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執政黨如何破解“周期率”難題
——基于國外四個政黨推進監督制度建設的比較分析

曾林妙，谷志軍

（1.暨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2.深圳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廣東 深圳 518060）

任何執政黨都面臨執政考驗問題，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四大考驗”重要論斷就包含“執政考驗”，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四大考驗”的長期性，因而執政考驗實質就是長期執政[1]。黨的十九大將“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作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將“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視為關系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大時代課題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但是，古往今來，人們卻在長期執政問題上表現出一種時間向度上的悲觀主義，提出了諸如“歷史周期率”“執政周期率”等經驗性觀點。這些觀點不僅強調長期執政與權力腐敗之間所存在的必然聯系，更認為權力集中與權力自我監督之間存在一種難以消除的結構性張力。這是因為，連續長期執政意味著政治體系的政治權力和資源長期集中在某一政黨手中，該政黨成為這一政治體系的絕對主導者，包括國家法律、在野黨以及社會輿論等外部監督體系均難以對其執政權力的行使過程形成有效監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黨內監督失效，則高度集中的執政權力容易被濫用，進而損害長期執政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對于長期執政黨來說，防止權力的濫用不僅需要完善的外部監督體系，更有賴于在黨內形成有效的權力監督體系。本文關注黨內監督制度建設對長期執政之意義，基于比較視角探討國外長期執政黨如何應對權力的自我監督問題，尤其是如何借助制度的力量消除權力腐敗問題。通過總結國外長期執政黨以制度應對權力自我監督問題的經驗教訓，為中國共產黨回答“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大時代命題提供經驗參照。

一、困擾政黨長期執政的“周期率”難題

“歷史周期率”和“執政周期率”既是困擾長期執政的兩大現實難題，也是長期執政研究關注的兩個重要話題。源于對近代世界政黨長期執政實踐經驗總結的“執政周期率”強調政黨長期執政所存在的權力集中傾向容易滋生權力腐敗，如果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長期執政黨便會喪失其執政地位，最終衰落為普通政黨甚至消失；源于對傳統中國治亂興衰規律總結的“歷史周期率”強調統治集團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由于無法實現權力的自我監督，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權會由興轉衰，最終導致王朝的傾覆。

（一）“執政周期率”難題：政黨衰落與權力集中

所謂“執政周期率”，指一個政黨連續執政達到七十年后就會遭遇執政危機而難以繼續維持其執政地位[2]，如墨西哥革命制度黨連續執政71 年后下臺、蘇聯共產黨連續執政74 年后解散等。一般來說，連續執政超過二十年的政黨可稱之為“長期執政黨”，在競爭性政黨政治下這需要連續贏得四、五屆民主選舉才得以實現。[3]盡管連續執政二十年對于人類社會漫長的政治發展史來說微不足道，但相對于二百余年的政黨政治發展史來說卻非常難得。長期執政對一個政黨來說困難重重，既要應對復雜的外部執政環境，亦需確保自身不被權力所腐化，因而長期執政黨衰落似乎成為世界政黨政治的常態。20 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五次長期執政黨的衰落浪潮：第一次出現于20 世紀70 年代后期，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作用下，包括瑞典社民黨（1976 年）、印度國大黨（1977 年）等長期執政黨遭遇危機，在民主選舉中落敗導致長期執政地位的喪失；第二次是20 世紀80 年代末的東歐劇變，大批長期執政的共產黨要么下臺解散，要么被迫改組；第三次出現于20 世紀90 年代初，包括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1992 年）、日本自民黨（1993 年）、蒙古人民黨（1996 年）等獨大黨失去連續執政地位；第四次出現于21 世紀初，包括墨西哥革命制度黨（2000 年）、中國國民黨（2000 年）等一度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百年老黨遭遇執政危機，喪失長期執政地位；第五次是2011 年的“茉莉花革命”，包括埃及民族民主黨、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等伊斯蘭宗教黨丟失長期執政地位。從五次衰落浪潮看，包括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威權主義以及神教合一等政治體系均出現長期執政黨的衰落現象，這其中既有經濟危機、政治輸入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也有政治變革、權力腐敗等內部因素的作用。

關于長期執政黨為何會出現衰落問題，學界對此看法不一：有的歸結為喪失信仰、組織分裂、不能吸納人才、不能遏制腐敗、軍隊不予以支持等國內因素[4]，有的歸結于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組織力量的競爭以及大眾傳媒的競爭等社會因素[5]，有的歸結于全球化浪潮等外部因素的沖擊[6]，也有的認為執政黨自身制度建設以及對內外環境的適應性是長期執政黨喪失了政權的根本原因[7]。除了上述對長期執政黨衰落根源的普遍性總結，也有部分研究者深入分析某一長期執政黨衰落的原因，如蘇聯共產黨、墨西哥制度黨、印度國大黨等。蘇聯共產黨的垮臺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學者們從社會思潮[8]、思想路線[9]、文化領導權[10]等思想文化層面分析蘇共垮臺的原因，將蘇共垮臺歸結為精英集團的形成[11]、缺乏黨內民主[12]、政黨性質蛻化變質[13]以及固守戰備體制[14]等原因。連續執政71 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下臺也一度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將革命制度黨喪失長期執政地位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制度化水平沒有趕上其經濟和社會變遷[15]、缺乏黨內監督導致黨內腐敗嚴重[16]等。此外，也有學者關注印度國大黨衰落的原因，有的歸結為派系斗爭、政策失誤以及黨風腐敗[17]；有的歸結為經濟發展緩慢引起民眾不滿、內部政治斗爭以及腐敗盛行[18]；也有的認為黨內分裂、領袖個人專政以及未能滿足廣大民眾的利益要求削弱了國大黨的執政基礎[19]。盡管政黨長期執政經歷了五次衰落浪潮，但仍有部分政黨仍穩固保持長期執政地位，如中國共產黨、新加披人民行動黨等，因而也有學者關注這些政黨何以保持長期執政地位，尤其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學者們將人民行動黨的成功歸因于獨特的組織結構和組織制度[20]、獨特的領導體制[21]、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22]等。

總體而言，無論關注長期執政黨衰落的共性因素還是關注某一長期執政黨衰落的個性原因，均承認長期執政黨的衰落是多種不同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思想文化因素與制度體制因素等。其中，政治腐敗幾乎是所有長期執政黨衰落的重要原因，政治腐敗損害了長期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廉潔執政是政黨得以保持長期執政地位的重要因素。由于長期執政黨有著較為穩固的執政地位和較大的政治能量，外部監督往往難以發揮實效，被揭露腐敗的風險相對較小，容易造成累積性腐敗。長期執政黨之所以容易滋生腐敗，在于執政黨高度集權缺乏有效制約、競爭性政黨體制下政治交易頻繁、既得利益集團阻礙體制改革、權力尋租等因素。[23]對于長期執政黨而言，權力集中有助于盡可能掌握更多的政治資源以鞏固其執政地位，但如果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會造成政治資源被侵蝕。更大的問題在于，連續長期執政也意味著某一政黨長期主導所在政治體系的權力運作，包括國家法律、在野黨以及社會輿論等外部監督體系難以對其執政權力的行使過程形成有效監督。因此，如果黨內監督失效，高度集中的執政權力容易被濫用，損害長期執政的政治合法性，最終導致長期執政黨的衰落，這是“執政周期率”難題形成的重要根源。

（二）“歷史周期率”難題：政權腐朽與自我監督

所謂“歷史周期率”，指在中國歷史上任何政權均無法善始善終，出現了“由好變壞”“從興到衰”“由存到亡”等退化性變化，從而造成政權更替頻繁現象。[24]據統計，從秦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這兩千一百多年時間出現了六十余次王朝更替，平均每個王朝的統治時間不足七十年。[25]盡管不能簡單將基于中國傳統政治實踐的“歷史周期率”運用于分析當代中國政治實踐，但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等中央領導人均將“歷史周期率”與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緊密聯系在一起，強調破解“歷史周期率”難題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重要意義。

1945 年，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向毛主席請教共產黨執政后如何跳出中國歷代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毛主席提出了“民主”的解決路徑，即以民主監督消除長期執政所日益增加的權力腐敗。[26]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教訓的基礎上提出“民主+法制”的解決路徑，即以法制建設保障人民群眾監督權利的發揮。在鄧小平看來，“只有用民主和法制建構‘好的制度’，才能提高黨和國家的權威和能力，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27]。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的高度認為，中國歷史上發生“歷史周期率”悲劇的重要原因在于統治集團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因而“要敢于進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傷，敢于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墻”[28]?？梢?，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停止對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難題的探索，提出了民主監督、法制保障、自我革命等解決路徑。

學界同樣關注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話題，從執政權力的行使目的和組織方式論證“歷史周期率”何以發生問題，形成了兩大視角：一是聚焦執政權力行使目的、強調滿足民眾需求的“民主”視角，認為“歷史周期率”的根源在于無法最大限度地滿足民眾的利益訴求[29]，人民日益積累的不滿會周期性爆發從而推翻政權[30]，而人民的不滿可能來源于經濟的不發展、政治的不民主以及腐敗的泛濫[31]。二是聚焦執政權力組織方式、強調優化權力結構的“政治”視角，認為中國古代政治陷入“歷史周期率”的根源在于官僚體制的片面性[32]，源于專制皇權的官僚體制權力高度集中容易出現惡心膨脹問題[33]，但統治集團自己又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34]。此外，也有學者關注如何破解“歷史周期率”難題，提出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35]和建立有效約束官僚集團惡性膨脹的制約機制[33]的制度路徑、加強腐敗治理[36]和全面從嚴治黨[37]的腐敗治理路徑、建立權力制約體制的憲政路徑[38]等解決方案?？傮w而言，這些路徑實際上均強調“歷史周期率”之所以形成，在于長期掌握政權的執政集團難以對自身進行展開有效監督，從而消除權力高度集中所存在權力腐化傾向。不過，這些解決方案主要從宏觀層面出發，多數涉及政治體制層面的構想，缺乏具體操作層面提出解決權力集中與權力自我監督之間所存在張力的有效舉措，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操作性方案。

二、國外長期執政黨破解“周期率”難題的案例比較

兩個“周期率”難題實質上反映出長期執政所存在的權力集中傾向與權力腐敗之間的關系，強調權力集中與權力自我監督之間的張力難以解決。以往反腐敗研究側重以分散和制衡解決權力監督問題，權力自我監督方面的研究則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操作性方案。為此，本文試圖基于對國外四個長期執政黨監督制度建設的案例比較，圍繞長期執政黨如何破解“周期率”難題，為探索解決權力自我監督問題的操作方案提供經驗參考。

（一）四個典型案例選取情況說明

按照連續執政超過二十年的標準，20 世紀以來世界上曾出現的長期執政黨超過三十個，包括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等。從分布層面看，基于意識形態劃分的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共產黨）和資本主義國家均出現過長期執政黨（如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基于經濟發展程度劃分的發達國家（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和發展中國家也都存在長期執政黨（如中國共產黨）。從性質層面看，不僅有共產主義性質（如蘇聯共產黨）和民主社會主義性質的長期執政黨（如瑞典社會民主黨），也有民族主義主導的長期執政黨（如印度國大黨）；長期執政黨不僅存在于非競爭性的一黨執政體系（如蘇聯共產黨）和威權政治（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也存在于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多黨制國家（如瑞典社會民主黨）。鑒于長期執政黨數量多、分布廣、性質復雜等特征，本研究采取典型案例分析法，選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長期執政黨作為分析對象，深入分析它們推進監督制度建設的基本情況，從而觀察黨內監督制度在它們解決權力的自我監督問題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功效。

為此，本文基于執政地位的穩固程度將所有長期執政黨分為四類：一是完全衰落型長期執政黨，即政黨喪失了長期執政和主導地位，淪落為普通政黨甚至解散消失，如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蘇聯共產黨等；二是穩固發展型長期執政黨，即政黨的長期執政地位穩固，暫時沒有受到明顯的威脅和挑戰，如中國共產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等；三是面臨危機型長期執政黨，即政黨勉強保留長期執政地位，但其主導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均明顯減弱，長期執政地位面臨嚴重威脅，如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下稱“非國大”）等；四是失而復得型長期執政黨，即政黨的連續長期執政被中斷后又重新獲得長期執政地位，如瑞典社會民主黨（下稱“瑞典社民黨”）、印度國大黨等?；谶@一分類，本文以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南非非國大以及瑞典社民黨等四個長期執政黨為例，總結它們以監督制度建設解決權力自我監督難題的經驗教訓，探討黨內監督制度對于長期執政黨解決權力自我監督問題的重要意義。

（二）監督制度建設的三維考察

幾乎所有的長期執政黨均聲稱要防止權力的濫用、消除權力腐敗、打造廉潔政府，但權力腐敗仍是大部分政黨喪失長期執政地位的重要根源，因而僅從價值層面確立廉潔執政的理念遠遠不夠，還需要建立一套能夠將廉潔執政理念貫徹于實踐的制度載體和執行機制。為此，本文基于“價值-文本-操作”的三維分析框架，分析瑞典社民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南非非國大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等四個長期執政黨推進監督制度建設的具體情況，比較這些長期執政黨在廉政理念、法律法規以及制度機制等方面所存在的差異。在價值層面，關注是否明確倡導廉潔的執政理念，尤其是政黨廉潔形象的塑造；在文本層面，關注是否推動出臺完善的權力監督法律法規，尤其是及時對監督制度進行更新和制定黨內監督制度法規；在操作層面，關注是否為監督制度法規的執行建立具體的操作落實機制，尤其是建立獨立運作的反腐敗機構。

1.價值層面：廉政理念

與當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相比，瑞典社民黨上臺執政后倡導自由、平等、團結、民主的執政理念，堅持權力公開運行，致力于打造廉潔愛民的執政黨形象。社民黨教育黨員提高自律意識，以平常心對待金錢，以營造良好的黨內廉政文化。在社民黨的長期執政下，瑞典不僅走出一條“福利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歐洲社民黨的杰出代表；其政府廉潔程度和國家廉潔指數也非常高①在“透明國際”公布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上，瑞典一直名列前茅。2009 年瑞典和新加坡都得到了9.2 分，并列全球第三位，2015 年同樣位列第三名。，推動瑞典成為世界上著名的“廉潔國家”之一。同樣以廉潔著稱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后，將儒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道德準則融入到執政理念當中，強調用黨的價值理念對黨員進行精神教化和約束。深受西方法治理念影響的李光耀對當時其他東南亞國家執政黨的腐敗行為深惡痛絕，秉持“公平、公正”的執政理念，推出“閃電、白底、藍圓”的黨徽和白衣白褲的黨服以彰顯其“活力、廉潔、和諧”的價值理念，試圖打造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廉潔政治。

與瑞典和新加坡兩個經濟發達國家相比，墨西哥和南非兩個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執政黨對廉政理念的堅持和廉潔形象的打造則相形見絀。長期執政的革命制度黨曾帶領墨西哥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跡，但經濟財富的累積也逐漸侵蝕其執政基礎，大量黨內高官腐敗成為革命制度黨連續執政71 年后喪失執政地位的重要原因。為了重新獲得執政地位，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致力于消除嚴重腐敗的政黨形象，提出透明化、公開化等廉政理念，以重新取得人民的認同和支持。相比革命制度黨因腐敗喪失執政地位，上臺執政時間相對較短的非國大在建黨百年之際提出“干部工作10 年”計劃，加強對黨員的政治、道德和意識形態教育以解決黨內腐敗問題，從思想上消除派別主義、物質主義、賄選文化、暴力文化等不良傾向，以更好地踐行黨的價值理念。

2.文本層面：法律法規

社民黨是瑞典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但它卻沒有隨著執政時間的推移而被權力所腐蝕，其廉潔程度要遠高于美國等實行多黨輪流執政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得益于其在適應現有政治體制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廉政法律體系。社民黨上臺執政后積極推動反腐敗立法，推動議會制定了《反行賄受賄法》《審計法》《瑞典公職法》等反對在商業領域行賄和防止公職人員受賄的法律，消除黨員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后不僅構建一套防止權力濫用的法律體系，還制定黨章黨紀約束黨員，加強黨內監督。一方面，制定系列國家法律規章加強對擔任公職的黨員的監督，包括《反貪污法》《預防腐敗法》《沒收貪污賄賂利益法》《不明財產充公法》《財產申報法》等；另一方面，出臺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章程》從兩個層面強化黨內監督：一是對黨員紀律及違法違紀行為的規定，二是對監督機關權力與責任、運行機制的規定。

相比之下，盡管非國大和革命制度黨上臺執政后雖然在權力監督制度建設上有所建樹，但由于權力監督制度建設缺乏體系化，僅依靠國家法律而沒有及時推進黨內監督制度建設，導致無法對權力形成有效監督。1994 年上臺執政以來，非國大通過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來治理腐敗問題，形成以《預防腐敗法案》和《預防和打擊腐敗活動法》為基礎、包括針對公務人員的《行政道德法規》以及規范和約束議員的《議事行為準則》等反腐敗法律體系。此外，為了適應反腐敗斗爭的需要，2012 年非國大還對黨章進行修訂，對擔任政府公職的黨員違法違紀行為做出更加嚴厲的規定，如犯貪污罪開除黨籍等。20 世紀三十年代革命制度黨就制定了黨章和“革命民族主義”的行動綱領，并易名為“革命制度黨”以表明其推進制度建設的決心，這一舉動獲得了民眾的普遍支持，為其連續長期執政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但此后，革命制度黨不僅沒有對包括黨章、行動綱領等黨內制度進行更新，而且其制度建設側重于組織、專門化、職業化等方面，缺乏黨內監督方面的規章制度，黨內權力配置也不合理，垂直領導體制容易造成領袖的專斷和腐化，這是其連續執政71 年后喪失長期執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性根源[39]。喪失長期執政地位后，革命制度黨開始反思黨內制度建設問題，不僅對黨章、行動綱領等黨內制度進行更新，還出臺了《懲處條例》《申訴條例》《道德行為準則》等監督類黨內法規。這一系列制度建設的新舉措成為喪失長期執政地位12 年后革命制度黨重新上臺執政的積極因素之一。

3.操作層面：執行機制

社民黨執政期間，不斷推動完善權力監督的制度載體和執行機制：一是進一步完善監察專員制度，1954 年社民黨推動建立監察專員的監督機制，以解決如何對監督者的監督問題；二是推動成立國家反腐敗辦公室，專門負責調查政府腐敗和各種賄賂案件；三是建立財產公開制度，以“協議”的形式規定社民黨所有官員必須定期向社會公布收入情況、納稅情況等個人信息；四是倡導建立政黨公共撥款制度，從經費上解決政黨生存和運轉的后顧之憂，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政黨競爭選舉所出現的腐敗問題。此外，社民黨政府的高級官員相當清廉，不搞黨內特權，為廉潔國家建設做出良好的示范作用。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以來也在在機構設置、制度建設、機制打造等方面完善其監督制度機制：一是成立保持相對獨立運行的貪污調查局、審計總署等機構，對國家權力機關形成有效監督；二是建立嚴格的入黨制度、干部黨員督察制度以及財產申報制度，確保黨員廉潔從政；三是通過社會監督平臺、反腐敗國際合作等方式加強對權力的全方位監督。

為了有效應對西式民主的輸入，非國大領導下的南非不僅于2013 年加入“金磚國家”行列，非國大也開始借鑒中國的廉政建設經驗應對黨內外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從制度機制層面推動黨內監督制度的落實：一是成立專門化的黨內反腐敗機構——廉潔委員會，由黨內德高望重的老黨員組成，行使調查權和處罰權；二是在各級黨組織建立黨校，加強對黨員的政治、道德和意識形態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政治素質，并將黨校成績作為黨員擔任公職的必要條件；三是擴展監督渠道，通過黨內網站、信箱、領導人視察及議員定期見面等方式加強對黨內違法亂紀行為的監督；四是推動建立全國集中化的招標平臺和國家誠信體系。革命制度黨由于高度集中和缺乏監督機制的政治體制，導致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日益嚴重，損害了革命制度黨的威信和形象，致使其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逐漸下降，最后喪失長期執政黨地位。[40]尤其是革命制度黨高官腐敗丑聞不斷，前總統薩利納斯執政期間腐敗成風，導致革命制度黨深陷腐敗的泥塘，嚴重損害了其政黨形象。重新上臺執政后，革命制度黨開始意識到黨內監督制度執行機制的重要性，建立黨內司法制度，由司法委員會和黨員權利保護委員會負責黨內調查和懲處腐敗行為。

（三）推進監督制度建設成效的比較

基于“價值-文本-操作”的三維比較框架，通過對瑞典社民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南非非國大等四個長期執政黨推進監督制度建設成效的比較分析，發現：

從價值層面看，樹立廉潔的執政理念是政黨維護長期執政地位、防止執政合法性資源侵蝕的必要舉措。社民黨和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后均將廉潔視為其核心執政理念之一，致力于打造廉潔的政黨形象以增強民眾的認同和支持，以增強其執政合法性，為此瑞典和新加坡也成為世界上廉潔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此外，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還將儒家的道德準則融入到其執政理念之中，以黨的價值理念約束黨員。革命制度黨和非國大在黨內出現嚴重腐敗威脅到其長期執政地位后才提出廉潔、透明化等執政理念，上臺執政伊始并不重視廉政建設，縱容黨內利益集團濫用公權力掠奪國家財富，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革命制度黨喪失長期執政地位、非國大支持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從文本層面看，加強黨建監督制度建設是完善國家監督制度體系的重要一環，有助于強化黨員約束規范、抑制黨內腐敗問題。社民黨上臺執政后積極推動反腐敗立法，建立一套完善的廉政法律體系以踐行其廉潔執政的理念，但缺乏專門約束黨員的黨內監督法規；同樣主張廉潔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執政后不僅重視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執行和完善，還通過具有操作性的黨章黨紀約束黨員；相比之下，革命制度黨和非國大上臺執政后也推動頒布了若干反腐敗方面的法律法規，但這些法律法規體系化、完善程度較低，沒有及時制定出臺黨內監督方面的規章制度，無法對長期執政黨的權力運行形成有效監督，日益嚴重的黨內腐敗推動它們著手建立黨內監督制度體系。

從操作層面看，具體可行的監督機制是打造廉潔政治的關鍵所在，獨立運作的反腐敗機構、財產申報與公開等制度機制有助于提升監督制度的執行力。社民黨和人民行動黨不僅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反腐敗法律法規文本，還建立起一套貫徹其廉政理念的載體和機制，包括獨立運作的反腐敗機構、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等，這也是它們能夠打造廉潔政治的關鍵所在；革命制度黨和非國大上臺執政伊始并沒有成立專門的反腐敗機構，革命制度黨甚至在重新執政后才建立起專門的黨內監督機構，兩個長期執政黨也缺乏其他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執行機制以提高其黨內監督制度的執行力，導致它們所推動建立的反腐敗法律法規體系無法真正發揮效果。而且，革命制度黨和非國大上臺執政期間均有領導人陷入腐敗丑聞。例如，曾擔任過南非總統、副總統以及非國大全國主席、副主席的祖馬就多次因涉嫌腐敗被指控。①2005 年祖馬被指控涉嫌腐敗和強奸、2014 年被指控挪用公款、2018 年因涉嫌權錢交易被非國大勒令辭去總統職務。這不僅嚴重損害了它們的執政形象，也對黨內監督制度的執行造成不利影響。

三、經驗與啟示：加強內外聯動、提高制度的執行力與適應性

基于“價值-文本-操作”的三維比較分析框架，對瑞典社民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南非非國大等長期執政黨推進監督制度建設情況進行梳理，發現：第一，如果長期執政黨上臺后沒有加強對其黨員干部的內部約束，僅依靠外部監督制度體系，難以從根本上消除其內部日益滋長的權力腐敗問題。因為長期執政意味著該政黨在某一政治體系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外部監督制度體系難以真正規制其權力行使和運作，更難以解決權力的自我監督問題。第二，幾乎所有的長期執政黨都將廉潔納入其執政理念當中，試圖打造廉潔的政黨形象，以汲取長期執政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多數長期執政黨推進廉政建設僅停留在價值表達和文本制定層面，缺乏相應的制度載體和執行機制，導致所建立起來的監督制度形同虛設。第三，監督制度建設必須適應社會環境的變遷，長期執政黨要根據內外部環境變化及時對已有的監督制度體系做出適應調整?！皻v史周期率”和“執政周期率”均強調政權腐化的時間向度，時間是制約政黨長期執政的關鍵自變量，但兩者的因果關系建立在環境變遷之上，隨著執政時間的推移，執政黨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也在不斷變遷。因此，對于監督制度建設來說，特定制度文本是基于特定時期外部環境情況所制定和出臺的，必須及時根據環境變遷對這些制度文本做出相對應的調整和修改。

從四個長期執政黨推進監督制度建設的經驗教訓看，中國共產黨推進黨內監督制度建設須注意以下問題：一是權力監督的內外聯動問題。對于長期執政黨而言，僅依靠傳統的政黨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外部方式難以對其權力運行形成有效監督，長期執政黨需要擁有黨內外監督力量，從自身入手構建整體性監督體系，推動黨內外監督力量的聯動，因而在監督制度建設上也要注重內外聯動問題。二是黨內監督制度的執行問題。制度化程度越高，政黨的力量就越大，但對于權力監督而言，制度化水平不僅取決于監督制度文本的完善程度，還有賴于建立健全權力監督的制度載體和執行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長期執政過程中日益積累的權力腐敗問題。三是制度適應性問題。制度文本要及時進行更新以適應制度環境的變遷，一旦制度沒有及時更新而無法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便會出現政治衰敗。因此，在推進監督制度建設過程中，要及時對監督制度進行更新以適應制度環境的變遷。此外，長期執政黨推進監督制度建設也要重視制度精神的孕育問題。監督制度建設要將廉政理念上升到精神文化層面，讓長期執政黨習慣權力監督“在場”的常態化，既能為監督制度的執行提供潤滑劑，也能夠通過塑造廉潔的政黨形象以增強長期執政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