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和陪伴者共享的城市綠色空間研究進展?

王藝璇 蔡 君

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 北京 100083

兒童健康成長是關系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 隨著城鎮化發展和生活方式轉變, 兒童戶外活動減少、 與自然隔離現象加劇, 由此引發的諸多負面問題受到社會廣泛關注[1－2]。

與兒童相關的綠色空間研究無法回避父母和其他陪伴者的深刻影響。 父母是兒童的保護傘和腳手架, 兒童的戶外活動通常需要獲得父母或監護人許可, 并由他們陪伴。 這些陪伴者是兒童戶外活動的同行人和活動行為的干預者, 也是綠色空間的使用者。 研究表明, 相較于城市環境因素,父母和家庭因素對兒童戶外活動的影響可能更大[3]。 另外, 成年人對兒童戶外活動的陪伴不僅為代際互動提供寶貴機會, 也有助于陪伴者的戶外休閑、 運動和社會交往[4－5]。 這些體驗和活動對于建構家庭生活, 增進鄰里關系和社區凝聚力,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可持續具有重要意義[6－7]。

然而, 以往研究大多針對兒童群體或兒童特定的活動空間, 對于兒童陪伴者, 以及代際互動的社會效益關注較少。 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SCOPUS 和CNKI 數據庫, 篩選出1980—2022 年的44 篇與兒童陪伴者相關的期刊文獻, 借助CiteSpace5.8.R3 軟件進行分析, 梳理城市綠色空間中的代際互動及空間需求, 以期為當下我國“兒童友好” “全齡友好” 的城市空間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 篩選時重點關注以下主題: 1) 家庭對兒童戶外活動的影響； 2) 兒童陪伴者綠色空間感知； 3) 綠色空間兒童和陪伴者的行為和需求；4) 響應兒童和陪伴者共同參與的空間特征和設計。

1 兒童和綠色空間

國際上兒童與城市綠色空間研究具有多學科交叉特點, 受到環境科學、 生態學、 公共環境與健康、 醫學、 城市研究等多學科共同關注, 并且從基礎研究走向實際應用的探索與思考。 例如,刊文量最多的作者——澳大利亞迪肯大學詹妮?維奇(Jenny Veitch) 教授及其團隊的研究重點從公園活動群體的健康和活動行為逐漸轉向城市公園環境特征與設計對群體到訪和活動的支持與響應。 研究聚焦于兒童戶外活動和健康與綠地的相關性、 綠色空間感知、 自然聯系等熱點議題。 其中“父母支持(Parent Support) ” 聚類體現了國外研究對陪伴者的關注。

相比之下, 國內研究以城市規劃和景觀設計為主導, 圍繞兒童公園、 游戲場等兒童專屬空間,以及當下“兒童友好城市” 議題展開, 在綠色空間與兒童健康和活動相關性, 綠色空間偏好和需求等具體問題的研究較少。 因此, 國內研究在立足本土社會和文化背景的理論、 方法和實踐探索上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2 兒童和陪伴者

兒童和陪伴者相關研究聚焦父母和家庭對兒童戶外活動的影響和綠色空間的特征與因素(表1)。其中, 父母和家庭因素涉及家長社會人口統計、 家庭人數等客觀方面, 也包括育兒觀念、 家長態度、環境感知等主觀方面。 與綠色空間相關的關鍵詞涵蓋空間類型、 特征、 設計與評估3 個維度。 空間類型以公園、 游樂場為主, 對城市街道、 閑置空地、停車場、 荒野等非正式游戲空間關注較少, 忽視了兒童隨時隨地玩耍的真實需求。 空間特征關鍵詞體現了綠色空間可達性、 功能可供性、 自然生態特征和社會環境等因素對綠色空間使用的影響。 在設計、 管理與評估方面, 已有研究從使用者感知和需求出發, 重視規劃設計與綠色空間管理過程中的公共參與。 總之, 大多數研究以兒童為中心, 對兒童和陪伴者的共同關注較少。

表1 兒童和陪伴者研究關鍵詞和主題梳理

多學科發展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方法。心理學和兒童地理學研究為環境－個體－行為之間的相關作用提供了分析和解釋的理論框架, 如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理論[8]、 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9]和社會生態模型[10]。 其中, 社會生態模型能夠清晰捕捉個體到社會多層次因素對個體行為的影響, 以及系統部分之間的復雜聯系[10], 這是探索兒童戶外活動影響因素的重要模型[11](圖1)。 可供性理論(Affordance Theory)[12－13]基于人的環境感知心理與行為活動的關系, 提供了從功能角度識別空間環境的現實特征和潛在可能的理論框架, 在兒童友好開放空間研究中應用廣泛。

圖1 社會生態學模型中父母與兒童活動的關系

研究方法上, 主要采用觀察法、 訪談法和問卷調查獲取研究對象的行為和認知數據, 并借助統計分析法、 橫向和縱向對比法、 打分法和文獻綜述等進行數據分析。 例如, 北美地區多項研究[4,14－15]借助社區游戲和休閑觀察系統(System for Observing Play and Recreation in Communities,SOPARC) 量化行為與空間區域的關系。 步行訪談(Walk-Along Interviews) 有助于捕捉人在具體空間中的真實體驗[16－17]。 Holt 等[18]、 王潮等[19]通過代際對比, 揭示伴隨城市和社會變化不同年代父母監管、 對環境安全的感知和兒童戶外活動的變化。

3 代際共享的綠色空間

3.1 父母和家庭對兒童戶外活動的影響

父母和家庭的影響因素來自家長對環境的感知、 家長個體因素和其他家庭因素(表2)。

表2 父母和家庭對兒童戶外活動的影響因素

3.1.1 家長環境感知

父母對城市環境的感知受到建成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綜合影響, 反映其對兒童戶外活動環境安全、 可用性和品質的關心。 安全是家長最關注的問題, 安全感知來自行人基礎設施、 街道網絡模式、 行車速度、 交通量、 夜間照明等建成環境因素[20,22,25－26], 以及犯罪、 青少年團伙、 流浪漢等社會安全因素[18,33－34]。

綠色空間可用性和品質直接影響人們的出行決策和活動體驗。 已有研究報道了綠色空間的可達性、 安全性、 游戲多樣性、 便利設施和服務可用性、 自然環境、 活躍的氛圍等因素與兒童和陪伴者綠色空間偏好或使用的關系, 但具體因素和作用機制等細節仍存在爭議。 例如, 多項研究報告了距離對空間使用的影響[27,35], 然而Greer等[5]研究中沒有發現“感到距離遠” 對公園實際使用的相關性。 此外, 多子女家庭的父母表示會選擇能夠為不同年齡兒童提供游戲機會且面積更大的公園, 即使它的距離較遠[32]。 事實上, 父母選擇戶外活動地點會綜合考慮空間特征、 兒童偏好和各家庭成員的需求。 基于父母報告的空間要素偏好存在明顯地區差異: 在美國的研究中, 父母為兒童選擇游戲空間的主導因素依次為安全、廁所、 飲用水、 照明和樹蔭[25]； 而在澳大利亞的研究中的重要性排序為自行車道、 野餐設施、 廁所、 遮蔭、 開放空間, 以及游樂設備的多樣化和新舊程度[32]。 這也反映了社會因素對父母環境感知的影響。 研究表明, 社區凝聚力對家庭戶外活動有積極影響[26]。 社區經濟收入水平、 鄰里種族構成等因素有待進一步研究[20,25]。

綜合來看, 基于家庭出行特征, 社區尺度和場所尺度是研究關注的重點。 家庭和社會因素似乎比物理因素更深刻地影響代際戶外活動[3,11]。

3.1.2 父母個人因素

研究表明, 父母對兒童戶外活動和親近自然的態度越積極, 并且愿意參與兒童戶外活動, 兒童的活動水平越高[5,7,27]。 對于父母教育水平、 種族、 出生地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仍存在爭議。 究其原因, 除了不同地區社會文化的差異, 也體現了截面數據存在因果關系及變量之間的關系方向難以判斷的問題[20]。 以父母性別為例, 通常情況下女性監護人對兒童陪伴更多, 其個體特征(如母親的種族、 就業情況) 影響更為顯著[27], 但也有研究[15,20,28]報告指出, 父親的存在與兒童戶外活動有關。

3.2 響應代際參與的綠色空間

3.2.1 代際互動的行為特征

基于目前有限的研究, 代際互動包括游戲、散步、 野餐、 結構化運動、 久坐、 教育和觀察等[5,7,36], 也有學者關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的代際互動現象[37]。 然而, 日常生活中兒童和陪伴者的互動行為難以清晰劃分。 本文從支持和改善代際關系的角度, 重點關注游戲、 教育和觀察3 種行為模式。

游戲是陪伴者與兒童最常見的互動[36], 更多發生在年幼兒童身上。 已有研究往往針對游戲行為和游戲環境物理因素, 對陪伴者的參與和影響關注較少。 事實上, 親子游戲同時為兒童和陪伴者提供寶貴的情感體驗[7], 父母的存在不僅給與兒童陪伴感和家庭感, 也讓父母在玩耍中回憶童年, 獲得情緒恢復。

教育通常表現為陪伴者利用他們的經驗和知識為兒童提供支持、 指導和幫助的互動行為, 包括動作技能教育和社交技能教育[35]。 前者是對騎自行車、 球類運動、 攀爬等行為動作的學習輔助,后者通常出現在兒童輪流使用游戲設備、 參與多人游戲時, 教會他們耐心、 尊重和合作。 近年來,綠色空間的自然教育功能備受關注, 如通過引導兒童在自然中玩耍, 使兒童從自然中獲得知識和體驗, 建立與自然的情感聯系[38]。

當兒童可以獨立參與玩耍, 以觀察代替干預能夠為兒童社交和身體技能提供自主發展的機會。父母通過積極觀察孩子獨立玩耍時的表現和技能發展, 便于確定未來與孩子互動的潛在方式[36]。女性和行動不便的陪伴者更多地以觀察的方式陪伴兒童[37]。 這種陪伴模式為家長提供了在自然環境中獨處、 放松和休閑的寶貴時間, 也為他們參與社會交往提供了機會[36]。

由此可見, 代際互動往往基于兒童成長發展需要和成人的方便, 陪伴關系因行為主體的年齡、性別和行為能力等特征存在差異。 已有研究更多是對游戲和體力活動行為的研究, 對社會互動行為關注較少。

3.2.2 代際共享的場所營造

基于兒童與陪伴者的行為模式和活動區域,促進代際互動的重要功能空間主要包括: 游戲場地、 開敞活動空間、 自然體驗空間和社交花園4

類[4－5,15,36,39] (圖2)。

圖2 兒童與陪伴者共同參與的場所空間

1) 游戲場地。 游戲場地是兒童和陪伴者戶外活動的首選場所。 研究表明, 安全、 可達性、 便利設施和游戲價值是游戲場評估和管理的重要維度[40－42]。 從兒童的視角, 游戲價值是最核心的評價維度[40－41], 場地的游戲類型越豐富, 對更多不同年齡兒童游戲提供的可供性和包容性就更大。從陪伴者的角度, 游戲場地內部或周圍應設置帶有遮蔭的座椅、 廁所等基本便利設施[33], 并保持休息區與游戲區之間視線的通透, 以便陪伴者隨時能夠觀察兒童的活動和安全。 從代際參與的角度, 需要多人參與的構建性、 規則類游戲, 激發創造力的想象類游戲, 以及具有一定挑戰性的游戲似乎更能引起成年人參與的興趣。 因此, 需要根據游戲類型所要求的能力和挑戰性, 形成針對不同年齡、 能力和挑戰需求的多樣化空間, 并保持不同區域的連通, 以促進兒童和陪護者的積極使用[43]。

2) 開敞活動空間。 開闊活動空間包括草坪、鋪裝廣場和寬敞的園路, 這些場地能夠為所有年齡群體的戶外活動提供更多的包容性和潛在可供性[4－5,15,27,39]。 一項基于美國25 個城市、 162 個社區公園的研究發現, 草坪是公園中使用率最高的空間[15], 因為它可以滿足不同年齡和不同興趣愛好人群的活動需求。 Sundevall 和Jansson[17]的研究也證明了草坪對兒童、 青少年和老人等不同群體的吸引力, 兒童表示會在草坪上踢足球, 青少年則期待開展戶外健身、 跳舞、 看電影等活動；而老年人期望在這里舉辦多元文化活動。 園路是兒童和陪伴者散步、 騎自行車的主要場所, 使用頻率較高[5,39]。 研究表明, 園路應該寬闊、 地面平整和視線通透, 以保證安全和方便觀察孩子的活動[36]。 綜上所述, 開敞活動空間應該以低結構化的營造方式為當地文化和生活方式提供多樣化功能, 在活躍的社區氛圍中為非正式的代際互動創造機會[36]。

3) 自然體驗空間。 親近自然對兒童的認知、動作技能, 以及心理和情緒等方面的益處已經得到廣泛證實[2,43]。 研究表明, 豐富而松散的自然要素對于激發兒童想象力和創造力、 鍛煉肢體動作、 鼓勵協作游戲很有幫助[44]。 Cameron-Faulkner 等[45]的研究為自然環境促進親子語言交流提供了有力證據, 首次證明了社會互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 基于國外自然教育環境營造經驗,自然體驗空間營造應滿足自然元素的安全性和多樣性, 包括無毒的植物, 豐富的地形變化, 自然化的地面, 光滑的石頭、 原木, 開花植物或蔬菜的種植, 小動物喂養設施, 以及體現當地動植物種類和生境特點[46]等等。 另外, 自然體驗空間營造應考慮父母對自然要素的態度和地方社會文化差異。 如有研究對比波蘭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對樹木的態度發現, 后者認為樹木存在安全隱患,從而限制兒童爬樹、 玩樹葉等親自然活動[47]。Wang 等[48]認為, 盡管父母肯定了自然環境的游戲性和教育價值, 但他們對完全由松散的自然材料構建的活動空間接受程度有限。

4) 社交花園。 社交花園應滿足陪伴者“自由時間” 的活動需要和不能獨立活動的嬰幼兒需求。 為此, 社交花園營造應滿足安全、 方便、 干凈、 舒適和美觀的特征, 并劃分不同功能空間。桌椅、 廁所、 照明、 飲用水等便利設施, 樹木和遮蔭, 以及美觀的植物或風景[33]是空間營造的關鍵因素。 其中, 野餐桌椅是最鼓勵社交[49]和家庭公園使用的積極因素[5,33]。 植被和景觀視覺美感是吸引成人到訪的重要因素[17], 尤其是對老年人。 同時, 社交空間對較少參與戶外活動的青少年的吸引力值得關注[15,17]。

4 展望

研究發現: 代際互動相關文獻依然停留在現象、 因素量化和描述分析階段, 缺少代際互動行為、 因素與城市綠色空間營造方面的理論轉化；父母和家庭因素作為兒童成長的直接環境, 對兒童戶外活動具有重要影響, 其作用機制有待深入研究； 綠色空間中, 陪伴者和兒童積極的代際互動包括游戲、 教育和觀察3 種模式, 而游戲場地、開敞活動空間、 自然體驗空間和社交花園為這些互動提供了多樣化的潛在可能。 因此, 針對以上研究局限, 結合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多樣化、高品質公共服務與城市環境的現實需求, 從3 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首先, 在研究視角上, 應汲取交叉學科領域的理論、 方法和實踐, 尋找支持代際參與的綠色空間規劃設計的多元路徑, 以及跨學科研究和項目實踐合作的多種可能。

其次, 在研究內容上, 一方面應挖掘該領域研究中國內尚未受到充分關注的議題, 包括非正式綠色空間、 親自然設計、 通用設計、 參與式設計, 以及促進所有年齡群體健康與福祉的綠色空間特征等； 另一方面應開展立足本土的系統性研究, 針對我國不同地區的不同年齡、 性別、 家庭背景、 地域文化等群體在空間需求、 偏好和影響因素等方面進行細分研究, 為城市綠色空間本土化規劃設計實踐和評估標準制定提供理論支撐。

最后, 在應用實踐上, 應立足我國家庭結構轉型、 人口老齡化和城市化進程等時代背景和現實需求, 推動城市綠色空間在滿足“適兒化” 基礎上, 擴展“全齡友好” 規劃設計, 為家庭休閑、 代際互動和社交聯系創造更多機會, 探索以綠色空間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