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綠地社會健康促進作用與增效路徑研究綜述?

羅 丹 盧怡吉

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 重慶 400030

從20 世紀的公園處方, 到近年來疫情期間表現出的人們對綠色空間的需求[1], 城市綠地對健康的促進作用早已得到廣泛的認可和印證[2－3]。1946 年, 世界衛生組織(WHO) 將健康劃分為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 社會健康既可以是人的健康維度之一, 也可以是影響人類健康的一種社會維度, 前者表示人與人如何相處, 彼此如何做出反應, 人們與社會制度和社會習俗如何相互作用, 后者是影響他人和社會機構的社會環境健康水平[4－5]。 但現有綠地健康效益的研究或關注整體健康, 或集中在生理、 心理維度, 社會健康研究進展相對滯緩。

當前的城市化背景下, 高密度的用地結構擠壓了綠色空間[6], 網絡社交方式改變了傳統社群關系, 實體空間的實際使用受到城市化和信息化發展的沖擊, 空間粘性面臨考驗, 而綠地的社會健康促進有著巨大的優勢[7], 因此成為存量發展時代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 綠地社會健康效益包括個體和社會兩個層面, 個體層面即使用者通過使用綠地獲得的社會健康效益； 社會層面則是表征社會環境的關鍵結構, 描述了影響人類健康和福祉的社會動態[5]。 而綠地對人們的親社會行為[8]、 獲得社會支持[9]等方面的積極影響證明了綠地對社會健康的供給能力, 并且疫情后人們對綠地的使用需求中進行社交活動和與家人相處的比例劇烈增加[10]。 然而, 現有研究中多將社會健康作為整體健康的一個模糊維度進行討論, 又因社會健康概念的豐富內涵和多維視角, 綠地社會健康研究呈現散點式、 碎片化的狀態, 綠地社會健康及其促進作用亟待明晰, 其可能的增效路徑也迫切需要體系化的框架建構。

因此, 本文梳理2015 年1 月至2023 年9 月web of sciense 數據庫中的350 篇相關文獻, 討論城市綠地與社會健康如何關聯, 包括城市綠地對社會健康促進作用的具體體現, 以及存量背景下如何進行有效的社會健康綠地增效? 梳理綠地社會健康的研究要點, 進而剖析綠地社會健康促進作用及其系統框架。

1 綠地與社會健康效益的關系

相比于生理、 心理健康側重個體自身的健康狀態, 社會健康更強調個體對外的連接關系。 從概念上看, WHO 將對社會健康補充解釋為社會適應良好。 麥克道爾指出包含傳統的社會健康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并且能獲得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務, 而個體社會健康則是個人幸福的維度,是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如何共處, 包含個性、 社交能力、 社交技巧等因素[4]。 生理健康關注人們的生理機能如體力活動、 肥胖等疾病。 心理健康關注內在心理機能健全以及社會適應狀態的內外兩個方面[11]。 生理健康強調人的自然屬性, 社會健康強調人的社會屬性, 心理健康二者皆有。 從內容上看, 社會健康關注的外向關系包括了人與人的互動以及人們對所處社會關系的適應, 即社會健康的兩個維度: 個體/群體維度、 社會維度[5]。

綠地作為特殊的公共空間, 既具有公共屬性,也具有獨特的自然屬性, 前者使綠地作為一種能支持人類社會活動的空間資源, 后者賦予綠地更多有益于人類健康的空間效能, 具有促進人際、人地關系的巨大潛力。 綠地可以促進不同人群之間的交往互動, 包括陌生人、 鄰居、 朋友； 使用綠地、 欣賞景觀、 認同文化可以促進人們對地方的功能依賴和精神認同, 促使人們對所處環境的融合。 綠地作為一種空間類型, 其配置影響客觀環境的形態特征和使用狀態, 進而與整體社會相互影響。 綠地對人際、 人地關系的促進, 以及作為客觀空間與整體社會的相互影響決定綠地具有重要的社會健康價值。

2 綠地社會健康的研究維度

根據關鍵詞聚類(圖1), 綠地社會健康高頻關鍵詞共分為3 類: 1) 綠地社會健康促進作用,包括社會凝聚力、 暴露、 接觸等； 2) 群體分異與人群需求, 包括兒童、 老人、 青少年, 以及滿意度、 安全、 焦慮等； 3) 空間尺度與綠地類型,包括社區、 城市、 國家, 以及城市公園、 社區花園等。 聚類結果表明綠地社會健康的作用聚集在人際和空間2 個維度。

圖1 關鍵詞共現聚類圖譜

人際層面的綠地社會健康即綠地直接作用于使用主體進而產生健康效益, 具有明顯的群體分異性。 性別、 種族、 自身社會關系等各種不同背景特征的人群, 甚至人們在不同生命階段的社會健康需求都有差異, 比如青少年到公園玩主要是對同齡人的社交需求[12]、 年輕人對社交場所的隱私需求[13]、 老人在公園活動需要社會支持[9]等?？臻g層面的綠地社會健康即綠地作為結構性要素影響社會環境及優化社會資源, 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比如, 社區尺度和城市尺度考慮的群體需求矛盾[14]和社會背景差異都有所不同[15], 社區尺度需要對低流動能力群體著重考慮[16], 而城市尺度則需要平衡多元群體的社會健康需求[17]。

因此, 本文從人際和空間兩個層面對綠地社會健康效益進行闡述(圖2)。 人際層面的社會健康效益是指綠地作為社會活動發生場所, 如何影響人們進行社交行為, 促進人際社會關系； 空間層面的社會健康效益是綠地作為一種結構要素和公共資源, 如何影響多尺度的社會健康水平, 將為城市的社會健康提供哪些支持。

圖2 綠地的社會健康促進作用

2.1 人際層面綠地社會健康促進

不同群體的社會健康需求差異導致人們從綠地中獲得的社會健康促進不盡相同[18]。 但綠地社會健康效益的發揮始終和人與綠地的聯系程度有關, 這種聯系由淺至深分可以為3 類: 綠色暴露(綠地作為自然空間所起到的客觀聯系作用)； 綠地感知(綠地作為感知對象所起到的人與綠地的主觀聯系作用)； 綠地使用(綠地作為活動場所所起到的人與人的社會聯系作用)。

2.1.1 綠色暴露

提供綠色暴露和社會接觸是綠地促進個體層面社會健康的基礎。 首先, 自然暴露可以促進積極社會行為, 接觸自然會增加陌生人之間的親社會行為[19－20], 并提高社會聯系和滿意度的評級[8], 增加社會參與和社會互動[21]。 其次, 綠色暴露可以緩解負面社交狀態, 使網絡中高度連接的年輕人得到喘息機會[22], 社會接觸通過碰面來強化、 維持、 建立社會關系, 促進社會連接, 通過與朋友和鄰居見面互動, 增加社會聯系強度[23]。 綠地也為發展新的社會關系提供了可能,例如公園中相親角、 帶孩子的家長們、 小狗的主人們更可能因相同的行為進行經驗交流[24]。

2.1.2 綠地感知

綠地是人們使用空間并進行社會活動的前提,但并不意味著綠地就能直接促進社會健康效益[25]。 體驗是實現綠地的客觀特征到實際社會健康效益轉化的關鍵過程[5]。 對綠地物理環境特征的主觀感知主要包括可達性和吸引力。 交通可達性會直接影響訪問綠地的頻率[26], 但在社會活動層面, 其重要性有所不同, 其中, 視覺可達會影響人們在公園中的被動社交互動[27]； 心理可達則可能比客觀距離對社會支持的影響更大[28]。 而相關研究表明, 質量可能比可達性更重要[29], 高質量景觀可以吸引人們到更遠的公園中進行社會互動。

對綠地社會環境特征的感知包括安全性、 社會支持和社會關系等。 例如, 綠地整體安全性比綠地質量更容易影響人們對綠地使用[30], 美國公園的一項研究表明, 更多的犯罪活動[31]也會影響人們到訪公園的決定。 另外, 安全的環境可以使父母減少對孩子的看管進而與他人接觸[5]。 綠地提供的社會支持對老年人尤其重要[9], 但綠地中現有的社會關系不僅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參與、 交流, 也會造成部分人群的排斥感, 難以獲得社會支持[32]。

2.1.3 綠地使用

現實中, 綠地使用是促進綠色空間社會交往的關鍵, 這在衡量綠地對附近居民健康促進時尤為重要[33]。 綠地使用主要包括到訪綠地的活動頻率、 活動時長和活動類型。 到訪綠地的頻率影響人們進行各種社交活動的頻率[5], 使用綠地越多,朋友或者家人相處越多, 或者與熟人碰面的次數越多。 活動時間越長, 發生的社交行為更多, 社交強度也隨著加深。 此外, 服務設施還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對綠地的滿意度以及在其中獲得的社會支持[9], 公園中最具社交互動價值的因素包括座位和桌子, 以及野餐/燒烤區[34]。

因此, 綠地滿足人們的社會活動需求, 激發主動或被動的社交活動, 提供社會交往資源, 影響社會交往的狀態。 人際層面的社會健康促進作用主要通過暴露、 接觸、 體驗和使用來引導人群積極的社會行為。

2.2 空間系統層面綠地社會健康效益

綠地對社會健康的促進不僅與個體的行為相關, 還要考慮需求平衡[1,35]、 資源配置[36]等更系統性的問題。 空間層面的綠地社會健康效益即綠地在不同空間尺度中對相應的系統問題的平衡。系統問題包含群體需求矛盾[14]、 社會背景差異[15]和綠地資源配置[37], 三者分別對應主觀需求、 客觀背景和綠地供給。

不同空間尺度下的綠地布局和結構特征有所不同, 且人口構成差異造成需求矛盾也不同, 因此綠地在不同空間尺度上存在分層級的社會健康效益[18]。 社區以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為主, 需求矛盾與特定社群特征關聯更大, 尤其對于老人[18,30]、 低收入群體[38]、 兒童等低流動能力群體, 他們在社區尺度進行大部分社交互動因而對社區綠地的需求更多。 城市是全部功能的集合體,需要綜合考慮全民社會福祉、 大眾的審美規律、弱勢群體的社會需求[15]、 群體融合等。 空間系統層面的綠地社會健康效益往往表征為不同尺度下社會環境的改善和社會資源的優化。

2.2.1 社區尺度

綠地通過增強社會聯系、 空間歸屬感改善社區社會環境。 綠地可以增加居民社會接觸和社會互動, 比如, 美國、 波蘭和澳大利亞的社區花園以不同的活動聚集不同的人群, 提供積極和包容的體驗, 建立居民之間的社會聯系[39]和社會網絡, 提高社區凝聚力[40]。 不僅有園藝活動, 還有花園共建、 都市農業等參與式活動通過促進居民交流合作, 增進相互理解, 進而提高社區凝聚力[41]。 綠地促進居民之間、 居民與社區之間的聯系, 也有助于加強社會包容并形成社區的歸屬感[42]。 居民的社會聯系還可以增強對犯罪風險的共同抵御[43], 如在對有黑人背景的社區研究中,綠地的存在有助于降低社區的侵略和暴力[44]。

社區尺度下, 綠地通過建立鄰里社會資本和引入外部社會資本優化社會資源[45]。 社會資本有兩種含義, 一種是個體或團體間的關聯, 代表個人與組織中的他人之間的人際聯系。 社區綠地通過促進居民社會關系、 社會互動, 進而建立鄰里社會資本已經得到一定的證明[30,38]。 另一種社會資本即社區外的資本方, 通過綠地吸引外部社會資本投入, 與社區各利益方共同合作實施推動綠地建設。 在外部社會資本投入的情況下, 社區綠地成為社區環境更新、 社區產業發展、 居民服務升級的樞紐, 探索投資回報平衡的社區更新市場化模式, 進一步產生新的社會價值。

2.2.2 城市尺度

城市尺度下, 綠地從綠色正義、 社會包容、社會安全及社會韌性、 文化認同等方面支撐社會環境。 研究表明, 綠地供應與社會經濟地位不存在本質聯系[15], 但現實中綠地質量往往與社區經濟背景呈正相關, 政策和管理干預可以促進分配公平[35]。 綠色空間提高城市對弱勢群體的社會包容[17], 功能復合的綠色基礎設施促進包容性城市的再生[46]。 有研究推斷, 公園和其他綠地的存在減少了城市犯罪, 但同時也指出不合適的公共空間可能增加犯罪行為[47]。 社會韌性方面, 可進入綠地被看作是一種社會基礎設施, 具有減輕災害沖擊, 幫助災后恢復的重要作用。 例如日本公園可以有效降低災后最弱勢群體的死亡率[48]。 綠地的文化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將促進人們對地方的文化認同, 在意大利南、 北部的不同社會背景下,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的文化服務作用均會增強人們對地方的認同和依賴[49], 在綠地中進行的社交活動也可以加強跨文化交流[36]。

基于城市尺度下的開放性和公共性, 綠地通過協調社會資本對社會資源的配置起到優化作用[50]。 城市綠地結合社會資本可以實現政府、 市民、 資本的多方共贏[51]。 允許社會資本參與城市綠地的建設運營維護, 促進政府與市場結合, 可以降低財政負擔, 實現城市綠地的可持續運營管理； 引導社會資本介入城市綠地, 置入新業態實現功能復合, 可以提高綠地的服務水平, 滿足人們的多元化需求； 社會資本結合公園場景, 促進休閑消費釋放空間價值, 實現生態、 娛樂價值向經濟、 社會價值的轉化。

3 存量更新背景下的綠地社會健康增效路徑

存量更新背景下, 城市綠地需要應對經濟發展、 人口結構、 社群特征等社會人際環境變化,并對特定需求作出回應[51]。 同時, 存量化的更新方式, 空間生產邏輯和規劃, 管控、 運營思路的轉變也對綠地的綜合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突出綠色空間生態效益、 使用效益的基礎上, 愈發關注綠色空間的社會效益。 綠地社會健康效益的提升將成為城市空間品質提升的有力抓手。 已有研究證明了綠地在人際和空間層面對社會健康產生促進作用, 但具體的綠地社會健康增效路徑仍待探索。 本文初步提出“識別－評價－診斷－干預－管理” 的綠地社會健康增效框架(圖3), 以期對綠色空間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提供支撐。

圖3 綠地社會健康增效框架

3.1 綠地社會健康特征識別

在不同空間尺度、 社會背景, 以及不同人群需求的影響下, 社會健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目前, 研究中尚無綠地社會健康空間形式的準確定位。 識別綠地在支撐社會健康過程中呈現出的具體形式與特征是判斷綠地社會健康狀態的前提。只要能夠對綠地社會健康進行表征, 方可探討綠地與社會健康成效的關聯機制, 從而深化綠地健康的內涵與外延, 并將綠地社會健康從社會關系的分析推向空間關系的研究。

3.2 綠地社會健康績效評價

社會健康績效評價有助于精準錨定綠地的社會健康價值, 是對空間社會健康效益發揮得好不好以及如何更好的回答。 綠地社會健康績效的全面量化, 需要選取針對性的評價方法、 可度量的評價指標以及評價標準, 建立多層級、 多尺度和多維度的綠地社會健康績效評價體系, 反映提供社會健康效益的現有綠地的質量與綠地布局, 指出當前綠地要素的組織是否高效, 評判綠地社會健康促進的合理性以及優化的可能性。

3.3 綠地社會健康關鍵要點診斷

綠地社會健康關鍵要點的診斷聚焦現實的社會需求問題。 在系統層面上關注綠地供需平衡、綠色空間正義、 綠地綜合可達性與可感性、 綠地參與與社會交往、 綠色空間社會認同等與整體社會健康訴求高度關聯的綠地特征和指標的檢驗。同時要深入識別關鍵人群、 關鍵區域、 關鍵空間單元的綠地社會健康需求和矛盾, 鏈接綠地與社區資源, 突出城市轉型和綠色空間更新中的社群粘性的延續。

3.4 綠地社會健康空間干預

綠地社會健康增效需要通過具體的綠地空間干預而生效。 綠地空間的尺度、 要素與社會健康服務供給的影響并不是相互獨立的, 如綠地配置[37]、 綠地質量、 綠地面積、 數量、 形式及功能等, 因此包括政策、 具體的規劃設計、 管理等各種空間干預措施對社會健康的影響關系和作用路徑仍需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更為重要的是, 存量背景下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及很大程度上二者兼有的空間干預模式將成為存量背景下綠地更新需要探索的問題。

3.5 綠地社會資產價值評估與管理

將綠地作為一種城市社會資產量化其產生的社會健康價值。 對投入成本和產出效益進行評估,例如單位面積的成本投入與單位面積的社會價值產出的對比, 以此科學指導綠地建設的投入、 配置和社會資本的介入方式。 對管理者來說, 綠色空間投入亦是社會的治理工具, 綠地的社會資產價值的量化將為綠地文化服務功能的評估與優化、綠地資源的科學經營管理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

4 結語

本文系統闡釋人際層面基于人－綠聯系的綠地促進作用, 空間層面尺度差異特征下的空間系統問題和綠地社會健康空間效益； 明確了綠色暴露、 綠地感知、 綠地使用3 種人際層面社會健康促進作用和基于改善社會環境、 優化社會資源的2 種綠地社會健康空間效益。 在此基礎上, 綜合綠地社會健康效益的特點和存量背景綠地提質增效需求, 提出了“識別－評價－診斷－干預－管理”的增效框架。 綠地社會健康效益既包含綠地對人的社會健康促進作用, 也強調綠地對整體社會健康的綜合價值, 同時回應當前人們的健康需求和存量背景對綠地空間的提質要求, 是城市綠色空間存量優化的又一發展思路。 未來對綠地與社會健康的實際影響需要保持理性思考, 錨定關鍵現實問題進行深化。 關注現代社會交往方式的實際需求, 建立綠地空間特征與社會交往方式的聯系,進行綠地“在地化社交媒介” 賦能； 分析、 追蹤綠地的社會健康促進的最終成效, 量化綠地“社交基礎設施” 價值。 空間尺度方面則要根據中國特有的實際情況進行“理論成果本土化” 的驗證和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