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視域、內在邏輯與實踐路徑

胡志平,蘇子涵

(華東政法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上海 201620)

一、問題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了高質量發展命題,公共服務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1]。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推動農村公共服務的數字化。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凸顯了公共服務數字化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要求,高質量發展、數字化成為新階段農村公共服務的關鍵詞。然而就目前形勢來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2],推動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進而高質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何謂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主要有兩種視域理解。一是結構性視域理解,二是質量管理視域理解?！敖Y構性”在本質上是一種“關系性”,即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主要涉及“城與鄉”“質與量”“供與需”的功能結構性關系[3]。由此,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就是實現公共服務的城鄉融合、質量匹配、供求均衡。公共服務的供給結構、共享、效率是公共服務高質量內涵的三個方面[4],即如何實現供給結構優化適應發展需要、如何實現群體均衡共享(特別是城鄉均衡共享)、如何提升供給效率。遵循結構性視域邏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實質是發揮數字技術的精準、均等化作用。

大數據為公共服務精準供給提供技術基礎。在精準識別、精準決策、精準驅動和精準體驗等方面,大數據的精準性能夠為公共服務遞送提供支撐[5]。其作為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倍增器”,為解決鄉村公共服務“最后一公里”問題提供了技術條件[6]。數字賦能公共服務具有效率、均等化等價值,實質是一種技術思維。二是質量管理視域理解。從質量差距視角看,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是村民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期望與實際感知的服務水平之間高度貼近或契合[7]。建立全過程質量治理模式是助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具有交叉性、共享性、整合性、敏捷性、去中介性等特性的數字化技術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過程形成表達賦能、決策賦能、匹配賦能和評價賦能,促使村民的公共服務期望與實際感知之間高度貼合,推動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達到高質量效果[8]。質量管理視域的實質也是技術思維,只不過是借鑒質量管理理念,通過質量管理的方式來破解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和質量問題,進而推動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

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結構視域、質量管理視域背后遵循的是技術思維邏輯,而相對忽視了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大背景、大場景。在高質量發展新階段背景下,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不僅僅是依托數字技術驅動服務的高質量和高效率,更應該是融入“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關鍵場景中。進入新發展階段,農民、農業、農村發展對農村公共服務提出了高質量需求,這要求發揮數字技術賦能,形成新的發展動能。因而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是基于新發展階段的要求,是農民、農業、農村發展新階段的要求,而非僅僅是農村公共服務自身發展需求。一方面,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滿足新發展階段農民個體全面發展、農業強國建設與鄉村振興需要;另一方面,滿足農村與城市走向融合,即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綜上,理解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需要超越傳統的數字技術思維、質量管理思維,構建一個基于高質量發展語境思維的“發展階段-數字賦能-高質量發展”的數字賦能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新框架。

二、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的發展視域框架

當前理解數字技術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存在兩種視域。一是質量管理視域。數字賦能依托數字技術,破解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困境,即數字技術發揮其作用,破解農村公共服務的供求失衡、質量失衡,實現供給精準、質與量的匹配。二是結構視域。數字技術突破農村時空限制,外部公共服務資源延伸農村,即從農村沒有的資源,如城市的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等運用數字技術延伸拓展到農村,實現城鄉均等化。當前數字技術+教育、數字技術+醫療正是這種流行的方式展現。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因此轉化為數字技術如何實現農村公共服務自身的高質量與外部公共服務資源依托數字技術超越農村時空約束延伸拓展到農村,即自身的質量管理與外部資源的結構優化。目前學界對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理解存在兩者互用。本文傾向后一種,即從公共服務依托外部數字技術及公共服務與數字技術融合來突破農村時空限制,以適應新發展階段的要求。微觀的質量管理視域,即數字技術如何提升滿意度,提升服務質量。數字賦能的質量管理視域有效解釋了數字技術如何有效提升農村公共服務的質量,但微觀質量視域會遮蔽宏觀邏輯,失去真實的關鍵方向。同時實現供求精準匹配,是一種結構視域。實現城鄉均等化也是結構視域。結構視域既有微觀的供求關系、量與質關系,也有宏觀的城鄉關系,雖有效解釋了農村公共服務背后的深層質量邏輯,但脫離了農村、農民、農業場域,特別是農業新階段要求,忽視了背后的宏觀發展階段邏輯。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要求根植于“三農”場域新階段的要求,而非僅僅是滿足質量的要求或實現經濟上的供求均衡。由此,理解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不能單純從質量管理、結構視域展開,也不能僅僅以經濟的或單純的技術思維理解,需要從綜合性的發展視域來理解,從質量視域、結構視域走向發展視域。

1.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是基于微觀個體農民全面發展的需要。中國式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叭说默F代化要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實現,而邁向更高文明程度的現代化,必然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9]。農民全面發展是新階段的發展指向,農民個人的全面發展首先要提升其發展的機會能力,而這有賴于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公共服務形成人力資本賦能農民,提升農民的發展能力。面對城鄉公共服務資源差距,如何提高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和水平,數字技術是其必然的選擇。數字技術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在于數字技術能有效破解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成本約束(實現農村供給規模)、信息約束(實現供求精準匹配)、時空約束(實現優質資源共享),進而有效提升農民的發展能力,推動微觀個體農民的全面發展。由此,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微觀邏輯是微觀個體農民全面發展。

2.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是基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需要。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是農業農村發展的新階段。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離不開高素質的人才,即有較高人力資本積累的新一代農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作為人力資本形成的關鍵要素,是培養高素質農民的根本。缺乏掌握數字技術的農民,顯然難以掌握及運用好農業科學技術,農業科技創新自然也就難以實現。數字技術、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兩者相輔相成。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是數字賦能效應的前提;數字賦能是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必要條件。很大程度上,數字技術的使用程度、方式、技能水平等決定了其可能獲得的經濟回報[10]。數字技術形成數字經濟,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但數字技術也可能帶來數字鴻溝。破解數字鴻溝的秘訣就是讓農民接受數字技術教育與培訓,掌握數字技術,享受數字紅利。由此,消除數字鴻溝,享有數字紅利,形成數字經濟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中觀邏輯。

3.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是基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宏觀戰略場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是處于高質量新發展階段的宏觀場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農村發展的階段要求,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向城鄉融合發展新階段。而數字技術能有效突破公共服務資源的時空限制,促進均等化,推動城鄉融合發展?，F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人力資本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根本動力。作為人力資本的關鍵要素,高質量農村公共服務事關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必須要更好發揮公共服務作用。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2035年的發展總體目標之一。高質量發展是內需型、創新型、共享型增長[1]。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一方面是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能有效降低農民支出負擔,降低預防性儲蓄;道路、網絡等基礎設施類公共服務能改善農村消費環境,讓農民有消費意愿和能力,推動經濟內需型增長。另一方面是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能有效提升人力資本促進創新,形成創新型增長。同時,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能縮小城鄉差距,形成以公共服務為動力的包容性增長模式,推動共享型增長。由此,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應基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宏觀場景,數字技術賦能要解決的是如何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推動高質量發展,而不僅僅是停留在農村公共服務自身的高質量發展上。超越自身質量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的宏觀命題。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宏觀場景邏輯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不僅是讓服務質量更高,更能提升農民未來全面發展的能力。如何能夠抓住數字技術帶來的紅利,發展數字經濟,實現產業振興,進而推動鄉村全面振興?數字技術給鄉村帶來的是數字紅利還是數字鴻溝?農村公共服務是關鍵變量。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新階段,需要發揮數字技術的賦能作用,構筑以公共服務促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而這正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內在邏輯,圖1勾勒了這一內在邏輯路線。

圖1 發展階段-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路線

三、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的“發展階段”邏輯

公共服務是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充分、不平衡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走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數字技術賦能農村公共服務,不僅僅在于農村公共服務自身的高質量,更在于要推動農業、農村、農民及城鄉的高質量,遵循新發展階段邏輯。

1.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推動微觀農民個體的全面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即是人的現代化[11]。進入數字時代,數字賦能是題中之義。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不僅涉及農村公共服務自身如何更高效,如精準匹配農民需求,實現精準化供給;還涉及數字技術對微觀個體農民成長的促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盵12]目前農民的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短板。如何實現農民的現代化,即農民的全面發展成為數字技術賦能農村公共服務的新場景要求。人的全面發展涉及身體素質的現代化、文化素質的現代化和勞動者知識和技能的現代化[13]。高質量的公共醫療、公共文化、公共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直接影響到人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勞動者知識與技能。沒有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匹配,農民的現代化也是難以實現的。

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促進農民的全面發展在于其能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在長期以來公共教育資源的城市偏向情形下,城鄉人力資本差距大,農村人力資本水平低?！吨袊肆Y本報告2022》數據顯示,2020年勞動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農村占比22.02%,城鎮占比56.45%,相差34.43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受教育人口農村占比5.74%,城鎮占比31.97%,相差26.23個百分點[14]。城鄉人力資本差距背后隱含著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面對依然較大的城鄉公共教育資源差距,該如何縮小城鄉人力資本差距?這就需要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推動公共服務數字化,共享公共服務資源,破解農村公共服務資源短缺瓶頸,進而提升農村人力資本積累。因而,依托數字技術、突破時空限制,讓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延伸到農村,是農村人力資本積累的新途徑。如依托數字技術,將優質的醫療資源納入農村數字醫療平臺,為農民的身體素質提升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破解農村公共醫療服務質量的短板。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讓農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有了高質量發展,也就相當于提高了農民的人力資本積累,具有人力資本效應。

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發揮人力資本效應,可提升農民可行能力,進而推動農民的全面發展。人的能力是人全面發展的核心[15]。人的能力,被Sen稱為可行能力。在可行能力維度的測量選擇上,Sen把健康、住房、教育、衛生等作為一個人可行能力高低判斷的標準[16]。教育服務能培養和開發人各個方面發展的能力[17]。由此可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在農民基本可行能力的基礎保障以及可行發展能力的擴展上扮演著重要,甚至關鍵角色。要想實現農民高質量發展并提升可行發展能力,離不開醫療、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的高質量供給。公共服務既能在醫療衛生領域提高農民基本可行能力,避免農民遭受疾病、營養不良等困擾,也能在教育上提高其可行發展能力,使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有更高的能力參與社會實踐。教育的本質是一種指向“人”,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實踐活動[18]。由此,公共服務的數字化-人力資本-可行能力-農民的現代化(農民的全面發展),正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的微觀個體邏輯路線。

2.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助力農業農村現代化。進入數字時代之后,城鄉存在較為明顯的數字接入鴻溝(見表1)。表現為以數字基礎設施“接入差距”為特征的一級數字鴻溝和以數字技術“使用差距”為特征的二級數字鴻溝[10]。2022年城鄉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存在2.5%的差距,更為突出的是城鄉之間的二級數字鴻溝。能否有效使用數字技術,數字素養是關鍵。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中國鄉村數字素養調查分析報告》數據顯示,城市居民數字素養平均得分56.3分(滿分100分),農村居民平均得分35.1分,差值高達21.2分;農民數字素養得分僅18.6分,顯著低于其他職業類型群體,比全體人群平均值低了57%[19]。數字鴻溝背后是數字素養的差距,跨越數字鴻溝則要補齊農民數字技術教育與培訓等公共服務的短板。

表1 2020-2022年城鄉互聯網普及率及差異

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讓農民享有數字紅利機會。按照技術變革的篩選邏輯,數字技術構造了新門檻[20]。農民能否跨越數字技術制造的新門檻,關鍵在于農民能否掌握數字技術。數字技術掌握和使用程度依賴于數字技術的教育培訓等服務?，F實情況是農村缺乏數字技術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農民依靠自身難以掌握數字技術,數字技術造就的更多可能是因“使用差距”的數字鴻溝而非數字紅利。破解之道就需要高質量公共服務匹配,讓農民擁有運用數字技術的能力。也就是說,要為農民提供數字技術的教育培訓等公共服務,提升農民人力資本,提高農民數字素養,才能跨越數字技術門檻,享受數字紅利。正如有研究所揭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農戶對電子商務營銷模式接受度較高,個體人力資本稟賦差異是導致農村電商戶增收差異的重要因素[21]。由此,農村公共服務是農民享有數字紅利的關鍵變量。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通過互聯網+教育培訓實現數字技術與公共服務有效匹配,打破了公共服務供給空間限制,使得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如教育、醫療,延伸至農村,實現賦能,提高農民人力資本,使其掌握好、利用好數字技術,從而享有數字紅利機會。

進入新階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關鍵。對農業農村而言,數字紅利效應就是鄉村數字經濟推動鄉村振興與農業科技創新助推農業強國建設。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何以推動鄉村振興與農業強國建設?其機制是公共服務數字化。一是基礎設施數字化,數字經濟推動鄉村振興。農村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是公共服務重要內容。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其中之一就是數字賦能基礎設施,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電商平臺等數字基礎設施能有效突破空間的地理距離限制,催生新行業和新業態,如農村電子商務創造了新的就業和創業機會,形成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進而助力鄉村振興。同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突破時空限制,推動公共服務資源共享,提升農民人力資本,農民能更好地掌握數字技術發展機會,發展數字經濟,如抓住農村迅速增長的電子商務機會,這也將有效促進鄉村振興。二是公共服務數字化,提升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推動農業強國建設。農業科技創新能力、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是農業強國建設的核心特征[22]。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是農業科技創新發展的關鍵。作為人力資本要件的高質量公共服務是農業科技創新的前提條件。同時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和最終效果也依賴于具有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農業勞動者。推進農業生產方式轉型、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是農業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人力資本較高的農民更易接受和理解創新的管理方式和生產經營模式,能更有效地應用數字技術和綠色生產技術大幅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23]。由此,公共服務形成人力資本成為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人力資本-數字經濟、農業科技創新、農業持續發展-鄉村振興、農業強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這正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邏輯路線。

3.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促進宏觀城鄉融合發展。長期以來,受經濟發展戰略與城市偏向政策影響,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較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為2.45,遠高于國際的1.5的平均值。城鄉公共服務不均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現,公共服務短板也是制約農村發展的主要因素[24]。表2顯示,從2011年到2020年城市與農村中,每千人口執業醫師人員數、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都存在明顯的差值,城市人均配置的醫療衛生服務人員和醫療設備數量均多于農村,且差值具有擴大趨勢。2020年城市地區的衛生人員數量比農村地區多出了59萬人次,城市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與農村地區人數之間的差值為6.28。進入新階段,城鄉融合發展是必然要求。如何暢通要素流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這有賴于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

表2 農村與城市醫療衛生服務差距

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推動公共服務資源共享,實現公共服務資源再配置。如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教育,通過數字技術聚集多方力量建設教學信息化服務平臺,將全國各省、市、縣級的優質教學資源整合利用,利用社交平臺共享課堂教學,解決農村資源短板[25]。這樣數字技術就能夠打破時空限制,實現教育資源再配置,達到共享。數字技術在沒有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絕對總量的前提下,通過極低的邊際使用成本實現更大范圍的優質資源共享,成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資源高效化配置的重要依托[26]。這進一步表明數字技術成為實現公共服務資源再配置的重要方式。同樣,依托數字技術可實現城鄉醫療資源再配置,促進城鄉基本醫療服務資源的均等化。公共服務資源優化配置有利于解決農村公共資源不足問題,提升農村公共服務可及性與水平。農村公共服務可及性與水平上升有利于增強農民人力資本積累,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這將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作為具有基本公共服務屬性的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將為企業之間知識、技術、信息等要素的傳遞和共享創造良好的環境,幫助提升企業研發效率,降低企業獲取資源的生產成本,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引導資本資源流動。對金融資源流動同樣如此。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建立的數字化金融服務,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將引導金融資金的城鄉間再配置。由此,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要素流動-城鄉差距縮小-城鄉融合發展,這正是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優化公共資源等配置,促進勞動力、資本、技術、資金等要素流動,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邏輯路線。

四、農村公共服務高質量的數字賦能限度及實踐路徑

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超越質量、技術思維,遵循新發展階段邏輯,推動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并有效發揮其人力資本、數字紅利與資源配置效應,有其前提條件。發揮數字賦能效應,公共服務數字化是關鍵機制。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正是通過對公共服務的數字化來實現的;而要實現公共服務數字化,需匹配的數字化人才、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公共資源等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現實中農村公共服務數字化還存在人才、基礎設施、資源配置體制等困境,需要加以超越與破解。

1.農村數字化人才限度及實踐超越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人才是第一資源。要推動公共服務數字化,發揮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價值效應,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數字化人才也是第一資源。教育是人才培養的重要手段。囿于農村公共教育資源限制,農村數字化人才短缺。同時,受傳統思想觀念影響,農民自主學習數字技術甚至成長為數字化人才的動力也較為缺乏。相對城市,農村的生活環境、發展平臺與發展機會還有較大差距,農村引進數字化人才自然也困難重重。農村數字化人才的自我成長與引進存在限度,與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發揮價值的需求不相適應。為此,需突破農村數字化人才限度。一是強化政府農村數字化人才教育與培訓責任。農村數字化人才培養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依托數字化平臺,專門設置為農村地區提供專業化的數字化知識與技能教育培訓項目,培養數字化人才。如,2016至2021年,江蘇省連續6年在鄉村開展電商“萬人培訓”“農民手機技能培訓”等活動,累計培訓人數6萬多人,共培育淘寶鎮248個、淘寶村664個,2020年全省農產品網絡銷售額達843億元,參與直播的農產品數超過30萬個[27]。農村地區財政資源有限,中央政府應設置農村數字化人才培養專項資金及績效考核制度,激勵縣鄉基層政府更加注意農村地區的數字化人才教育培訓。二是引導市場、社會力量培養數字化人才。市場、社會也是農村數字化人才成長與引進方面不可或缺的力量。如陜西省宜君縣曾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021年1月,宜君縣抓住數字經濟機遇,開始與阿里巴巴合作,通過引入“AI豆計劃”人工智能產業等項目,吸引青年數字人才221人返鄉創業就業[28]。同時,政府應出臺精細化、針對性強的支持農村數字化人才培養的財政金融政策,如給予企業稅收優惠、金融貸款專項及利率優惠等,激勵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參與農村地區的數字化人才培養和引進。三是強化農村數字化人才的學校培養。數字化人才培養的關鍵要靠教育。要堅持從“娃娃”抓起,將數字技能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全社會的數字化能力形成奠定堅實基礎。對農村地區而言,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地區數字教育建設,重點構建覆蓋全年齡段、全生命周期的數字信息技術教育體系。同時在高等學校,特別是農業大學設置農村數字化的專業、學科點,建立農村數字化人才的教育培養體系。

2.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限度及實踐超越路徑?！耙敫?先修路”,數字化基礎設施是數字賦能的基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與建設農業強國要把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當前及今后的基石工程。當前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還比較薄弱。根據CNNIC公布的數據,截至2022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為2.93億,占網民整體的27.9%;城鎮網民規模為 7.58 億,占網民整體的72.1%。這充分表明,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如互聯網設施薄弱,限制了農村的互聯網使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表明,截至2021年底,鄉村互聯網普及率達57.6%,這與我國73%的互聯網整體普及率相比仍存較大差距,并在東部與中西部鄉村地區間形成了較為明顯的數字鴻溝[29]。從客觀情況看,我國鄉村傳統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很難在短時間內快速完成全方位數字化改造,加之部分鄉村地理位置偏僻、地形復雜,使得新基建的建設成本高、難度大[30]。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投資成本高,而享有卻是普惠的。這使得高投資與普惠之間的張力突出,企業投資意愿較弱。同時,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缺乏,農村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業態發展沒有基礎,農村數字產業成長自然也就困難重重,數字經濟紅利難以惠及農村。這反過來進一步減弱了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動力。此外,由于保障不完善,各類數字基礎設施互通不暢,存在“斷鏈”現象,享有數字紅利受限,投資動力更弱。有學者運用測算指數發現數字基礎設施、鄉村數字產業資源配置滯后仍是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原因[31]。為此,欲發展數字經濟,享有數字紅利,推進鄉村振興,首先要跨越數字化基礎設施限度。一是強化地方政府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的主導作用。數字化基礎設施具有較強的公共服務屬性,政府是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的主體,起主導作用。地方政府應加大財政對農村地區信息通信技術以及網絡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加快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網絡光纜的鋪設、感知設備的鋪裝以及城鄉基層管理信息數據平臺等的搭建;提高網絡在農村的有效覆蓋率,為農村發展數字經濟、享有數字紅利,打下堅實的數字化設施基礎。二是積極鼓勵引導市場、社會資本參與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政府應積極出臺政策措施,鼓勵符合條件的相關市場主體參與到基礎設施重大工程項目的建設中來,推動政府投資與金融信貸投貸聯動,鼓勵社會資本合作建設和運營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項目,統籌構建多元化的還款渠道等,將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多方面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這樣才可以形成加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合力,為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注入源頭活水。

3.數字化資源配置體制限度及實踐超越路徑。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合理配置,是讓城鄉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的必然要求。發揮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實現數字化公共資源再配置,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而有效助力城鄉融合發展?，F實中數字化公共服資源配置受到體制限度,如地區和主體間尚未統一的制度標準,使公共服務資源整合難,成本效率受限[32]。數字化公共資源配置體制限度突出體現在。一是數字化資源均衡配置制度弱。城市與農村長期以來的發展戰略和政策體系都各不相同,融合發展的路徑不通暢,尚未建立統籌有效的發展銜接模式。城鄉差異導致城鄉間數字化資源優勢難以實現互補,加上數字化基礎設施銜接不暢,社會空間被割裂,阻礙了數字化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導致了城鄉數字化公共資源融合發展程度不足,資源共享統籌困難。二是數字化資源共享體制弱。合作供給過程中各方責任不夠清晰明確,信息孤島、信息不對稱、合作誠信問題嚴重[33]。供給主體職責混亂和資源共享難題導致合作供給資源整合進程較慢,降低了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的效率。同時,多個主體、各個部門間有效的互動機制未得到很好的建立,缺乏統一的資源管理和共享標準規范。例如,主體間在技術設備、管理信息系統等硬件條件上都未有統一的標準要求,導致信息平臺的接口無法一致,數據交換及用戶管理等操作化規范受阻,造成信息資源共享困難,合作供給的資源整合成本增加,使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服務很難實現。

破解數字賦能的數字化公共資源體制限度,要從制度改革上著手突破公共服務數字資源體制限度。一是數字化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制度安排。制度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關鍵的資源配置影響因素。城鄉融合發展必須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需從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上整體推動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銜接,建立城鄉發展一體化政策體系。例如,逐步取消以戶籍制度作為配置、享用數字化公共資源標準的制度,徹底改變依附于戶籍的城鄉二元性數字化公共資源配置機制,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鄉數字化公共資源配置方式和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確保城鄉居民在數字公共資源上享有平等待遇。二是數字化公共資源標準化制度建設。標準制度是基礎制度。數字化標準不統一,數字化資源難以銜接,數字化資源共享也就失去了基礎。超越數字化資源配置限度應統一公共資源數字化標準。要積極構建城鄉一體化的數字化公共資源技術標準體系,制定公共資源數字化應用標準,編制數字化公共資源標準行動指南,扎實有效地推動數字化公共資源共享。三是數字化公共資源配置激勵約束制度建設。當前很多數字化平臺缺失資源、缺乏鏈接,使得平臺流于形式,重要緣由之一就是各地各部門不愿意也沒有動力把數字化資源傳到平臺。要制定規章制度,做實數字化平臺,甚至從法律高度,明確要求地方政府及各部門把數字化資源鏈接到集中的網絡平臺,實現數字化平臺有資源、有鏈接,真正實現資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