶄新的分析視角。不同的分析視角將會為智庫帶來全新的敘事方式，特別是在政治技術層面，智庫需要考慮將信息技術、情感科學等技術手段融入輔助政策制定的工作流程中。

3 政治不確定性下國際智庫共同體的重塑

政治不確定性作為一種系統風險，難以通過提升智庫自身的風險防范能力來化解。智庫在面對政治不確定性時，除了需要更新研究方式與技術方法外，更應尋求合作機會擴大研究領域，并在原有的學術共同體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實踐交流合作。例如，在經費問題上嘗試聯合籌款，并在議程設置上與捐贈者盡可能地達成一致，使資助者與智庫能夠保持一致的研究方向與政治主張。然而，隨著政治不確定性的進一步加強，民粹主義的興起、地緣沖突的加劇使智庫的獨立性、公益性等特征遭遇了挑戰。智庫在當前全球政治不確定性下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如何確定運營模式與資金來源、如何調動公眾參與政治討論，以及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如何開展智庫聯盟的合作成為重要議題。

3.1 智庫運營模式與獨立性的沖突

智庫的獨立性與智庫的資金來源有著密切的關系，智庫的資金來源可能影響其研究的方向和結果。因此，保持資金來源的多樣性和透明性是常規狀態下智庫保持獨立性的重要方式。智庫的運營模式不僅僅取決于智庫的資金來源，也取決于智庫的使命、定位以及組織模式。在討論國際智庫時，往往將運營模式等同于商業模式。一般來說，智庫的議程應與智庫的目標相掛鉤，并與其組織商業模式和融資策略相關。擁有核心資金的智庫往往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以橫向合同或咨詢業務而生的智庫往往更多地以需求為導向[10]。然而，由于政治極化，原有的西方民主價值觀共識正在喪失。在這一系列政治不確定的挑戰下，智庫開始對自身的獨立性和非營利性特征產生了質疑。

智庫機構概念與職能的認知錯位導致了智庫運營模式與智庫獨立性之間產生了裂隙。歐洲大學研究所全球政策研究主席黛安·斯通（Diane Stone）[11]認為，智庫存在于學術界和政治界的交匯處，并且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非政府組織的范圍中，以在思想產業與政府部門之間搭建橋梁。然而，學術界和政治界之間的界限是不穩定的，智庫與非政府組織、專業協會和咨詢機構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明顯。雖然對智庫概念的認知差異性并不一定是壞事，但是過多地強調智庫的職能而非機構屬性，會導致智庫在運營模式與獨立性的認知方面產生分歧[12]。如何界定智庫的角色與責任？如果將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智庫轉變為營利機構會有什么影響？是否智庫轉向營利，擁有核心資金才能使智庫更加專注于自身的使命，而不用費心去實現資金的來源多樣化？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新右翼智庫的出現，代表了一種僅通過支持或加強其議程方式來明確黨派觀點并獲得資助的新模式[13]，這也解釋了為何外國智庫評估樂于就智庫的財務透明度進行評測。受托人的姓名和隸屬關系應該發布在智庫的網站上，而且幾乎總是如此，缺少任何此類信息都是智庫可能在隱藏自身價值導向的危險信號，表明對智庫的社會治理實踐可能存在問題。對于那些被點名的受托人，人們可以在網上找到與其有關的信息。同樣地，智庫在組織模式上也應該盡可能多元化。例如，董事會應包括來源于企業、學術界、媒體等，兼顧保守派和進步派，擁有全球和國內經驗的多元化主體。受托人應該具有大致相似的成就水平，而不是由一兩位資深、隱性的領導者占據主體地位。主要捐助者出現在董事會也是一個信號，表明分析師可能在其分析方法和結論方面面臨壓力。智庫資金的捐助者來源是了解組織內部權力所在的有效途徑，與會者堅信這些來源應該發布在智庫的網站上，除了部分小額捐款之外，應就政府合同、基金會捐款、個人或公司捐款的內容進行詳盡的列示。

共同資助是智庫獲取運營保障的方式之一，特別是在政治不確定性背景下，以共同體思維去嘗試解決運營模式與獨立性之間的沖突。除此之外，由于部分智庫在研究主題上較為接近，可能產生冗余的分析和對策建議；智庫自身也需要更多共同體的實踐經驗，對智庫的資助并不局限于資金的支持，也包括專業知識、公共資源等其他形式的投入。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IDRC） 的知識轉譯項目研究員克里斯汀·科貝特（Kristin Corbett）[3]在研討環節認為智庫的獨立性似乎是一個假象。IDRC 強調最佳規模與協調原則，認為智庫不應該沉迷于實現變革的規模和速度，而應該更多地關注智庫的影響力，這意味著智庫需要調整自己的節奏，并尋求更多跨部門、跨學科以及利益相關者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14]。在政治不確定性的今天，唯一確定的就是智庫處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相較其他機構，捐贈者在危機時期需要迅速與可以信任的機構建立起聯系，并提出對策建議。機構能夠從各種來源獲取知識，并有能力理解和綜合這些知識。在多樣性方面，智庫有能力使解決方案更具包容性。這不僅僅是使研究過程更具包容性，也包括那些被排除在學術證據和知識范疇之外人員的經驗融入其中。智庫要進行有影響力的研究，需要一定程度的游說、戰略溝通，這不太可能由個人獨立完成，而應由專業領域人員以團隊方式合作完成。在全球智庫競爭方面，更多專家提到了建立智庫網絡的建議，認為南半球的智庫聲音應該被傾聽與理解。

3.2 去極化公共辯論中智庫的角色

對于智庫是否應該強調其政治屬性，政治屬性的突出與智庫獨立性之間是否存在沖突，這些疑問在政治不確定性背景下，成為全球智庫尤為關心的問題。智庫作為權力與知識的橋梁，并非意味著智庫在多極化的政治不確定性背景下需要強調其政治屬性或偏向于權力一端。智庫是搜集公共意見，參與政策制定或公共辯論的角色之一，烏干達國家科學院執行主任克里斯蒂安·阿塞瑪（Christian Acemah）[3]在“后真相時代中的專家可信度”平行論壇中認為，對于智庫的成員來說，成員的專業知識是一種權力，因此，人們會聽取專家的意見，并將專家的話視為真理，但這也意味著智庫專家在發聲時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沒有相應的問責制度，責任就毫無意義。智庫需要確保專家對其言論和行動負責。除了對智庫在公共辯論中的約束外，智庫也應加強自身的可信度以換取更為廣泛的影響力。

可信度的塑造需要智庫加強循證研究，并以品牌塑造的方式開展具有實踐性的工作。傳媒智庫路演平臺（Soapbox）的董事長約翰·施瓦茨（John Schwartz）認為，信譽是所有有效溝通的核心，對于智庫來說尤為如此[15]。智庫的使命是將證據與想法轉換為社會進步。智庫的主要方式是交流其研究內容并圍繞這些研究內容展開辯論，說服那些可以采取行動的人以知情的方式開展行動，而這就需要可信度。智庫交流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標準：以證據為基礎、要有品牌意識以及成果要有實用性。首先，在過去十年中，智庫一直試圖讓更廣泛的公眾參與政策辯論，而新的數字工具和渠道為智庫提供了相應的手段，這些都是積極的發展。與此同時，公眾傾向于將精力集中在越來越小的交流或對公共辯論的貢獻上，而用于仔細介紹完整報告或證據集上的時間越來越少。這通常會導致報告編輯不當、事實核查不當、缺乏清晰度或一致性，并且呈現效果不佳。其次，智庫的品牌性還涉及知識與文化領域，在一定場合下，是關于在特定領域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的聲明。建立智庫品牌的一個關鍵部分是建立一個長期推進論點或立場的工作體系。如果某項智庫傳播沒有兌現這些承諾，或者處于公眾與該智庫品牌沒有關聯的領域，那么其就缺乏可信度。最后，實用性則意味著相同領域的公眾可以輕松地使用智庫的成果來幫助推進自己的研究或論證，或者更通俗地講，成為政府部門想得起、用得上的智庫機構。

開放社會基金會代理執行董事戈蘭·布爾迪奧斯基[16]引入了影響者與教育者這兩組概念來對公眾辯論中的智庫角色進行解釋?！坝绊懻摺敝饕傅氖巧缃幻襟w上的“網紅”或者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成員，其擁有大量的粉絲或者追隨者，可以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平臺影響受眾的決策購買或者觀點采納。這種人經常被企業雇傭，以在其社交媒體帖子中提及或者推廣特定的產品或服務，以此影響其粉絲或追隨者；“教育者”指的是通過教育、培訓或者研究來傳授知識、技能和理念的成員。在公眾辯論中，智庫既可以選擇影響者也可以選擇教育者的身份。來自秘魯的研究員丹妮絲·羅德里格茲·奧利瓦里（Denisse Rodriguez Olivari）認為智庫應更傾向于通過扮演“影響者”的角色來接觸更多的受眾[17]。

對于智庫是否需要表明其政治立場，戈蘭·布爾迪奧斯基[3]建議，雖然公開表明政治立場可能會有危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智庫需要刻意保持距離，他認為組織應該清楚自身是否具有某種意識形態，或者是否容許多元意識形態存在。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一個共和黨和民主黨能并肩坐下來辯論的地方。

3.3 地緣政治下的智庫共同體實踐

氣候變化、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以及多模態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出現迫使智庫打破原有的合作模式，迎接更加創新的、大膽的經濟愿景。倫敦大學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UCL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Public Purpose，IIPP）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教授提出一個值得考慮的口號——“使命經濟”[8]，這提供了一條通過恢復國家主要職能和重新安排經濟優先事項來修復而不是結束資本主義的道路。智庫有責任提出新的經濟和社會愿景，改善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方式，以多元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治理，共享風險與成果，而不總是以第三方的視角提供建議與措施。來自比利時的歐洲政治中心高級政策分析師索菲·波恩施萊格爾（Sophie Pornschlegel）[18]認為，智庫合作有三個關鍵點，分別是目標、目的和方向達成一致，同時要明確治理的價值。智庫需要具有將公眾與理念聯系起來的能力和手段，并強調了智庫合作的重要性，而不是陷入競爭的窘境。她認為開放合作并為他人鋪路是實現有效智庫網絡的關鍵。

OTT 智庫會議提供了一個關于非洲與歐洲智庫互動的經典案例，將原先的非洲與歐洲智庫合作重點從保護歐洲免受非洲的“威脅”視角，轉變為如何實現其他更多的互動方式，如通過解決歐洲的原材料和人口等痛點問題來重構歐非關系。非洲政策研究所（Africa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APRI）的執行主任奧盧米德·阿賓博拉（Olumide Abimbola）[19]，介紹了非洲政策研究所如何通過在非洲和歐洲之間架起溝通橋梁來影響政策，強調智庫的工作重點不在于幫助歐洲保護自己免受非洲的“威脅”，而在于促進雙方的合作。非洲政策研究所與非洲各地的智庫展開合作，以找到共同的研究主題和項目。這種尋找問題和挑戰并試圖攜手將其解決的方法，有助于公眾利益，以及更平等地對待研究對象，并挑戰了傳統的北南二元論。他強調這種模式讓智庫重新思考業務模式和組織方式，強調其工作方法并非預先精心策劃的，而是從研究者的經驗和對如何改變現狀的思考中自然發展出來的。同樣地，智庫可能需要反思為什么智庫要如此專注于發展援助，而不考慮其他更多的互動方式（如通過解決歐洲的痛點問題、關鍵原材料的問題和人口壓力等）來重新構建歐非關系。

4 國際政治不確定性下國內智庫的機遇與挑戰

智庫本身作為專業知識的共同體組織，其知識體系與智庫實踐存在良性互動。根據此前有關文獻計量學的研究，西方（以英文為寫作語言）智庫研究共同體已有一定規模，這為智庫研究的制度化發展奠定了基礎[20]。其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為思想理論傳播的重要媒介，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傳播的重要推動力。同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為大國外交的重要橋梁、推進公共外交的必要途徑[21]，面對國際政治不確定性，應充分汲取國際智庫建設經驗，加強智庫網絡與智庫平臺建設，以更好地服務智庫共同體建設。

4.1 新型智庫共同體及核心能力建設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研究咨詢機構[22]，其實質是“學術+資政+實踐”“三位一體”的機構[23]。智庫作為專業技術的學術共同體，是指其內部圍繞智庫管理層、專家和行政人員構成的內部共同體；外部共同體則是圍繞智庫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過程中的管理部門、對接部門以及研究智庫的專家學者所形成的。新型智庫共同體的建設除了加強智庫的身份認同、強化智庫的使命與責任外，更多的是將決策過程中的各有關部門納入共同體建設路徑中，打通智庫與政府部門的信息渠道。譬如，我國的政策辯論也應由專業政策共同體主導，其成員應該包括黨委政府的幕僚機構、政策研究智庫、人大、政協的專委會、政府外智庫、媒體智庫和社會智庫等具備專業政策研究素養的機關單位[24]，以充分發揮智庫溝通權力與知識的橋梁作用。

智庫共同體的核心能力建設主要聚集于價值共創，即共商、共建、共享、公開[25]。智庫建設已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關研究領域的智庫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存在飽和或冗余現象，因此，加強智庫共同體建設除了價值共創外，還可以有力地推動智庫共同體內的革新與資源共享。綜合來看，新型智庫共同體建設需要實現內部學術共同體的營造、外部嵌入政策共同體的齊頭并進，共同體內資源互通、互享的格局。

4.2 智庫作為非正式溝通渠道的強化

智庫作為非正式溝通渠道，除了積極推動國與國之間的公共外交外，可以在獲取主管部門需求、溝通民意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新外交，亦稱公共外交，是指公民發揮更大作用的國際關系。在舊外交政策下，全球決策更嚴格地屬于政府的權限。新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認為是公共外交[26]。OTT 智庫會議的專家認為，“冷戰”期間智庫被視為連接各方的非正式渠道，在政治不確定性背景下正是重啟智庫開展新外交的時候，強化智庫非正式溝通渠道作用，使智庫成為政治層面斗爭之外的辯論和討論平臺。近現代以后，單個學者的作用越來越小，智庫成為維系、強化海洋話語的重要理論平臺[26]。中國已在海洋公共外交[27]、中非合作論壇框架[28]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29]等領域，充分發揮了智庫作為非正式溝通渠道的作用，通過智庫專業性特征以及政策指引、議題分配、活動指導或者任務委托等方式，較為靈活地為公共外交提供了重要得多邊平臺[27]。

缺乏信息傳遞渠道，會導致基層智庫無法及時、準確地把握省市層面重點關心的問題。智庫共同體除了通過歸口部門的課題認領，也可以增加類似于OTT 智庫會議這種便于智庫共同體非正式交流和關系建設的研討會。主管部門可以通過會議議程的設定，來引導智庫的發展與研究方向。

除此之外，智庫還應加強與社會公眾的溝通互動，這并非意味著需要智庫專家必須連續不斷地在公開媒體上曝光，而是需要智庫以一種合適的、符合受眾接受和理解的方式進行敘述，更大程度上貼合受眾的實際生活。這點同樣適用于智庫面對其他受眾開展溝通交流，同時智庫也可以加強對神經科學的研究，以更好地將智庫循證能力與社會公眾的情感訴求相結合，推動智庫傳遞民情的作用。

4.3 數據驅動型智庫建設范式的探索

以科學依據作為參考的循證研究是智庫決策咨詢研究的基本范式。我國智庫循證研究體系建設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部分學者已經關注到循證對智庫發展的重要性，認為以證據導向為核心的循證實踐，既是智庫建設的一項基本職能[30]，也是智庫政策研究的基本范式[31]。循證不僅奠定了證據在智庫政策研究成果中的核心地位，也是區別于傳統決策咨詢的重要特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智庫產品的質量[32]。數據驅動型的智庫在很大程度上引導智庫以科學依據進行論證，是對傳統智庫運營模式的一次革新，表現在專家經驗驅動的研究方式轉型以及對于智庫專有數據庫的重視方面。同時，數據驅動型的智庫增強了研究人員的信息素養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技術賦能的過程。然而，就OTT智庫會議所研討的結果，技術驅動可能使智庫偏向于效率層面，而對于大樣本的選擇則可能忽視小樣本群體的個性訴求，智庫需要對數據驅動下產生的成果進行必要的審核與質量控制。

5 結語

國際政治不確定性是未來智庫需要較長時間面對的政治環境，不論是政治、經濟上傳統的不確定性風險與挑戰，還是新興技術可能帶來的組織變革與敘事方式，均意味著智庫需要重新審視機構自身的職能定位，以應對來自外部的信任危機以及內部的自我懷疑。智庫作為為公共辯論提供便利的機構與空間，應始終秉承開放、包容、專業的態度來靈活地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