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標下政府與企業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演化機制與提升路徑

馬瑩瑩 王沁 姚文艷 張慧東

摘要：“雙碳”目標下，減污降碳協同治理不僅事關當下，更事關未來綠色高質量發展空間?；谥醒胝O管和環境規制下“中央—地方—高排放企業”如何形成合力、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現實問題，構建三方協同治理演化博弈模型，設計多元化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場經濟型政策組合嵌入到縱向治理體系中，通過模型求解確定了影響系統主體策略演化的關鍵因素，明確了提升系統協同治理的關鍵演化條件和路徑。研究表明，通過激勵和約束相匹配的補貼和稅收等政策設計，可以增強地方政府積極治理力度，促進企業應用綠色技術治污減排，提升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效能。

關鍵詞：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演化博弈；政策組合；提升路徑

中圖分類號：F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5595（2023）06-0023-09

一、引言

高碳排放和大氣污染引發的極端天氣、生態失衡等問題影響全球，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并阻礙人類發展。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模式表現出較為典型的高碳排放和高污染的特性，面臨著巨大的國內挑戰和國際壓力。黨的二十大報告和國家“十四五”規劃均明確指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要深入打好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氣，加強城市大氣質量達標管理，協同推進減污降碳。［1-2］從“十三五”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到“十四五”深入打好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從“堅決”到“深入”，兩字之差，意味著污染防治攻堅戰觸及的矛盾和問題層次更深、領域更廣。［3］碳減排與大氣污染治理是同根同源，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迫在眉睫。［4］我國碳排放和大氣污染問題久治不愈，為何許多高排放企業不斷進行違規排放，地方政府對于其屬地內企業的排放監管也陷入形式治理的怪圈？哪些主體行為和關鍵因素會阻礙協同治理的達成？

高排放企業的減污降碳綠色轉型既需要技術進步的驅動，更需要政府環境規制政策和嚴格監管等手段的引導與幫助。政府的環境政策對企業執行減污降碳有著巨大影響，但同時，企業會因為執行減污降碳帶來的額外成本導致收益受損等原因抵制減污降碳技術的應用，這必然會引發政府與企業間的利益博弈。［5］由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環境規制政策存在由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政府監管執行的現實情況;同時，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使地方政府在環境問題治理過程中受到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重約束，這必然會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企業間的利益博弈，容易導致傳統治理的失敗。目前，我國大氣污染治理進入攻堅期，碳減排責任分擔進入深水區?；跍p污降碳的迫切現實需求，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結合起來，厘清阻礙協同治理的關鍵因素，處理好三者在減污降碳問題中的協同關系；更需要通過探索，設計有效的多元化政策工具組合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真正在中央政府監管和環境規制下讓地方政府與企業落實節能減排的任務指標，促進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多主體有效合作，盡快達到政府有效治理、企業執行減污降碳的合作狀態。這將關系到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順利達成，也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所在。

二、文獻綜述

（一）提升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效能研究

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途徑和重要抓手。已有學者分析梳理了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重大意義和必要性，并從目標、路徑、管理、效果協同等角度闡述了減污降碳協同的豐富內涵。［6］現階段要把降碳作為源頭治理的“牛鼻子”，協同控制溫室氣體與污染物排放。［7］協同治理可以避免過多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有助于提高社會經濟福利，從而實現環境質量優化的良性循環。［8］現有關于減污降碳協同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而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是一個涉及多主體利益相關者動態博弈的過程［9］，需要明確博弈主體。設計有效的協同治理政策組合以整合多元主體間分散的利益追求，有助于從追求個體利益向提升集體協同效能轉變。

（二）協同治理利益相關者博弈研究

在中國式分權的背景下，作為環境污染治理主體的地方政府，既處于央地關系的制約之下，又受內部利益關系的影響。［10］明確各主體行為的動機和系統博弈演化機制，是化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等多方矛盾的關鍵所在。［11］地方政府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受到中央政府政治上的晉升激勵，在不健全的制度縫隙中與中央及其他地方政府展開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存在降低環境標準的行為傾向，而多重任務委托代理會限制中央對地方的監管能力。［12］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企業承擔治理責任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會時刻影響動態演化博弈的均衡。［13-14］協同治理過程中必須明確協同目標［15］，減排必須堅持公平有效、因地制宜的原則［16-17］。

已有文獻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和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參考價值。減污降碳協同治理過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高排放企業之間關系的處理涉及多重共治主體間互相博弈和策略選擇?；谟邢蘩硇约僭O和動態演化思想的演化博弈及系統仿真，對本文的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相關博弈研究具有較好的適用性。因此，本文納入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排放企業（以下簡稱為“企業”）三方主體，構建協同治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減污降碳協同治理過程中多重共治主體間對抗與合作的演化博弈關系，探討影響系統穩定均衡的關鍵影響因素，尋找在中央政府監管下有效激勵地方政府積極治理和企業執行減排策略的政策工具組合，從而形成合力達到實現系統協同演化均衡。

三、模型假設與模型構建

（一）模型基本假設

本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實施方案》等文件，明確了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利益相關者責任劃分。中央政府主要負責組織領導、指揮協調、監管考核地方政府減污降碳治理情況；地方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碳排放和大氣環境質量負統領責任，承擔區域內減污降碳治理工作，具體分解任務指標，明確時間表和責任人，將治理的任務細化落實到企業主體，監督管理企業是否遵守減排規定和是否減排到位；企業是碳減排和大氣污染治理的市場責任主體，本著誰污染誰治理的政策要求，應該承擔治污減排主體的責任，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的生產方式，采用綠色、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治理技術，確保減污降碳減排到位，按期按質完成和穩定運行，達到國家環保法律法規、標準等政策規定的排放要求。

在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工作中，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正向激勵”和“反向懲罰”兩個方面，據此設置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場經濟型兩種政策。從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來看，“減污降碳目標責任與考核”“制定碳排放配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限期治理”等，都是各級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工具，表明了當前我國以目標責任為導向的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思路。市場經濟型手段主要包括“財政補貼與懲罰”“專項轉移支付”“排污收稅”“超標處罰”“稅收優惠”等政策工具。中央政府可以通過給予專項轉移支付治理資金來補貼地方政府的監管治理成本和企業減排治污的成本；通過征收和調節環境保護稅、碳稅的分成和征收比例，對地方政府不履責的情況進行一定的處罰，對低標排放給予一定的減稅優惠，激勵地方政府積極治理，控制企業碳排放和大氣污染物排放，從而改善地方減污降碳收益和區域整體環境質量。以上政策工具分析為本文的政策工具組合設計與分析研究提供了現實依據，本文將據此進行博弈模型構建并展開數量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三個假設。

假設1：根據演化博弈特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均為有限理性的博弈主體，將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各自策略。三大主體均有兩種策略選擇，即中央政府選擇嚴格監管或者寬松監管，其概率分別為x和1-x；地方政府選擇積極治理或者表面治理，其概率分別為y和1-y；企業選擇減排或者不減排，其概率分別為z和1-z。其中，0≤x≤1，0≤y≤1，0≤z≤1。

假設2：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積極治理時，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既有可能為推進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改善當地整體環境而選擇積極治理，也存在擔心治理力度過大導致地方經濟收入降低或不愿支付相應的積極治理成本而選擇表面治理的可能。如果地方政府表面治理被上級監管發現，地方政府不僅會受到相應的處罰，而且還需要退還撥付的減污降碳專項治理資金，企業繳納的環保稅等收入也將作為罰款上繳。

假設3：當地方政府要求企業實行相應的減污降碳策略時，企業既可能選擇減排策略，也可能考慮到減污降碳投入過大造成利益損失而選擇不減排策略。如果企業選擇不減排被地方政府發現，地方政府將收回已經撥付給企業的減污降碳專項治理資金。

（二）支付矩陣構建

根據上述現實背景分析和研究假設，設置博弈模型所需的變量及參數，如表1所示。

基于設定的參數及變量，得到減污降碳三方博弈系統策略選擇示意圖，如圖1所示。

計算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各自策略下的支付收益矩陣如下：

（a1，b1，c1）=（-H3-Q+t（1-β1）S′+αR+（1-β2）（F1+T1），-H1+tβ1S′+R+（1-θ）Q+β2E1，-H2+S′+θQ-F1-T1）;

（a2，b2，c2）=（-H3-θQ+t（1-β1）S′+αR1+F1+T1+B，tβ1S′+R1-B，-H2+S′+θQ-F1-T1）;

（a3，b3，c3）=（-pH3-Q+t（1-β1）S′，-H1+tβ1S′+R1+（1-θ）Q+β2（F1+T1），-H2+S′+θQ-F1-T1）;

（a4，b4，c4）=（-pH3+t（1-β1）S′+αR2+p（F1+T1），tβ1S′+R2-pB+（1-p）（1-θ）Q，-H2+S′+θQ-p（F1+T1）;

（a5，b5，c5）=（-H3+t（1-β1）S+（1-β2）（F2+T2），-H1+tβ1S+β2（F2+T2），S-F2-T2）;

（a6，b6，c6）=（-H3+t（1-β1）S+F2+T2+B，tβ1S-B，S-F2-T2）;

（a7，b7，c7）=（-pH3+t（1-β1）S，-H1+tβ1S+β2（F2+T2）+（1-p）Q，S-F2-T2）;

（a8，b8，c8）=（-pH3+t（1-β1）S，tβ1S-pB+（1-p）（1-θ）Q，S-p（F2+T2）+（1-p）θQ）.

四、協同系統中博弈主體策略穩定性和演化路徑分析

根據微分方程的穩定性定理，達到復制動態方程的穩定點應該滿足F（x）=0，dF（x）/dx<0這兩個條件。據此分析協同系統中博弈主體策略的穩定性和演化路徑，探索影響系統中各主體協同達成理想化合作博弈的關鍵因素，為政策設定提供依據。

（一）中央政府的策略演化與影響因素分析

構建中央政府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為了便于分析，進行如下參數替代，令：

d1=α（R-R1）-（1-p）H3;

d2=α（R1-R2）+（1-p）（F1+T1+B-H3+Q-θQ）;

d3=（1-p）（Q-H3）;

d4=（1-p）（Q+F2+T2+B-H3）.

對F1（x）關于x求一階偏導，可得：

F′1（x）=（1-2x）［d1yz+d2（1-y）z+d3y（1-z）+d4（1-y）（1-z）］（3）

命題1：當0<z*<z<1時，x=1為演化穩定點；當0<z<z*<1時，x=0為演化穩定點。

因此，中央政府的策略演化趨勢如圖2所示。

命題2：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隨著α、R、B的增大，中央政府更傾向于選擇嚴格監管策略;隨著H3的增大，中央政府更傾向于選擇寬松監管策略。表明中央政府選擇嚴格監管策略的概率與地方環境質量對其他區域環境質量狀況的影響系數、企業執行減排給中央政府帶來的減污降碳凈收益以及地方政府表面治理被中央督查發現受到的處罰正相關，與中央政府選擇嚴格監管時付出的人財物等監管成本負相關。

（二）地方政府的演化策略與影響因素分析

構建地方政府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為了便于分析，進行如下參數替代，令：

k1=R-R1+（1-θ）Q+β2（F1+T1）+B-H1；

k2=R1-R2+p（1-θ）Q+β2（F1+T1）+pB-H1；

k3=β2（F2+T2）+B-H1；

k4=β2（F2+T2）+pB+（1-p）θQ-H1.

對F2（y）關于y求一階偏導，可得：

F′2（y）=（1-2y）［k1xz+k2（1-x）z+k3x（1-z）+k4（1-x）（1-z）］（6）

命題3：當0<x*<x<1時，y=1為演化穩定點；當0<x<x*<1時，y=0為演化穩定點。

因此，地方政府的策略演化趨勢如圖3所示。

命題4：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隨著β2、R和B的增大，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選擇積極治理策略;隨著H1、θ的增大，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選擇表面治理策略。表明地方政府選擇積極治理策略的概率與地方政府在環保稅收和碳稅收中的共享比例、中央政府嚴格監管且地方政府積極治理時企業執行減排給中央政府帶來的減污降碳凈收益以及地方政府表面治理被中央督查發現受到的處罰正相關，與地方政府選擇積極治理時的治理成本、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撥付給企業的比例負相關。

（三）企業的演化策略與影響因素分析

構建企業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為了便于分析，進行如下參數替代，令：

m1=θQ-F1-T1+F2+T2+S′-S-H2;

m2=pθQ-p（F1+T1-F2-T2）+S′-S-H2.

對F3（z）關于z求一階偏導，可得：

F′3（z）=（1-2z）［m1（x+y-xy）+m2（1-x）（1-y）］（9）

命題5：當0<y*<y<1時，z=1為演化穩定點；當0<y<y*<1時，z=0為演化穩定點。

因此，高排放企業的策略演化趨勢如圖4所示。

命題6：在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隨著S′、F2、T2的增大，企業更傾向于選擇減排策略;隨著H2、S、t、F1、T1的增大，企業更傾向于選擇不減排策略。表明選擇減排策略的概率與企業選擇減排時的綜合收入、企業選擇不減排策略時交納給地方政府的環保稅、企業選擇不減排策略時交納給地方政府的碳稅正相關，與企業選擇執行減污降碳時投入的相關成本、企業選擇不減排時的綜合收入、對企業綜合收入征收分成稅的稅率、企業選擇減排策略時交納給地方政府的環保稅、企業選擇減排策略時交納給地方政府的碳稅負相關。

五、系統協同治理演化與提升路徑政策設計

上述分析明確了影響系統中各主體演化的關鍵因素，在此基礎上求解系統形成協同治理合作博弈的關鍵條件與政策組合，以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政策合力促進企業執行減排，以有效達成減污降碳的協同治理。在演化博弈過程中，博弈三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策略選擇隨時間演變，當各主體選擇的學習和修正過程完畢后，整個系統會趨于穩定。令F1（x）=0，F2（y）=0，F3（z）=0，求解復制動態方程組得到了三方博弈系統純策略的8個局部均衡點分別為E1（0，0，0）、E2（0，0，1）、E3（0，1，0）、E4（1，0，0）、E5（1，1，0）、E6（1，0，1）、E7（0，1，1）、E8（1，1，1）。計算得到系統各均衡點相應的特征值，如表2所示。

由李雅普諾夫穩定性理論可知，當局部均衡點的雅克比矩陣的特征值均有負實部時，此均衡點代表的策略是系統的演化穩定策略。鑒于篇幅限制，考慮各演化穩定策略的現實含義，本文僅選取3種關鍵情形對應的系統演化情況展開分析討論（見表3）。

在之前環境治理的過程中，即使中央政府旗幟鮮明地提出污染治理，仍不斷有企業違規排放，而地方政府對于其屬地內企業的排放監管也陷入形式治理的怪圈。情形1中系統的演化穩定結果解釋了這種現象久治不愈的成因。當治理系統處于（1-p）（Q+F2+T2+B-H3）>0，β2（F2+T2）+B-H1<0，θQ-F1-T1+F2+T2<S-S′+H2的條件下時，不論初始情況如何，系統的策略最終集合演化到（1，0，0）。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央政府進行嚴格監管，地方政府仍然選擇表面治理，企業最終選擇不減排策略。這表明，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當其需要付出的積極履責治理成本大于對企業高排放征收的相關環保稅及碳稅加上其自身表面治理被中央督查發現受到的處罰時，地方政府會逐漸選擇表面治理，較高治理成本的付出會打擊地方政府選擇積極治理策略的信心，而較低的環保稅、碳稅無法彌補其付出，最終使得地方政府不愿意與中央政府形成有效合力，反而會包庇企業高污染高排放行為。對于企業而言，自身的減污降碳成本、企業執行與不執行減污降碳帶來的收益差值、地方政府的治理力度和中央政府的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支持額度及對企業的撥付比例、企業超標排放的環保稅及碳稅征收梯度等關鍵因素，都對其策略演化有著直接影響。較低的減污降碳協同治理資金支持額度對企業不會起到明顯的激勵作用，對超標排放征收較低的碳稅和環保稅對企業也不會起到相應的約束作用。尤其當短期內傳統高排放生產模式帶來的高利潤完全可以覆蓋排污稅收繳納成本時，企業仍傾向于選擇傳統的高排放模式，甚至會導致權力尋租或者企業與地方政府的合謀問題。因此，“雙碳”目標下減污降碳的協同治理需要竭力避免以上現象。

在情形1的基礎上繼續演化，當達到（1-p）（Q-H3）>0，β2（F2+T2）+B-H1>0的條件時，在中央政府持續嚴格監管的情況下，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當自身表面治理被中央環保督查發現后受到的處罰和對企業高排放征收的環保稅與碳稅之和大于其積極履責需要付出的治理成本時，地方政府會逐漸選擇積極治理。然而，由于θQ-F1-T1+F2+T2<S-S′+H2，隨著時間的推移，系統選擇的策略集合最終演化為情形2（1，1，0），企業最終還是演化到了不執行減排策略。這表明，對于企業而言，即使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都積極行動，但是若缺乏有效的行政命令型和市場經濟型政策設計，不能有效提升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專項資金額度及其撥付給企業的比例，對企業執行減污降碳策略不會起到明顯的激勵作用；如果對超標排放繼續執行較低標準的環保稅和碳稅繳納政策，對企業也不能形成有效的約束作用，始終無法突破θQ-F1-T1+F2+T2<S-S′+H2的條件限制，企業在該條件下的策略選擇具有相對穩定性，系統難以達成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狀態。

如何進行政策設計與提升路徑優化，才能達到當前推動減污降碳治理需要達成的協同演化穩定策略組合，即在中央政府嚴格監管下、地方政府選擇積極治理、企業選擇執行減排，是當前政策設計的重點。研究發現，只有在滿足情形3：α（R-R1）<（1-p）H3，R+（1-θ）Q+β2（F1+T1）+B>H1+R1，θQ-F1-T1+F2+T2>

S-S′+H2的條件下，三方選擇的策略集合才為（1，1，1）。綜合來看，對于中央政府而言，當嚴格監管所付出的額外成本小于嚴格監管所獲得的減污降碳凈收益時，中央政府就會傾向于進行嚴格監管。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要考慮到積極治理的成本和減污降碳的帶來的環境收益，還需要綜合考慮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的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及撥付比例、環保稅和碳稅的征收額度以及地方政府的共享比例、地方政府表面治理時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的處罰大小等，適當提高對于超標排放的稅收額、提升地方政府對于環保稅及碳稅的共享比例，地方政府就會選擇積極治理。對于高排放企業而言，使用減污降碳技術的投入成本越小、企業減污降碳的效率及收益越高、提高減污降碳協同治理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支持額度及對企業的撥付比例、加大對超標排放的環保稅及碳稅征收梯度，企業就會越傾向于提升減污降碳水平，向執行減排策略演化。因此，在設計政策時，應該充分考慮以上系統演化條件與關鍵因素，促使系統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選擇積極參與協同治理，形成政策合力促使企業選擇執行減排，達成有效的合作博弈，且該條件下的策略選擇具有穩定性。

六、結論與建議

“雙碳”目標下，碳減排和大氣污染協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協同效益。我國高度重視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并將其提升為國家戰略予以執行。本研究探索如何將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政策細化落地，真正讓地方政府與企業落實節能減排的任務指標，進一步提升減污降碳協同治理效能，有助于“雙碳”目標的順利實現，促進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有效達成。研究得到以下三點結論。

（1）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排放企業的多主體博弈模型構建與分析，將多元化的政策工具進行結構化組合嵌入縱向治理體系中，確定了影響協同治理系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排放企業演化博弈策略選擇的關鍵因素；通過對3種關鍵情形進行演化分析，明確了系統實現協同合作治理及理想狀態的關鍵演化條件和策略組合，有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精準施策，使系統達到地方政府積極治理和企業執行減排策略的演化穩定均衡。

（2）在影響企業策略選擇的眾多因素中，開發使用減污降碳技術的成本和減污降碳效率及效益非常關鍵。較低的減污降碳專項資金額度及撥付比例不能有效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治理和企業的減污降碳動力，針對超標排放的環保稅、碳稅較低，對高排放企業不會起到明顯的約束作用。尤其當短期內企業減污降碳技術創新及執行的成本較高，而傳統高排放生產模式帶來的高利潤完全可以覆蓋超標排放稅收繳納成本時，企業會傾向于繼續選擇高排放模式，甚至會導致權力尋租等問題，進而影響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達成。

（3）地方政府是否選擇積極治理與其能夠獲得的環保稅、碳稅收入有直接關系。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自身表面治理被中央環保督查發現后受到的處罰加上對企業高排放征收的環保稅與碳稅之和大于其積極履責需要付出的治理成本時，地方政府會傾向于選擇積極治理。

基于上述分析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首先，政府應大力支持減污降碳綠色技術開發與使用，通過減污降碳專項資金補貼企業減污降碳綠色技術創新開發及使用成本，加大支持綠色技術研發力度，提升減污降碳技術推廣效率和效益；其次，合理適當地提高對超標排放的環境稅及碳稅征收額，可以使高排放企業的外部排放成本內在化，降低傳統高排放生產模式的凈收益，促使企業轉向探索減污降碳生產方式，有效激勵企業向執行減排策略演化；再次，適當提升地方政府對稅收的共享比例、提高其表面治理所受到的處罰，能夠增強其積極治理力度，中央政府應因地制宜地保障地方政府對碳稅、環保稅收入的共享比例，加強對表面治理的環保督查和處罰，提升地方政府積極治理力度，進而促進高排放企業積極執行減污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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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Reduc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Under the Dual-carbon Goal

MA Yingying， WANG Qin， YAO Wenyan， ZHANG Huid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52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achiev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present， but also to the future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ace. Based on the urgent practical problem of how "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high emission enterprises" form a joint force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triparti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constructed and solved， and a diversified command-controlled and market economy based policy combination is designed to be embedded in the vert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system strategy are solved， and the key evolutionary conditions and paths for achiev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re clarified. The research has proved that designing policies such as subsidies and taxes that match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can enhance the active governance eff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in emission reduction by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Key words：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volutionary game; policy combination; improvement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