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系統反腐的演變歷程、制度優勢及效能優化
——從“一體三不”到“三不一體”

黃 鑫

（西南政法大學 國際法學院，重慶 401120）

在中國，解決腐敗這個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頑疾方面，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不斷探索和推進相關政策和措施，不僅有堅決的態度，更有實際行動。[1]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打贏反腐敗斗爭被視為一項極其緊迫的任務得到高度重視和高效執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管黨治黨上更加注重系統推進、協同發力、整體效能，在科學研判反腐敗斗爭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從頂層上系統謀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下簡稱“三不腐”）的制度安排，為新時代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2]52022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使嚴厲懲治、規范權力、教育引導緊密結合、協調聯動，不斷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3]，為“三不腐”一體推進和實現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指明了科學方向。

“三不腐”作為新時代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針和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經歷了從“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下簡稱“一體三不”）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以下簡稱“三不一體”）的轉變，凝結著對腐敗發生機理、共產黨執政和黨的建設規律以及反腐敗斗爭形勢的深刻把握和洞察。[4]2023 年9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工作規劃（2023—2027 年）》對推進“三不腐”基本方針作出部署。在理論研究方面，學術界對“三不腐”的形成過程、體制機制、基本原則等進行了初步探討，然而將“三不一體”作為整體加以研究，還有許多問題亟待理論上作出應答。筆者嘗試基于新時代反腐敗基本方針的演變歷程，探索“三不腐”背后運行的制度優勢以及回答如何高質量推進“三不一體”的目標和策略。

一、“三不腐”理念的演變歷程及其表現

“三不腐”理念的提出，既體現了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反腐敗斗爭中的高超智慧和堅定決心，也體現了對建黨百年來廉政建設思想的系統提煉和不斷完善?！叭桓被痉结樀陌l展，為新時代建設廉潔政治、廉潔國家、廉潔社會以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引。

（一）“三不腐”形成的實踐積淀與理論根基

作為一種科學理論，“三不腐”是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理念的源起可以追溯到歷屆中央領導人在不同時期對反腐敗斗爭的深刻認識和具體實踐，以及對如何有效防腐拒腐的探索形成的寶貴經驗和反腐模式。這為習近平總書記系統思考“三不腐”理念奠定了堅實基礎?！叭桓崩砟钭⒅貜南到y觀念上謀劃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既承繼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和制度優勢，又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反腐敗工作的鮮明特色。[2]15-16從時間軸上看，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反腐敗斗爭經歷了從注重某個方面到系統推進的認識及發展過程。從反腐敗形式上看，先后經歷了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的運動式反腐、重視規范權力運行的制度反腐、結合信息技術探索的權利反腐和新時代構建“三不一體”的系統反腐四種反腐模式。從認知過程上看，運動式反腐、制度反腐以及權利反腐的階段性探索為新時代“三不腐”理論構建和實踐拓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成為我們黨新時代系統反腐模式提供了不同的“聚焦點”。

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代表對反腐敗的階段探索中隱含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縮影，其中“不敢腐”是一種由外向內施加影響的過程或狀態，主要通過外部的法律與道德、嚴厲懲罰、透明制度以及職業倫理等讓行為主體產生“不敢”的狀態或心態；“不能腐”是通過建立透明和規范的制度約束，降低腐敗的風險，屬于外部具體規則的剛性約束；“不想腐”則是將具體理念、個案中的價值轉化為行為主體內在自覺的認同和遵循。具體來說，黨的十八大以前，中國共產黨不同歷史階段對“三不腐”的認識和探索如下：

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的政治純潔性和反腐敗意識。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警惕資本主義錯誤思想侵蝕共產黨人的頭腦，注重加強黨內監督，對腐敗行為零容忍，奠定了“不敢腐”的堅實基礎。同時，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不想腐”，即以作風建設、道德品質自律為主，以整風等形式強化對廣大黨員的思想教育，增強黨員干部拒腐防腐的免疫力。同時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性運動（如“三反”“五反”），讓人民群眾“揭發領導干部存在的問題，把非馬克思主義者清除出黨”[5]。事實上，這種反腐模式雖然能取得短期效果，但缺乏明確的規范，忽視了腐敗產生的具體制度、體制等內因，在實踐中出現了不可持續性。

改革開放后，全黨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黨中央提出“一要堅決、二要持久”和堅持“兩手抓”的戰略方針，為保證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遏制腐敗，作出不搞群眾運動、靠改革和制度建設、靠民主和法制的部署。[6]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依靠制度和法治實施反腐敗，并逐漸成為全黨的共識。這一時期，鄧小平同志在堅持“不想腐”的基礎上，注重強化“不能腐”的制度建設，提出反腐敗“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7]110，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干部和共產黨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7]379。

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加重視反腐敗和廉政制度建設，把反腐敗斗爭推向深入，提出依法治腐、標本兼治的治腐思想。[8]這一時期黨中央基于“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9]這一重大論斷，先后頒布了《關于反腐敗斗爭近期抓好幾項工作的決定》《關于黨政機關縣（處）以上領導干部廉潔自律“五條規定”的事實意見》《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制止奢侈浪費行為的若干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等重要黨紀黨規和法律，為“不能腐”和“不想腐”奠定了重要的制度規范依據。

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有些腐敗現象仍然突出”[10]，“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11]的新論斷，并先后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 年工作規劃》《關于中共中央紀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巡視工作的暫行規定》《關于中共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履行監督職責的意見》《關于黨員領導干部述職述廉的暫行規定》《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國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規范性文件與法律法規，豐富和發展了“不能腐”“不想腐”的規范依據，將制度建設推進到新的高度。

總體上看，歷屆中央領導人對腐敗治理體系建設提出了目標一致又各不相同的側重路徑，這也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的反腐敗零容忍、多管齊下的政策，形成了在時間上延展、在空間上周全、在內容上關聯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生態，為系統反腐模式的構建提供了實踐積淀和理論基礎。

（二）“三不腐”提出的理念轉變與階段調適

反腐敗方針會隨著反腐敗的形勢發展而出現深刻變化。同時，反腐敗方針決定反腐敗政策決策和行動方向。[12]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及時調整、更新反腐敗理念和政策措施，將“三不腐”理念上升為反腐敗基本方針，既注重在已有實踐基礎上的創新和深化，也關照腐敗形成的機理和特點。從發生學角度看，“三不腐”理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04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主政時期提出的“三不為”①所謂“三不為”，是指“不能為”的制度建設、“不敢為”的政治警示、“不想為”的素質教育，努力把反腐倡廉的工作抓實抓細。參見習近平.之江新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70.理念，這表明在習近平總書記正式提出“三不腐”理念之前，他早就開始思考和謀劃“如何系統治理反腐敗這一重大命題”。從認識論角度看，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是隨著事物的發展變化而不斷作出調整的。因此，“三不腐”的發展會隨著反腐敗斗爭形勢變化呈現漸進式的認識和發展過程。歸納起來，新時代“三不腐”理念的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對“三不腐”機制的初步認識。2013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提出，“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13]。2014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提出，“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增強宗旨意識，使領導干部‘不想腐’；加強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建設，強化監督管理，嚴肅紀律，使領導干部‘不能腐’；堅持有腐必懲、有貪必肅，使領導干部‘不敢腐’”[14]。這一講話的重要變化是將“不易腐”改為“不想腐”，“不想腐”更加突出反腐敗的深層次內因，強調從思想層面消除腐敗之念。2014 年10 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15]，相較之前，“三不腐”由“倒序”變為“順序”，此順序自此被固定下來，明確將“不敢腐”排在首位，作為實現“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前提與基礎，這蘊含了黨中央對反腐敗斗爭形勢和規律的正確把握。2017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對現階段“三不腐”的發展態勢作出全新的研判，即“腐敗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16]。2018 年1 月、12 月，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和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上進一步闡釋構建“三不腐”機制的方略。

第二階段：對“一體三不”的整體性理解。隨著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入推進，進一步系統闡釋“三不腐”的內在聯系，明確“一體推進”的基本原則、方略，推動“一體三不”邁向新階段成為新的時代課題。2019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指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個有機整體”，既不是“三個階段的劃分”，也不是“三個環節的割裂”，而是“深化標本兼治，夯實治本基礎，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17]的全新重大論述，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明確闡釋了反腐理念的系統性和策略的一體化，將系統施治、貫通協調的要求貫穿到反腐敗斗爭全過程。2019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提出，“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18]。此后，在各類重要文件和法規中，統一采用“一體推進‘三不腐’”這一表述，即一體推進“三不腐”的基礎是“三不腐”，核心動力是“一體推進”。2020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提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僅是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針，也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19]，將“一體三不”上升為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針和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

第三階段：從“一體三不”到“三不一體”轉變升級。2021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提出：“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不斷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戰略目標”[20]。這是首次在表述上將“一體三不”轉變為“三不一體”。2021 年11 月，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黨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懲治震懾、制度約束、提高覺悟一體發力，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幸福?！盵21]2022 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重申：“要保持反腐敗政治定力，不斷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的戰略目標?！盵22]將“三不一體”由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針、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拓展到戰略目標，“三不一體”在黨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得到進一步提升。2022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會議上強調：“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23]，為推進反腐敗斗爭深入發展指明了根本方向[24]。2023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更是進一步強調指出：“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貫通起來，三者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把不敢腐的震懾力、不能腐的約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結合起來?！盵25]“三不一體”是習近平總書記一以貫之的反腐敗理論，是對反腐敗斗爭實踐的系統總結，深刻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規律，充分體現了“懲與治”的辯證統一關系。[26]可見，“三不腐”經過不斷發展演進，形成了一套科學系統、邏輯嚴密的反腐倡廉體系，體現出反腐敗斗爭從“治標”邁向“治本”的邏輯演進。

因此，從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的不斷發展是黨中央對“三不腐”以及推進方式的漸進認識和持續深化?！耙惑w三不”到“三不一體”語序上的微妙變化折射出黨中央對“三不腐”理論與實踐的又一全新認識。二者前后變化的相同之處在于：一是目標一致性，都強調反腐敗的綜合性和整體性，旨在全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以保持清正廉潔的黨風政風。二是互為前提性，都認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者是內外結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強調將“三不腐”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推進，共同形成一體化的反腐敗體系。二者前后變化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語序結構（邏輯結構）差異以及側重點不同。第一種表述中，“一體推進”位于整個概念串的開頭，形成了“一體推進+內容”的結構，強調從行為層面（方式和手段）上全過程推進反腐敗。第二種表述中，“一體推進”位于整個概念串的結尾，形成了“內容+一體推進”的結構，更強調將“三不腐”三方面的緊密結合且作為一個整體一體推進。二是邏輯層次差異以及實踐操作方式不同。第一種表述強調在推進過程中，將各個方面視為一個綜合整體同時推進，對三者的融合強調較少，實踐操作中可能需要更多的協調和平衡。第二種表述則是將三者融合并作為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突出內在的相互聯系和系統推進，實踐操作強調建立統一的理念和行動綱領。從“一體三不”到“三不一體”兩種表述在理論上存在著微妙的差異，但它們的核心觀點都是相同的，即強調反腐敗整體性目標的一致性以及手段的統一性，選擇使用何種表述取決于強調的重點和所要表達的涵義的差異。從“三不腐”的發展歷程來看，從其提出到具體執行都有著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并且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是我們黨建立的科學有效的反腐敗治理機制，旨在推動反腐敗斗爭的全面發展，促進廉潔政治和社會風氣的持續好轉。

（三）“三不腐”由政治話語向法治話語轉變

反腐敗斗爭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趨向于實現制度化和法治化。這種發展路徑源于對反腐敗斗爭本質的深刻認識，強調通過建立穩定而有效的制度框架，以法治的方式對腐敗問題進行治理，克服運動式反腐的短期效應以及治標不治本的問題。制度化、法治化能夠提供系統性、可預測性、規范性的解決方案，減少主觀干預，使反腐敗斗爭更具持久性、長效性。因此，“三不腐”由政治話語向法治話語轉變，是反腐敗斗爭邁向制度化的必然結果和發展方向，也是認知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政治體制的中軸，通過“黨政體制”[27]理論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腐敗的治理邏輯。政治話語向法治話語轉變意味著一種理念、政策、決策向著依法依規以及依靠制度規范進行治理的方式轉變，這種轉變反映出社會發展話語構建的需要和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理論的進步?！叭桓弊鳛榫哂兄袊厣锤瘮∧Ｊ降莫毺卦捳Z表達，強調廉潔政府、反腐敗零容忍的政治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話語則需要通過具體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所支持與實施。因此，將腐敗治理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軌道是必然路徑。通過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雙重“法”的制定實施賦予“三不腐”更強的制度約束力和執行力，使其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標準，全方位地規范公職人員的行為，強化監督和懲治，提高反腐敗斗爭的實效性和持久性。

截至2023 年6 月，有1 部法律和1 部監察法規直接將“三不腐”體制機制寫入其中，即2018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下簡稱《監察法》）和2021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監察法實施條例》）。從“三不腐”入“法”①這里的“法”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法概念，新時代，法概念內涵和外延的豐富得益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貢獻，主要包括：創造性地提出“依規治黨”，并將其與“依法治國”一體而論，創造性地將黨內法規體系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明確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共同構成依法執政的“法”。參見王偉國.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規治黨理論及其原創性貢獻[J].法學研究，2023（3）：3-18.數量來看，有學者認為“‘三不腐’一體推進作為監察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基本原則似乎被法學界遺忘”[28]，但是相關法律正逐漸增多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官法》等都有明確規定。相對于“三不腐”體制機制寫入法律而言，“三不腐”寫入黨內法規②按照《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第四條的規定，黨內法規的名稱為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依據此規范對“黨內法規”作出要求，目前有6 部黨內法規將“三不腐”寫入其中。的文本數量更多一些。目前共有61 部黨內法規制度（包括黨內法規和黨內規范性文件）將“三不腐”寫入其中，其中明確將“三不腐”寫入黨內法規文本的有6部，分別是《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黨委（黨組）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機構工作規則》《中國共產黨章程（2022 年修改）》（見表1），其余則是以黨內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現。

表1 “三不腐”入法入規的情況

從“三不腐”入“法”的內容看，“三不腐”入法入規的文本表述均是原則性的。盡管文本中并未對“三不腐”的基本內涵、體制機制、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但這并非意味著“三不腐”的重要性和“一體推進”方式僅是一種抽象的存在。相反，這也是源于“一體”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一是在“三不一體”實踐中，首要的挑戰在于不同組織間的交互對話。[29]不僅要求職能層面具備相同的原則，更是體現價值層面的同質化追求，涉及到廣泛的領域和不同組織，在具體的法律和黨內法規中很難詳細規定其所有細節。二是“三不腐”從實踐到理論還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大量實踐經驗的積累和檢驗，將成熟的經驗上升為法律法規還需經過多次的循環反復過程。因此，法律法規傾向于通過原則性規定來確立反腐敗的基本要求，具體實施則根據具體情況在細則和實施細則中加以規定。這是一種符合中國特色反腐敗理論和實踐發展的策略，也是“三不腐”由政治話語向法治話語、由柔性制度向剛性制度轉化的必經階段。

二、“三不一體”的制度優勢分析：系統治理的視角

“三不一體”制度優勢的提煉，既是對新時代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基本經驗的總結，又反過來不斷強化對反腐敗斗爭實踐的指導。通過整合效應、協同效應和多層次約束，“三不一體”在制度層面體現出強大的制度優勢。這一制度優勢使黨風政風持續保持清正廉潔，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整合效應：黨的政治引領是實現“三不一體”的基礎前提

黨的領導是保持政治清廉的先決條件?！叭灰惑w”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的部門、資源、范圍、人員較廣，貫穿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各個社會組織等，從而形成一個全面有機的系統。這個系統類似于人類的大腦到神經末梢的傳導，需要黨中央充當核心領導者，地方各級機構等積極響應并具體執行，同時加強內部的協同和整合。通常在社會發展和變革的過程中，一種事物的發展往往需要一種核心力量的引領和推動。這種核心力量一般具有以下特點：歷史背景、廣泛的社會基礎、先進的領導理念或理論、完備的制度保障以及不斷取得的發展成就和社會認可。這種核心力量或是一個組織，或是一個集體，或是一個領導機構，其具有統一和協調各方力量、制定發展方向和策略的定力與能力，從而推動事物朝著既定目標發展。黨的領導則是“三不一體”的核心力量，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性、組織性和紀律性所決定。[30]

1.政治定力優勢。首先，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根本要求。黨的領導既是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內在前提，也是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反腐敗理念高度契合的基本要求。黨的領導能夠確保政治意志與人民意志高度統一，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能夠推動一系列反腐敗措施的有力實施，為“三不一體”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支撐。其次，黨的領導能夠確?！叭灰惑w”的核心領導力量和資源整合優勢。黨的領導具有總攬全局、統籌協調的作用。黨中央通過制定反腐敗斗爭戰略、政策和法規，明確反腐敗斗爭的方針、目標和方向，確保反腐敗斗爭的整體設計和協調推進，使“三不腐”的理念、原則、制度等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得到有效的貫徹。最后，黨的領導體現了對“三不一體”核心價值的引領和塑造。黨通過先進的理論、思想和價值觀形塑“政黨-國家-社會”系統，為“三不一體”的整體推進提供明確的價值引領。例如，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三不腐”理念成為新時代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針和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引導全黨全社會形成價值共識。另外，通過在思想政治教育、宣傳教育、輿論引導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以“嚴明的紀律”倡導廉潔自律和樹立正確的廉政觀，營造了風清氣正的文化氛圍。

2.政治監督優勢。黨的紀律和組織監督是確?！叭灰惑w”有效推進的重要保障。黨內監督必須健全、嚴格執行，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求貫穿于黨員干部的思想意識、日常行為、工作作風等各個方面，確保黨員干部在政治立場、思想覺悟、道德修養上始終保持清正廉潔。

3.政治動員優勢。黨的領導保障“三不一體”通過嚴密的組織體系得以實施。通過政治動員凝聚各級黨組織，黨的自上而下的組織網絡和組織工作能力能夠有效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參與反腐敗工作，形成強大的整合力，又通過黨組織的政治性、組織性、紀律性和集中統一性實現領導力的外顯。在反腐敗斗爭中體現“政治”與“治腐”的“雙軌一體”，展現出當代中國治理的特有黨政結構，即執政黨通過將自身的組織機構、行動邏輯、意識形態、價值導向等深層“基因”根植于國家治理體系，從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的視角加強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領導。[31]

（二）多層約束：全周期管理是推進“三不一體”的實踐路徑

“四種形態”是“三不一體”的重要抓手，“三不一體”則是紀檢監察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則。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監督執紀中“四種形態”的融貫和協調是確?！叭灰惑w”實踐持續延伸的前提?！八姆N形態”涵蓋了教育警醒、懲戒挽救和懲治威懾等功能，共同構建了對腐敗行為的全面約束和懲治機制。具體來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制度創新：精準施策與系統治理相結合。（1）融貫意味著將“四種形態”貫穿于整個反腐敗工作的全過程，確保其貫徹執行的連續性和一致性。這就需要在不同階段、不同環節運用“四種形態”，“四種形態”從源頭上預防腐敗到從重打擊腐敗，形成了多層次、多形式的監督格局，“四種形態”之間功能互補，提升了反腐敗工作的針對性和整體實效，從而形成監督執紀的邏輯閉環。例如，通過開展常態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約談函詢等形式，將“紅臉出汗”作為常態，形成廉潔從政常態化監督機制。同時，通過對違紀行為進行輕處分、組織調整的處理方式，使大多數違紀問題能夠得到及時糾正，保持黨內紀律的嚴明性。而對于嚴重違紀違法的個別案件，采取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甚至進行立案審查調查，確保黨紀國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2）協調意味著“四種形態”之間建立協同關系，實現整體推進的實效。不同的形態之間相互關聯、相互支持，共同構建起反腐敗工作體系。例如，將批評和自我批評、約談函詢等形式與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相互配合，形成預防和處理的銜接；將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與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相互銜接，形成紀律的連續性和嚴肅性。嚴重違紀違法立案審查調查形態作為最后的階段，起到壓倒性的震懾作用。通過協調“四種形態”，形成反腐敗工作的整體合力。因此，強化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需要融貫于“三不一體”全過程，從而形成監督閉環，同時也需要協調各種形態之間的關系，實現整體推進，真正提高監督執紀的實效，有效預防和打擊腐敗行為，構建廉潔的政治生態。

2.實踐總結：黨紀與國法有機銜接協調。（1）黨紀與國法有機銜接協調是推進“三不一體”的重要基礎。黨紀與國法的有機銜接意味著二者之間緊密聯系、相互補充。在反腐敗工作中，黨紀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依據，而國法則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法制秩序的基石。黨紀與國法有機銜接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雙重”約束規范體系，從而確保更好地推進“三不腐”。（2）“三不一體”推進需要黨紀與國法有機銜接協調。黨紀與國法的銜接使黨紀的嚴明性和國法的嚴肅性相互結合、保持一致，實現對腐敗行為的全方位約束與打擊。黨紀作為黨內規范，強化黨員干部的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形成自律機制；而國法作為社會規范，通過法律制裁來懲治腐敗行為，發揮法律的震懾力。黨紀與國法的協調統一使黨員干部在黨內和社會兩個層面上受到雙重的制約與監督，貫通黨和國家紀檢監察監督體系。此外，黨紀與國法相協調，確保黨的紀律與國家法律的要求相一致，實現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統一，形成一體推進的整合力，從而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3）黨紀與國法有機銜接協調可以增強推進“三不一體”的影響力。黨紀與國法有機銜接可以使黨紀和國法相互促進，形成反腐敗斗爭的強大合力。黨紀的嚴明和國法的嚴格執行相互支持，可以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打擊和懲治力度，提高腐敗治理的實效性。

（三）協同效應：治理結構完備是增強“三不一體”的關鍵環節

“三不腐”是綜合治理腐敗的三根支柱，覆蓋著所有腐敗治理的領域和各方面[32]，三者之間各擔其責、缺一不可，又互為聯系且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有著科學的邏輯關系，是治理腐敗內因與外因相結合的辯證方法、治標與治本相結合的系統方略、他律與自律相結合的長效機制”[33]?！耙惑w推進”是從思路（時空）和舉措上闡明“三不腐”中三者的關系?！叭桓本唧w實施既要“一體推進”，又要“同向發力”“綜合發力”。因此，在推進“三不一體”過程中，“三不腐”不是三者簡單的“疊加”，而是系統作用后整體涌現的結果[34]，是通過系統治理、協同發力、一體推進的方式集中削減腐敗存量、堅決遏制腐敗增量、解決從微觀到宏觀層面出現的各種腐敗問題，形成遏制腐敗滋生的長效機制。[35]

1.注重從系統思維和整體視角，推動“三不一體”的融合與協同。在反腐敗工作中，不僅要關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個方面的協同推進，還要關注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關系，使它們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協調、相互促進。首先，在推進“不敢腐”的過程中，注重挖掘“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經驗?！安桓腋笔菍Ω瘮≈卫淼母邏簯B勢，既治標又治本，是“不能腐”和“不想腐”的外在保障。既要通過“突出重點”，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查處力度，又要注重“以案促改”的系統效應，把“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貫穿到監察監督和審查調查全過程。其次，在推進“不能腐”的過程中，注重挖掘“不敢腐”“不想腐”的有效做法。不能將“不能腐”簡單地等同于制度設置，而制度本身并非萬能的?！安荒芨蓖ǔＶ阜锤瘮《窢幍膽B度或目標，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要大于“制度”①制度通常是指一種有組織、有調理的規則和體系，用于管理和運作一個組織、社會和國家。好的制度可以為“不能腐”的目標提供有力支持，例如設置獨立的監察機構、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規、完善公務員的選拔和考核制度等。制度為防止腐敗行為提供屏障，使腐敗更難發生和傳播。本身?！安荒芨辈粌H強調制度本身（管理漏洞、制度空隙、責任缺位等）的完善，也強調制度的制定和運行與個人的道德修養、個人責任相結合。只有從內心認同并自覺遵守制度，制度的“高壓線”才能真正樹立起來?！安幌敫眴栴}研究得徹底與否直接制約著“不能腐”的效果。最后，在推進“不想腐”的過程中，注重挖掘“不敢腐”“不能腐”的經典案例。一方面，要利用發生在身邊嚴重違紀違法干部的典型案例，開展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發揮警示、震懾和教育作用。另一方面，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時代化。將實踐中反復使用的有效的“不想腐”的做法上升為制度層面。以家風為例，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等黨內法規強化家風建設和注重家庭美德的規定。同時，通過《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規定黨員干部不重視家風建設、對配偶、子女失管失教的處分。此外，再將“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形成“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制度化、規范化。

2.注重發揮各個環節和各種手段的綜合效應，推動“三不一體”的融合與協同。受到“首因效應”的影響，畢“腐敗治理”之功于“高壓懲治”一役的思想依然存在，并不可避免地導致腐敗治理機制、手段以及效果的碎片化。[29]事實上，反腐敗工作需要從預防、查處、懲治等多個環節入手，涉及到法律法規、制度機制、監督措施以及教育方式等多種手段。需要將各個環節和手段進行融合與協同，形成強大“同向發力”的綜合效應。例如，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是融合黨內紀檢監督和國家監察監督體系，實現監督力量的整合協同，提升了反腐敗斗爭的總體質效。具體來講，包括以下兩點：（1）共同的價值目標?！安桓腋?、不能腐、不想腐”都是針對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要求和目標。它們均體現了黨紀和國法對黨員干部的要求，即遵守紀律、廉潔奉公，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因此，它們具有相同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即營造風清氣正、廉潔高效的政治生態。此外，還在于杜絕“廉而不為”“廉而失效”對國家治理運行產生的負面影響。[36]（2）統一的行動措施?！叭桓毙枰鱾€方面的力量相互配合、協同發力。如“三不一體”中涉及黨和國家多個部門（如紀檢監察機關、審計機關、司法機關、公安機關等）的協同配合，這些部門和力量應當形成統一“共識”，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加強協作，共同推動“三不一體”的具體實施。同時，如何通過健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強化黨的監督和紀律建設，加強制度與法規建設以及加強思想教育和文化引導，形成協同推進的工作機制和系統的機構體系，確保黨員干部在各個方面同心協力，共同實現“三不一體”的發展目標。

3.注重加強反腐敗工作的整體性和一體化，推動“三不一體”的融合與協同。從發展趨勢而言，“三不腐”戰略針對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傳統腐敗和新型腐敗交織、腐敗問題與不正之風交織的腐敗形式和嚴峻、復雜的反腐敗形勢，目的是實現由腐敗到清廉的轉變。[37]因此，在“三不一體”中，各個方面的工作應該相互關聯、相互配合、協同發力，形成一個緊密銜接、有機連接的整體。通過融合與協同，能夠使反腐敗工作更加統一、協調，避免各方面的孤立性和割裂性，確?！安桓腋薄安荒芨薄安幌敫比齻€方面相互支撐、相互推動，形成有力推進的整體合力。需要注意的是，“三不一體”推進中需要避免兩個誤區：一是將“一體推進”視為“同時推進”。二是重視威懾性措施而輕視制度與廉政教育。只有當黨員干部“不敢腐”“不能腐”，并且內心“不想腐”時，廉潔從政的意識和行為得以鞏固和提升，才能實現“三不腐”的發展目標。同時，這種“同向發力”還能夠強化黨的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實際成效。

三、“三不一體”的治理效能提升：治理機制的優化

雖然在“三不一體”整體戰略方針的指引下，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是，目前“三不一體”各個方面的建設進度還存在明顯的差異?！安桓腋钡倪M展和成效較為明顯，“不能腐”的建設相對滯后，“不想腐”的思想防線還亟待增強。以“不敢腐”為例，中央和省級層面“不敢腐”的效果較為明顯，而市、縣兩級層面“不敢腐”成效相對較為緩慢，懲治腐敗的力度呈現逐級遞減的趨勢，消除基層腐敗存量（“微腐敗”“小腐巨貪”現象依然存在），遏制腐敗增量還有較大的空間。因此，基于事物發展受到內外因作用哲學觀指導，需要內外因共同結合增強“三不一體”的整體策略，以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的全面提升和整體飛躍。

（一）明確“三不一體”的頂層設計與分層對接

打破“三不一體”融合壁壘，實現三者間的融合貫通，有利于實現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轉化。事實上，腐敗現象與政治權力是相伴相生的。王岐山同志曾告誡：“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38]。這就決定了“三不一體”是一項兼具政治性、政策性、系統性的復雜工程，事關反腐敗工作成效的整體格局，非零敲碎打、修修補補就能解決，而是要加強頂層設計，同時突出重點，精準打擊，從重點和關鍵環節有效推動反腐敗整體工作。

1.頂層設計。盡管“三不一體”縱深推進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從頂層設計到分層對接的具體方法和貫徹步驟方面還需進一步提升。加之各地方各單位具體情況存在很大差異，許多實踐經驗尚未上升為社會共識，理論與實踐還未能準確提煉出治理框架和具體策略，因此需要從頂層設計上重新審視。所謂頂層設計，是在整體反腐敗戰略層面對“三不一體”進行規劃和設計。具體包括：（1）目標設定。明確“三不一體”的總體目標，明確將其納入國家戰略、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工作的具體路線圖、規劃表。例如，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反腐敗與經濟增長的正向關系，實現反腐紅利。[39]（2）政策制定。以實踐為導向，將反復適用的成功經驗上升到相關政策和法規之中，明確推進“三不腐”的原則、措施和具體要求，確保黨和國家出臺的各項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3）機制創新。建立健全嚴密、高效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確保各級黨委、政府、紀檢監察機關及相關業務部門在“三不一體”上形成統一的思想認識和協調一致的行動力。

2.分層對接。所謂分層對接，是指將反腐敗頂層設計轉化為具體行動的過程，在不同層級（縱向）和部門（橫向）之間實現協調和配合。具體涉及到各級黨委和政府、紀檢監察機關、審計機關、司法機關等的合作與配合。具體包括：（1）分工配合。進一步明確各級黨委和政府、紀委監察機關、審計機關、司法機關等的職責，確保各級部門在推進“三不腐”中形成分工配合、協同推進的格局。（2）信息共享。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協調配合機制，避免工作中分割和重復，確保各級部門之間的信息暢通與溝通交流順暢，提高反腐敗工作的協同效率和反應速度。（3）監督評估。建立有效的監督評估機制，對各級黨委、政府和部門在“三不一體”中的工作進行監督、檢查和評估，發現問題及時糾正，提出改進意見并明確提升方向，確保各級部門按照頂層設計的要求落實相關政策和措施。

（二）優化以紀檢監察為主責的協同高效體系

追究公務員行政責任的最好方法，就是構建一套嚴密的“外部控制”①外部控制在公務員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其最大優點是公務員的行為確立了普遍標準，其缺陷在于法制的普遍性必然不能解決特殊問題，只能解決一般性問題，制度往往意味著對理想性道德責任的放棄。參見劉雪豐.公務員道德責任實現路徑探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136.。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紀檢監察機關兼具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的雙重職責，紀檢監察制度成為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的重要力量和組成部分?！叭灰惑w”為持續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時也對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體要求如下：一是職能融合創新?！叭灰惑w”既需要紀檢監察機關對黨員干部的違紀違法行為進行監督、調查和處置，有效地實施黨內監督，又要能夠對公職人員的腐敗行為進行調查和處置，發揮國家監察的基本職能。二是監督對象融合創新。加強對不同監督對象的一體化融合，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實現監督全覆蓋。三是監督手段融合創新。要求紀檢監察機關與其他監督部門、審計機關、執法機關、教育宣傳部門等形成緊密協同的合作關系，能夠以紀檢監察為主責，實現監督資源的整合和優化利用，構建協同高效的監督體系以加強信息共享、協調聯動、凝聚合力，提升監督的全面性、精準性和效率性。四是依據融合創新。核心點是紀法貫通、法法銜接，實現紀法分開和結合的有機統一，從思維到內部運行體系、外部銜接制度的完善。[40]

在具體的策略上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提高紀檢監察機關的權威性和專業性。首先，進一步明確紀檢監察機關在監督體系中的地位和職責，賦予其更權威的執紀執法權和調查審查權限。強化對紀檢監察機關的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提高其監督執行力和實際效能。其次，健全完善紀檢監察機關與其他監督部門的協作機制。建立定期聯席會議制度，促進紀檢監察機關與其他監督部門的溝通和協作。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機制，共同參與對重大、典型腐敗案件和突出問題的調查與處理。最后，加強紀檢監察干部隊伍建設和培訓，提高紀檢監察干部的政治意識、專業素養和執紀執法水平。建立健全紀檢監察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確保選拔優秀人才擔任紀檢監察職位，為監督執紀工作提供專業支撐。二是推進信息化建設，提升監督“科技+”能力。建立監督信息系統和數據分析平臺，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加強對腐敗問題的監測、預警和分析，提升監督的精準性、有效性。三是加強國際合作與經驗借鑒。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監督機構加強交流與合作，拓寬監督視野，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推動我國監督體系的不斷創新和發展。

（三）重構以廉潔文化為教育內容的激勵機制

僅有制度規定而沒有民主和公共價值內化為公職人員個人的價值系統，控制的功效就會事倍功半。因此，公職人員必須具備正確的內在價值系統，才能真正達成遏制腐敗的目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量事實證明，一些領導干部栽跟頭，往往不是栽在才干上，而是栽在德行上；不是栽在做事上，而是栽在做人上”[41]。與“不敢腐”“不能腐’相比，“不想腐”是軟機制（措施），需要每位黨員、干部、公職人員自覺形成清正廉潔的理念和道德情操[42]，否則就不能對官員的動機和行為產生多大的影響。目前，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懲治腐敗和以制度預防腐敗，針對廉潔教育、廉潔文化建設的研究相對較少。然而，在制度環境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如果制度更新不及時，制度漏洞也會引發腐敗。

因此，構建“不想腐”的機制應當放置于“三不一體”中加以考察。在“三不一體”中“不想腐”是治理腐敗的較高目標和境界[43]，“三不一體”既要完善思想教育在“不想腐”形成中的作用和功能，又要強化“不敢腐”“不能腐”對于“不想腐”心理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這屬于來自外部他律的范疇和效應。從“不想腐”個體自覺心理的形成來看，自律所起的作用更為關鍵。當前黨員干部在實現“不想腐”的目標要求上還存在較大的差距，比如存在理想信念崩塌、黨性修養缺失、腐敗亞文化盛行、家風不正以及政治生態被破壞等挑戰和難題。[44]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強化思想教育在反腐敗斗爭中的正向激勵作用。廉潔文化在反腐敗斗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基礎性、根本性和統領性作用，能夠使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從自身做起，做到廉潔修身、廉潔從政、廉潔用權、廉潔奉公。因此，在正向激勵中應當強化黨員干部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法治觀和政績觀。另外，通過廉潔文化宣傳，如開展廉潔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強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對腐敗行為的敏感性、警覺性，自覺抵制不良思想和行為的侵蝕。

2.完善“不想腐”的廉潔教育體制機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等觀念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中發揮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官本位”、規則意識淡薄等不良文化，民眾對腐敗現象的容忍度與當前的高壓反腐態勢和廉潔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不協調。這極大地阻礙了廉潔文化的傳播，導致公民從幼小時難以形成廉潔意識和規則意識，弱化了腐敗官員的羞恥感、愧疚感，很大程度上刺激官員的腐敗動機，腐敗問題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因此，“不想腐”的教育對象應當重點從大中小學生、社會公職人員抓起。具體策略如下：（1）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思想教育機制。完善“不想腐”的思想教育機制，需要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教育體系，對于公職人員而言，包括黨校培訓、干部輪訓、在職培訓等都要融入廉潔文化因子。對于大中小學生而言，應當建立大中小學一體化廉潔文化教育體系，在中小學生“雙減”的背景下，可以探索將廉潔文化作為一門單獨課程開設。通過系統性的理論教育、案例教育、實踐教育等方式，全面引導不同群體人員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廉潔觀，增強抵制腐敗的思想認同和自我約束能力。（2）強化黨員教育和日常管理。定期開展黨內教育活動、組織生活會和民主評議，及時糾正黨員干部的認識偏差和不良行為，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和管理，強化對腐敗行為的警示和懲處。（3）注重實踐和案例教育。通過真實的案例和實際的經驗，讓黨員干部、大中小學生深刻認識腐敗的危害和嚴重后果。組織開展實地調研、警示教育和反腐倡廉宣傳教育活動，引導黨員干部、大中小學生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不斷增強抵制消極腐敗的思想意識和實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