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邏輯演進、科學遵循、實踐要求

崔 猛

（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2）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保?］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將國家獨立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作為責任使命，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從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出發，重視對民族工作的領導?！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一條主線貫穿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中，指明了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的不同貢獻。各歷史時期取得的成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淀，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奠定了基礎?；仡欀袊伯a黨的百年歷程，黨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程中始終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在這一歷史演進過程中，中華民族從“民族自覺”轉向“民族自主”，從“民族自主”轉向“民族自治”，從“民族自治”轉向“民族復興”，走出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邏輯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保?］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各個歷史階段不斷交往交流交融，整體意識不斷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歷經了漫長的過程。清朝末期的中國飽受欺凌，梁啟超在1902年率先使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3］，并于1905年進一步補充這一概念，認為“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4］，使“中華民族”作為在中國多民族國情下長期形成的共同體，被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認可和接受。辛亥革命后的“中華民族”概念，更趨向于“中國境內各民族是統一的民族共同體”。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高度重視民族問題，將民族問題提升到關涉革命事業成敗的高度，把維護和實現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作為奮斗目標，在民族自覺、自主、自治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明晰各民族之間相互融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民族自覺”轉向“民族自主”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革命肩負著對外實現民族獨立的民族革命、對內實現和平的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完成對內民主革命的重要一環在于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建立“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5］的自由聯邦制。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民族自決權和國家統一置于同等地位，明確提出“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6］的政治綱領和口號。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運動中的基本方針為“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的民族解放斗爭”［7］，首次將民族問題提升到關涉中國革命事業成敗的高度。在領導中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如若割裂開來，中國革命的前途將難以想象。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緊侵略中國，中國內外形勢嚴峻，國內民族壓迫更趨嚴重，民族矛盾激化。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提出“團結中華各族，一致對日”［8］的抗日民族綱領，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理論根基。隨著國共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是“組成民族統一戰線”［9］，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時期制定民族政策、開展民族工作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黨和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民族自覺”轉向“民族自主”。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民族自主”轉向“民族自治”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從國家發展的實際出發，將全國的大局和民族地區的實際有機結合，提出適合民族地區的工作方針。黨和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提出，各民族通過社會變革過渡到社會主義，通過發展政治、經濟、文化，消除歷史上遺留的民族不平等等問題。在穩進、慎重方針指導下，中共中央于1950年作出《關于慎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指示》。在黨中央的指示下，為了進一步解決民族問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推進各民族平等、團結、進步、共同繁榮，中國第一個省轄市一級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于1950年11月成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成立的相當于省轄市一級的民族地方。在此之后，民族自治逐漸開始在西北、西南、中南的一些民族聚居區實行，保障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于1954年頒布，涉及民族區域自治的內容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得更為具體，并且從政治制度的高度對民族區域自治作出規定，成為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的關鍵，為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根本保障，使中華民族從“民族自主”轉向“民族自治”。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從“民族自治”轉向“偉大復興”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了“民族問題就是階級問題”的錯誤思想，黨的民族政策開始恢復和發展。1984年，中國共產黨將民族工作的重心轉向經濟建設，領導制定并且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明確了經濟領域的自治權，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富起來”。1992年，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這一歷史時期民族工作的五項任務［10］，首次將生產力標準納入民族工作領域。此次會議注重各民族的文化發展，強調鞏固和擴展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內在要求，指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滿足各族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基本途徑，從“三個代表”指導思想的角度為21世紀民族工作發展指明了方向。

世紀之交，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1999年，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未來十年中國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務［11］，更注重提高各民族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強調實現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既是對“三個代表”中“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進一步表達，也是對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價值追求。2003年，胡錦濤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了21世紀民族工作的主題——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指出正確處理民族問題是衡量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各級黨政組織領導水平的重要標志，為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保障。

（四）新時代：開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闡釋了中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理念。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首次正式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2］，并且將這一概念提升到政治高度。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將中華民族和中國各民族視為“大家庭”和“家庭成員”，這是對中國各民族榮辱與共、命運一體的概括。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表述確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3］40，并且寫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和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之中，強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自覺—自為”的發展演進結晶。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中辦發〔2018〕65 號）明確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升到國家法律、法規層面，進一步詮釋了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原則要求和內容指向。2019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將中國的疆域、歷史、文化、精神歸納為由各民族共同開拓、書寫、創造、培育，表明了中國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民族交融的歷史。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強調做好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作，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進一步強調了民族復興的關鍵是各民族人民親如一家，推進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業的進程。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三重效力

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根本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堅持黨的領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證，必須堅定不移地把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貫穿到民族工作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堅決確保中央權威和政令暢通”［14］104。政治領導是根本，思想領導是靈魂，組織領導是保證，三者相互配合、有機統一，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整體，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發揮黨的領導優勢，實現黨的領導效能。

（一）發揮政治領導效力

“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條是黨的領導是不是堅強有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證，也是各民族大團結的根本保證”［15］，更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族復興必然是空想?！保?3］16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關涉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要在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政治方向、政治道路上“腦子清醒”“眼睛明亮”。中共中央于2019年1月31日提出《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抓住政治領導這一根本要求，強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要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皥猿种袊厣鐣髁x道路，這是民族工作必須牢牢把握的正確政治方向”［14］104。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對外的中華民族獨立，對內的民族自決、自主、自治，各民族真正實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各族人民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16］300。

（二）提升思想引領效力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保?7］“批判的武器”即革命的理論，“理論掌握群眾”即用先進的理論武裝群眾的頭腦。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18］，堅持和加強思想領導，最重要的是思想統一。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發展歷程中，思想戰線的領導始終是各民族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重要議題，黨堅持用科學的理論指導民族地區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要“把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確保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16］300。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之所以能夠贏得民心，是因為黨的思想理論體現了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黨的思想理論對人民群眾具有吸引力，能夠贏得民心、凝聚力量。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黨的民族綱領和政策都體現了各民族自決、獨立、平等的思想。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的總稱，中華民族是“大家庭”，中華民族與中國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家庭成員”要發揮效力，協力建好“大家庭”，同心同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三）強化組織保障效力

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黨、關鍵在人，“少數民族干部是重要橋梁和紐帶?！保?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各民族地區情況復雜，中國共產黨在艱難境況下迅速在民族地區打開局面，關鍵靠制定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干部貫徹執行政策。辦好民族地區的事情、做好民族工作，關鍵靠好的干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在組織層面是構建強有力的干部隊伍，使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路線為政治路線服務。在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德”與“才”始終是好干部的關鍵要素。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將“政治標準”置于好干部標準之首。民族地區條件艱苦，形勢復雜，任務繁重，好干部尤其要堅定政治立場、維護民族團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民族地區好干部的“特別”標準，為加強和改進民族地區干部隊伍建設指明了方向，并且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將民族地區好干部的“特別”標準進一步升華，突出強調干部的政治標準。具體而言，“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態度特別堅決”［20］248，是將干部的政治標準置于首位，繼承了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講政治的優良傳統；“明辨大是大非立場特別清醒”［20］248，是對干部堅定政治立場、堅持政治原則的基本要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行動特別堅定”［20］248，是要求干部抓住民族工作之“綱”，推進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熱愛各族群眾感情特別真摯”［20］248，是從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工作方法層面要求干部密切同各族人民的聯系，各民族干部與各族人民同頂一片天、同踏一方地，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心懷“國之大者”。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三項原則

“黨的領導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整體的”［16］166，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堅持的是全面性、系統化、整體性的原則。全面性即范圍全面、領導責任全面、內容全面；系統化即領導結構的系統性、領導方法的系統思維，構建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命運共同體；整體性即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中國共產黨在堅持統籌兼顧、把握重點、整體謀劃的過程中，形成了黨領導民族工作、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想理念和工作方法。

（一）堅持覆蓋面廣、責任性強、內容完整的全面性原則

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堅持將全面性作為基礎性要素。首先，覆蓋范圍全面。黨在這一方面的領導覆蓋所有民族地區、覆蓋民族地區的各方面建設，體現在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的各方面、各領域。其次，領導責任全面。民族地區的各級黨組織肩負全面領導責任，把民族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研究民族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發揮黨委（黨組）的主體責任、書記的第一責任人責任、班子成員一崗雙責。再次，領導內容全面。中國共產黨對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領導，包含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等各方面建設，堅定政治立場，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堅定理想信念，用黨的民族工作創新理論升華思想認識、提升精神境界；注重民族地區基層黨組織建設，“確保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到基層有人懂、民族工作在基層有人抓?！保?0］248

（二）堅持領導結構和領導方法的系統化原則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系統工程，黨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堅持系統化。一方面，以全面性為基礎，保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的系統性，構建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審視和科學總結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作理論和實踐經驗，從“八個堅持”到“九個堅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定不移增強民族大團結，結合時代發展需求使各民族的命運緊緊系在一起，“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另一方面，在領導方法上堅持系統思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深嵌于國家治理、黨的建設的整體過程。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建立更為完善的黨和國家治理體系和領導機制，是在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內在價值，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政治保障，為各民族提供團結和凝聚的結點。

（三）堅持維護黨中央權威，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和一致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整體性，體現在黨的頂層設計、統籌規劃的決策之中。中國共產黨從黨和國家、各民族發展全局出發，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堅持“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眾星捧月”，制定正確的民族政策、方針，增強各方面的協調性和整體性，使各民族人民群眾緊緊圍繞在黨的周圍。中華民族共同體，核心在“一”。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和一致性，強調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各民族的發展繁榮，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進程中，堅持各民族互惠共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進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推動形成中華民族與各民族在歷史、文化、政治、利益等各方面的命運共同體。

“黨的領導，體現在黨的科學理論和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上，體現在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上，同時也體現在黨的嚴密組織體系和強大組織能力上?！保?1］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領導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從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維度，從政治、思想、組織三個領導層面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線，將黨的全面領導貫穿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全過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中堅持全面性、系統化、整體性原則，發揮了政治領導、思想引領、組織保障效力，形成了內容豐富、特點鮮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理論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是黨不斷解決問題、積累經驗、形成理論、探索規律的歷史。這些經驗、理論、規律認識，對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參見李正軍、熊坤新：《抗戰時期黨在東北地區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探索》，載《黑龍江民族叢刊》2019年第2期，第39頁至第44頁；李贄、孟凡東：《民族自覺、民族自為到民族復興：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邏輯演進》，載《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6 期，第30 頁至第40 頁；楊小柳、陸燁：《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載《思想戰線》2023 年第4 期，第74 頁至第80 頁；趙超：《增進共同性：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方向》，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第37頁至第46頁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