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智庫在國家治理和區域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 高峰 陳菲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 武漢 430079

1 前言

現代智庫起源于美國，隨后傳播到歐洲和日本，再逐步擴散到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智庫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非松散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咸亍ろf弗（Kent Weaver）指出，智庫是“獨立的、非營利性的研究實體”[1]。安德魯·里奇（Andrew Rich）將智庫定義為“通過生產專業知識和思想觀念來獲得支持并影響政策制定過程的獨立性非營利組織”[2]。詹姆斯·麥甘（James McGann）則認為，智庫是“能夠讓決策者和公眾就公共政策問題做出明智的決定，而對國內外問題進行政策導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議的組織”[3]?？傮w而言，智庫是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研究目標，為政府決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專業研究機構。

雖然菲律賓智庫的數量和影響力不如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但是菲律賓智庫符合智庫的一般性定義，同時具有東南亞地區智庫的一般特點，為菲律賓乃至東南亞區域治理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以菲律賓智庫為研究對象，梳理了菲律賓智庫的發展歷程，總結了菲律賓智庫的基本特點，并選取了較為典型的智庫作為案例，探究其在菲律賓國家治理和東南亞區域治理中發揮的作用。

2 菲律賓智庫的發展歷程

1947 年，天主教耶穌會在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成立了社會秩序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Order，ISO），這是自菲律賓獨立以來成立的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機構。該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為弱勢群體提供資源和機會，研究使社會民主化和公平化的途徑。到1998 年，社會秩序研究所的研究領域具體到沿海資源管理方面，主要任務是改善菲律賓沿海地區漁民的生活條件，通過研究幫助漁民們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社會秩序研究所一直存續至今，目前作為菲律賓雅典耀大學的附屬機構，繼續開展社會治理方面的公共政策研究。有學者指出，東南亞智庫的產生和發展受到民族主義、自由化程度和經濟發展三重因素的影響[4]，菲律賓智庫的發展也不例外。從總體來看，二戰以后菲律賓智庫數量的增長速度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特征（見圖1），可以將菲律賓智庫的發展分為“萌芽期”“發展期”和“穩定期”3 個發展階段。

圖1 菲律賓新成立智庫數量的時間變化圖Figure 1 Time chart of the number of newly established think tanks in the Philippines

2.1 菲律賓智庫發展的“萌芽期”

1946 年菲律賓獨立至1969 年這段時間，可以被視為菲律賓智庫的“萌芽期”。在該時期內，菲律賓先后成立了4 家智庫，研究重點聚焦于基層治理。這些智庫的出現與菲律賓獲得民族獨立和20 世紀60 年代采取開放政策從而獲得經濟的快速發展息息相關。

社會秩序研究所成立以后，雅典耀大學羅耀拉學院（Loyola Schools）社會科學學院于1960 年成立了菲律賓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Philippine Culture，IPC）。該研究所通過培養相關專業的研究生，為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社會發展規劃從業者提供培訓課程、出版各種傳播材料，為菲律賓基層社會發展、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東南亞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政策建議。1966 年，東南亞教育部長組 織（The 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SAMEO）和菲律賓政府建立了東南亞區域農業研究中心（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Center for Graduate Study an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 SEARCA）。該中心是由菲律賓政府牽頭成立的一家國際研究機構，其成員包括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中的11 個成員國①這11個成員國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東帝汶和越南。[5]。該中心通過促進農業科技和營銷方式的創新，穩定東南亞地區的農民收入，不斷提高農業家庭的生活質量。1967 年，菲律賓研究與傳播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CRC）成立。該中心作為菲律賓亞洲與太平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UA&P）的標志性研究中心之一，側重于分析營商環境的變化發展對實施商業戰略的影響，并提供經濟學碩士學位課程以培養相關領域的人才。該中心現已成為菲律賓最重要的商業研究和咨詢智庫之一[6]。

1.2 菲律賓智庫發展的“發展期”

1970—1999 年，菲律賓智庫進入“發展期”，該時期的菲律賓智庫數量快速上升，誕生了諸多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型智庫。得益于菲律賓國內政治趨于穩定和經濟的進一步開放，這30 年間菲律賓一共出現了27 家智庫②智庫名稱和基本信息見文末附錄“菲律賓智庫基本情況表”。。其中，20 世紀90 年代是菲律賓智庫產生的高峰期，并且出現了隸屬于政府部門的官方智庫和專門研究外交政策與國際事務的機構。在該時期誕生的智庫中，有6 家實力出眾并被列入東南亞區域乃至世界頂尖智庫行列。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TCSP）于2021 年1 月27 日發布的《2020 年全球智庫年度報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不包括印度）110 家頂級智庫排行”表，1977 年成立的菲律賓發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PIDS）排名第33 位，1988 年成立的國際對話倡議組織（Initiatives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IID）排名第87 位，1989年成立的雅典耀大學經濟研究與發展中心（Ateneo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CERD）排名第106 位，1991 年成立的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Studies，CIRSS）和菲律賓戰略和發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ISDS）③菲律賓戰略和發展研究所(ISDS)雖被收錄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TTCSP 發布的 《2020 年全球智庫年度報告》，但該智庫的官方網站鏈接已經失效，無法查詢到該智庫的確切信息和研究內容。分別排名第71 位和第24位，1996 年成立的亞洲管理學院里薩利諾·納瓦羅競爭力政策中心（A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Rizalino S.Navarro Policy Center for Competitiveness，AIM-RSN-PCC）排名第69 位[7]。

有些智庫的誕生與1971—1986 年馬科斯總統的獨裁統治產生的影響有關，例如，婦女資源中 心（Center for Women’s Resources，CWR）和政治與治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tics and Governance，IPG）。1982 年，菲律賓國內維護婦女權益的先驅機構CWR 因不滿馬科斯獨裁統治時期對女性權利的忽視和侵犯而成立。該中心通過數據調研、教育培訓和社會宣傳等方式，力圖改善菲律賓基層女性的生活狀況，賦予女性參與社會的基本權利[8]。1994 年成立的政治與治理研究所（IPG）旨在深化和發展馬科斯獨裁政府下臺后菲律賓國內落后的民主化進程。該研究所通過推動人民參與社會治理、增加女性在政治參與中的比例等方式，引導政府權力下放，提升菲律賓地方的自治能力，提高菲律賓的政治民主化程度[9]。

2.3 菲律賓智庫發展的“穩定期”

21 世紀以來，菲律賓智庫數量的增長速度開始下降，菲律賓智庫的發展進入“穩定期”。在該時期內，菲律賓新成立了9 家智庫④智庫名稱和基本信息見文末附錄“菲律賓智庫基本情況表”。，其中有7家智庫集中誕生于21 世紀的前5 年。受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菲律賓的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直至2016 年杜特爾特總統上臺以后，菲律賓的經濟形勢才逐步好轉，但人口過增、政治腐敗、財政虧空等問題仍然突顯。為了應對這些問題，該時期成立的菲律賓智庫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國內政治發展和社會治理等方面，例如，西甲策研究所（La Liga Policy Institute，La Liga）等。

菲律賓西甲政策研究所（La Liga）于2000 年成立，是一家致力于提升國內社會治理水平、促進經濟發展并改善人居環境的獨立研究機構。該研究所主要研究四大主題，分別是農村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環境與氣候變化、減災賑災以及基層治理民主化[10]。雅典耀大學政府學院政策中心（Ateneo Policy Center, Ateneo School of Government，APC）于2001 年成為菲律賓雅典耀大學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該中心致力于為菲律賓建立一個優良的公務員培養體系，通過提高行政人員的專業化程度來塑造一個有責任的政府，以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20 多年來，該中心在推動政策改革和創新解決方案的討論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政策改革和創新解決方案促進了菲律賓的選舉機構、政黨、立法機構、官僚機構和問責制機構等關鍵民主機構的完善與發展[11]。德拉薩大學（De La Salle Univeristy，DLSU）杰西·羅夫雷多治理研究所（Jesse M.Robredo Institute of Governance，JRIG）于2001 年成立，并隸屬于菲律賓薩拉德大學人文學院。該研究所的工作內容包括以下4 個方面：一是建立開放政府，旨在完善政府的行政透明度和責任制，確保公民能夠更好地參與公共決策；二是完善地方治理，旨在提高地方政府及其部門有效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的能力；三是參與政策審查，旨在通過科研和國際合作為菲律賓參議院和眾議院等立法機構提供政策建議；四是建設“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DG）城市實驗室”⑤2012 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起“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合作計劃”（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SDSN），旨在調動全球專業知識，促進解決城市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問題，以實現城市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2019 年，德拉薩大學（DLSU）加入“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合作計劃”（SDSN），并建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城市實驗室”，為合作伙伴城市提供建設支持。，該計劃與馬尼拉市（City of Manila）、阿拉米諾斯市（City of Alaminos）和伊里加市（City of Iriga）3 個菲律賓城市建立合作伙伴關系，以其為實驗對象，以薩拉德大學（DLSU）和參與式地方治理方法為基礎，建立監測評估體系，形成適合菲律賓國情的城市可持續發展道路[12]。公共亞洲公司（Publicus Asia）是一家成立于2003 年的營利性智庫型企業。該公司提供的產品包括以政治競選和政治管理為內容的知識型產品和以政策咨詢和政治游說為目的的服務型產品[13]。雖然該公司以客戶訴求為導向，但其工作內容客觀上增進了政府與社會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有助于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因此可以被納入智庫范疇。人民賦權治理中心（Center for People Empowerment in Governance，CenPeg）成立于2004 年，是一家幫助人民參與政治治理的自主獨立型智庫。該中心通過政策研究、出版和宣傳相關成果的觀點以及教育和培訓等方式，促進菲律賓的平民（尤其是處于社會邊緣的貧困人口）參與政府政策（特別是影響普通民眾的權利和福祉的議題）制定和決策的過程[14]。人民政政策中心（Blas F.Ople Policy Center，Ople）同樣成立于2004 年，是一家在菲律賓勞工和就業部、外交部、海外菲律賓人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和機構間打擊人口販賣委員會（Inter-Agency Council Against Trafficking, IACAT）等部門和機構支持下成立的非營利型研究機構，旨在打擊國際人口販賣和保護國際勞工權利[15]。菲律賓戰略發展研究所（Strategia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SDRI）成立于2017 年，是一家致力于為菲律賓國內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提供政策建議、智力支持和技術援助的非營利型研究機構[16]。

3 菲律賓智庫的特點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TTCSP發布的《2020年全球智庫年度報告》，菲律賓有22 家智庫上榜，在11 個東南亞國家中排名第4 位[7]。事實上，根據公開資料，本文一共搜集到39 家符合條件的菲律賓智庫。這些智庫在所屬類型、研究領域和影響力等方面各具特色。

3.1 菲律賓智庫的所屬類型

智庫的分類標準多元，有些學者按照智庫的構建理論、服務功能和組織類型等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智庫進行分類。如盧小賓和黎煒祎按照智庫的構建理論，將國外智庫分為黨建智庫、倡導型智庫、學術型智庫和契約型智庫4 類[17]；塔蒂亞娜·特謝拉（Tatiana Teixeira）按照服務功能將巴西智庫分為咨詢型智庫和教學咨詢型智庫[18]；程永明按照組織類型將日本智庫分為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兩類[19]。然而，這些分類通常存在著“定義模糊、涵蓋領域有限和具有非排他性”等結構性缺陷[20]。為了創造一種普遍適用的智庫分類方法，歐洲學者戴安·斯通（Diane Stone）按照智庫與主要機構的隸屬關系和聯系，將智庫劃分為5種類型，即非營利性機構成立的民間社會智庫、大學附屬型智庫、政府資助的官方智庫、企業附屬型智庫和政黨支持型智庫[21]，有效避免了上述分類方法造成的困擾。本文按照斯通的分類方法，并結合菲律賓智庫的現實情況，將菲律賓智庫分為4 種類型，即自主獨立型智庫、準獨立型智庫、政府附屬型智庫和大學附屬型智庫。自主獨立型智庫是指機構工作不受利益集團、捐助者或政府的干預和控制，完全自主運作的智庫，如菲律賓戰略和發展研究所（ISDS）等。準獨立型智庫是指獨立于政府，但受利益集團、捐助者、國際組織等機構或個人控制非營利性智庫。這些組織或個人為智庫提供資金，并影響智庫的運作，如由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國際組織）建立的東南亞區域農業研究中心（SEARCA）。政府附屬型智庫是指建立和運作資金來自政府，且屬于政府某部門的非營利性智庫，如菲律賓發展研究所（PIDS）。大學附屬型智庫是指建立和運作資金來自大學，且為大學的教研機構的非營利性智庫，如雅典耀大學政府學院政策中心APC。

菲律賓智庫中存在數量最多的是自主獨立型智庫（20 家），占據了智庫總數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大學附屬型智庫（11 家）。自主獨立型智庫又可以分為營利型公司制智庫和非營利型智庫兩種類型。資源、環境和經濟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s Center for Studies, Inc., REECS）和公共亞洲公司（Publicus Asia）屬于營利型公司制智庫，其特點是通常由私人所有，通過生產知識為指定客戶提供有償咨詢和建議服務。雖然這些公司以客戶需求為研究導向，但公共政策仍是其研究對象，并且其工作內容通?？梢詭椭晟普疀Q策，同時增進客戶對政府政策的了解，客觀上促進了公共利益的實現，因此這些提供知識型產品和政策咨詢服務的營利型公司也可被納入智庫范疇。人口研究與發展基金會（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DRDF）、社會氣象站（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SWS）等屬于非營利型智庫，充當著菲律賓社會、學術界和政策界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這類智庫在自主獨立型智庫中更加普遍，數量最多。

3.2 菲律賓智庫的研究領域

菲律賓智庫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經濟、政治、外交和社會發展等社會科學領域。就單個智庫而言，許多菲律賓智庫的研究領域難以概括出統一的所屬范圍，尤其是研究經濟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的智庫，如社會氣象站（SWS）、菲律賓發展學院（Development Academy of the Philippines，DAP）、社會變革環境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r Social Change，ESSC）等。這些智庫的研究范圍通常涵蓋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具有交叉學科研究的特點，具有綜合性。

有些智庫的研究領域十分具體，研究的問題具有針對性，如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ICHHD）、婦女資源中心（CWR）等集中研究某一類人群的權利和發展問題的智庫，東南亞區域農業研究中心（SEARCA）、西甲政策研究所（La Liga）等專門研究某一具體產業發展的智庫。

考慮到菲律賓智庫在研究領域方面具有針對性和綜合性并存的特點，本文將智庫的主要研究領域大致分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政治發展研究和環境與自然資源研究3 種類型。其中，聚焦于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的智庫數量最多（18 個），這是因為該研究領域涵蓋的專業方向最廣，具有綜合性和交叉性；其次，是政治發展研究領域（17個），該研究領域的智庫又可以進一步劃分為關注國內政治領域發展的內政型智庫（7 個）和關注外交政策與國際事務領域的外交型智庫（10個）；數量最少的是關注環境與自然資源領域的智庫（4 個）。

3.3 菲律賓智庫的影響力

在整個東南亞區域，菲律賓的智庫數量雖排在前列，但從《2020 年全球智庫年度報告》“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不包括印度）110 家頂級智庫排行”表中菲律賓上榜的智庫數量和排名來看，菲律賓智庫的影響力遠不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的智庫[7]。同時，只有6 家智庫上榜成為區域頂級智庫，頂級智庫占菲律賓智庫總量的比例較小，也說明菲律賓智庫的建設水平較低，國際影響力不足。

除此之外，有些菲律賓智庫研究工作陷入停滯，無法繼續為國家和區域治理貢獻力量，影響力也隨之下降。例如，第三世界研究中心（Third World Studies Center，TWSC）和人口研究與發展基金會（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DRDF）。第三世界研究中心（TWSC）的官網顯示，TWSC 最近一期的工作報告停留在2016 年，對中心研究項目的介紹網頁于2018 年最后一次更新，此后再無更多研究成果公布[22]。人口研究與發展基金會（DRDF）官網于2018 年發布了最后一次研究成果。菲律賓新聞網站RAPPLER 在2020 年4 月最后一次轉載了DRDF 的研究成果，此后再未有媒體公開轉載或報道DRDF的新聞與評論[23]。

總體而言，菲律賓智庫具有如下幾方面特點：①從類型來看，自主獨立型智庫數量多，政府附屬型智庫數量少，大多數智庫與政府建立了合作關系；②從研究領域來看，菲律賓智庫主要是研究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的智庫；③從工作內容來看，菲律賓智庫通常集科研、教學和知識傳播任務于一體，任務多樣；④從研究視野來看，菲律賓智庫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兼具，國內事務研究和國際事務研究兼具，并且國際化程度較高；⑤從國際影響力來看，菲律賓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有限，缺乏國際頂尖智庫。

4 菲律賓智庫對國家治理的貢獻

大多數菲律賓智庫的研究成果均對菲律賓國家治理工作有所幫助，但并非所有的智庫都以提升菲律賓國家治理能力為目標和宗旨。本文通過梳理各智庫的研究報告發現，專注于經濟與社會政策、國內政治和外交事務領域的智庫為菲律賓國家治理做出重要貢獻。這些貢獻體現在為政府社會治理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議，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政策建議，擴大政治民主化與完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以及參與政府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以維護菲律賓國家利益等4 個方面。

4.1 為政府社會治理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議

許多智庫為菲律賓國內社會治理建言獻策，其研究范圍十分廣泛，基本涵蓋教育、醫療、民生、勞動力、營商環境和傳染病防治等影響國內社會和生產力發展的各個領域。菲律賓發展研究所（PIDS）于2019 年7 月在官網上公布了《2020—2025 年計劃研究議程》（以下簡稱《議程》）?！蹲h程》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氣候變化”“自由貿易協定”“國際競爭”四大主題，為進一步提升菲律賓的國家生產力，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與改善國內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等提出政策建議，按照智庫自身的能力和政府與決策者的要求，為菲律賓國內公共政策的形成和規劃做出貢獻[24]。

德拉薩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e La Salle University，SDRC）偏向于社會微觀問題的研究，可以為政府相關部門有針對性地解決特定問題提供參考。根據該中心官網提供的近五年（2018—2022 年）的研究項目介紹，這些問題主要涉及兒童和青少年發展、勞動者權利保護、生態環境、傳染病防治和基層治理等[25]。

社會氣象站（SWS）使用統計學的方法，用數據直接、客觀地反應菲律賓國內社會的經濟、政治、民生等社會問題。社會氣象站會按季度定期統計菲律賓國內的失業率、饑餓率、貧困率以及人們對未來生活質量改善的信心，用于衡量菲律賓國內的民生狀況。這些數據可以作為判斷菲律賓國家經濟發展情況和政府行政效能的風向標，鞭策或鼓勵政府不斷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戰略發展研究所（SDRI）的研究和貢獻范圍廣闊，該研究所內部分為6 個研究團隊，分別從事基礎教育評估、環境管理、企業社會責任、包容性商業模式、災害管理、性別與發展、勞工、領導力等社會問題的研究，為來自政府和其他國際金融與發展機構的伙伴提供知識援助和政策分析服務。

4.2 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有些智庫專門為促進菲律賓國內經濟政策的完善提供專業建議，這些建議涉及菲律賓國內企業的生存、腐敗與稅收和農業發展等方面。亞洲管理學院里薩利諾·納瓦羅競爭力政策中心（AIM-RSN-PCC）著重于菲律賓國內經濟政策的研究。自2017 年起，該中心的研究重點轉移到菲律賓國內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以及其在國際經濟競爭大背景下的發展方面，為促進菲律賓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議。除此之外，關于腐敗、政治包容性和稅收等當下社會熱點問題，也會做針對性的研究和回應。該中心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據該中心的官網數據，從2011 年到2016 年，該中心共發表了56 篇工作論文、24 篇同行評議的期刊文章，出版了4 本圖書,還舉辦了76 場學術會議、論壇等活動[26]。

東南亞區域農業研究中心（SEARCA）和西甲政策研究所（La Liga）關注菲律賓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問題。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西甲政策研究所的核心研究主題之一，特別是自然災害對農業發展的影響。該研究所通過研究和調查，不斷為菲律賓農業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和有效信息。SEARCA 的研究主要通過國際合作來完成。例如，SEARCA 與中國、泰國和越南的相關智庫和高校合作開展了“菲律賓畜牧業、乳業和家禽業的國際基準研究”，這一研究為菲律賓政府制定農業政策提供必要的資料。

4.3 擴大政治民主化與完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

促進菲律賓國內政治民主化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也是菲律賓智庫研究工作的一大主題，這些智庫在促進民眾政治參與和開放型政府建設方面表現突出。政治與治理研究所（IPG）致力于促進民眾政治參與度和地方政府的良政建設。該研究所通過對民間社會組織（尤其是婦女組織）開展教育和宣傳活動，提升其政治參與度，保障普通人的基本政治權利，不斷完善菲律賓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通過開辦治理學院，不斷提升地方政府官員的行政能力以完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

德拉薩大學杰西·羅夫雷多治理研究所（JRIG）是一家專注于政府治理能力建設的、集研究和教育培訓任務于一體的智庫。該研究所的研究領域涵蓋地方治理、權力下放、誠信政府與信息政務建設，為政策制定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知識參考和支持，為傳統的治理問題找到信息時代的解決方案。此外，該研究所計劃加強對公民監督、行政問責、預防腐敗和稅改政策等領域的研究，以進一步擴大菲律賓政治民主化。

20 世紀末期的亞洲金融風暴暴露出菲律賓政府的威權主義弊端，Stratbase ADR 戰略與國際研究所（The Stratbase ADR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DRi）開始專注于開放型政府建設和行政透明度的制度化建設，促進了菲律賓政治民主化和國家發展。

4.4 參與政府外交政策制定過程，維護菲律賓國家利益

外交型智庫也是菲律賓智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參與政治外交政策制定的關鍵環節，為維護菲律賓主權和國家利益提供學術方面的建議。菲律賓外事服務學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FSI）是隸屬于菲律賓外交部、從事外交政策研究的官方智庫。該學院在《1991 年菲律賓外事服務法》（Philippine Foreign Service Act of 1991）的授權下成立了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中心（CIRSS）。該中心通過組織會議、圓桌討論、講座和論壇，建立政府、學術部門和國內外專家學者之間的交流渠道。該中心下設區域研究科、傳統安全研究科、非傳統安全研究科、國際組織科、東盟項目科和特別項目科六大部門，有針對性地開展研究以支持菲律賓外交政策的制定、審查和實施。

德拉薩大學楊應琳中心（Yuchengco Center，YC）關注整個東亞地區（包括東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國際關系發展狀況以及菲律賓在區域結構中的位置。該中心通過學術研究、舉辦會議、出版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加強菲律賓和東亞地區其他國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關系的活動，增強菲律賓在區域政策宣傳方面的領導地位；此外，該中心還通過匯編和整合研究報告，提煉和傳播研究成果，為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知識性參考。

海洋與海事研究所（Institute for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IMOA）開展關于菲律賓海洋事務的研究，并鼓勵公眾參有關海洋和海洋問題的討論，為政策制定者、立法者、科學家和學者提供寶貴的資源和討論平臺。該研究所特別關注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的利益，并出版《南海爭端：菲律賓在西菲律賓海的主權和管轄權》[26]，極力維護菲律賓的海洋主權。

5 菲律賓智庫對東南亞區域治理的貢獻

菲律賓智庫專注于外交政策與國際事務、國際發展和環境保護等領域的研究和工作，為東南亞區域乃至整個亞太區域的治理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貢獻主要體現在維護區域安全穩定、促進區域人權保護和促進區域環境保護3 個方面。

5.1 為區域安全穩定做出貢獻

有些智庫專注于解決區域內族群沖突、資源有序開發以及為域內國家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提供平臺。國際對話倡議組織（IID）為推進東南亞區域的和平進程，開展了一項名為“和平進程計劃（Peace Process Project）”的戰略，該戰略采取沖突監測、談判與對話平臺建設和網絡建設等方式，為研究和解決東南亞民間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沖突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政治沖突提供平臺。

Stratbase ADR 戰略與國際研究所（ADRi）認為安全仍然是東亞和東南亞區域需要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包括平衡域內各國對海洋資源的開發以及合作應對恐怖主義、海盜和有組織犯罪等形式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該智庫認為東南亞現有的區域機制和多邊機構在處理安全事務時乏力，因此，其實施了“安全和東亞事務計劃”，不斷為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尋找手段、提供解決問題的場所，以找到有效和持久地解決該地區安全問題的辦法。

5.2 為區域人權保護作出貢獻

有些菲律賓智庫關注東南亞地區人權問題的改善，為保護勞工、女性、移民和土著人民等特定人群的權利提供政策建議。人民政策中心（Ople Center）主要關注國際勞工的權利保護以及國際人口販賣的問題。該中心建立了“販運者數據庫”，用于記錄、跟蹤、監控和標記人口販運集團，并記錄嚴重剝削國際勞工的案例，對政府和相關國際組織營救被剝削者和打擊販賣人口行為提供輔助支持，進一步保障區域國際勞工的人權。該中心由此成為應對人口販運問題的精英智庫，也使菲律賓成為第一個連續五年在美國國務院公布的《2020 年人口販運報告》中蟬聯1 級類別排名的東盟國家[27]。

斯卡拉布里尼移民中心（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SMC）致力于國際移民研究，并促進亞太地區移民與本地居民的相互理解。該智庫通過出版學術季刊《亞洲與太平洋》、組織學術會議、與政府機構和學術界以及主張移民保護的其他國際組織開展合作，為移民群體和公共政策機構提供信息，以保障移民的權利和尊嚴。

特波提巴土著人民國際政策研究和教育中心（Tebtebba-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Education，Tebtebba） 旨在促進和宣傳土著人民的世界觀，整合其對個人和集體人權、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傳統知識、習慣法和治理、沖突轉變、性別等關鍵問題的態度與觀念，并闡述和深化土著人民的觀點和立場，向世界傳遞東南亞土著人民的聲音，爭取國際社會對土著人民的關注與保護。該中心積極參與國際人權法和其他國際文書、政策和協定的制定和形成過程，為《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的頒布施行做出重要貢獻。目前，Tebtebba 擁有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的特別咨詢地位[24]。

5.3 為區域環境保護做出貢獻

另有些智庫關注區域環境問題的改善和資源合理開采，為東南亞地區環境保護工作提供政策建議和活動平臺。環境問題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CEC）積極與從事環境保護與資源開采監管的本地和國際組織建立伙伴關系，通過聯合宣傳、舉辦論壇和會議、參與國際協調行動等方式，不斷深化亞太區域環境保護的進程。目前，該中心是亞太地區CSO 參與機制（Asia Pacific Regional CSO Engagement Mechanism，APRCEM）環境工作組的協調員，并擔任聯合國環境署亞太地區的民間社會代表，代表區域民間社會團體參加兩年一度的聯合國環境大會。該中心還是國際礦業大會聯合秘書處、亞太研究網絡、亞太地區基礎和成人教育等國際組織的成員，同時也是CLIMATE Asia Pacific（一個改善亞太地區環境的氣候變化學習倡議動員行動）的召集人[24]。該中心與國際合作伙伴共同為東南亞區域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管理和生態恢復做出突出貢獻。

6 結語

經分析和研究發現，菲律賓智庫具有發展迅速、類型多樣、功能全面、數量較少、建設起步晚且國際影響力較弱等特點，且菲律賓智庫經常舉辦不同類型的會議和論壇，與其他學術機構、國際組織、社會團體、政黨和政府部門進行資源共享和公共政策討論，或直接參與政府和區域機制的政策制定過程，為國內和區域治理提供專業建議。由于某個智庫的觀點與某項具體政策的出臺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聯系很難評估，因此，智庫在國內和區域治理所取得的成效中的貢獻只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國內外學界對菲律賓智庫的關注與研究較少，對菲律賓智庫的整理、發展歷程、特點和貢獻的研究鮮有成果作為借鑒和參考，本文對菲律賓智庫的總結主要來自對公開網絡資料的整理。作為此領域的初步探索，本文對菲律賓智庫基本情況和貢獻進行了簡要梳理和分析，希望為國內學術界研究有關菲律賓智庫的問題提供資料來源和些許啟示。

詹姆斯·麥甘教授將智庫視為美國社會的第五階層，認為智庫在國家政策的制定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菲律賓智庫雖然在國際智庫表現中不算出眾，但也為菲律賓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發展提供了許多政策建議，也為整個東南亞乃至亞太區域的機制建設和問題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菲律賓政治改革的推進和國民經濟繼續發展，菲律賓智庫的建設情況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