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至晚清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對西學的認知及差異

謝貴安,程洋洋

(武漢大學 國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書目是圖書的分類、編目和著錄,它體現了某一時期學者們對知識的關注、判斷和總結,由此可以窺知人們知識觀念的狀況和演變。自明末開始,西學東漸,西書開始在中國出現,書目也開始著錄西書。及至鴉片戰爭以后,西學更是以前所未有之勢傳入中國,專門著錄西書的新學書目出現。從形式上看,這一時期的書目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書目,從明末至清代前中期,學術在舊的框架中發展,傳統書目占據學術要津,如《絕徼同文紀》《四庫全書總目》等(1)《絕徼同文紀》因所錄書籍之后多有序、引、跋,或書名之后有解題,可看作解題或提要式書目。。另外一類是新學書目,從鴉片戰爭至清末,學術趨新,大量介紹西學的目錄學著作出現,新學書目勃然興起,如《西學書目表》《譯書經眼錄》《新學書目提要》等。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在不同的時代和學術背景下,以小序、解題等形式評論西書和西學,不僅表達了自身不同的價值取向,而且反映了中國人對西學認知的變化。將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比較,以探討中國人對西學認知的演變,庶幾可以從一個側面深化我們對明末至晚清中國人文化心態變遷的認識。

一、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的西書著錄特征

明清之際,西方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出于傳教的需要,在傳播天主教教義的同時也帶來了地理、歷法、水法和算數度量等方面的西書,這些書籍的傳播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傳統的士大夫中間引起了轟動,于是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通過整理和著錄的方式對傳入的西書進行編目,內容涵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領域。1840年之后,中國社會再次掀起學習西學的熱潮。這一時期,晚清學者開始覺醒,希望以借鑒西學來達到富國強兵、國定民安的目的,大量西書被翻譯到中國,“據梁啟超編纂的《西學書目表》統計,至1896年時,數十年間各地共譯西學書籍352種;又據徐維則《東西學書錄》的統計,至1899年,已譯西學書籍達560種”(2)汪林茂:《晚清文化史》,安徽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20頁。。適應西學興起的需要,新學書目應運而生,收錄了各種門類的西學著作,其數量在晚清時期達到高峰。在不同的時代和學術背景下,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收錄西書狀況不同。為便于比較,筆者對部分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所著錄的西書進行了分類統計,具體內容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收錄西書種類、數量表

由上表所示內容可以得出兩種書目在西書著錄上存在的幾個特征:

第一,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皆重視科技類西書的著錄。由上表可知,兩種書目著錄西書眾多,其中半數以上為科技類著述。經筆者查看,《絕徼同文紀》著錄有關西書的序、引和跋共23篇,其中以科技類內容為主的有12篇;《四庫全書總目》共著錄西書29種,其中科技類著作就有14種。以上傳統書目所著錄的西方科技類著述關注內容相似,都集中在地理、天文歷法、水利機械和算數度量四個方面,其中《萬國坤輿圖》《坤輿圖說》《職方外紀》《天文略》《簡平儀說》《圜容教義》《泰西水法》《幾何原本》《勾股義》《表度說》和《同文算指》等,皆是明末至清中前期知識分子關注和評述較多的西書。對此,利瑪竇曾言:“在我們的著作中,使中國人感興趣的首推世界地圖與數學之類的書籍,以及其他介紹新奇事物的書籍?！?3)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下冊,羅漁譯,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第392頁。同樣,新學書目對西方科技也極為關注。單從種類上來說,筆者發現它們著錄的科技類西書除了涉及天文歷算和水利機械外,更多的是涉及聲、光、化、電諸書和農、礦、工、醫等學,譬如《聲學揭要》《光學測算》《化學求數》《電學測算》《農業氣象學》《礦石圖說》《工程致富論》和《儒門醫學》等。相較于傳統書目,新學書目著錄的科技類西書內容更為豐富,種類更為齊全。當然,這種差異的產生與時代背景的變化相關。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海禁”“閉關”等政策宣告放棄,西學之風漸盛。在此影響下,晚清學者對西學的認識也呈現出不斷深入的趨勢。因此,在測算、輿圖和機器等切于民生日用的西學的基礎之上,晚清知識分子更有了“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4)張之洞:《勸學篇》,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94頁。的劃分。這一方面說明時人對西學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另一方面亦可見晚清學者關懷之所在?？傊?不論是傳統書目還是新學書目,科技類西書一直是知識分子學習西學的重要內容。

第二,與新學書目相比,傳統書目較為關注宗教類西書。筆者對部分新學書目進行了查看,發現其著錄宗教類著述的數量甚少,有些書目甚至沒有著錄。究其原因,是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抵御外侮和變法圖強的社會現實,晚清學者認為,宗教類西書并不能幫助改變晚清的社會局勢,甚至認為其中的虛妄之言會對民眾產生負面影響。所以,新學書目作者較少關注此類書籍。相比之下,傳統書目卻比較關注此類書籍的著錄,《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皆是其關注較多的著作,可以說在士大夫階層中影響廣泛。傳統書目雖關注宗教類西書,卻也經歷了由推崇走向排斥的過程。對明清之際的士大夫而言,這些宗教類西書所記載的內容,正好滿足了他們對西學的追求與渴望。故西教一入,便受到士大夫階層的熱捧。清中期的士大夫階層雖然同樣關注宗教類西書,但態度有所不同。他們認為,耶穌會士傳播的基督教神學無異于異端邪說,且悖亂綱常,所以應該排拒。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編纂者就把此類書籍列入“存目”,并言:“其中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匯為總目,以彰右文之盛?！?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圣諭·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諭》,中華書局,1965年,第2頁。以此方式來貶斥西方教義。顯而易見,《四庫全書總目》對天主教的輸入是持反對態度的。由此可見,雖然傳統知識分子比較重視宗教類西書的著錄,但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他們對此類書籍的解釋和認識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與傳統書目相比,新學書目更加重視史地、政法類西書的著錄。由表1可知,傳統書目對史地類西書是相當重視的,內容涉及各國戰史、變法史、輿圖等。如《西學書目表》“史志類”著錄《普法戰紀》《東方交涉記》《中東戰紀本末》等西書,《增版東西學書錄》中著錄有《萬國史記》《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廣學會譯著新書總目》“史類”著錄《大英十九周新史》《埃及變政史略》等各國變法史。輿圖則有《萬國全圖總說》《萬國坤輿圖》《山海輿地全圖》和《坤輿萬國全圖》等。對于政法類西書,傳統書目未曾關注,而新學書目特別關注政法類西書,《增版東西學書錄》有“政治法律類”、《譯書經眼錄》有“法政”類、《西學書目答問》有“政學”類,積極向國人介紹西方的政治、法律著述?？梢赃@么說,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晚清學者深知,中國只有以西史、西法為鑒,才能擺脫內憂外患的處境,而這些書籍正好迎合了他們的救國心理。由此可見,時代變遷對目錄學著作在分類和編目方面的影響是相當顯著的。

由以上論列可知,傳統書目和新學書目對西書的著錄差異很大,不僅在西書著錄的數量上相差甚遠,而且在種類上也各有側重,集中反映了清中前期和晚清士人對西學認知的變化。

二、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對西書的評判

由于時代和學術背景不同,傳統書目和新學書目對各類西書的評判差異極大,很多見解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兩種類型的書目著作對科技類西書都較為贊賞,但傳統書目多注重書籍的實用性,新學書目更注重其科學性。傳統書目對科技類西書實用性的關注多體現在對西方歷算之學的評述中。在歷法方面,明清知識分子對西方測定節氣、制定歷法的便捷性頗為贊賞。徐光啟認為“西國之法為盡善矣”,中國之法“然無其書,理未窮,用未著也”(6)徐光啟:《〈表度說〉序》,楊廷筠:《絕徼同文紀》,《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利氏出版社,2009年,第147頁。。熊遇在《絕徼同文紀》的序言中表達了與徐光啟類似的觀點,認為西方歷法書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7)楊廷筠:《絕徼同文紀》,《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利氏出版社,2009年,第242頁。?！端膸烊珪偰俊芬嗾J為《乾坤體義》一書“其法皆具得變通,可謂詞簡而義賅者”(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06,中華書局,1965年,第894頁。。在算學方面,明末至清中前期士人對其表現出的實用價值也總是加以褒揚,夸贊之詞處處可見。徐光啟曾言:“《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9)徐光啟:《刻〈幾何原本〉序》,楊廷筠:《絕徼同文紀》,《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利氏出版社,2009年,第119頁。充分表達了對西方數學類書籍的肯定。在數學的功用方面,李之藻則表達得更為具體,認為“惟是巧心浚發則悟出人先,功力研熟則習亦生巧,其道使人心心歸實,虛憍之氣潛消,亦使人躍躍含靈,通變之才漸啟”(10)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205頁。。在李之藻看來,數學的實用性在啟人心智,在能使人心歸實。如此等等,皆是傳統書目對科技類西書實用性的相關評判。

傳統書目充分肯定了西方數學、歷算等知識的合理性、先進性和便捷性,但卻忽視了其科學性的內在因由。中國傳統學者判斷一項科技成果的價值,大多數情況下只看它能否運用到眼下的實際生活當中,科學論證和思維并不在他們的認知范圍。因此,科技類西書能否達到“啟人心智”“人心歸實”“法簡而捷”“詞簡義賅”的效果,才是中國傳統學者關注的焦點所在。

相較而言,新學書目在評判科技類西書時,較為注重其實用性與科學性的結合。筆者發現,新學書目作者非常注重算學類知識的推理和應用,他們認為,“西人之學以知新為貴”(11)《增版東西學書錄》敘例,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6頁。,“西書中以算學書為最佳”(12)《增版東西學書錄》敘例,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4頁。。因此,他們對西方歷算之書評價頗高。徐維則在《決疑數學》提要中說:“蓋決疑數理在算學中最為精妙,能以彼例此、以虛課實,凡事皆可求其定率、推其中數,數年之后必將盛行也?！?13)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97頁。在《八線備旨》提要中也指出:“是書卷帙無多,說理甚詳?！?14)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99頁。顧燮光對西方算學之書也頗多贊譽,認為《中學算理教科書》一書“說理透辟,措詞明達,于數理公式尤所詳備”(15)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01頁。;評《溥通新代數》一書“由淺及深,間有摘從古書者,以示古今中西一轍之理,且析理極精,形式至簡,設問反復引申,旁推曲容,無掛漏支離之病,誠習代數教科中之善本也夫”(16)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02頁。。顯然,晚清學者將數學的推理和應用作為評價西書的主要內容,對于“公式詳盡”“析理極精”“說理甚詳”的書籍贊譽極高。此外,新學書目作者在評述西學中的工程制造等科技成就時,也是非常注重引用西方機械制造的原理和方法。如趙惟熙評《藝器記珠》,“是書詳記工程制造各事之定率程式,附以圖表,極為顯豁周備,工程家最要之本也”(17)趙惟熙:《西學書目答問》,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579頁。。顧燮光認為《農理學初步》一書“皆擇化學簡易之理有關農學者言之,切于實用,足取法焉”(18)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292頁。。徐維則在《驗礦砂要法》提要中揭示此書“記載明晰,法術簡當,器具、藥料開列全備,頗切于實用”(19)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70頁。;評《御風要術》為“是書為航海者避颶風之法,西人于颶風之由究之已數百年,知某處某種颶風其先見之兆如何,所行之路如何,用何法防之,書中所論至為詳悉”(20)徐維則:《增版東西學書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89頁。。諸如此類,均體現了新學書目作者對科技類西書科學性與實用性的肯定。

第二,兩種類型的書目對宗教類西書的評述都有否定之詞,但傳統書目多言辭激烈,新學書目則更為理性、平和。傳統書目對宗教類西書的認知經歷了一個不斷加深的過程。在明清之際的儒學士大夫看來,“天學”就是“西學”。因為他們將最初傳入的宗教類西書視為“西學”本身,所以并未對“西學”與“天學”作嚴格的區分。如周炳謨在面對西書時,就曾發出“若上帝之臨汝耶”(21)周炳謨:《重刻〈畸人十篇〉引》,楊廷筠:《絕徼同文紀》,《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利氏出版社,2009年,第49頁。的感嘆。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士大夫對西方宗教的認知還停留在區分不明的盲目推崇階段。清朝中期,西方宗教教義不斷深入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對西方天主神教的認知也由最初的盲目推崇轉為理性戒備。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就明確表明了對西方宗教類著述的態度:“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2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25,中華書局,1965年,第1081頁。表示宗教類著述變幻迷離,不可究詰。如《四庫全書總目》評《二十五言》:“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2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25,中華書局,1965年,第1080頁。認為此書文辭拙劣,且多剽竊,尤不可取?！短熘鲗嵙x》一書也是“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回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24)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25,中華書局,1965年,第1080頁。。認為傳教士用附會之舉以行其教,不足取信,批評可謂言辭激烈。

新學書目對宗教類西書也多有批評。新學書目作者著錄宗教類著述較少,但凡涉及與宗教有關的內容,多會加以批判,而這種批判多與歷史的真實性相關,與四庫館臣批評西方宗教企圖惑亂人心實有不同。如顧燮光認為法國駝懊屢原的《西洋通史前編》“所記神代紀多本教書,荒誕不足信”(25)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224頁。。沈兆祎在評價《西史綱目》時也指出“今本所載皆出于教門之附會,支離荒誕,甚于中國盤古、三皇龍頭蛇身諸語,稗史家樂道其說,著者采引甚多,而各國政治反多有闕略”(26)沈兆祎:《新學書目提要》,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453頁。?？梢?晚清學者對域外宗教類書籍的批評已由關注其附會之說轉為史書是否實錄的問題上。此外,筆者也發現,新學書目著錄了眾多涉及宗教殺戮之爭的西書,其評語多暗含作者的批評之意。如顧燮光在評《萬國宗教志》時指出:“自世界有宗教家而殺戮之爭益烈,十七世紀之歐洲流血盈野,同類相殘,讀史者可勝長太息哉?！?27)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33頁。評《庚子教會受難記》時亦云:“讀之者想見當日匪勢之盛,縱庇者之罪為可誅矣?！?28)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334頁。其悲嘆之情溢于言表。

由以上論述可知,傳統書目對西方宗教類著述的關注多集中在西方宗教教義與儒學的矛盾上,其評語言辭犀利。而新學書目對此類書籍的批判多與史書的真實性相關,態度也更為理性。這種情緒的轉變,除了與當時的學術氛圍和社會背景有關外,也是中國學者對西學認知不斷加深的體現。同時,新學書目對西方宗教的遭遇所賦予的同情與感嘆,也是晚清士人對正在經歷戰爭苦難的中國所產生的一種真實情感的折射。

第三,新學書目尤其關注史地類西書,其評語多涉及對國家問題的思考,體現出一種世界眼光。鴉片戰爭后,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挽救民族危亡成為國人最為緊迫的任務,晚清知識分子學習西學的目的也因此發生了轉變,由最初學習其奇技淫巧轉為學習其政治、歷史以及教育等,并試圖以此來尋求安國、治國和興國之要。為此,新學書目重點著錄了西方戰史、變法史等一系列史書,皆有超過千字的評點,且評述內容增加了諸多對國家問題的思考。如沈兆祎為《印度滅亡戰史》撰寫提要,指出印度滅亡“亦中國內視之鑒”,“彼處印度之東而立國于亞洲大陸者能以印度為鑒戒”(29)沈兆祎:《新學書目提要》,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465頁。。在中國變法問題上,晚清學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徐維則在《日本維新三十年史》的提要中說:“得是書可以研究三十年維新之進步、泰東變法得失之林、亞洲政界先路之導,洵杰作也?！?30)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231頁。其急切為中國尋求變法途徑之心尤為殷殷?？傊?新學書目對各國史地類書籍的研究和思考,普遍代表了當時人們對中國擺脫困境并走上自強之路的心理訴求。此外,晚清士人對史地類西書的看法也多立足世界,眼光深遠。如沈兆祎在評《現今世界大勢論》時指出:“蓋白種所云殖民之事業,即我黃人亡種之權輿,既為對待之文,自屬可危之事,震旦之族將何以立于地球乎?”(31)沈兆祎:《新學書目提要》,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494頁。顯然,沈氏是以整體的、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國何以立足于世界這個問題的。沈桐生也有歷史研究就是要考察“盛衰迭代之機,文野推遷之跡,禍福倚伏之數,割據分并之形”(32)沈桐生:《東西學書錄總敘》卷上《自敘》,讀有用書齋刻本,1897年。的論述,將關注點集中在國家興亡、文明變遷、形勢轉化、國家分裂與統一之上,眼光之深遠,思考之深刻,可以說是傳統書目所無法企及的。

以上我們分析了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在西書評價上存在的諸多差異。不難發現,與傳統書目相比,新學書目在評判西書時增加了諸多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在民族危亡的社會背景下,晚清學者在撰寫新學書目時將西學與現實緊密結合,體現了以西學積極入世的特點。

三、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的西學觀

明末至晚清,面對西學的傳播與沖擊,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皆表現出學習新知的急迫感。然而,在認識差異和時代背景的影響下,兩種書目在對西學的態度、西學致用觀等問題上的思想分野卻是很大的。傳統書目對待西學畏忌、保守,新學書目則大膽、開放。

(一)新學書目對西學的態度比傳統書目更為開放

因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再加上長期受傳統經史之學的熏陶和禁錮,傳統書目編纂者對西學多有拒斥。資料顯示,明清時期輸入西書的數量眾多,據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附表《明清之際耶穌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統計,其中著錄西士共65人,著譯華文書籍300余種(3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學術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7-50頁。。其中除純宗教書籍外,還涉及人文和自然科學書籍。而傳統書目對于這些書籍的著錄卻寥寥可數,其中一些載有重要科學內容的書籍,如“最早介紹哥白尼日心說和開普勒三定律的《坤輿全圖》,最早介紹單擺和定量溫度計等知識的《新制靈臺儀象志》,最早介紹西方邏輯學著作的《名理探》,最早介紹西醫解剖學的《泰西人身說概》”(34)張蘭英等:《從〈四庫全書總目〉看編纂者對西學的態度》,《晉圖學刊》,1993年第3期。等,則均未著錄。此外,傳統書目對西學的保守態度還體現在對地理類西書的評判上。一般來看,此類書籍往往被人們視為開闊視野的專書,也能對人們正確認識外部世界提供便利。而傳統士大夫始終以傳統天下觀為中心,對地理類西書的價值十分看輕,評價時也常持有偏見,如《四庫全書總目》認為《西方要紀》一書“專記西洋國土、風俗、人物、土產及海程遠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語多粉飾之實”(3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78,中華書局,1965年,第680頁。。稱《職方外紀》一書“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3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71,中華書局,1965年,第632頁。。將西方的國土、風俗、物產等稱為奇聞異說,甚至認為其記述有夸張不實之嫌?？梢?傳統書目對這一時期所輸入的西學成果并沒有從根本上承認其價值,他們對西學的認知還停留在較低的水平。

相較而言,新學書目對于西學的態度則開放很多。晚清時期,面對西學的沖擊,雖然國人所持態度各有不同,“竭誠歡迎者有之,全力排拒者有之,完全相信者有之,全然不信者有之,疑信參半者有之,始疑后信者有之,陰奉陽違者有之”,但是“總的趨勢是,受眾疑忌逐步消解,反對聲音漸趨弱小,新學影響日益擴大,特別是庚子事變以后,崇慕新學,舉國若狂”(37)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序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1頁。。顯然,學習西學已經成為晚清社會的一股熱潮。新學書目作為介紹西學書籍的目錄學著作,也自然集中體現了晚清社會風氣轉變和對西學的接納。經筆者核查,晚清問世的新學書目共有30種,每一種書目收錄西書少則近百種,多者上千種,內容涉及歷史、地理、數學、化學、醫學、哲學、教育學、農學等,數量眾多,種類豐富,史無前例。此外,新學書目勇于借鑒西政和西法,大膽接受西學。如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列舉了204種關于日本的歷史書籍,并在著錄的書籍之后附有識語:“吾中國言變法數十年,而每變一法,弊端百出,反為守舊者藉口為攻擊之地,而國未嘗少收其效?！辈⒅赋?“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開化起源史》《大政三遷史》《明治歷史》《政史》《太平記》《近世史略》《近世太平記》《三十年史》,皆變政之跡存焉?！?38)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17頁。徐維則在《增版東西學書錄》中也明確表明公法、公理之書為立國之本,言政必以公法、公理之書為樞紐(39)《增版東西學書錄》敘例,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4頁。。由此表明,晚清學人把國家的富強歸功于變法運動,并極力贊同和支持中國效仿日本進行變法改革?？傊?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新學書目對待西學的態度是大膽且開放的,它已經破除了只談“中法”不用“西法”的思想局限,那種試圖只在技術層面上以“中法”超勝“西法”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轉變。

(二)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的西學致用觀存在差異

傳統書目作為專制文化與學術體系下的產物,“在目錄分類的表象背后蘊含著適應專制統治的政教人倫觀念”(40)王記錄:《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文化品格及其價值取向》,《河北學刊》,2013年第2期。,帶有強烈的專制文化的色彩,統治者的好惡會影響其基本價值取向,使得傳統書目在西書的著錄、評述等方面唯統治者馬首是瞻。如明清之際的傳統書目尤其重視數學、天文歷法等科技類西書的著錄,究其背后原因,是編纂者為了迎合當時官方修訂歷法的需要。再者,傳統書目之所以對西方科技類著述的實用價值多所肯定,其原因是來源于官方“西洋科技實有益于國計民生觀念的產生”(41)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456頁。?！端膸烊珪偰俊穼ξ鞣阶诮填愔鰳O力駁斥,也是編纂者認為這類圖書與君權獨尊的傳統和宗法倫理相沖突,無異于“異端邪說”,遂產生了“以天主之教者執國命”的警惕與憂慮(42)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82頁。。顯然,這種以統治者旨意為主線的西書著錄和評述是傳統書目致用理念的核心所在。所以,面對統治者的意志,盡管傳統書目編纂者在某種程度上看到了西學的價值,但也不得不依照統治者的觀念對西書價值進行擇取。

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新學書目在致用理念上增加了諸多對家國情懷的關注。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學者在撰寫新學書目時,積極將西學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以期挽國家與民眾于水火之中。首先,極力提高西學的地位。鴉片戰爭后,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的困苦境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晚清學者深知,只有提高西學的地位,重新認識西學的價值,反思中國已有體制的不足,才能改變中國的現有處境。為此,梁啟超有言:“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43)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第6頁。新學書目作為晚清學者專門向國人普及西書而編著的導讀性目錄學著作,自然承擔起了普及西學以應對現實需求的責任。這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是不曾出現過的。其次,新學書目在西書的編排、歸類等方面作出了別出心裁的處理。新學書目收錄西書眾多,但尤其重視歷史類書籍,這些書籍包含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的歷史,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各國興亡史、變法史、愛國史和英雄人物的傳記。新學書目編纂者將自身的政治訴求貫穿于這些史書的評述中,使之表現出了不同于傳統書目的特殊的時代意義。

(三)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對西學的容納及傳統學術體系的解體

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都尊崇儒學的正統地位,在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但由于受個體認知、學術氛圍和社會背景等因素的影響,致使兩者在儒學體系下對西學的容納程度出現差異。首先,從傳統書目可以看出,西學的傳入并未引起整個傳統學術的解體。在以專制權力為中心的傳統社會,維護儒學正統是以排斥一切異端思想為前提的,所以傳統書目對于儒學的尊崇走的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路子。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明清之際的中西交流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帶來了“新因素”。這些“新因素”也打開了部分國人的眼界,使之開始突破傳統的思想方式,致力于接觸并研究新問題,但以儒學為正統的學術觀念并沒有根本性動搖。正如王記錄所言:“中國傳統的經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儒家倫理體系的大廈并沒有因西學的傳入而有絲毫的變化?！?44)王記錄:《西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乾嘉考據學:以錢大昕為例》,《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甚至有資料表明,明末那些崇尚西學的士大夫也并非真誠地信仰天主教義,“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絕對信仰教宗,要皆利瑪竇誘引法,與中國固有思想不甚背馳,當時士人對于西洋科學需要頗急。致使然也”(45)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冊),吉林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98頁。。由此可知,排斥儒學以外的其他學問,保持儒學的統一與純潔是這一時期士人的學術主張。

鴉片戰爭后,這一狀況得以轉變。這一時期,中國的傳統文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動向。因為面對內憂外患的刺激,晚清學人深知傳統儒學已經不能滿足晚清社會救國的需要,所以主張拋棄門戶之見,提倡以寬容和理性的態度對待西學。在這樣的學術理念下,中國的傳統學術開始逐漸走向解體。首先,西方新式教科書的引進傳播,使中國教育進入了一個新境界。晚清學者在編制新學書目時,著錄了大量的西方教科書以及學科性的西書,諸如《萬國史記》《支那通史》《西洋史要》《社會學新義》《教育學綱要》《經濟學講義》等,意圖利用西方教科書來教育民眾和填補晚清中國教育的缺口。這些書籍的著錄,一方面影響和啟發了晚清中國學者,使他們認識到西方教科書在啟發民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學科結構,使我國新建立了近代數學、物理、化學、地理、教育、哲學、經濟學和教育學等學科。這些新文化是中國對西方文化接受和容納的見證。其次,新學書目對西學的容納也使中國的目錄學分類體系發生變革。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將西學分為學、政、雜三大類;沈兆祎《新學書目提要》將書目的類目設置為法制類、歷史類、輿地類和文學類;趙惟熙《西學書目答問》則以政學、藝學為類目等。以上皆表明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法的學術體系已經受到沖擊,中國的目錄學已經踏上了新的路程?？偟膩砜?新學書目對待西學是開放的,這種開放打破了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封建主義文化的長期統治地位,使中國的傳統文化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也加速了中國學術由傳統走向近代的步伐。

四、結語

明末至晚清,士人編纂的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對西學的認知差異很大,產生差異的原因眾多,時代變遷、政治環境、社會背景和學術氛圍的不同是產生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這一時期的士人通過撰寫目錄學著作的方式向國人介紹西書,表達了他們自身不同的價值取向。傳統書目在評價域外著作時始終抱持專制主義文化立場,為統治者張目;新學書目對西書的關注則堅持民族本位的政治意識,將西學與外族入侵、清廷腐敗和國家動蕩的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賦予西學特殊的時代意義。在西學觀方面,兩種書目又呈保守與開放之差別,這種差別不只是體現在對西學的態度上,更是傳統儒學與西方文化之間較量的結果?？傊?傳統書目與新學書目對西學的認知差異,可以從一個側面幫助我們深入理解中國人接納西學的過程,深入理解在清代學術由傳統走向近代過程中西學的作用。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自明末至清末中西文化碰撞的過程中,西學已經成為認識清代學術發展不可或缺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