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的建構及啟示*

■ 王恩 申鐘秀

浙江師范大學法學院 金華 321004

1 研究背景

2023 年是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和“真實親誠”對非政策理念提出10 周年[1]。通過中非雙方的緊密合作，我國企業在非投資逐年增長。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22 年年底，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存量超過470 億美元，在非投資的中國企業已有3,000余家[2]。中非在經濟領域的合作日漸深入，中國企業在非投資的主體、方式、領域亦逐漸多元化，這證明中非經貿合作具有顯著成果。

在中非經貿合作方面，我國已經形成了以“一帶一路”為支撐，以中非合作論壇為對話機制的多層次合作框架。其中，中非智庫論壇是中非經貿合作對話的重要平臺，為中非深化合作和協同發展提供重要智力支持。隨著中非合作不斷深入，非洲智庫在中非經貿合作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研究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的建構態勢，有助于更加準確地把握非洲精英階層和決策層對中非經貿合作的態度和看法，為中非進一步深化合作、共話中非百年復興提供政策參考。

2 研究樣本

2.1 智庫樣本的選擇與收集

本文選取了10 家非洲主流智庫作為研究樣本，分別是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非 洲 晴 雨 表（Afrobarometer）、非洲經濟轉型中心（African Center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非洲經濟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es of Africa）、新南方政策中心（Policy Center for the New South）、和平與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全球對話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Dialogue）、非洲之角經濟和社會政策研究所（Hor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Institute）、民主與發展中心（Centre for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非洲爭端解決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the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20年全球智庫報告》（2020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這10 家智庫在非洲乃至世界都屬于頂級智庫[3]。

本文選取上述智庫作為研究樣本，主要是基于以下4 個原因。第一，在智庫研究內容方面，所選智庫均對中非經貿合作有一定研究，通常從經濟、政治等方面建構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第二，在智庫代表性方面，這些智庫分布于非洲各個區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所在區域的立場和傾向。例如，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位于南非，屬南非地區；新南方政策中心位于摩洛哥，屬北非地區；民主與發展中心位于尼日利亞，屬西非地區；非洲之角經濟和社會政策研究所位于埃塞俄比亞，屬東非地區。第三，在智庫專業性方面，這些智庫的立場和傾向各具特色，研究人員均是各領域的專家代表，相關研究成果具有高度專業性。第四，在智庫影響力方面，這些智庫均在國際上享有一定聲譽，發表的智庫成果對本國方針政策通常會產生一定影響。

為更加充分地獲取文獻，本文以“China”“China-Africa cooperation”“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等作為關鍵詞，在這10 家非洲智庫官網進行檢索，選取與中非經貿合作有關的文獻。通過人工篩選的方式，最終選出近5 年與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相關的代表性文獻共19 篇。其中，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9 篇，全球對話研究所2 篇，非洲經濟轉型中心、非洲經濟研究中心、非洲晴雨表、和平與安全研究所、新南方政策中心、非洲之角經濟和社會政策研究所、民主與發展中心和非洲爭端解決中心各1 篇（表1）。

表1 10 家智庫的代表性研究文獻及作者情況Table 1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and author profiles of ten think tanks

2.2 智庫文獻概況分析

在文獻研究內容方面，這19 篇文獻涉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際關系等多方面議題，研究范圍廣泛。文獻內容普遍看好中非經貿合作的前景，認為中非在經濟、政治、人文等領域有著良好的互動關系。然而，也有文獻認為中非經貿合作可能會在債務可持續性、政治安全等方面對非洲國家產生負面影響。

在文獻作者背景方面，根據非洲智庫官網對作者背景的介紹可知，這些文獻的作者主要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專家。這些專家大都有在南非南山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非洲或世界名校工作或學習的經歷，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表2）。

表2 部分智庫專家教育背景Table 2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some think tank experts

在文獻作者合作態勢方面，非洲智庫學者之間時有合作，并共同發布研究成果。例如，非洲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阿德德吉·阿德尼蘭多次與其他學者合作發表成果，并且曾在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官網上發表成果。此外，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同其他國家智庫合作，成立了非洲門戶網站[4]。目前，大多數非洲知名智庫和一些西方國家知名智庫均與該網站進行合作，使相關研究成果更具多元性和影響力。

3 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的建構

3.1 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主題的建構

目前，非洲智庫主要從中國國內發展變革需求、中美戰略博弈、國際多邊主義格局等方面展開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的建構，以此評價中非經貿合作的現狀和前景。

一是中國國內發展變革需求促使中國重視中非經貿合作。中非經貿合作的目的在于推動經濟發展。非洲智庫首先從經濟角度出發建構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當前，中國已然進入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國正在實施的重要戰略目標，“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環[5]。有非洲智庫學者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代表著中國歷史與現代發展模式的融合，旨在復興連接亞洲、非洲部分地區和歐洲的古絲綢之路，同沿線各國加強經貿合作[6]。中國現代經濟快速發展，需要大量資源以滿足工業生產的需求，而非洲恰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市場空間。因此，非洲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場所。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后，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始出現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趨勢，中國需要同非洲國家加強經貿來往以構建安全穩定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7]?？傊?，中非經貿合作能夠為中國開拓海外市場，進而推動中國國內宏觀經濟的優化調整和經濟發展模式變革。

二是中國以發展“地緣經濟”為基礎對抗美國“霸權主義”。在建構中非經貿議題的過程中，非洲智庫將中非經貿合作置于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當前國際政治形勢尚不明朗，美國頻頻以“霸權主義”恐嚇他國，并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為了對抗美國的“霸權主義”，中國需要以發展“地緣經濟”為基礎加強中非經貿合作。因此，中國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參與重塑全球經濟秩序[8]。在后疫情時代，國際經濟合作方式將會在許多方面被重塑，進而影響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這對非洲而言是一個威脅[9]。非洲需要中國幫助以進一步融入全球供應鏈，中國則需要通過援助非洲以加強自身在一些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隨著美國霸權地位相對衰落，以美元為中心的經貿體系有所松動，這恰好給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良好契機。在中非經貿合作過程中，中國以人民幣替代美元，是為了更快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一戰略目標[10]。中國通過中非經貿合作，可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和提升國際經濟事務話語權的目標，進而在經濟層面對抗美國霸權。

三是國際政治地位需要驅動中國加強中非經貿合作。無論是從經濟因素還是從區域關系等角度出發，非洲都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尤其是在國際體系正經歷深度變革，國際政治已然步入大國競爭時代的背景下。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需要同非洲合作以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格局[11]。塞繆爾?拉馬尼[12]認為，原本在非洲擁有更多影響力的是英、美、法等西方國家，中國如果想要實現“多邊主義”的戰略目標，需要盡快在非洲擴大影響力。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對非洲的一些發展援助是有明確的政治考量的[13]。例如，中國與毛里求斯等非洲小國的經貿合作，更有可能是以經濟投資換取政治利益[14]。非洲智庫在建構中非經貿合作議題主題的過程中，也關注了中國試圖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重塑新型國際關系的現狀。有非洲智庫學者表示，中非經貿合作的成功將有助于中國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使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全球領導者[15]。簡言之，非洲智庫普遍認為中國加強中非經貿合作是為了獲取政治影響力和提升國際政治地位。

3.2 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性質的建構

在中非經貿合作議題性質的建構上，非洲智庫從非洲國家發展、中非雙邊關系和國際政治格局等視角進行分析研究。雖然非洲智庫從上述視角進行分析時普遍呈積極態度，但仍有若干負面認知存在。

第一，國家視角，助力非洲國家發展模式轉型。近年來，非洲國家一直試圖改革自身的發展模式，希望能夠尋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隨著中非經貿合作的深入發展，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不斷吸引著非洲國家，非洲領導人和智庫學者都希望能夠學習中國的發展經驗[16]。部分非洲智庫學者認為，中國模式為非洲國家選擇適合自身條件的發展道路提供了新選項，尤其是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化進程等方面的經驗值得非洲國家學習[17]。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勞倫·約翰斯頓[18]撰文表示，雖然中非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但是非洲國家可以汲取中國發展戰略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世界矚目，非洲人民羨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非洲晴雨表的分析主管卡羅琳·洛根等[19]通過調研認為，非洲人民普遍贊賞中國的發展模式。在非洲國家尋求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轉折點，新時代中國發展模式得到非洲各界的普遍贊同。目前，“中非命運共同體”“改革開放”“真實親誠”“義利兼顧”等命題已然成為中非智庫和政府間的共識[20]。在中非深化合作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中非經貿合作將中國的發展模式適度借鑒到非洲國家，已成為非洲智庫的重點探討內容。

第二，雙邊視角，中非經貿合作利弊并存。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存在大量重疊之處，同時能夠跟非洲聯盟《2063議程》相對接。非洲智庫認為，這些戰略對接能夠產生協同增效效應，進而推動中非兩國的貿易發展[8]。有非洲智庫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將為非洲各大戰略對接和經濟發展提供無數選擇[21]。從當前中非經貿合作機制現狀來看，中非之間存在中非經貿博覽會、中非民營經濟合作論壇、中國–非洲地方產業合作對接會等一系列平臺和活動[22]。這些合作機制能夠從戰略層面為加強中非經貿合作提供重要幫助，推動中非經貿往來。對中國而言，中國需要非洲廣闊的市場促進貿易增長。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最新消息，中國在2022年非洲進口1,175 億美元，非洲出口額1,645 億美元，中國已連續14 年保持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23]。由此可見，中非經濟合作發展迅速，經貿合作成果豐碩。對非洲而言，非洲需要中國的資金、技術等資源支持，增強非洲本土企業的創新發展能力。在這一點上，非洲智庫普遍贊同中非經貿合作，可以提升非洲企業的創新能力[24]。然而，由于非洲本土企業工業化生產能力相對較低，其生產出的產品很容易被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所替代。此外，因新冠疫情的影響，非洲一些國家已經難以在規定期限內償還中國對非的債務融資。這種情況導致非洲智庫擔憂中非經貿合作影響了非洲國家的經濟健康發展[6]。

第三，國際格局視角，影響非洲政治格局變化。有非洲智庫學者認為，中國對非洲的援助不會對非洲政治格局造成過多的負面影響，更不會產生新的殖民主義[13]，并且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擴大有利于非洲形成多級地緣政治格局[12]。然而，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增長過快，且非洲缺乏對中國對非政策的足夠認知，使非洲智庫學者開始擔憂中國是否會同西方國家一樣操控非洲政治。例如，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獨立研究員約翰娜·馬爾姆[25]認為，非洲國家在中非經貿合作過程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因此，一些非洲國家擔心會影響自身政權的穩定性。此外，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中非問題研究專家科布斯·范·斯塔登[26]憂慮“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會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中國對非洲的熱情也僅是希望中國可以成為西方的替代方案。為了維持各國在非洲的戰略平衡，確保非洲大陸政治格局穩定，非洲國家采取了積極的外交政策。一方面，非洲國家通過“中非合作論壇”等對話機制增進中非政治互信，使之成為中非國家間應對中非經貿合作所面臨的挑戰的重要平臺[9]。另一方面，非洲國家積極同其他國家合作，試圖發展更多的經貿和非傳統安全伙伴關系。例如，非洲通過歐盟–非盟峰會、俄羅斯–非洲峰會、非洲發展東京國際會議等國際會議獲得了大量的經貿合作項目。

4 非洲智庫議題建構形成的動因及產生的影響

4.1 非洲智庫議題建構形成的動因

從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建構形成的動因來看，主要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因素促使非洲智庫形成對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的建構。

首先，非洲對經濟發展的期盼促使非洲智庫關注中非經貿合作。非洲國家普遍是發展中國家或最不發達國家，其經濟結構難以面臨突發事件的沖擊。世界銀行在2023 年4 月發布的《非洲脈搏》顯示，到2022 年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公共債務估計為1.14 萬億美元。預計到202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比例將達34%。同時，受新冠疫情的影響，非洲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債務危機風險較高的困境[27]。為了幫助非洲增強抗風險能力，推動非洲經濟發展，非洲智庫逐漸關注中非經貿合作。中國作為非洲重要的投資母國，在貿易發展、脫貧減貧、基礎建設等領域為非洲帶來了巨大幫助[28]。從中國對非投資存量、中國對非援助金額等數據來看，雖然中國為非洲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支持，非洲智庫對此也是普遍贊賞；但是贊比亞等非洲國家債務面臨債務違約的問題使得非洲智庫也謹慎看待中非經貿合作，擔憂中國的長期貸款項目會加重非洲國家的債務負擔[6]。

其次，非洲對政治地位的追求驅動非洲智庫研究中非經貿合作。非洲國家曾飽受西方國家殖民主義侵略，故對政治獨立和安定有著強烈的期望。無論是非洲統一組織還是非洲聯盟的成立均是為了增強非洲國家凝聚力，提高非洲國家在世界的政治地位。非洲智庫扎根于非洲，理應為非洲國家的需求服務。在數十年的中非經貿合作歷程中，中非經貿合作顯然對非洲政治格局的變化有所影響，這也驅動非洲智庫研究中非經貿合作。一方面，非洲智庫認為，提高非洲的政治地位，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便利。例如，約翰娜·馬爾姆[25]表示，在中非最高政治層面建立牢固的關系，可以讓中非經貿合作更上一層樓。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逐漸擴大，非洲自然擔憂中國會以西方殖民的方式影響非洲國家的政治獨立性?！胺侵迒栴}非洲解決”是非洲各國的愿望，也是非洲普遍關注的重點[29]。非洲國家雖然希望借助中非經貿合作發展經濟，但是不希望自身成為大國競爭的“代理人”。如何在中非經貿合作過程中幫助非洲國家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政治地位，是非洲智庫建構中非經貿合作議題的重要動因之一。

最后，非洲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需要推動非洲智庫重視中非經貿合作。中非經貿合作要想走得遠，應當以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作為基礎[30]。近年來，中國注重從輿論導向、文化互動、民間交流等方面加強中非經貿合作。其中，中非經貿博覽會等重要的中非經貿合作機制不僅為中非加強經貿合作帶來了機遇，也為中非帶來了豐富的文化交流[22]。有非洲智庫學者指出，非洲近年來正傾向于加強“南南合作”，尤其是注重加強與中國的社會合作[6]。通過社會文化交流，能夠促進社會發展。有非洲智庫學者認為，中國通過建設孔子學院、為非洲在華留學生提供獎助學金等方式，提高非洲人民的教育水平[31]。中非經貿合作為非洲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幫助，但社會發展以社會穩定為前提。當前非洲面臨海盜、恐怖主義等威脅，非洲國家需要中國在維護地區和平方面提供幫助[32]。因此，非洲智庫重視中非經貿合作，希望通過研判中國對非政策的目的與動向，為非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4.2 非洲智庫議題建構產生的影響

本文所選的10 家非洲智庫皆是非洲頂級智庫，其文獻的觀點、論述等內容在非洲民眾輿論、非洲國家政策制定、中國國際形象塑造等方面均可能產生一定影響。

首先是影響非洲民眾對中國的輿論。非洲智庫會通過網絡等平臺傳播自身的研究成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非洲國家的社會輿論。當前，非洲智庫大多數都是贊賞中非經貿合作的現狀，無論是非洲人民抑或非洲政府均對中非經貿合作呈現較為積極的態度。從非洲晴雨表的民意調查看，非洲人民普遍看好中非經貿合作，認為中國在推動非洲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19]。在政府層面，非洲多位政府首腦表示中非經貿合作為非洲發展帶來新機遇[33]。中非經貿合作想要進一步深入發展，勢必要讓非洲的社會輿論普遍認同中非經貿合作，為中非開展其他合作奠定民意基礎。

其次是影響非洲國家對中國的決策制定。隨著非洲經濟的增長，一些非洲國家逐漸重視智庫在國家決策中的作用[34]。非洲頂級智庫的部分創始人或成員有來自非洲政府的背景，同非洲政府保持廣泛且密切的聯系。例如，非洲經濟研究中心的創始人恩戈齊·奧孔喬–伊韋阿拉（Ngozi Okonjo-Iweala）曾是尼日利亞財政部部長[35]。在政府背景的支持和影響下，這些非洲智庫能夠通過一些渠道將其研究成果傳遞至決策層。例如，塔納論壇是非洲國家高層領導人解決非洲和平與安全問題的重要溝通平臺，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作為該論壇的秘書處，為非洲國家高層領導人政策制定發揮了積極作用[36]。非洲智庫普遍看好中非經貿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非洲政府對我國政策的制定。例如，南蘇丹、索馬里等非洲國家代表希望繼續同中國加強合作，在經貿領域互利共贏[37]。在戰略層面，中非雙方聯合發布了《中非合作2035 愿景》，其中將中國2035 年遠景目標和非洲各國發展戰略等內容相對接，宣布在經貿等領域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38]。通過將中非戰略對接的方式加強中非經貿合作，也恰恰是非洲智庫學者所期待的中非經貿合作模式[8]。

最后是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隨著中非經貿合作的影響日漸擴大，其他國家也正在關注中非經貿合作的現狀。一方面，中國在非洲擴大影響力會刺痛一些國家的“神經”。例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破壞中國在非洲的形象，頻頻以“債務威脅論”“殖民威脅論”等理由攻訐中非經貿合作的目的與前景。有非洲智庫學者認為，中國在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并且與西方國家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或許會讓中國受到不公平的批評[39]。另一方面，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的積極認知，有利于駁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污名化論調，幫助中國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這也有助于促使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制定對中國的政策時，適當調整與中國的關系和政策。例如，東盟國家無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污名化攻擊，繼續同中國深化經貿合作，與中國達成了一系列合作對接協議，并落實了以中老鐵路為代表的大批對接合作項目[40]。

5 對中國的啟示

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總體呈積極態度，但仍存在些許疑慮。對此，我國需要以積極的態度同非洲國家合作，通過多種渠道增進中非政治互信，為加強中非經貿合作提供助力。

首先，理性看待非洲智庫認知，加強中非國家對話交流以增進政治互信。中非雙方雖有共同的歷史背景，但存在不同的國情和實行不同的發展政策，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存在一定負面擔憂實屬正常。我國應當反思不足，采取更積極的態度同非洲國家合作。一方面，我國應當繼續完善以中非合作論壇為框架的中非對話機制，嚴格控制分論壇的數量和提高分論壇的質量，充分調動非方在組織和協調論壇上的積極性[41]。另一方面，我國可擴大對非經貿合作政策的宣傳力度，如定期發布與中非經貿合作相關的政策文件、協議等文本，向公眾披露合作計劃、項目進展和資金使用情況等重要信息，以此澄清和解釋非洲智庫對中非經貿合作存在的誤解和疑慮。我國應通過加強中非高層對話交流和擴大對非經貿合作的宣傳力度等方式，幫助中非國家增進政治互信，推動中非經貿合作發展。

其次，借力“智庫外交”戰略，完善對非話語體系以彌合“認知偏差”。長期以來，對非話語權體系一直由西方國家掌握，而隨著中非經貿合作的深入，西方國家頻頻就“中國威脅論”攻擊中非經貿合作關系。有非洲智庫學者認為，由于西方國家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負面宣傳，非洲逐漸擔憂中國利用相關企業輸出數字威權主義，并影響到非洲人民的言論自由[42]。鑒于此，我國可根據中非智庫的特點和現實需求，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靈活設置國際議題，引導國際輿論發展方向；注重發揮中非智庫專家的“意見領袖”作用，增強議題的權威性和專業性，以此完善對非話語體系建設[20]。此外，智庫專家通常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或學術背景，身份設定相對官員更加靈活，觀點也相對客觀。因此，可以開展“智庫外交”戰略，依托中非智庫論壇等對話機制進行學術交流，促進中非智庫間的信息互通，彌合中非智庫間的“認知偏差”。

最后，回應非洲國家對發展藍色經濟、數字經濟的需求，深化中非務實合作以共促經濟繁榮發展。根據非洲的現實需要，我國可積極回應非洲國家對經貿合作的需求。例如，非洲聯盟發布了《2050 年非洲海洋整體戰略》《2063 議程》《非洲數字化轉型戰略（2020—2030）》等戰略文件，旨在引導非洲各國重視發展藍色經濟和數字經濟。針對非洲發展藍色經濟的需求，我國可支持非洲開發海洋資源，引導我國資金向非洲海洋產業聚集，幫助非洲打造區域發展極[38]；繼續同非洲在漁業合作、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技創新等領域加強合作[43]。針對非洲對發展數字經濟的需求，我國可對非洲加大數字基建投入，并探索“市場采購+跨境電商”貿易模式，幫助非洲走上新型數字經濟發展道路；在人工智能、5G 技術等領域加強同非洲的合作，幫助非洲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深化中非務實合作，有利于讓非洲智庫更好地了解中國，進而使非洲智庫以積極的態度建構中非經貿合作議題。此外，中非雙方在藍色經濟和數字經濟領域加強合作，能夠讓中非經貿合作駛入多層次的高質量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