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張耀軍,高又壬,任羽卓

(中國人民大學 1.應用經濟學院;2.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回顧

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代表性技術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契機。對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意味著將數字化與生產發展相融合,由傳統生產體系向數字化生產體系轉型。目前已有的數字化轉型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個方面:第一,關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具體過程及方向。數字化轉型是內外部環境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對企業生產過程與管理過程產生重大影響(1)戚聿東,肖旭:《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變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第二,聚焦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后的價值效應與績效結果。有學者從企業行為、組織架構(2)劉政,姚雨秀,張國勝,等:《企業數字化、專用知識與組織授權》,《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9期。和企業績效(3)高厚賓,王薔瑞:《“綠色的饋贈”: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來自中國制造業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等方面揭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第三,重點關注影響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因素。研究者們分別從外部環境與內部因素兩個視角,對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因素進行了探討(4)陽鎮,陳勁,商慧辰:《何種經歷推動數字化:高管學術經歷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經濟問題》,2022年第10期。。本文重點關注董事會的內部結構特征,以董事會國際化程度為切入點,深入探究其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企業董事會人員相關信息,探究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及內在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的戰略決策與行為選擇是企業高管個人價值判斷與偏好的反映,而這又取決于高管的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和個人經歷等特征,因此高管的個人特征往往會對企業內部的戰略選擇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人力資源全球流動的背景下,董事會國際化是高管特征的集中反映,對企業的戰略選擇及績效產生了重大影響(5)李強,蔣洮:《高管團隊國際化能抑制企業“漂綠”行為嗎:兼論信任文化的影響》,《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一)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參考杜興強等(6)杜興強,殷敬偉,張穎,等:《國際化董事會與企業環境績效》,《會計研究》,2021年第10期。的做法,考慮到港澳臺地區在經濟、法律等方面的特殊性,將董事會聘請外籍董事與港澳臺董事均納入董事會國際化的范疇。如上所述,企業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管理層的結構特征,因此外籍(港澳臺)董事的加入將改變企業高管的構成,進而對企業戰略產生影響。本文認為董事會的國際化有可能從以下兩個方面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產生作用。首先,從烙印理論的視角出發,個體在特定時期受外部環境影響所形成的內在特征,將會在環境改變后持續留存。其次,從資源基礎理論的視角出發,企業擁有的不同資源決定了企業間競爭力的差異。包括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在內的資源稟賦是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外籍(港澳臺)董事的加入有可能為企業帶來更為先進的技術以及國際資源,這無疑會對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產生促進作用?；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說1——

H1:外籍(港澳臺)董事的加入即董事會國際化將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促進作用。

(二)董事會國際化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制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企業的一項戰略性變革,本文分別從企業的融資約束(對應企業資源投入)、風險承擔(對應企業戰略制定)及內部控制(對應企業戰略實施)三個渠道探究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機制。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最終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需要企業進行長時間的資金投入。董事會國際化有可能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而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產生積極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一方面,外籍(港澳臺)董事自身獨有的人際關系與社會網絡可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外部投資,這將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另一方面,上市企業聘任外籍(港澳臺)董事是其向市場傳遞出的一種積極信號,這不僅體現出企業對于人才的重視,更展現了企業國際化轉型的決心,這一信號有利于企業吸引各類資金,幫助企業緩解融資約束。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說2——

H2:董事會國際化可通過緩解融資約束進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董事會國際化可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意愿,進而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使企業有能力承擔投資時間長、風險高但長期收益高的戰略性項目所帶來的風險。數字化轉型作為一項長期投資,對短期的績效提升并不明顯,因而在戰略決策時企業可能對其進行規避,而外籍高管進入董事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問題:一方面,外籍(港澳臺)董事在國外的經歷可能使其掌握更全面的商業知識與管理經驗,從而使其更能承擔企業數字化變革所可能帶來的市場風險;另一方面,外籍(港澳臺)董事通常具備全球化視野,因而可在董事會的決策會議中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提高管理層對風險的認識,最終促使企業作出偏向長期利益的戰略決策。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說3——

H3:董事會國際化可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進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外籍(港澳臺)董事受成長環境的影響,更有可能具有較強的規則意識與法治觀念。與本土董事相比,外籍(港澳臺)董事與管理層存在社會關系的可能性較小,具有更強的監督獨立性;且外籍(港澳臺)董事往往能從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企業的問題,這可能打破企業原有的“小團體格局”,使董事會出現不同的聲音(7)杜興強,譚雪:《董事會國際化與審計師選擇:來自中國資本市場的經驗證據》,《審計研究》,2016年第3期。。因此,外籍(港澳臺)董事的進入可使董事會更好地發揮監督作用,提高企業內部的控制水平。企業內部控制水平的提升又可對企業戰略決策產生積極影響,為數字化轉型奠定基礎?；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說4——

H4:董事會國際化可通過提高內部控制水平進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披露的財務數據,以29404家企業為樣本對上述諸假設進行檢驗。其中,上市公司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服務中心(CSMAR)和CCER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CCERDATA),選取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并進行了以下幾方面的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企業;(2)剔除被特殊處理(ST)和已退市(PT)的企業;(3)剔除關鍵數據缺失的企業;(4)為減少變量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的干擾,對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的縮尾處理。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數字化轉型(Digit)為被解釋變量。目前學界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上市公司年報中的數字化相關詞頻進行度量(8)吳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市場表現:來自股票流動性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第二類是根據上市企業披露的年末無形資產明細,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資產價值占無形資產價值總量的比例作為企業數字化程度的度量(9)祁懷錦,曹修琴,劉艷霞:《數字經濟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基于信息不對稱和管理者非理性行為視角》,《改革》,2020年第4期。?？傮w來看詞頻度量方法可以反映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最新動向,但測量的誤差較大;無形資產度量的方法相對準確,但是許多與數字化轉型的相關資產并未及時體現在報表中,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本文使用詞頻度量方法,將數字化轉型相關詞頻數加1取對數作為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度量,記作Digit,在此基礎上使用無形資產度量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2.解釋變量。本文共選取兩種指標對董事會的國際化水平進行度量:一是董事會中是否有外籍(港澳臺)董事(Inter_1),二是董事會內部外籍(港澳臺)董事人數占全部董事人數的比例(Inter_2)。

3.控制變量。研究所選取的控制變量為:企業規模(營業收入取對數)、股權集中度、賬面市值比、總資產報酬率、現金流強度、資產負債率、企業年齡、董事會人數、獨立董事占比。

上述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設計

本文的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Digitit=α0+α1Interit+ρXit+μt+δi+εit

(1)式中,被解釋變量Digitit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Interi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企業i在第t年的董事會國際化程度,分別用董事會中外籍(港澳臺)董事的占比來度量,控制變量Xit包含前文提到的企業層面變量,δt為企業固定效應,用以捕捉不隨企業變化的不可觀測因素,μt為時間固定效應,用以捕捉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因素,εit為擾動項。(1)式中的系數α1表示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董事會國際化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1)和(2)列的結果顯示,被解釋變量Inter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00和0.129,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董事會擁有外籍(港澳臺)董事及外籍(港澳臺)董事占比的上升均會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促進作用;在加入控制變量后,(3)(4)列所展示的回歸系數依然穩健,證明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

表2 董事會國際化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結果

(二)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處理。 對于基準回歸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與反向因果等內生性問題,本文具體參考了高杰英等(10)高杰英,褚冬曉,廉永輝,等:《ESG表現能改善企業投資效率嗎?》,《證券市場導報》,2021年第11期。的做法,進一步加入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行業競爭度等變量,結果如表3的(1)和(2)列所示,在控制了企業外部因素后系數分別為0.163與0.182,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證明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表3 考慮遺漏變量與滯后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

其次,本文將解釋變量分別滯后1期以緩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問題,回歸結果如表3的(3)和(4)列所示。在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后,董事會國際化依舊會顯著促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表明了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工具變量法是緩解內生性問題較為有效的方法,因此本文進一步采用了上市公司同一年、同省份且同行業的其余公司的董事會國際化程度,作為該上市公司董事會國際化程度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加入工具變量后的回歸結果

表4的(1)和(2)列表示核心解釋變量為“董事會中是否有外籍(港澳臺)董事”下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第(1)列的系數為0.33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企業的董事會國際化水平與本省本行業其余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國際化水平有著較強的相關性;第(2)列展示了因變量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二階段回歸結果,其系數為4.47,這表明在使用工具變量法緩解內生性后,董事會國際化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依舊明顯。 (3)和(4)列展示了以“外籍(港澳臺)董事在董事會占比”為核心解釋變量下的回歸結果,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的回歸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結論。

2.穩健性檢驗。本文使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而言,本文的基準結果共選取了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區塊鏈技術、數字技術運用等5個維度的76個詞頻進行統計。參考趙宸宇(11)趙宸宇:《數字化發展與服務化轉型:來自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南開管理評論》,2021年第2期。的做法,進一步選取數字技術應用、互聯網商業模式、智能制造、現代信息系統四個維度共99個詞頻進行統計,生成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第二個度量指標,記為Digit_2;同時參考祁懷錦等(12)祁懷錦,曹修琴,劉艷霞:《數字經濟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基于信息不對稱和管理者非理性行為視角》,《改革》,2020年第4期。的做法將數字化轉型相關資產占無形資產比值作為第三個度量指標,記為Digit_3。將上述兩個被解釋變量放入回歸,表5所展示的結果表明,在使用替代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后,董事會國際化水平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這進一步證明了本文主要結論的穩健性。

表5 替換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

(三)機制檢驗

在穩健地證明了董事會國際化可以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對該促進作用的內在機制進行探究。根據假說2和假說4,本文推測董事會國際化可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高企業風險承擔能力與提升企業內部控制水平三個途徑促進數字化轉型,接下來本文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對上述假說及其對應機制進行檢驗。

1.融資約束機制。根據假說2,董事會國際化可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本文使用KZ指數度量企業面對的融資約束,該綜合性指數的數值越高,表明企業的融資約束越高、企業自由度越低。中介效應檢驗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緩解融資約束的機制檢驗

(1)列和(3)列Inter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董事會國際化可緩解企業融資約束,而(2)列和(4)列則表示自變量同時加入董事會國際化與融資約束時的回歸結果,即在融資約束的系數均顯著為負的同時,董事會國際化的系數(0.137和0.145)與表2中的基準回歸相比(0.189和0.170)有所減小,這表明融資約束的緩解在董事會國際化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起著中介作用,假說2得證。

2.風險承擔機制。假說3認為,董事會國際化可通過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進而促進企業的長期數字化轉型。參考何瑛等(13)何瑛,于文蕾,楊棉之:《CEO復合型職業經歷、企業風險承擔與企業價值》,《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9期。的做法,用企業資產收益率(ROA)的波動程度衡量企業承擔的風險水平,并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對假說3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機制檢驗

(1)列和(3)列的結果顯示,當以董事會國際化為自變量、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為因變量時,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董事會國際化可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2)列和(4)列董事會國際化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128和0.147,相比起基準回歸結果(0.189和0.170),這一系數的絕對值變小但依然顯著,這表明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高在董事會國際化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中起著中介作用,假說3得證。

3.內部控制機制。根據假說4,外籍(港澳臺)董事進入董事會將提高企業內部控制水平,進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選取迪博內部控制指數作為企業內部控制水平的度量,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對假說4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提升企業內部控制水平的機制檢驗

第(1)列和(3)列董事會國際化Inter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005與0.003,表明董事會國際化可提高企業內部的控制水平,(2)列和(4)列展示了同時加入董事會國際化與企業內部控制水平后的回歸結果,結果發現Control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而董事會國際化的系數(0.108和0.102)與表2中的基準回歸(0.189和0.170)結果相比有所減小卻依然顯著,這表明內部控制在董事會國際化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中扮演著中介作用,假說4得證。

(四)異質性分析

董事會國際化作為企業內部因素的延伸,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可能會因外部環境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因此,在企業間面臨的行業競爭程度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存在差異時,董事會的國際化水平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也有不同。

1.行業競爭度下的異質性。當外部環境的競爭較為激烈時,企業往往會通過積極應用數字技術,利用數據要素等方式改良自身生產經營流程,從而提升自身的經營績效。因而在更高的行業競爭度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潛在意愿也會更高,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效果也會有所差異。為探究上述促進作用在行業競爭度下的異質性,參考袁蓉麗等(14)袁蓉麗,李瑞敬,孫健:《董事的信息技術背景能抑制盈余管理嗎》,《南開管理評論》,2021年第3期。的做法,選取赫芬達爾指數測度企業所面臨的行業競爭程度,該指標取值越小,表明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越激烈。以該指數的行業年度均值作為分組標準,若上市公司當年所屬行業的指數高于指數均值,則認為該企業所面臨的行業競爭相對較弱;反之則競爭相對較強。將兩組樣本分別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即行業競爭程度較強的企業組的回歸系數均大于行業競爭程度相對較弱的組別,且組間系數差異顯著。該結果表明,企業面臨的行業競爭程度越大,企業董事會的國際化對于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越明顯。

表9 不同行業競爭度下的異質性回歸結果

2.不確定性下的異質性。不確定性較高的外部環境往往會對企業的投資、雇傭和貿易產生負向影響,所以企業往往會通過更積極地應用信息技術,降低自身面臨的不確定性。因此,當企業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時,通過數字化轉型以應對不確定性的意愿便會上升。為探究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下企業表現的異質性,參考方明月等(15)方明月,聶輝華,阮睿,等:《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金融研究》,2023年第2期。的做法,選取上市公司年報中與不確定性相關的詞頻作為測度標準。該指標數值越大,表明企業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越大。在此以該指標的年度均值作為分組標準,若上市公司當年的不確定性指標高于年度均值,則認為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相對較強;反之則相對較弱。將兩組樣本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不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下的異質性回歸結果

表10結果表明,面臨不確定性程度較強的企業組,其估計系數均大于不確定性較弱的企業組,且組間系數差異顯著。這證明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越大,董事會國際化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越明顯。

(五)價值效應檢驗

為進一步探究董事會國際化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效應,以企業專利申請數量衡量企業的創新績效,通過中介效應檢驗董事會國際化是否可通過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而提升企業創新績效,回歸結果如表11所示。

表11 董事會國際化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效應檢驗

(1)列和(3)列顯著的估計系數表明,董事會國際化可以促進企業的創新發展;(2)列和(4)列匯報了自變量同時加入董事會國際化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結果,結果發現數字化轉型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而董事會國際化的系數則均有所減小。因此,價值效應檢驗的結果證明,董事會國際化可通過企業數字化轉型最終作用于企業的創新績效,這有助于企業的績效提升。

五、結論與啟示

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的一項重要戰略變革,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受到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因素的影響,本文聚焦于企業內部董事會的結構特征,基于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探究了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及內在機制。研究發現: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該結論在經過一系列內生性及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進一步的機制檢驗結果表明:董事會國際化可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高企業風險承擔能力、提升企業內部控制水平三條路徑,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產生正向作用。此外,董事會國際化對企業數字化的促進作用在市場競爭更激烈、外部不確定性更強的企業中展現得更為明顯;而價值效應檢驗的結果則表明:董事會國際化具有明顯的價值效應,國際化程度更高的董事會可以通過促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進而對企業創新績效的提高帶來正向影響。

本文拓展了相關領域的研究視野,豐富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因素的研究并對高階梯隊理論形成了補充,為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經驗證據,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結論可帶來以下啟示:為了促進本土企業的長遠發展,使企業有機會在全球數字化變革中完成高質量轉型升級,我國政府和相關機構應鼓勵并通過合理的方式支持企業董事會的國際化。首先,融資約束是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挑戰,政府應該采取有效措施來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例如為企業提供更為便利的融資機會,改善金融服務質量等,進而幫助企業滿足實現數字化轉型的資金需求;其次,兼具國際視野和先進管理理念的外籍(港澳臺)董事會成員可以憑借自身稟賦優勢,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數字化環境,提高企業承擔轉型風險的能力,為我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先機提供支持。因此,政府應在鼓勵外籍(港澳臺)董事加入的同時建立健全法律法規,為企業提供更為健康的市場環境,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共同助力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第三,內部控制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功至關重要,一方面,政府和監管機構應該加強對企業的監督和管理,確保企業具備健全的內部控制體系;另一方面,相關機構應該加強引導,提供專業化的培訓與技術支持,幫助企業更好地管理風險并防范內部問題,推動數字化轉型的順利進行;最后,本文研究結果表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具有累積效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決策可以顯著地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因此,政府應積極引導企業持續加強科技創新領域的投入,將數字化轉型的豐富成果高效有序地轉化為企業高質量轉型發展的不竭動力,形成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