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李 闖 謝禾逸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北京 102488）

一、問題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調研時，特別強調了“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理念［1］。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提倡“要樹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開齊開足體育課”［2］。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的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強調“要讓孩子們跑起來”［3］?！笆奈濉币巹澠陂g，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體育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手段［4］。新時代的中國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群體的體育鍛煉情況和健康狀態與國家的“健康中國”和“體育強國”目標密切相關。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學生校內每天體育活動時間應不少于一小時。然而研究表明，國內僅有19.7%的兒童和青少年（其中男孩占21.6%，女孩占17.6%）能夠達到建議的每日體育活動標準。同時，超過四分之三的青少年日常久坐時間超過2 個小時［5］。截至2020 年，我國7 歲以上人口中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比例僅為37.2%，遠低于國際水平［6］。2023年，一項針對全國25 125 名大學生體育鍛煉情況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群體中有近一半學生每周運動不足三次［7］。

近年來，一些政策的出臺不僅體現了國家對提升青少年身體素質的重視，也反映出關注青年運動的特點及培養體育愛好的必要性［8］。那么如何增加大學生群體的體育鍛煉時長從而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呢？結合以往研究，本文認為，分析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體育鍛煉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實踐，其理論植根于文化社會學的諸多研究中［9］。然而，目前國內學術界針對大學生群體體育參與狀況的實證研究仍需進一步深化，既有研究缺乏對大學生群體體育鍛煉時長影響因素的深入探討?；诖?，本文使用2021 年“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PSCUS）數據，聚焦于大學生群體體育鍛煉時長及其影響因素，尤其是大學生群體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就讀大學類型的作用展開研究。

二、文獻梳理與研究假設

（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群體體育鍛煉

在社會學領域，布迪厄關于體育與社會階層［10］的研究被認為是將體育作為一個社會學議題的重要標志性成果。布迪厄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關注于解釋現代社會的再生產機制。在他看來，體育就像藝術一樣，反映了經濟和文化資本的持有情況，從而有助于構成象征性的區別化生活方式。他認為體育既可被視為一種文化機構，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過程和文化實踐的形式，這種觀點把體育置于社會文化生活研究的核心位置。在《區分：判斷力的自我批判》中，他首次介紹了基于階層的習性概念，即不同社會階層成員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身體特質。身體特質是階層地位表現、認可和展演的方式，同時也與文化資本、慣習、場域等概念緊密相連，成為了解社會階層差異的關鍵因素。

在探討社會經濟地位與體育鍛煉之間的關系時，文化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普遍認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民眾往往擁有更長的體育鍛煉時長。體育活動不僅是一種反映社會階層區隔的慣習定勢（Dispositions of the Habitus），同時也是階層區隔的重要手段和方式。體育鍛煉在不同社會階層間的重視程度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差異。身體成為階層差異的顯著標志，借助勞動和體育鍛煉等社會過程展現，成為階層流動的關鍵策略之一［11］。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成長期間所接觸的體育生活方式，對不同社會階層的青少年身體訓練和塑造有顯著影響，這些影響往往對青少年未來的成長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民眾對體育鍛煉的重視還與體育鍛煉本身的積極效用有關。例如，體育對于提升青年認知與非認知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發現，體育活動通過改善學生的認知功能可以起到幫助學生提升學業成績的作用［12］。也有學者發現，青少年參與體育鍛煉能夠顯著提升其親情質量、友情數量以及對未來生活的信心，進而對青少年非認知能力產生影響［13］。增加體育鍛煉時間還可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增強調適能力［14］，強化社會信任和參與度。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應用，健身活動更靈活更個性化，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融合使得健身超越了單純的體育鍛煉，成為大學生自我展示、社交互動及生活習慣構建的關鍵組成部分［15］。因此，健身在大學生體育鍛煉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谝陨嫌懻?，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1a：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成正比。

近期，“內卷”一詞走紅網絡，泛指具有“過度競爭”特征的社會現象。內卷是一種固化形態，反映了人們不斷努力卻難以取得預期結果，導致人們在競爭的大潮下產生不進反退的無力感和自我認同感的缺失。這在青年群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當前國家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向轉型調整轉變之際，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增強。這種背景促使人們在爭奪有限的高質量資源時陷入了劇烈的內部競爭。網絡媒體和文化隔閡進一步加劇了與社會流動相關的焦慮［16］。

黃宗智將此概念應用于中國華北小型家庭農場，關注內卷化導致的邊際報酬遞減［17］?！皟染砘边@一概念在我國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是在2020年，一張關于某知名學府學子邊騎車邊使用電腦的照片引爆網絡，使這一詞匯一舉躍升成為2020年度十大流行詞之一［18］，也引發了學術界的研究熱潮。

社會對“內卷化”的關注反映出人們對于資源和機會有限的擔憂，特別是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轉向增長放緩的過渡期［19］。因此，隨著人們加入那些上升機會有限的競爭，個體單位投入可以獲得的邊際報酬遞減，導致個體需要不斷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競爭。早在20 世紀70 至80 年代就有學者指出，過多地參與體育鍛煉可能不利于那些出身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家庭的青少年群體的學業表現［20－21］。近年來，國內中產階層家長開始認為體育是體現階層品味的重要手段。體育鍛煉在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群體中意義不同，對于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大學生來說，減少體育鍛煉時間成為追求學業成功的一種策略?；谝陨嫌懻?，本研究擬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1b：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成反比。

（二）大學類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體育鍛煉

此外，本研究還關注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就讀于不同大學類型的大學生群體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受教育程度是大學生群體職業獲得的關鍵［22］。名校畢業是大學生群體畢業以后擁有一份穩定和高收入工作的保障，同時也是大學生群體“內卷”程度的主要表現［23］。個體升學時面臨的評價體系較為單一，更多指向包括績點和科研成果在內的學業成就，由于時間精力有限，當大學生群體面臨內卷化競爭時，他們的體育鍛煉的時間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24］。但由于參與機會競爭的意愿強度不同，大學生在獲得學業成就等領域投入的時間精力不同，體育鍛煉時間的擠出效應也有所不同。一般認為在重點學校中資源爭奪更為激烈，學生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學業成就的內卷化競爭中，難以兼顧體育鍛煉。

此外，在不同類型的大學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大學生鍛煉時長的影響還與父母的教育期望有關。社會分層領域中的布勞—鄧肯模型指出了人們的教育獲得與其父輩的社會階層特征和教育水平顯著相關［25］，其作用機制之一是社會經濟地位更高的父母，對其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26］?？梢?，大學生群體就讀大學類型是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體育鍛煉時長的重要條件變量?；谏鲜鲇懻?，本研究擬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2：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其就讀大學類型的不同而不同。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2021 年的“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該項目旨在通過長期調查，對我國大學生生活、就業、價值觀變遷進行實證研究。本調查將中國大陸地區教育部承認學歷的高等學校作為總抽樣框，依照多階段、分層等概率的抽樣原則進行取樣。具體說來，項目將學校層級作為第一層抽樣單元，將學科專業作為第二層抽樣單元，將班級作為第三層抽樣單元。抽樣的第一階段，將中國大陸地區教育部承認學歷的高等學校，按照學校層級、學科類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劃分為3 個抽樣層進行抽樣。抽樣的第二階段，在入樣的學校中，每所學校隨機抽取8 個專業。抽樣的第三階段，在入樣的專業中，每個專業每個年級隨機抽取1 個班，25名學生入樣。原則上如果班級規模不超過30 人，則班級學生全部入樣。如果班級學生規模超過30 人，則利用隨機數表的方法抽取25 名學生入樣。該數據庫提供了豐富的大學生個體信息，是了解中國大學生群體生活、就業、價值觀變遷的理想數據庫［27］。

（二）變量測量

本文關注的因變量是大學生群體的體育鍛煉時長?！爸袊髮W生追蹤調查”詢問了大學生群體平均每天鍛煉時長的情況。題目選項從0－10 小時以上，由于每天平均鍛煉時長為5 小時以上的情況極少，本文因變量的取值為0－5小時的連續變量。

本文的主要自變量是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為代表的家庭背景變量。具體而言，本文使用了大學生群體的家庭月收入和父輩受教育程度衡量其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父輩受教育程度采用父親受教育程度進行測量，它是一個序列變量，包括兩類：大學（包括大專）及以上和大學（包括大專）以下。家庭月收入根據大學生對父母稅后月收入估計的金額進行測量，本文使用的是家庭月收入對數。此外，我們還關注了不同層次學校大學生群體體育鍛煉時長的差異。此外，有研究發現，在高等教育擴張的背景下，個體就讀大學的層次越高，其擁有一份穩定和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越高［28］。因此，本文將大學生就讀大學類型分為三類：一是高職院校；二是普通高校；三是重點高校。

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戶籍等。性別變量以男性作為參照項。年齡作為連續變量。戶籍分為農村戶籍和城市戶籍兩類，以農村戶籍為參照項。表1 呈現了本文主要因變量、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研究發現

（一）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 Regression）分析了大學生群體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大學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如何影響其體育鍛煉時長，以檢驗研究假設1a 和研究假設1b。研究使用雙尾檢驗以判斷零假設是否成立，并檢驗研究假設。

表2 結果顯示，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并不能顯著影響大學生群體的體育鍛煉時長，然而在控制其他個體特征變量后，家庭收入越高的大學生群體，其體育鍛煉時長越短。這與我們研究假設1a 沖突，但與研究假設1b 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呈反比”一致。這說明，內卷化假設是解釋當前大學生體育鍛煉與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關系的重要解釋機制。換言之，在學歷貶值、社會內卷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大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其面臨的父母以及社會的期望也就越高。由此，他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體育鍛煉時長。

表2 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及其解釋貢獻率

此外，有關大學生就讀大學類型的主效果的分析，進一步證明了內卷化壓力背景下，出身于較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大學生群體，其體育鍛煉時長更短。具體而言，表2顯示，在控制其他變量后，高職院校就讀大學生的體育鍛煉時長最長，其次為普通高校大學生，重點高校就讀大學生的體育鍛煉時長最短。

為了進一步說明不同變量對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解釋力，本文借鑒已有研究［29］，在表2模型1回歸分析的基礎上計算了不同變量的夏普利（Shapley）分解值，得到了不同變量對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解釋貢獻率。表2結果顯示，代表大學生群體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父親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對數的總解釋貢獻率為9%。值得關注的是，大學生的就讀大學類型對其體育鍛煉時長的解釋貢獻率最高，為53.27%。這再次說明了內卷化壓力對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重要影響。在控制變量中，性別也是影響大學生群體體育鍛煉的重要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女性大學生群體更加傾向于非體育鍛煉類的休閑娛樂活動。

（二）就讀大學類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

表3 呈現了不同類型高校中，大學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其體育鍛煉時長影響的差異。模型1 為父親受教育程度與大學生就讀大學類型的交互作用模型，模型2 則呈現了家庭月收入對數與大學生就讀大學類型的交互作用。

表3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不同類型大學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分析

與上文一致，此處也使用雙尾檢驗以判斷零假設是否成立，以檢驗研究假設。表3 顯示，在相同類型高校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積極作用仍然存在。這證明了我們的研究假設2，即就讀高校類型對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

體育學和教育學領域關于體育鍛煉的研究通常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體育鍛煉能夠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30］。然而，在社會學視角下，對這一結論的探討揭示了其中的復雜性。針對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與體育鍛煉之間的關系，社會學領域的實證研究發現，體育鍛煉的參與程度與學業成績可能存在負相關，特別是對于那些來自較弱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31］。

在不同教育環境中，對于布迪厄在其文化社會學理論中提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體育鍛煉正相關的普遍假設仍有討論的空間。在社會學領域，對該議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還未建立起全面的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基礎。研究表明，在我國，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會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源在課外補習上，從而獲得比弱勢家庭背景學生更優秀的學業表現［32］。數據表明，特別是在重點高校，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學生往往由于學業競爭和內卷化的壓力，減少了體育鍛煉時間。西方的傳統教育學和社會學理論認為，家庭背景和體育鍛煉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因為我國有重視文化學習的傳統，導致我國青少年在學習成績上的內卷化程度相對較高［33］。絕大多數學校都更為重視學生的學業表現而忽視體育鍛煉的重要性［34］，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尤為如此，導致家庭背景和體育鍛煉時長出現了負相關的關系。

我國教育內卷化的現象可能是導致大學生體育鍛煉不足，乃至亞健康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35］。這與先前研究中關于家庭背景與習慣之間關系的結論一致。在我國，階層文化分層的主要表現局限于與經濟資本直接相關的消費領域，與西方社會相比，尚未形成由文化資本傳遞導致的階層間品味和慣習上的明顯分化［36］。

五、結論與討論

基于社會學視角，本研究分析了當前背景下，我國大學生群體的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素。研究目的在于為我國青少年的體育鍛煉和身體健康發展提供基于實證經驗的支持和對策建議。本研究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較高的家庭經濟條件并未直接導致更多的體育鍛煉資源和機會，反而可能因為學業競爭的壓力而減少大學生參與體育活動。與歐美國家基于相似數據的研究結果不同，中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學生更傾向于將精力集中于學業競爭，而不是體育鍛煉。在我國，體育鍛煉作為階層流動的策略并未得到廣泛認可，這可能是因為我國體育職業化程度較低且家庭比較重視學業成績。

另一方面，盡管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并未在全面提升大學生體育鍛煉程度上發揮普遍的積極作用，但本研究還發現，在相似的內卷環境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積極作用依然存在。具體而言，無論是在重點高校還是在普通高校就讀的大學生群體，那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大學生的體育鍛煉時長可能更長。這表明在特定條件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仍然可以成為推動體育鍛煉的重要因素。這一結果突顯了經濟資源在體育教育中的雙重作用，并揭示了社會經濟差異可能對體育活動參與造成的差異。

本研究還關注了就讀大學類型對大學生體育鍛煉時長的顯著影響。具體來說，就讀于重點高校的學生相比普通高校的學生，體育鍛煉時長顯著減少，這可能與重點高校中更激烈的學習競爭和更高的學業壓力有關。此外，性別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女性大學生更傾向于非體育休閑活動，這可能與傳統性別角色和文化期望相關。有研究表明，女性學生在學業成績上往往優于男性學生，這種差異可能源于女性學生更傾向于投入更多時間用于學習［37］。因此，在推廣體育鍛煉時應考慮性別差異，并采用包容多元的策略。

基于本文的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首先，宏觀層面上的行動應包括對大學生及基礎教育階段的學業負擔進行全面評估，以制定更加精準的對策措施。其中，重點要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對此進行此評估時，應充分考量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性別及所在高校類型等多方面因素。其次，針對體教融合政策的規劃，應圍繞不同類型的大學生群體，制定具體舉措。確保性別和高校類型不同的大學生都能享有平等的體育鍛煉機會。同時，探索如何減輕學業壓力，使學生能夠在學業與體育鍛煉之間達到更好的平衡。最后，體育產業的發展程度是影響全國大學生體育教育投入的重要因素。因此，應大力發展體育服務業，如推動大學體育賽事的發展、促進體育服務產業的升級迭代等。這一舉措不僅是推動青少年和學校體育改革發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強青少年體質和促進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