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中國觀”解讀

■ 秦琳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上海 201600

1 前言

智庫是美國的獨特的政治現象，它們與政府的緊密關系使智庫常常對政府決策產生重大影響。在美國眾多智庫中，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 Institute）是一家極具影響力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成立于1916 年，是美國的重要智庫之一。布魯金斯學會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建議美國參戰，并為戰后的“馬歇爾計劃”繪制了戰略藍圖。布魯金斯學會被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智庫指數報告》評選為頂級外交政策和全球事務智庫、年度最佳智庫和世界頂級智庫[1]。

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布魯金斯學會多位智庫專家通過“旋轉門”機制進入拜登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例如，杜如松（Rush Doshi）被選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塔倫·查布拉（Tarun Chhabra）進入白宮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技術和國家安全高級主任。顯然，布魯金斯學會具有極強的影響力。

隨著中國的崛起，當代中國問題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問題研究的顯學。而美國智庫則是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主要陣地。作為致力于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長期關注中國，并成立了獨立的中國研究中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The 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以展開對中國的研究。

2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概況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是在美國企業家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贊助下成立的、專注于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機構。該中心主要聚焦以下6個議題：外交政策和美中關系、經濟金融與貿易、中國的政治領袖、中國的國內挑戰、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以及全球治理與機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多次向美國未來對華政策提出建議。

2.1 人員組成

布魯金斯學會網站顯示，當前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共有20 位專家（表1），包含李成（華裔學者）、杰弗里·貝德（Jeffrey Bader）、卜睿哲（Richard Bush）、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等著名“中國通”。

表1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專家Table 1 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 experts

2.2 網絡及媒體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積極利用網絡、媒體增加曝光率、傳播其研究成果和觀點。

首先，該中心通過布魯金斯學會在YouTube上的賬號更新該中心活動。截至2022 年12 月18日，該智庫在YouTube 上的粉絲已經高達13.5 萬人，總觀看量已達21,912,832 次。其次，該中心專家借助新聞媒體傳播其觀點，如何瑞恩等多位專家多次在《外交事務》《紐約時報》《外交政策》上發表其見解。社交媒體同樣成為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傳播研究成果的平臺。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開設了推特賬號“Brookings China”，截至2022 年10 月27 日，已經發布了9,608 條推文，并擁有2.3 萬粉絲。此外，該中心的大多數專家開通了推特賬號，其中，麥瑞安的粉絲量高達29.2萬人，歐逸文的粉絲數量近10 萬人，何瑞恩的粉絲數量達到了2.1 萬人。

3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重點及其觀點

作為專注于當代中國問題研究機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對中國的對外關系給予了高度關注，它重點圍繞中國外交的發展意圖和方向、中美關系、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活動和中俄關系展開研究。

3.1 中國外交的發展意圖和方向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對中國外交發展意圖和方向進行了全面解讀。部分專家認為，中國正在試圖通過“重塑”國際秩序來挑戰美國霸權。陸克文[2]認為，中國通過深化全球治理參與等方式，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打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杜如松[3]認為，“冷戰”結束后，中國一直在進行一項“長戰略”，即率先在區域層級取代美國，并在全球層面改變美國所打造的秩序，即中國正抓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通過削弱現有國際秩序來弱化美國霸權，并搭建一套新秩序來強化對其他國家的“控制”，以實現取代美國霸權的目標。

與此同時，部分智庫專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何瑞恩[5]在報告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一切外交、經濟、軍事、科技行動的最終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導下，中國外交的重點將放在攻克阻礙中國復興的障礙上。未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將集中在緩和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敵意上，繼續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為中國持續崛起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的行為對國際秩序造成了影響，但是美國不必過分擔憂，美國依舊是聯合國中最強大的成員國[5]。

3.2 中美關系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專家對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影響十分關切。中美競爭已經成為全球首要地緣戰略問題[6]。杜大偉[7]曾直言中國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強大到足夠對美國造成威脅的國家。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專家集中討論了中美在科技、經濟上的競爭。杰弗里·貝德[8]指出，特朗普上任后，美國領導層開始以一種狹隘的視角來看待中美經貿關系，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脅，由此美國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在經濟和科技上與中國脫鉤。杜如松[9]認為，中國正在通過政府支持的科技發展計劃來取代美國的科技領導地位。另有專家指出，中美在技術上的競爭不是為了推動技術的革新與進步，而是為了獲得技術領導地位[10]。

雖然當前中美兩國展開了全方位的競爭，但是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專家認為中美兩國競爭的程度是有限的。何瑞恩[11]等指出，雖然兩國關系沒有緩和的跡象，但是實際情況遠比大眾想的要好。杜大偉等[12]認為，鑒于中美關系的緊張狀態，兩國在很多問題上不會達成實質性共識，但是中美應共同努力以防止兩國關系走向沖突。他們建議美國應該遵循“說話溫和，手持大棒”的原則，與中國競爭的同時在共同利益領域與中國合作。此外，中美競爭的程度受到以下因素制約：一是緊密的外交互動，中美幾乎每天都在進行直接對話，這種緊密的互動有助于及時澄清彼此的意圖，抑制雙方緊張關系的升級；二是均有意管控競爭，如在國際水域制定規則、管控網絡上的分歧等；三是均積極在全球氣候和衛生領域尋找合作的空間[13]。此外，李成[14]對中國青年群體對美國的態度進行了全面的考察，認為中國青年群體對美國的態度日趨負面。究其原因是華盛頓近年來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如污蔑中國在美留學生和華裔科學家為“間諜”，使用“中國病毒”和“功夫流感”等帶有污蔑性的詞語，侮辱中國文化等。

專家們普遍認為，臺灣問題是極少數可能引發中美沖突的問題之一。臺灣問題是中美競爭關系的結構性根源。一般看來，美中關系惡化將對臺灣有利，糟糕的中美關系將推動美臺關系的升級，但實際上中美競爭的加劇將加大臺灣“選邊”壓力，由此當中美關系較為穩定、不冷不熱時，臺灣的利益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護[15]。何瑞恩[16]認為，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尋找新方法來改變兩岸關系現狀。

3.3 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

亞太地區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中美利益的交叉地帶，專家們對中國在亞太的行動表現出了高度重視。專家們普遍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外交、經濟地位受到了挑戰，中國正在通過“大棒加胡蘿卜戰略”重塑區域秩序。杜大偉等認為，“一帶一路”有效地填補了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的基建缺口，并成為東南亞保持發展勁頭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美西方國家所渲染的“債務陷阱論”并沒有引起東南亞國家的共鳴[7]，但“一帶一路”也是中國推進地緣政治利益的工具，即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在南海問題上贏得優勢[17]。杜大偉肯定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重要性，并認為其鞏固了亞洲尤其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但同時也導致美國在亞太經貿合作中被邊緣化。

專家們認為，中國希望改變亞太安全秩序。中國通過直接提供安全援助的行為表明中國外交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將通過擴大國防投資和推動高新科技發展壯大軍事力量，增加海軍在東南亞等地的存在來建立戰略縱深。何瑞恩[18]認為，中國正在試圖突破“第一島鏈”，未來亞洲海上競爭的態勢將愈演愈烈。也有專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帕特莉霞·金[19]認為，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增加了海外維和活動，以展示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并維護中國公民在外人身安全和海外利益?！吨兴踩珔f議》的簽署更多的是保護在所羅門的中國公民和企業，原因是所羅門近期的騷亂主要針對中國企業，對中國企業的海外利益造成了影響。

3.4 中俄關系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專家對中俄關系發展進行了緊密的追蹤。部分專家認為，中俄關系在未來將繼續深化。首先，在美西方國家對中俄懷有意識形態敵意的背景下，中俄對現有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結構有著類似的“不滿”[12]。其次，在中美戰略競爭與俄烏沖突的影響下，中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推進。中俄積極加入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多邊機構，雖然中國沒有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武器援助，但是中國并不支持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最后，當前中俄在經貿和文化上交流十分頻繁，經濟和文化上的緊密聯系為中俄關系的持續推進奠定良好基礎[20]。

此外，部分觀察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中俄關系的發展面臨著障礙。首先，俄羅斯對中國抱有疑慮。羅淑嫻等認為，“極地絲路”開展以來，俄羅斯對中國在北極的活動十分敏感和警覺，對中國的不信任在日益增加。例如，俄羅斯曾在2012 年阻止中國在第五次北極科考活動中沿部分航線進行調研，并在2013 年以前反對授予中國北極理事會觀察員的地位[21]。其次，中國不愿意在俄烏沖突中倒向俄羅斯一方。帕特莉霞·金[22]認為，中國希望國際秩序維持穩定，俄烏沖突下中國正在重新審視與俄羅斯保持緊密關系的成本。何瑞恩[13]認為，中國正在遭受俄烏沖突帶來的全球性經濟影響和美國領導的因中俄緊密關系而受到的“二級經濟制裁”的嚴重打擊，對中國而言，保持中俄的良好關系不應以與美西方疏遠為代價。最后，中俄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部分差異，且雙方在對待國際秩序的態度上也存在分歧，這可能導致中俄之間所謂的“親密”關系難以長期維持。如果減少在新疆等問題上對中國的指控，那么就能有效地防止將中國推向俄羅斯[23]。

3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對中國外交研究的特點

3.1 極強的政策導向性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對中國外交的研究具有極強的政策導向性。何瑞恩[24]曾表示，隨著美國與中國間競爭的日益加劇，美國決策者、專家和公眾急需了解中國的“雄心壯志”和其優勢與劣勢。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是約翰·桑頓（Ryan H）中國中心研究的最終落腳點。

杰弗里·貝德[8]指出，毫無疑問，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需通過保護亞太盟友的利益、捍衛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來維護美國外交利益免受中國“攻擊”；制定經濟戰略，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制定貿易標準，削弱中國經濟影響力，以維護美國在國際貿易和全球金融中的領導地位。雖然美國通過“印太戰略”在亞太地區對中國進行制衡，但現行的“四方安全對話”（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和“三邊安全協議”（Australia,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AUKUS）更加側重軍事、安全合作，美國缺乏參加亞太經濟事務的倡議與框架。對此，何瑞恩[25]建議美國未來的東南亞政策應該重點展示美國對該地區的領導力，并在區域經濟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拜登政府上臺后，首先向印太地區釋放“美國回來了”的信號。同時，拜登政府放棄了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單邊路線，重振美國同盟體系，聯合盟友與伙伴國家構筑“反華同盟”。此外，拜登于2021 年東亞峰會中提出“印太經濟框架”，并將其嵌入“印太戰略”中，作為QUAD 和AUKUS 的補充，為美國重塑在亞太地區經濟影響力服務[26]。

在強調對華競爭的同時，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智庫專家同樣認為應該管控與中國的競爭，防止兩國關系從競爭滑向沖突。在管控中美競爭問題上，應分3 步走：一是中美應在臺灣、南海、東海、朝鮮半島、網絡和太空5 個“戰略紅線”上交換意見；二是接受在國際安全政策、外交政策、貿易政策、投資政策、技術政策和意識形態上的“非致命性”競爭；三是尋求解決共同利益問題的政治與外交空間，即保證在氣候、衛生和全球金融穩定上合作[8]。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厘島會面時曾表示，美國將繼續強有力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但兩國需要確定“紅線”，防止競爭滑向沖突[27]。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公開表示“世界領導人預期我們（中美）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系，而且找到合作方式，包括在諸如氣候、全球衛生和宏觀經濟領域的合作”[28]。

有的智庫專家則提出，如果美國想要在中美競爭中獲勝，那么應該將重點放在鞏固美國自身實力上，即專注于增強自身的力量，如恢復美國信譽，強化與盟友的關系，以冷靜、自信的方式與中國交往[29]。杜大偉[30]認為，美國必須通過改革和加大投資來重振美國經濟實力。拜登政府將提升美國實力作為“競贏”中國的基礎，強調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進行對話。以科技領域為例，拜登政府轉變特朗普執政時期單純壓制中國科技發展的競爭戰略，從加大資金投入、推行優惠政策和提升研發能力等方面鞏固自身科技實力，維持、拉大與中國的科技實力差距[31]。

4.2 自由主義傾向突出

美國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受中美關系波動的影響。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大國”“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再次強化了中國的競爭對手地位，并且將戰勝中國視為美國首要的國家安全任務。即使在美國已經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前提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專家也提出不要過分夸大中國的威脅，避免做出過激反應，在必要時應與中國展開合作。

杰弗里·貝德[8]認為，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中美兩國的利益沖突增加，但這是大國競爭中普遍存在的狀態，美國在面對這一問題時不應“妖魔化”中國，不應對中國的行為進行夸大和誤讀。同時，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將對美國本土造成威脅或是復制冷戰模式，尋求與美國的對抗[8]。何瑞恩[28]認為過于專注中國的優勢、忽視其內部弱點將造成美國的焦慮和不安，這必將導致美國產生過度反應并制定出糟糕的決策。因此，美國應該避免夸大中國的優勢，從而獲得“扭曲”的中國觀并做出錯誤的對華政策。當前，西方政界不乏對“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外交”的“污蔑”，杜大偉[32]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駁斥，他認為這種說法是夸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資金來源是多樣的，這些國家在向中國借款的同時也向西方國家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貸款，因此沒有理由認為這些國家受制于中國。杰弗里·貝德則[33]認為，科技競爭將成為中美競爭的關鍵領域，但中國市場和來自中國的科研移民是美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完全與中國“脫鉤”是不現實的。何瑞恩[34]則從臺灣問題入手，主張美國不應該將臺灣視為傷害中國的工具，兩岸分歧應該由中國臺北和北京解決。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專家認為，中美競爭關系沒有太大的緩和空間，但是兩國應該找到更好的方式來管控競爭，對華戰略競爭也應以不忽視和破壞合作為前提[35]。帕特莉霞·金[36]則向美國提議，應該與中國展開“健康的競爭”，在雙方利益交叉點展開真誠的談判，建立“護欄”以實現和平的競爭和共處。何瑞恩[37]表示中美應該在各自無法解決的議題上進行合作，如全球衛生治理、經濟衰退、氣候變化、核擴散等；另外，對華極限施壓并非維系美國領導地位的最佳選擇；美國不需一味地反對中國提出的各項倡議、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應將重點放在國內治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恢復美國優勢。何瑞恩[28]認為，中國發展趨勢對美國而言是威脅，但這也為兩國合作提供了契機，如中國的海外經濟活動某種程度上也為美國創造了就業崗位，中美能否合作取決于中國的行為和美國的意圖。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自由傾向使之成為中美智庫對話的重要平臺。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專家承認了中美間存在的分歧，但是也認為，中美應該遵循一些方案來管控兩國的分歧，并就雙邊、區域甚至全球事務的合作提出建設性意見。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曾在布魯金斯學會就中美關系發表演講，并獲得了積極的反饋。未來，應該更好地發揮布魯金斯學會和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在中美溝通、對話中的作用，通過合作和對話來推動中美的相互理解。

4.3 具有強大的政策影響力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研究成果對美國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響。雖然影響力難以被量化，但是可以通過以下幾個層面體現。

首先，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多位專家編撰了多本與中國對外關系相關的著作。杜如松、何瑞恩等合作完成的《全球中國：評估中國在世界中日益增長的角色》[38]對中國如何塑造大國關系、關鍵技術、亞洲安全、亞洲外的關鍵區域、全球治理和規范進行了系統性分析。杜如松在《漫長的戰略：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39]中，圍繞中國的外交行為進行了討論，認為中國正在試圖取代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該書受到了美國高級官員的關注與贊揚。

此外，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專家也多次通過參加聽證會，向國會傳遞觀點。李成曾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就“中國的政治過度：對其前景及問題的平衡評估”作證。杜如松曾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商業、科學和運輸委員會舉辦的“中國的挑戰：重新調整美國的經濟政策以建立復原力和競爭力作證會”中，就“美國、中國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作證。此外，他還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就“超級大國的學習曲線：中國經濟政策的挑戰”作證。

同時，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專家與民主黨關系十分密切。杜如松在拜登上臺后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杰弗里·貝德曾擔任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一職。杜大偉長期聚焦中國經濟與中美經濟關系研究，他在2009—2013 年曾擔任美國財政部駐華金融和經濟特使，推動中美經濟、金融問題的對話。何瑞恩曾在奧巴馬政府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臺灣及蒙古事務主任一職，并向奧巴馬和白宮高級官員提供咨詢，并協調美國政府部門與機構間政策的實施。喬納森·斯托姆斯曾在2014—2017 年就職于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對美國有關中國、東南亞等政策提供咨詢。何瑞恩還曾擔任拜登競選顧問。與民主黨的密切關系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專家的政策建議更易于被拜登政府所采納。

鑒于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強大的政策影響力，中國學者、專家應該重點關注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在有誤解時及時與對方進行澄清與溝通；同時，及時追蹤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中國研究的熱點和趨勢，并對其政策建議進行解讀和研究，對美國未來對華政策提前做出預測和研判，更好地為中國外交服務。

5 結論

美國中國研究是美國對華政策制定的基礎。在獨特政治文化的影響下，沒有任何一家智庫能夠長期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議程[40]。毫無疑問，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最重要的智庫之一。本文對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概況、研究重點、觀點和特點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有助于形成關于布魯金斯學會中國觀的整體性認識。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中國研究注重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在中國崛起和“一帶一路”穩步推進的背景下，該中心高度關注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其中，中國外交意圖、中美關系、中俄關系以及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活動是該中心關注的重中之重。了解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中國研究的最新動態，能夠為中國掌握未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動態提供重要參考。未來，中國應該及時追蹤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中國研究，特別是關于中國對外關系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中國研究立足于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服務，注重長期視角和戰略思考，關注全球發展趨勢和長期影響，并強調中立、客觀的立場和觀點。同時，該中心注重與世界各地的智庫、政府機構、企業以及民間社會進行廣泛的合作與交流。借鑒布魯金斯學會的獨立性和客觀性，采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注重長期視角和戰略思考，以及跨國合作與交流，有助于提升中國外交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更科學和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