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運動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的影響: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的鏈式中介效應*

張書皓 張 嵐 劉昊馨 呂少博 楊語煊 林佳龍

①華北理工大學團委(河北唐山) 063210 ②河北省中醫院宣傳部 ③華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④華北理工大學心理與精神衛生學院 △通信作者 E-mail:412919355@qq.com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青年是抑郁和焦慮的高風險群體,18～24歲年齡組的抑郁風險檢出率達24.1%,顯著高于其他年齡組,焦慮風險檢出率的年齡差異呈現出類似的趨勢[1]。大學生由于心理健康問題而導致的自殺行為呈逐年上升趨勢[2]。有學者指出,心理健康與心理健康素質為表里關系,心理健康是心理健康素質的外部表現,是理想狀態下的心理功能;而心理健康素質是心理健康的本質,是后者形成的內部機理,指引著心理健康發展的方向,能夠較好地反映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態[3-4]。心理健康素質是個體在遺傳和環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些內在的、相對穩定的心理品質,主要包括自我、人際交往素質、個性素質、認知風格、歸因風格、應對風格和適應性等,這些心理品質影響或決定著個體的心理、生理和社會功能[5]。體育運動對心理健康素質的積極作用在許多研究中得以證明,體育運動對心理健康水平有顯著性積極影響,不同強度的體育運動均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中等強度的體育運動對心理健康的改善效果最佳[6-7]。體育運動對年輕人的情緒、自尊、同伴關系、自我認知等均有促進作用,有助于緩解心理困擾,與心理健康素質和總體心理健康均呈顯著正相關[7-11]。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1:體育運動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

特質正念是個體專注覺知當下的思維和情感,并且不予評判、不過度反應的積極人格特質[12]。體育運動的心理結構與正念的心理結構高度契合,將特質正念作為體育運動的心理效應研究的新視角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3]。已有研究表明,特質正念與體育運動可以有效互相促進,一方面,特質正念可以通過狀態正念和意向性自我調節有效促進體育鍛煉行為,另一方面,學生在體育運動過程中能夠有效提高特質正念水平[14-15]。正念監控與接受理論認為,正念包括兩部分因素,一是有意識的監控當下的心理體驗,二是接受當下的心理態度,正念通過監控和接受兩個過程幫助個體有效應對消極事件和消極體驗,促進個體保持長期的心理健康[16]。正念既可以直接正向預測心理健康,也可以通過心理需要滿足、自我同情以及情緒調節能力等間接作用于心理健康[17-19]。心理健康雙因素模型指出,心理健康包括消除心理障礙狀態和獲得積極健康心理品質兩個方面,作為一種積極心理品質,特質正念對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是通過促進內化、穩定的心理健康素質來實現的[13,10]。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2:特質正念在體育運動和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間起中介作用。

情緒智力是個體通過監控、識別、運用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來促進思維和行為積極發展的能力[21]。根據情緒智力混合模型,情緒智力可以劃分為4個維度:一是自我情緒評估;二是他人情緒評估;三是情緒控制;四是情緒運用[22]。經常參加體育運動有助于大學生養成良好心理素質,促進情緒智力的提高,而且隨著運動時間的增長,體育運動對情緒智力的影響作用愈發凸顯[23]。情緒智力對心理健康的促進作用可以從多個方面現實,比如,具有高水平情緒智力的個體不僅壓力源體驗較弱,還具有更高的的社會適應性,有利于獲取更多社會支持,情緒智力可以作為一種保護資源對心理健康發揮積極作用[24]。情緒素質是心理健康素質的重要方面,情緒智力的發展恰恰滿足心理健康素質對于情緒控制、情緒表達和情緒適應的要求[11]。在體育運動中強化情智培養以提升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在體育教學實踐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證明[25]。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3:情緒智力是體育運動和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間的中介變量。

綜上所述,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都可能是體育運動和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之間的中介因素。研究表明,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之間也存在著顯著相關[26]。正念情緒調節模型認為,正念可以通過幫助個體以“接納的”和“不反應的”態度有意識地覺察自身及他人情緒,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隔消極情緒干擾,為個體進行情緒信息加工和思考提供便利,為情緒智力的提升創造條件[27]。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4: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在體育運動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研究于2022年11-12月對河北省6所高校1302名本科生進行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共1200份(92.17%)。其中男生522人(43.5%),女生678人(56.5%);獨生子女348人(29.0%),非獨生子女852人(71.0%);生源地為城市444人(37.0%),農村756人(63.0%);大一432人(36%),大二566人(47.2%),大三136人(11.3%),大四66人(5.5%)。排除標準:非自愿參與本研究、內容不完整、選項有規律性、回答時間過短。項目組工作人員經培訓后指導被試獨立完成答題,被試均自愿參加,并獲得知情同意,試驗過程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中有關倫理學的規定要求。

1.2 方法

1.2.1 體育鍛煉等級量表(PARS-3) 該量表由梁德清等人修訂,用于測量運動強度、鍛煉頻率和每次運動持續時間3個方面[28]。量表包括3個題目,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方式,以3個方面內容總分衡量個體運動量。運動量=強度*(時間-1)*頻率,總分為0～100分。根據運動活動等級理論,將≤19記為小運動量,20～42記為中運動量,≥42記為大運動量。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65。

1.2.2 正念注意覺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 該量表由陳思佚等人修訂,用于測量青少年的特質正念水平[29]。量表包括15個題目,采用李克特6點計分(1=幾乎總是,6=幾乎從不),由被試根據自己最近幾周的實際情況報告各條目中最符合自己的選項。高分數反映了個體在日常生活中較高水平的正念特質。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89。

1.2.3 情緒智力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EIS) 該量表由王才康等人修訂,用于測量青少年的情緒智力水平[30]。量表包括33個題目,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方式,分數越高表示其情緒智力的水平越高,其中28題和33題為反向計分。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91。

1.2.4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問卷(Adolescence Mental Health Diathsis Questionnaire) 由沈德立等人編制,谷松修訂,用于測量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素質水平[11]。量表包括89個題目,由適應素質、人格素質、情緒素質、認知素質4個分量表組成,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方式,得分越高說明心理健康素質越高。該問卷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系數為0.99。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22.0對所有數據進行信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描述性統計、差異性檢驗、相關分析、回歸分析,通過插件process 3.3中的模型6進行中介作用分析,借助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模型檢驗。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顯示共有18個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第一個因子的變異解釋率為34.06%,低于40%的臨界標準,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1]。

2.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對各變量進行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如表1所示,大學生體育運動、正念、情緒智力和心理健康素質兩兩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表1 各變量描述統計與相關性(r)

2.3 鏈式中介效應分析

采用SPSS Process宏程序,通過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5000次,檢驗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在體育運動和心理健康素質之間的中介效應。

回歸分析表明,變量間的回歸作用均顯著,見表2。分別對3條路徑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及置信區間的估計。3條路徑95%的置信區間均不包括0,表明間接效應顯著。其中直接效應值為0.27,占總效應值的60%?？傊薪樾禐?.18,占總效應值的40%。3條中介路徑的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分別為11.11%、22.22%和6.67%,見表3。中介效應模型見圖1。

圖1 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在體育運動和心理健康素質之間的中介作用模型

表2 變量間的回歸分析

表3 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在體育鍛煉和心理健康素質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3 討 論

3.1 體育運動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的直接效應

本研究結果顯示,體育運動可以直接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隨著運動強度、鍛煉頻率和運動時間的增加,體育運動的心理效應逐漸明顯。而在谷松的研究結果中,體育運動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的直接效應不顯著[11]。研究者認為,結果的不同可能源于被試群體的差異,相較于中學生,大學生可用于參加體育運動的時間更多、更自由,整體的運動等級相對更高,體育運動在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提升過程中的效果相對更顯著。當體育運動的時間、強度、頻次達到一定程度,對個體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從外部表現的改善逐漸內化為心理品質的塑造,隨著個體的適應素質、人格素質、情緒素質、認知素質等方面在不同程度的向好變化,心理健康素質得到整體提升。

3.2 特質正念的中介效應

本研究結果顯示,特質正念在體育運動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之間起中介作用,這表明體育運動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素質,還能通過特質正念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產生間接影響。體育運動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大學生在體育運動中專注于運動行為本身以及運動帶來身心變化,促進其覺知和注意力水平的提高,而后天可變性是特質正念的特點之一,因此大學生的特質正念水平可以隨著體育運動量的累積而提升[15]。根據正念監控與接受理論,通過體育運動獲得更高正念水平的大學生具有更好的監控和接受當下心理體驗的能力,能夠更輕松的應對負性刺激引發的負性體驗,適應素質、情緒素質、認知素質等方面也隨之得到提升,為心理健康素質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6]。

3.3 情緒智力的中介效應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情緒智力在體育運動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之間同樣起中介作用,這表明體育運動還可以通過提高大學生的情緒智力來間接提升其心理健康素質。相比不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大學生,經常參加體育運動的大學生在問題意識、情感控制、問題處理等情緒智力的幾個維度上均更有優勢,長此以往,體育運動對情緒智力的積極作用在經常運動的大學生身上就會得到明顯的體現[23]。而情緒智力較高的大學生能夠較快的感知到自身情緒的變化,并對引起情緒變化的刺激事件進行合理的評估和認知,有效調整心理狀態,減少負性事件帶來的一系列的消極影響,從而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隨著情緒智力的穩定增強,長期處于良好的心理狀態的大學生容易形成應對環境變化的積極心理品質,具備了形成良好心理健康素質的土壤[32]。

3.4 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的鏈式中介效應

最后,本研究發現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在體育運動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也就是說,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既可以作為中介變量單獨發揮作用,還可以共同作用于體育運動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的影響。根據正念情緒調節模型,大學生在經常性的體育運動中形成了高水平的特質正念,對于負性事件、不利環境和消極狀態的覺知和注意力水平較高,并且能夠以“接納的”和“不反應的”態度應對,從而幫助其較快的從消極狀態中調整回來或是避免陷入消極狀態,促進了心理健康的動態保持[27]。換言之,體育運動幫助大學生形成的高水平的特質正念和情緒智力使其具備了一種素質,這種素質能夠使一般的負性刺激不再具有危害性,使較強的負性刺激變得柔和、傷害性較弱,這種素質就是心理健康素質,保障著個體的心理健康。

3.5 研究意義與局限

本研究從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的視角出發,研究了體育運動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的影響機制,發現了4條體育運動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的作用路徑,再次證明了通過體育運動提升大學生心理健康素質,維護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可行性。因此,高校應該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體育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論述,強化以“健康第一”理念和實踐促進大學生身心健康和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在體育課程教學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完善體育教學與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相統一的體育課程教學體系;另一方面,豐富校園體育活動,引導大學生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培育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質。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被試都來自于河北高校,后續研究可以擴大樣本規模和范圍以進一步驗證結論;二是本研究屬于橫斷研究,使用了問卷調查法,可能存在期許效應,后續可以引入縱向追蹤或者實驗研究等方法,進一步探究變量間的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