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探索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治建設的中國方案

韓立新

推薦書目：《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規制研究》，彭煥萍、彭麗萍著，法律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和網絡應用領域不斷擴展，網絡技術門檻逐步降低、手機等移動智能終端的普及，未成年人網絡接觸更加頻繁、網絡使用時間不斷延長、觸網年齡不斷下降。據《青少年藍皮書：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報告（2023）》顯示，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網民已達10.79 億，其中未成年人網民突破1.91 億。未成年人觸網低齡化趨勢明顯，10歲以前首次“觸網”的未成年人占比達52%，較上年提高7.4%?；ヂ摼W的普及為青少年的成長和生活帶來數字化便利的同時，未成年人觸網低齡化、常態化，以及觸網內容的豐富化和無限化在無形中加速了未成年人社會化的步伐。在未成年人智力、心態尚未完全成熟的情況下，過早被趕入成年人世界，將面臨有害信息侵襲、網絡沉迷、隱私侵犯、網絡欺凌等多重風險。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關乎億萬家庭的幸福安寧，關乎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加強網絡內容建設”“為廣大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近年來，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致力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先后出臺多個部門規章，切實將黨中央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重要決策部署轉化為法規制度。2020年修改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設“網絡保護”專章，明確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機制。2021年施行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作了專門規定。2024 年1 月1 日即將實施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我國第一部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專門性綜合立法，它的實施標志著我國步入未成年人網絡法治保護的新階段。

如何為未成年人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是全球性的棘手問題，也是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的重中之重。新階段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治建設亟需聚力攻堅有害信息侵襲、隱私侵犯、網絡欺凌、網絡沉迷等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頑疾”，積極回應移動互聯網時代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新需求，為完善未成年人網絡合法權益提供中國方案，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規制研究》的出版可謂恰逢其時。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規制研究》一書以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的生存權、發展權為著力點，就網絡空間內容生態治理、網絡隱私權保護、網絡欺凌、網絡沉迷與未成年人保護等問題進行專題性研究，回應了《條例》規定的重點方面。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問題、嘗試構建中國特色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體系的專著，對探尋“數字世界”中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問題作出了在地化的貢獻，對信息技術革命和兒童權利保護意識全球化的時代提供了有力的思考與注腳。

第一，結合大量翔實的法律條文和實踐案例，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關鍵問題展開研究闡述，回應了《條例》關注的重點領域，體現出前沿性、權威性和時效性。

在媒介化社會中，媒介接觸和信息生態環境直接影響著未成年人的社會化和心智發展?！稐l例》科學劃分不同類型網絡有害信息內容，明確了多方主體的義務和責任。該書認為，當前網絡有害信息的分類標準尚未明確，相關義務內容較為原則和泛化影響執行。有害信息治理的關鍵在于，加快構建包括媒體在內多方主體參與的網絡內容分級標準，設立專門性的網絡內容管理機構統籌標準的制定與執行，并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細分不同主體的具體義務和責任，加強網絡信息精細化管理。

針對未成年人的隱私泄露問題，該書結合民法典、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未成年人個人信息權利的行使規則展開全面闡述。區分了隱私與個人信息的區別，認為現行法律應當加強對未成年人網絡隱私權的確認，增強網絡侵權的規定適用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未成年人作為權利人，不需要舉證證明侵權行為人是否存在過錯，只要證明侵權人實施了侵權行為即可；明確政府和第三方機構的職責，規避網絡服務提供者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行為。

隨著未成年人觸網人數增加、觸網年齡降低以及移動終端設備的便捷化和多元化，未成年人網絡沉迷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稐l例》開創性地設立“網絡沉迷防治”專章，規定了學校、監護人、政府部門、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不同主體的責任和義務?！段闯赡耆司W絡保護法律規制研究》則為防沉迷提供了具體化的建議，如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作為主要責任人，應自覺遵守行業自律規范，并積極主動作為，通過自主探索或聯合政府發起活動，推動未成年人合理用網。2023 年8月，國家網信辦發布《移動互聯網未成年人模式建設指南（征求意見稿）》，要求應用程序分發平臺根據未成年人的年齡特點，為未成年人用戶提供差異化下載服務，分年齡段打造專屬內容池等。移動智能終端針對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用戶在不同時段提供不同的使用時限管理服務，例如，要求移動智能終端每日22時至次日6時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務。

第二，根植中國語境，面向本土問題，系統梳理了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律規制現狀，并進一步反思現有法律規制的不足，體現出理論與實踐并行、批判與建言并用、解構與建構并重的鮮明特質。

該書指出，我國現有法律規范涵蓋了網絡空間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網絡安全管理、網絡空間生態治理、數據安全管理等諸方面。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立法不僅包含未成年人這一特定群體的財產、人格方面的“私益”，也涉及國家、社會的“公益”。因此，從“公法益”和“私法益”視角來講，未成年人網絡立法的規制對象應包括國家、網絡服務提供者、學校等教育機構、家長、社會力量等。

該書還闡明了當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立法的不足之處：立法層級偏低，專門性偏弱；法律之間存在不協調，如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就規定信息處理者處理信息的原則有待協調；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相關法律規定不一致，如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個人信息”的定義存在分歧；未成年人網絡空間司法保護制度有待完善；相關法律之間的銜接有待完善，如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之間關于網絡數據、電子數據、個人信息三者的關系問題及銜接適用問題尚未解決。

第三，在資料考證和理性思辨的基礎上，該書對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立法模式進行反思，并提出改進建議，體現出強烈的現實性、針對性和科學性。

比如，該書深度契合了《條例》的“社會共治”方略，認為未成年人的網絡保護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不能僅憑單一主體的“單打獨斗”，應明確國家、學校等教育機構、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用戶的義務和責任，強調多方主體協同合作，合力構筑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新格局。比如，國家應通過立法明確政府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作為未成年人網絡監管的“有關主管部門”，避免政出多門卻無門管理。加快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互聯網內容分級與過濾制度，網絡服務提供者應基于內容分級標準提供內容過濾器，應用于其自身或第三方提供的網絡信息規制，承擔起內容管理責任。

再比如，該書指出，現行相關法律牽涉立法部門過多，不同層級的法律規范混雜，并且有些法律規定中對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規定過于概括。即使是最近兩年剛修訂或出臺的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律，也存在立法的局限性、不協調性。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的法益的復雜性、綜合性以及特別的利益衡量原則以及未成年人網絡空間法規制對象的廣泛性、義務主體的多樣性，都在呼喚一部專門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條例》的出臺無疑代表了我國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治建設道路上的又一次邁進。

“法貴必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全社會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為原則，將《條例》落實到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方面。圍繞《條例》持續完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立法，需要激發更多批判性、原創性、創新性的思考，推進中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治建設的與時俱進，為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制度體系貢獻中國實踐、中國方案、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