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鹽城市某師范院校本科生艾滋病檢測服務知曉情況及檢測意愿調查

施正麗，朱正杰，王湘蘇，王麗萍，林 浩，曹望楠，孫昕霙，常 春，史宇暉

1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北京，100191；2江蘇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江蘇南京，210009；3江蘇省鹽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江蘇鹽城，224001

艾滋病亦稱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是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引起的以T細胞免疫功能缺陷為主的一種免疫缺陷病[1]。艾滋病以性傳播為主,目前已成為世界范圍內流行的重大慢性傳染病,對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造成威脅,平均每分鐘就有1人死于艾滋病[2]。盡早發現感染者、盡快開始抗病毒治療,最終實現有效病毒抑制是全球終結艾滋病流行的重要策略,其中艾滋病檢測是這一策略的重要前提[3]。我國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例數處攀升趨勢[4],2010-2019年全國新報告青年學生HIV/AIDS共23307例[5],青年學生群體已然成為艾滋病防控的重點人群。因此,大學生群體艾滋病的早發現對于遏制艾滋病的傳播至關重要。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指出要完善艾滋病和性病的防治工作機制,針對重點青年群體加強宣傳教育,推廣有效的干預措施,切實降低艾滋病發生率。根據知信行理論,通過學校健康教育強化青年學生群體對于艾滋病檢測知識及服務的知曉和理解,并對艾滋病檢測形成正確的信念和積極的態度,即主動檢測的意愿,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檢測率,以實現艾滋病的早發現[6-7]。

近年來,國內針對大學生群體的研究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其中涉及的方向涵蓋了學生艾滋病相關知識認知現狀及“知信行”教育方式對其影響、男男同性性行為疾病傳播的流行病學研究、針對大學生的行為干預效果評價、大學生人群高危行為和物質濫用、大學生群體自愿咨詢檢測、大學生艾滋病相關心理健康問題等多個方面[8]。當前關于大學生自愿咨詢檢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調查學生是否愿意做艾滋病咨詢檢測并分析相關社會人口學及不同高危行為因素對檢測意愿的影響[9-11],但是聚焦于某類具體的檢測服務或針對大學生中的某一特殊人群的研究較少。根據國家對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相關要求,全國范圍內的許多高校紛紛設置了艾滋病檢測試紙自動售貨機(或免費獲取機),并廣泛開展“HIV檢測進校園”活動,旨在鼓勵大學生主動參與艾滋病的咨詢檢測,提高他們對艾滋病的認知和預防意識[10]。在師范院校本科生中普及和加強艾滋病健康教育不僅能提高他們現階段自我防護能力,還能增強其未來在教書育人職業崗位上持續向更大范圍的學生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識的能力,進而有助于我國艾滋病防控目標的實現。然而,對于學校主動提供的艾滋病咨詢檢測服務,師范類院校本科生群體的知曉情況和實際使用情況的調查較為稀缺。為此,本研究于2022年12月對江蘇省某師范院校本科生艾滋病服務知曉情況和檢測意愿進行調查,為有針對性地促進大學生主動參與艾滋病的咨詢檢測提供參考。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于2022年12月,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抽取江蘇省鹽城市某師范院校1-4年級全體本科生進行調查。納入標準:該校在校學生;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年齡為18-24歲。本研究經北京大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編號為IRB00001052-22127)。本研究通過問卷星平臺進行調查,利用問卷星平臺的樣本監測功能,不符合研究要求的個體無法填寫問卷;通過限制問卷填答設備的IP地址避免同一對象多次填答。問卷正式發放期間總訪問量11982次,獲得完整答卷9258份,實際參與率77.27%;收回的9258份問卷中,排除有明顯邏輯錯誤的212份問卷后,最終有9046份問卷納入此次分析,問卷的有效回收率為97.71%。

1.2 研究方法

本次用于調查的問卷在課題組原有信效度良好的《大學生預防艾滋病知識與能力調查問卷》的基礎上[12],結合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最新進展修改后得到[8,13]。新問卷增加了對暴露前預防用藥、暴露后緊急阻斷、持續檢測不到病毒=沒有傳染性、自愿咨詢檢測、同性傳播、藥物濫用等熱點問題的關注和深入細化,刪除了部分傳統的艾滋病傳播途徑相關的題目。本研究中主要分析問卷中艾滋病知識獲取渠道、艾滋病檢測服務知曉情況、檢測意愿3個方面。其中,艾滋病知識獲取渠道的方面主要詢問被調查者上大學前是否接受過艾滋病相關的健康教育、希望從哪些渠道獲得艾滋病的相關信息、是否主動尋求過艾滋病相關信息及通過哪些渠道獲得艾滋病相關信息、就讀的大學是否開展過艾滋病健康教育。艾滋病檢測服務知曉方面主要詢問被調查者是否知曉及使用過就讀的大學設有的安全套自動售貨機、是否知曉及使用過就讀的大學設有的艾滋病檢測試紙售貨(或免費獲取)機。檢測意愿方面主要詢問被調查者是否知曉哪里可以獲得免費的艾滋病自愿咨詢檢測服務、如果發生高危行為事后是否會主動進行艾滋病檢測。

本研究為橫斷面調查,使用問卷星平臺收集數據。在制作電子問卷時,采用了數據檢測功能和自動跳轉功能,以簡化問卷填寫過程,并減少人工跳答可能出現的錯誤。為確保數據質量,在問卷中設置了邏輯檢錯題,用于前后印證。此外,在可能導致理解偏差或填答錯誤的題目上添加了填答提示。在2022年9-10月進行了預調查,以進一步檢查問卷設計的合理性,并對發現的問題進行修改和完善。正式調查于2022年12月1日-12月7日在江蘇省鹽城市展開,經過培訓的高校輔導員負責向所有學生講解調查目的和問卷填寫要求,并發放問卷。在調查開始之前所有被調查者收到了知情同意書,其中包含了研究目的、步驟、問卷的主要內容、獲益、風險、信息保密、受試者聲明等,只有同意并自愿參與調查的學生才能繼續完成問卷。在調查期間,專門負責質量控制的小組對問卷星平臺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監控,調查結束后對所有答卷進行復核,并就存疑問題詢問調查高校的負責人。

1.3 統計學方法

問卷數據導出后,對所有答卷進行檢查,剔除有邏輯錯誤的答卷。采用SPSS 26.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百分比進行統計學描述;使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對本科生艾滋病檢測服務知曉情況和檢測意愿進行影響因素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一般情況

被調查的師范院校本科生中,男生3120人(35.49%),女生5936人(64.51%),男女比例為1∶1.82。4678(51.71%)名學生上大學前居住在縣城、鄉鎮或農村,4254(47.03%)人從未談過戀愛,3089(34.15%)人經常參加學?；虬嗉壔顒?405(4.97%)人發生過性行為。見表1。

表1 調查對象一般情況

2.2 艾滋病相關知識獲取情況

8317(91.94%)名本科生希望通過學校健康教育獲得艾滋病的相關信息。主動尋求過艾滋病相關知識的本科生偏少,僅1967(21.74%)人,主動尋求艾滋病相關知識的途徑有:學校健康教育(82.00%),網絡(77.78%),艾滋病防治機構及其官方媒體(61.77%),電視、廣播和報刊雜志、書籍(53.97%),同伴、朋友、同學(41.79%),老師(35.89%),父母(31.37%)。

2.3 艾滋病檢測意愿及檢測服務知曉情況

2666(29.47%)名本科生知道學校設有安全套自動售貨機,而使用過該服務的僅有213(7.99%)人。2005(22.16%)名本科生知道學校設有艾滋病檢測試紙自動售貨(或免費獲取)機,但只有353(17.61%)人使用過該服務。8194(90.58%)名本科生知道哪里可以獲得免費艾滋病自愿咨詢檢測服務。如果發生高危行為,6943(76.75%)人有主動尋求艾滋病檢測的意愿。

2.4 艾滋病檢測意愿和檢測服務知曉情況影響因素分析

女生、上大學前居住在地級市或縣城、理科類和其他類專業、經常和偶爾參加學?；虬嗉壔顒?、發生過性行為、上大學前接受過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學生,如果發生高危行為主動尋求艾滋病檢測的意愿更高(P<0.05);年級越高、曾經或正在談戀愛的學生,如果發生高危行為主動尋求艾滋病檢測的意愿更低(P<0.05)。見表2。

表2 本科生艾滋病檢測意愿及檢測服務知曉情況的影響因素分析 OR(95%CI)

女生、經常和偶爾參加學?；虬嗉壔顒?、上大學前接受過艾滋病健康教育與知曉哪里可以獲得免費艾滋病檢測服務呈正相關關系(P<0.05);上大學前居住在農村、二年級或三年級、工科類專業與知曉哪里可以獲得免費的艾滋病檢測服務呈負相關關系(P<0.05)。見表2。

3 討論

3.1 本科生尋求艾滋病相關知識的意愿較強,但實際行動不足

本研究中本科生對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表現出了強烈的意愿,但付諸于實際行動的比例卻很低。據“知信行理論”可知[14],信念和態度是行為改變的動力,如果本科生對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有了良好的意愿, 則會積極主動地尋求艾滋病相關知識,即把意愿轉化為行動,但現實卻出現了明顯的“信而不行”現象。本研究的師范院校本科生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的意愿相較于2017年和2007年本課題組系列研究有一定提升,但“信而不行”現象與此前的調查結果一致[15-16], 這表明大學生尋求艾滋病知識的需求在擴大,但其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的信念轉化為實際獲取行為的能力仍偏弱。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師范院校本科生對于艾滋病的知識、態度和行為之間存在不協調關系,單純知識的積累尚不足以改變信念和態度,而具備信念和態度也不一定轉化為行為。結合保護動機理論、健康信念模式等的研究提示師范院校本科生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的意愿和實際的行為中間有可能還受到個體對于自己有能力成功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的自信心、個體對于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是否可以減少艾滋病威脅的認知、個體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所需付出的代價等因素的影響[17-18]。

本次調查顯示本科生實際獲得艾滋病相關知識來源排名前3的是學校、網絡、艾滋病防治機構及其官方媒體,來源于同伴和家長的比例較低,這與吳東紅等人在浙江師范大學開展的調查結果相似[19]。然而本科生作為特殊的青年群體,同伴教育對大學生艾滋病知識提高具有顯著效果,家長在大學生的成長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卻沒有承擔起核心的健康教育責任[20-22]。學校成為本科生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的首選渠道,體現了江蘇省在2018-2020年開展的艾滋病防治行動計劃,推動多部門聯合行動并落實各方責任,學校積極履行落實預防艾滋病專題教育任務等方面取得了實效。此外,近年來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快速發展推廣,艾滋病防治機構也為學生提供了通過網絡渠道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的機會[23]。由于中國社會文化環境相對保守,人們存在一種羞于談性的話語體系,加之現今的家長普遍未接受過正規、科學的性教育,他們自身也缺乏性與生殖健康知識和性教育技能,這些因素導致了中國父母在艾滋病健康教育中的缺位[21-22]。

隨著移動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社交平臺和自媒體平臺的興起和廣泛使用,基于互聯網平臺開展大學生艾滋病預防、治療和健康教育等工作逐漸成為可能[24-25]。目前我國20-29歲網民超過2億,應結合大學生頻繁接觸網絡信息的特征,促進學校與專業艾滋病防控機構或社會組織合作,開發互聯網+艾滋病防控應用,以促進大學生艾滋病防控體系的完善[26-28]。另外,近年來,因具有方便、快捷、隱私安全等優勢,線上自檢成為擴大檢測的有效方式[28-29]。因此,今后應加強對校內外線下檢測機構的宣傳,同時進一步研發適用于大學生群體的線上檢測模式,并提供操作技術指導和服務,確保線上自檢的質量,以提高大學生的艾滋病檢測率,促進感染者早期發現[29-31]。對于師范院校學生而言,未來他們大多會從事教學工作,而艾滋病相關知識在不斷更新,如果他們沒有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將來在向自己的學生傳授艾滋病防治知識和技能時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綜上,今后可融合運用課堂教育、校園文化教育、同伴教育、家庭教育、網絡教育等多種性教育模式[21,32],通過持續開展以實踐能力為導向的艾滋病主題校園活動、提供線上線下多渠道咨詢服務、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建設和優化艾滋病信息網絡校園平臺、聯合艾滋病防治機構及官方媒體等多種途徑向師范院校本科生提供艾滋病知識、艾滋病咨詢檢測服務及相關技能培訓,以促進學生主動尋求艾滋病知識行為和能力的形成。

3.2 本科生艾滋病檢測意愿較強,集體活動參與情況等因素與檢測意愿相關

本研究中被調查的師范院校本科生如果發生高危行為,有主動尋求艾滋病檢測意愿的學生接近80%,高于2018年梁海旭等人在全國222所高等院校調查的大學生檢測意愿(62.4%)的水平[11],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江蘇省師范院校近年來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進步,同時也說明江蘇省師范院校本科生艾滋病檢測意愿較強。根據整合行為模式可知,執行行為的知識和技能及環境限制等因素也能直接影響行為的發生[33],因此應加強對師范院校本科生的服務提供和自我檢測技能培訓,并在目前江蘇省推進免費藥具、自我檢測材料進校園的基礎上,結合師范院校本科生檢測偏好豐富藥具和檢測材料的種類,為學生進行檢測創造有利環境,盡可能地滿足學生的檢測需求。

在此次調查中,從不參加班級或學?；顒拥纫蛩嘏c本科生的艾滋病檢測意愿呈負相關關系。男生的檢測意愿低于女生,這可能與男性對自身健康狀況關注度低于女性有關[34]。高年級相較于低年級學生課業逐漸緊張、參與艾滋病相關課外活動減少,可能導致檢測意愿不高[11]。有談戀愛經歷的學生認為自己的伴侶是安全的,對自身艾滋病風險的認知不足,檢測意識淡薄[10]。曾經或正在戀愛的學生是最可能發生性行為的群體,應在該群體中開展高危行為暴露前、后預防艾滋病的相關教育,倡導其發生高危行為后積極尋求檢測[35]。對于沒有參加學?；虬嗉壔顒拥膶W生來說,他們接受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機會有限,因此其檢測意愿也相對較低。在高中階段,學生面臨著巨大的升學壓力,導致學校在健康教育課程和課外活動方面的不足,這也會直接影響學生進入大學后的艾滋病檢測意愿。2022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要推廣青春健康教育工作,開展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繼續將艾滋病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突出重點地區、重點人群和重點環節,有效落實宣傳教育、綜合干預、檢測咨詢、治療隨訪、綜合治理等防治措施。而師范院校本科生的檢測意愿是其參加艾滋病檢測的強大內驅力,在未來有必要針對具有不同特征的師范院校本科生制定相應的干預措施。例如,新生入校后開展艾滋病專題教育,并隨著學生年級的升高持續提供艾滋病健康知識和信息;可以從男性視角、伴侶組隊、翻轉課堂等形式開展健康教育活動,提高重點人群對艾滋病危險性和檢測益處的認識;通過多方面努力提高學生對學校及班級活動的興趣及參與度等,提高學生的艾滋病檢測意愿[36]。

3.3 本科生艾滋病檢測服務知曉情況和使用情況較差,多種環境因素對其造成影響

本次調查的師范院校本科生中知曉學校設有安全套自動售貨機和艾滋病檢測試紙自動售貨(或免費獲取)機者不足30%,而實際使用過以上兩個服務的學生僅占知曉者中的7%和18%,雖高于本課題組2017年的調查結果[15],但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且與檢測意愿呈現出極大反差。三元交互決定論認為環境、人與其行為之間互為決定因素[33],本科生的檢測服務知曉情況和使用情況差,環境層面可能存在以下不利因素。安全套自動售貨機和艾滋病檢測試紙自動售貨(或免費獲取)機在校園內的放置位置不符合學生獲取該類服務的行為和心理特點,設置于比較隱蔽的地方,學生日常生活中接觸不到則可能不會知曉有此類服務,而設置于過于明顯的地方學生也可能擔心隱私暴露、遭到歧視等放棄使用服務;宣傳推廣有限、信息及檢測材料更新補充遲緩、服務質量不能滿足學生需求等。學生個人層面可能存在更加信任醫院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檢測,而對于自助設備購買檢測試紙等自我檢測方法的認可度和操作能力不足等問題,從而造成校園檢測試紙使用率低的現象[11]。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上大學前居住在農村等多種環境因素與師范院校本科生知曉哪里可以獲得免費艾滋病檢測服務呈負相關關系。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醫療衛生覆蓋率和普及程度偏低,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控資源相對不足,艾滋病知識匱乏和自我保護意識較弱等因素導致學生對艾滋病自愿咨詢檢測的認識和使用有限[37]。工科類專業的學生更加專注于技術和工程方面的學習、對于健康相關的知識和服務關注較低,健康素養水平較差,因而對于艾滋病檢測相關信息了解程度不高[38]。從不參加學?；虬嗉壔顒拥膶W生,失去了艾滋病風險識別技能、協商技能、拒絕技能、尋求幫助技能、艾滋病感染風險識別能力、協商采取安全行為能力、拒絕危險行為能力和尋求幫助能力等技能的訓練機會,而現有研究證實防艾生活技能對師范院校學生的艾滋病咨詢檢測服務知曉率和利用率有直接的影響[39],因此這類學生檢測服務知曉率低。我國高中生接受過艾滋病教育的報告率不高,學生的艾滋病知識匱乏、檢測觀念不強,進而導致大學前未接受過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學生進入大學后檢測服務知曉情況較差[40]。目前江蘇省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四五”行動計劃主要強調了高等院校、中等職業學校、技工院校學生艾滋病防治要求,因此建議下一階段將開展高中階段學生的艾滋病健康宣教工作納入到江蘇省的艾滋病防控政策中。

綜上所述,基于目前的經驗和所獲得的成果,下一階段可借助新媒體技術優化艾滋病信息網絡平臺,以實踐技能訓練為導向并融入多種性教育模式,以有戀愛經歷、工科類專業等特征重點人群為目標,開展艾滋病教育相關的學校和班級活動;強化對大學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關注和政策支持,促進艾滋病防控關口前移及大學前和大學后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連續性;最終提升師范類院校本科生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質量及學生檢測意愿,并促進學生從尋求艾滋病相關知識及檢測服務意愿向具體行動的落實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