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權益認知的中介作用和農戶營銷意識的調節作用

鐘佳燕 ,黃丹霞

(1.湖南師范大學 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南華大學 經濟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 衡陽 421001)

隨著中國城市化水平的加快發展,部分農村人口向城市分流,農村宅基地閑置變得更為普遍,而由于對社會保障的顧慮以及試點地區補償機制的不到位等原因,農戶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不高,于國家與社會而言是巨大的資源浪費問題。十四五規劃中針對鄉村振興板塊強調,要開展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市場化手段,使農村進城落戶的人有償退出宅基地,從而盤活農村土地資源,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為了進一步盤活宅基地資源,助力鄉村振興,政府出臺了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為宅基地的有效退出提供良好的政策保證。三權分置政策的出臺吸引了諸多研究者的研究目光。一方面,三權分置能否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產生預期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政策中所包含的保障政策以及補償政策未來應如何調整才能使政策的作用最大化?

整體而言,三權分置政策的推行是推動農村宅基地退出的重要內容,而三權分置政策通過改變農戶在自身權益上的認知,也進一步影響著農戶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與此同時,農戶本身為宅基地退出而持有的營銷觀念也影響著宅基地的最終退出。因此,通過深入研究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關系,發現農戶權益認知對退出意愿的影響機制,以及探究農戶營銷意識對三權分置與退出意愿關系的影響。

研究的貢獻在于:第一,轉換角度,基于農戶營銷意識的調節效應,對三權分置政策下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進行研究,探究農戶營銷意識對三權分置政策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間關系是否具有調節作用,是對目前研究三權分置政策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的有效補充。第二,通過調查數據,研究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進效果,同時檢驗農戶營銷意識的調節作用,以及宅基地權益認知的中介效應,可以構建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的可行模式,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政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說

(一)文獻綜述

當前,不少研究者將目光集中于農村宅基地退出的發展趨勢上,認為農村宅基地退出制度由于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足影響了宅基地退出的實際效果,同時近期實行的三權分置政策也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當前我國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農戶營銷意識也對宅基地退出產生著影響。當前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三權分置的政策研究。2018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出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要求政府應完善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并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保障宅基地農民資格權和農民房屋財產權,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1]。其中所有權是指擁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資格權是指通過分配、繼受、共有等方式獲得宅基地的權利,使用權是指對地上建筑物及其附屬設施的使用、收益和處分的全部權利[2]。部分研究者認為三權分置政策的提出符合宅基地發展的主流方向,是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同時在宅基地退出的具體實踐中,李懷等認為通過“還權賦能”于三權的“增量權能”主體,能促進宅基地退出,最終實現鄉村振興[3]。陳丹則指出三權分置能通過立法確定宅基地權利主體和邊界,完善流轉權利的權能,有效促進宅基地的流轉[4]。

二是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宅基地退出是將農民擁有的宅基地以一定形式進行處置的一種方式。這是實現農村土地使用權自由化、加快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途徑。根據劉同山對土地退出的定義,宅基地退出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通過政府有償征收退出宅基地,二是農戶以換取城鎮住房為目的進行宅基地退出,三是農戶以換取城鎮養老保險進行宅基地退出[5]25。于宅基地退出,國外研究者主要探討了影響居住區流轉的因素,包括經濟因素[6]、農業生產力[7]等。而在國內,影響宅基地退出的因素研究大多從正向或者負向開展。其中,楊麗霞認為宅基地住房層數、農戶家庭收入水平起正向影響作用,農戶年齡、家庭人口數量等對宅基地退出起負向作用[8];鄺佛緣和Zhao等認為生計資本對農戶宅基地退出具有正向作用,但宅基地面積、農戶對宅基地的認知程度等因素均對農戶退出意愿產生負向影響[9-10]。

三是農戶權益認知的作用研究。根據許晨曦等人對權益認知的定義,權益認知是指“在三權分置基礎上,農戶根據自身具體需求,權衡利益得失后所具有的符合個人利益偏好、能夠實現個人利益追求目標的一種認知[11]53。目前我國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權益認知對土地的流轉或退出的影響。其中,呂曉等發現,在農村實踐中,不同農戶的主觀認知存在較大差異,而農戶對政策的正確認知對其土地轉出意愿有正向影響[12]。馬婷婷則認為農民行為認知(包括情感、強度、行為和價值認知四個維度)在較高水平上體現了農戶的農地產權認知,因而明確土地產權權屬,有利于提高農地流轉的利用效率[13]。然而通過文獻研究發現,目前相關研究多以農戶自身、家庭、環境等客觀因素為主體,對農戶認知進行分析研究[14-15],對三權分置基礎上的農戶權益認知研究相對較少。因此,研究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中農戶權益認知,對推動我國現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國內外研究者在宅基地退出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影響機制、實現路徑和進一步完善的思路、以及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等。目前,有關農村宅基地退出作用機制和路徑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并且部分研究者也開始將三權分置作為一個變量來探討其對宅基地退出的最終影響。但關于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頒布對農戶權益認知的改變,以及其最終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研究尚不全面,探究權益認知在三權分置和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間的影響路徑也較為缺乏,故相關研究仍有較大的探討空間。同時對于農戶來說,有關農戶營銷意識這一潛變量的相關研究較少,這也為相關探索留出了較大的空間,也使得營銷意識這一變量的引入,能夠提升在宅基地退出研究方面的理論價值,使得研究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二)研究假設

1.三權分置與宅基地退出意愿

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具體實踐中,有序退出農村宅基地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為了有效推動宅基地退出,進一步盤活宅基地資源,助力鄉村振興,政府出臺了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為宅基地的有效退出提供良好的政策保證。2021年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明確提出,“要強化宅基地管理,穩步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和使用權分置的有效形式,進一步推進農村閑置宅基地退出”[16]。按照Fishbein對意愿的描述,“意愿”是指個人在實施某一行為所具有的主觀可能性。意愿對其行為起著導向作用,其行動的可能性由意愿的強弱決定。若個體具有了內在的行為意愿,那么其最終采取行動的可能性就會有所提升[17]。即宅基地退出意愿可看作農戶對宅基地退出行為的一種主觀傾向,也可用來參考預測農戶宅基地最終的退出情況。因此,從三權分置的角度研究其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其基礎上,提出以下假設:

H1:三權分置政策的實行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2.農戶權益認知的中介效應

在農村宅基地退出實踐中,農戶是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推進過程中的關鍵一環,農戶的行為抉擇決定了最終政策可行性。而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會對農戶個人權益得失產生影響,農戶通過對自身權益的利弊分析,并根據自身偏好進行行為抉擇,最終影響其宅基地退出意愿。豐雷等人認為農村制度改革的效果主要取決于改革的方向和速度,其中方向取決于政府的權威和個人的認識,速度取決于二者的協調程度[18]。同時傅倩倩等人也提出農戶個體認知可能會使所實施政策的重心產生偏離,進而影響農戶對政策的響應速度和程度,最終影響過程性問題解決[19]。由此可見農戶的權益認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能否有效促進宅基地的退出行為,農村的宅基地改革應對農戶權益認知水平提高關注度。

根據黎毅等的研究,農戶基于權益的認知體現了農戶對于三權分置政策的掌握以及利用法律法規所賦予權力有效配置自身宅基地資源以達到效益最大化的能力[20]。一方面,基于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的權利認知越清晰,農戶在進行宅基地退出行為的過程中會更加充分考慮政策對農戶本身的權益保障,減輕后顧之憂。胡新艷等人的研究結果表明,法律上的確權能夠促進農戶對自身產權的正確認知,農戶權利認知則會顯著促進農地流轉[21]。而高佳和李世平則是反面印證了當權利認知不足時,與實際制度對比產生的心理預期差異會降低農戶流轉土地的積極性[22]。另一方面,從理性人角度出發,農戶的基于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的利益認知越清晰,越能幫助其采取行動進行宅基地退出行為。伍振軍等基于交易費用指出,農戶主要以實現收益最大化進行農地的流轉抉擇[23]。何欣等人認為,改革后的土地確權能有效地提高農民對自身長遠利益的預期,從而提高農民土地流轉的積極性[24]。相反的,石玲玲則指出,倘若農戶對農地流轉預期的經濟收益較少,那么即使農戶選擇了農地流轉也只會選擇熟悉的人進行交易[25],這對宅基地退出來說并不有利。也就是說,如果農戶擁有了更多的權益,他們將更加愿意將宅基地進行處理甚至退出,以獲取自身所期望的權利和收益。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2:農戶權益認知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H2a:農戶權利認知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H2b:農戶利益認知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3.農戶營銷意識的調節作用

在農村實踐中,土地的最終流轉絕非農戶自身有意愿就可以完成的。隨著中國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部分農村人口向都市分流。這種向外流動意味著他們具有了一定的市場營銷意識,而這種意識的變化不僅會影響他們向外流動的行為,也會對農戶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產生影響。在農村地區,新型農民是農村建設的主力。因此,一般認為農戶營銷意識包括市場參與、競爭與合作、經濟法律、風險、管理、誠信等意識[26]。借鑒何學松、孔榮[27]56的分類,將農戶營銷意識分為價格意識、創新意識和財富意識三個維度。

首先,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農戶對于市場價格的變化感知是顯著的,因而農戶在進行宅基地退出決策時,會衡量宅基地當前價值與未來的升值空間,當未來的升值可能性比較大時,農戶對當前的宅基地退出會更加慎重,從而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產生消極影響。其次,農戶的主觀能動性越強,農戶對生產經營中可預見問題的解決能力也越強,對于預期風險的承受能力也更強,在此基礎上,農戶并不需要靠宅基地退出解決問題,實現生產經營的創新性發展,從而降低了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最后,國家對農村的政策傾斜,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也使得農戶不再只能通過務農獲取經濟收入,而是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創收。農戶手頭資金充足了,往往會選擇投資回報更高的理財手段,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農戶對于宅基地一次性退出所獲取的利益關注度降低,從而降低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

總之,營銷意識不僅影響農戶及時根據市場價格變化調整生產經營結構,也影響著農戶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創新生產方式、選擇不同投資理財的途徑,從而影響宅基地退出意愿[27]57,因而在三權分置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中具有調節效應。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3:營銷意識在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中存在負向調節作用;

H3a:創新意識在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中存在負向調節作用;

H3b:財富意識在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中存在負向調節作用;

H3c:價格意識在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中存在負向調節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以三權分置為自變量(解釋變量),以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為因變量(被解釋變量),以農戶營銷意識作為調節變量,以及以農戶權益認知作為中介變量。其中農戶營銷意識具有三個維度:創新、價格、財富意識,農戶權益認知也具有兩個維度:權利認知和利益認知,見圖1。

圖1 研究模型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樣本數據均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取得,涉及研究內容的問題,包括三個Likert量表31個問題。根據研究需要,以農村擁有宅基地的農戶為調查對象,以湖南為主,兼顧其他部分省份圍繞農村進行調查,以獲取一手數據資料。本次調查共收集了219份問卷。為保證獲取數據的精確性和嚴謹性,樣本篩選清洗后最終剩下的有效問卷為175份,有效數據回收率為79.91%。問卷內容主要包括農戶基本資料、宅基地基本信息等問題。在農戶基本資料方面,樣本數據表明,男女比例基本平衡,男性占比50.3%,女性占比49.7%,調查對象年齡集中在31～60歲,占到人數的65.4%;從職業來看,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占69.7%,從事非農職業的占30.3%;從家中勞動力人數來看,至少有一個勞動力的家庭占到總調查人數的97.1%;但從家庭年收入而言,82.9%的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其中5萬以下占樣本的53.1%。在宅基地基本信息方面,雖然70.3%的農戶擁有的宅基地位置遠離城區,且已有53.1%的農戶在城區購買了一套以上的住房,但據調查結果顯示,宅基地閑置情況相對較少,宅基地的利用狀態一般為部分閑置部分自用(61.1%)或者為全部自用(35.4%)。

(三)變量選取

1.因變量

因變量為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測量參考劉同山對土地退出意愿的定義,把農戶是否愿意通過有償放棄、換城鎮房、換養老保險三類方式實施宅基地退出[5]25,作為衡量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指標,并運用Likert五級測度量表,對宅基地退出意愿采取選項平均值法進行計量。

2.自變量

自變量為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實施情況,主要參考張也[28]對宅基地三權分置的測量,并根據實際情況對選項進行調整,通過問題“您家宅基地是否已經確權頒證(即是否有宅基地使用權證書)”進行測量,問題選項為“是”“已測量”“否”。

3.中介變量

中介變量為農戶的權益認知。由于學術界對農戶權益認知并沒有成熟的量表,故量表參考許晨曦宅基地“三權分置”認知量表[11]54,并對其進行了相應修正,修正題項見表1。量表采取Likert 5點計分法,并采用均值測量農戶權益認知,均值越大,則說明農戶權益認知程度越高。

表1 農戶權益認知測量

4.調節變量

調節變量為農戶的營銷意識。該量表采用何學松、孔榮量表設計,從價格意識、創新意識和財富意識三個維度構建農戶營銷意識[27]56,測量題項見表2,并運用Likert五級測度量表測量農戶營銷意識水平。

表2 農戶營銷意識測量

(四) 回歸模型

借鑒溫忠麟等關于調節效應的檢驗方法,構建宅基地三權分置、營銷意識及其交叉項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回歸模型[29],同時為避免原變量與其交叉項之間的共線性問題,對交叉項進行中心化處理,模型表達式如下:

Intention=c+α1Thr+α2Mar+α3Thr×Mar+βjZj+ε1

上式中,Intention、Thr、Mar、Z分別為退出意愿、三權分置實施、營銷意識和控制變量,α與β為待估參數,ε1為隨機擾動項。

同時,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方法,構建宅基地三權分置、農戶權益認知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回歸模型,模型表達式如下:

Intention=α3Thr+α4RI+βkZk+ε2

其中,RI為權益認知,α與β為待估參數,ε2為隨機擾動項。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量表的信效度

根據spss 23.0,各變量信度α均在0.8以上,故可認為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內部一致性較好。KMO值為0.842,同時在正交旋轉后各因子收斂效果良好,具有較好的效度,相關檢驗結果見表3。

表3 信效度檢驗結果

(二)方差分析

通過對二分變量“性別”和“是否從事非農職業”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可以發現“農戶是否從事非農職業”的sig(雙尾)值小于0.05,說明該變量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顯著影響,對基本信息部分的其他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僅有“家中勞動力人數”的顯著性小于0.05,在回歸分析中需要考慮對其控制。

(三)相關分析

在本次相關分析中,由于自變量為分類變量,無法進行皮爾遜相關分析,因而首先對自變量各選項進行賦值處理,其中,選項“否”賦值為1,“已確權未頒證”賦值為2,“已確權頒證”賦值為3,在相關分析中視為等距變量進行數據處理,隨著數值的增大,可以認為是三權分置實施程度的加深。

價格意識與財富意識、創新意識與權利認知以及財富意識與三權分置并無顯著相關?；跔I銷意識(價格意識、創新意識、財富意識)在文中作為調節變量,因此該變量與自變量不相關并不會影響到后文的回歸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

表4 各變量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矩陣

(四)回歸分析

由前文發現“是否從事非農職業”“家庭勞動力人數”題項均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顯著,故在回歸分析中需要對其進行虛擬化并進行控制。同時由于文中自變量為分類變量,需對其進行虛擬化處理,故后文分析中將“三權分置(否)”設置為啞變量,三權分置、農戶權益認知與農戶宅基地退出一樣的回歸分析見表5。

表5 三權分置、農戶權益認知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回歸分析

對文中相關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其中,模型1與模型2是針對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回歸,模型3和模型4則是加入中介變量之后的回歸結果,與模型5、模型6的分析結果結合可以用于考察農戶權益認知對三權分置影響退出意愿的中介效應。以下是對回歸結果的具體分析。

1.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回歸分析

從表5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可以看出在99%顯著性水平的情況下,虛擬化變量三權分置P值均小于0.01,且三權分置的變量非標準化系數可以看出分別為0.715、0.614,均為正數,說明自變量(已確權頒證、已測量未發證)均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這一因變量,即三權分置政策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

2.農戶權益認知的中介效應分析

根據表5模型5和模型6的分析結果可知,三權分置對農戶權利認知和利益認知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結合模型2的分析結果,可以認為模型符合中介效應分析的要求,并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

據表5,模型3和模型4中自變量的虛擬變量均不顯著,但權利認知、利益認知均顯著,由此可知權益認知在該模型中處于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可以認為假設H2a(權利認知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中起中介作用)和假設H2b(利益認知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中起中介作用)成立。

3.營銷意識的調節作用

調節效應檢驗分析結果見表6。

表6 調節效應檢驗

以創新意識作為調節變量來看,模型1到模型2的調整R2變化不顯著,且該維度與自變量(虛擬變量)的交互項均不顯著,說明創新意識對三權分置與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間關系不具有調節作用。因此假設H3a(創新意識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中起負向調節作用)不成立。

以財富意識作為調節變量分析,在加入交互項后,調整R2有一定上升,說明存在交互效應,增強了對因變量的解釋程度。同時模型2交互項顯著,系數為負值,說明財富意識弱化了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即相較于未確權頒證,在營銷意識的調節作用下,能夠適當弱化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提升,即假設H3b(財富意識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中起負向調節作用)成立。

以價格意識作為調節變量分析,發現在加入調節變量(價格意識)后,模型調節變量系數為正且顯著,但自變量系數不顯著,因此認為價格意識產生了替代效應,不具有調節效應。故認為H3c(價格意識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中起負向調節作用)假設不成立。

四、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1.三權分置政策對宅基地退出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

相比于未確權頒證狀態,已確權頒證和已測量但未發證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都有一定促進影響,其中已確權頒證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積極影響最明顯,即驗證通過了假設H1。這一結論說明當前階段三權分置政策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有一定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與政策頒布初心方向一致。但其R2僅為14.5%,對因變量的解釋相對偏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農村調研具有復雜性,控制變量選取不夠導致模型擬合程度較低,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政策的實施是通過影響農戶權益認知從而對因變量產生影響,因而導致直接回歸效應解釋程度不足。

2.農戶權益認知在三權分置對宅基地退出意愿影響中的中介作用

結合三權分置、農戶權益認知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回歸分析可知,在自變量對因變量的主效應模型中分別加入權益認知兩個維度后,中介變量系數均顯著,但自變量的虛擬變量系數不顯著,這說明農戶權益認知變量在該模型中存在完全中介作用,即驗證通過了假設H2。這反映了在宅基地三權分置對農戶退出意愿的影響,是通過影響農戶的權益認知進而影響其退出意愿。這一結果對農村在研究宅基地退出影響路徑上提供了一定理論補充。

3.營銷意識在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中的調節作用

(1)對于假設H3a,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創新意識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中無調節作用,即不支持假設H3a。從研究結果來看,創新意識與三權分置(虛擬)各個變量的交互項,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關系中均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在五點式計分法中,農戶創新意識的均值為2.52,整體處于中等偏低水平,說明農戶的創新意識并不高。同時創新意識存在與否,可能并不會對農戶的生產生活產生影響,因而在實行宅基地退出決策時也并不會以創新意識去進行行為抉擇,因此對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關系的影響并不顯著。

(2)對于假設H3b,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財富意識能夠調節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根據數據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財富意識在三權分置與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正相關關系中存在負向的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在相較于三權分置未實施的農戶,對于高財富意識的農戶來說,反而會降低其退出意愿。這可能是因為高財富意識農戶可能會認為,未來經濟的發展意味著多途徑獲取財富的可能性越大,農戶不必要通過一次性宅基地退出的手段獲取財富。同時農戶經濟水平的逐步提高,資金會相對充足,往往會選擇投資回報更高的理財手段,而降低對三權分置進一步實施,宅基地退出所能獲取的利益的關注度,從而負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

(3)對于假設H3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價格意識在三權分置對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正向關系中產生了替代效應,不存在調節作用。

(二)相關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為進一步推進宅基地“三權分置”政策的實施,促進農村宅基地的進一步退出,放活農村土地,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加快確權頒證進度,明確宅基地權屬關系

政府機構要依法對宅基地進行審核,并加快核發不動產權證書,提高對宅基地法律保障,同時通過確權明確權利主體以及產權邊界,進一步明確宅基地情況,對宅基地確權頒證實行常態化管理,保證農戶權益。

2.加強對宅基地相關政策的宣傳力度,提升農戶權益認知

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戶的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倘若對政策的宣傳不足,極容易造成農戶對政策的誤解,從而影響宅基地的退出。通過加大對三權分置政策的宣傳推廣,提高轉出者和需求者對三權分置政策的權益認知,減輕其流轉宅基地的后顧之憂。村部作為與農戶密切聯系的單位,可利用多樣的手段提升農戶的權益認知,如傳統的入村入戶宣傳,也可充分發揮互聯網的作用,利用抖音、微博等新媒體引導農戶進一步認識到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的重要性,提升農戶政策理解程度以及自身權益認知。

3.重視農戶利益訴求,保障農戶宅基地權利

在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實踐中,農民在交易和獲取信息等方面一直都處于相對弱勢的局面,可能導致農戶利益受損,而對宅基地退出更加謹慎。因此,政府可以應充分了解群眾心聲,通過制定法律等方式保護農戶宅基地的合法權利,增強農民的底氣。在有效保障農民產權的同時,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采取差異化的宅基地退出措施。

4.重視非農職業影響,完善并優化農村城市生產要素配置

由研究結果發現,控制變量中農戶從事非農職業對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著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政府可通過促進農村城市的要素配置,進一步連接城鄉勞動力市場,提升農戶非農職業就業能力,保障農戶在非農行業的合法收入,弱化農村農民對農村土地的依賴程度,增強農戶對參與宅基地流轉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有效促進宅基地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