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基于中介效應與門檻效應的檢驗

丁 寧 金怡蓉

（安徽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引言

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不僅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必須打通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實現經濟發展良性互動。隨著數字技術全面融入經濟生活，數字經濟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顯著增強。數字經濟以數字化信息為關鍵資源，高效暢通的數字網絡有利于打破梗阻、暢通循環，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重要驅動力。流通業作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是實現產銷對接、供需匹配的重要樞紐，是推動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重要支撐。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數字技術與流通業深度融合，賦能流通業發展，促進流通體系逐步完善，助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一、文獻綜述

全國統一大市是研究熱點，現有文獻聚焦于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實際意義、現實阻力以及實現路徑。持續推進國內統一的大市場建設是立足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需要，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1]。全國統一大市場擁有統一的制度規則，區域壁壘得以消除，資源配置得以優化，實現經濟循環的暢通[2]。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既是發展方式和增長路徑的轉變，也是體制機制創新變革的過程[3]。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發展進程中存在很多現實阻力。中國體制變革是造成國內市場分割現象長期存在的主要影響因素，中國從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政府的橫向和縱向治理，造成了市場條塊分割和“塊塊”割據[4]。政府市場間職能錯位，制度性壁壘未完全消除，市場改革和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完善[5]。此外，中國流通體系建設仍滯后于發達國家，流通成本過高，阻礙了產銷對接和社會經濟循環[6]。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必須找準市場功能和政府職能的結合點[7]，政府要做到立破并舉，建規立制，破除妨礙公平競爭和統一市場的積弊，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8]。只有建立和完善統一的市場制度和監管體系，打通生產到消費關鍵環節的堵點，才能暢通國內大循環[9]。

當下數字經濟成為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F有研究同樣關注到數字經濟對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影響。不斷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大幅提升的關鍵產品創新能力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優勢，為數字經濟助推全國統一市場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10]。數字經濟具有開放共享的特征，所形成的線上市場相對完整統一，能夠突破行政和地理區位的客觀限制，弱化省際間的貿易壁壘，破除封閉的“小循環”[11]。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供需匹配，擴大市場規模和范圍，實現國內大循環的暢通[12]。

國內統一市場的建設和流通體系的優化緊密相關。在商品相對充裕的市場環境下，流通產業作為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樞紐，其信息優勢是一種稀缺資源[13-15]?？绲貐^的商品流通是削弱市場分割，促進統一市場形成的內在影響因素[16]，但是由于批發流通組織無法自主發揮商品跨地區流轉的功能，隨著流通企業規模的擴大可能不僅不會加速商品循環，反而進一步加劇市場分割[17]?；ヂ摼W貿易的興起和發展對于國內市場一體化有積極影響[18]，流通渠道組織的改進會進一步促進國內市場統一[19]。即使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在極大程度上做到“用時間去消滅空間”，但是國內市場分割現象已“先入為主”[20]。在數字經濟背景下，電商平臺、網絡直播、智慧供應鏈、現代物流體系等新業態、新模式的產生和發展，拉近了企業與消費者的距離，促進了產品、服務與技術的創新迭代，給商貿流通業帶來巨大機遇[21]。流通業可以積極利用網絡經濟和數據資源實現數字化轉型，借助數字技術和自身信息優勢，加快流通模式創新，優化流通組織結構，保障消費和生產有效銜接，助推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

綜上，目前關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研究集中于內涵邏輯、重大意義、現實阻力以及實現路徑等方面的理論闡述。雖然有少數學者關注到數字經濟與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但主要是從理論層面闡述數字經濟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實現路徑，鮮有文獻進行實證檢驗。此外，現有研究較少考慮到數字經濟時代中流通業的發展對于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的作用及其具體機制。文章立足于數字經濟賦能流通業發展的視角，測度2011—2020 年中國省級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流通業發展水平以及省際間的市場分割程度，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并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和流通業發展對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的門檻效應以及區域異質性。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高效統一的市場制度和高標準聯通的市場設施是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基石。通過要素、資源、商品、服務等市場的高度整合，使得各種要素資源能在全國范圍內跨區域、跨行業無障礙地流動，是國內統一市場建設的應有之義[22]。制度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不完善會阻礙國內統一市場發育[3]，各區域間由于制度因素和數據獲取技術水平的差異造成的“信息鴻溝”和“數據鴻溝”不利于經濟循環的暢通。高標準的國內統一市場建設離不開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載體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其他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數字技術為微觀主體生產賦能、提質增效，助力傳統低效產業加快轉型升級，改善區域間產業同構化，提高各區域產業鏈間資源配置效率。數字經濟背景下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聚焦在要素資源的分配和流通層面。

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利用數據分析技術挖掘消費者需求，是開拓商業新模式和創新產品服務的源泉[23]。大量涌現的數字化平臺，推動了線上和線下資源的有效整合。數字平臺弱化了地理和行政因素的障礙，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范圍經濟以及網絡外部性，能夠關注并滿足更多的長尾需求，擴大市場范圍并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成為強化國內市場統一的堅實基礎。數字技術具有協同性、滲透性和替代性等優勢[24]，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能夠強化地區間的經濟聯系，有效破除傳統的市場和行業進入的壁壘，深化區域分工合作。隨著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和職能發生轉變，從關注競爭轉向注重合作[25]，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為國內市場做大做強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1： 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降低國內市場分割程度，賦能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進程中，流通業為國內大循環的暢通起到重要支撐作用。流通業立足內需拉動經濟增長，連接供需，促進國內市場做大做強。馬克思曾指出流通和生產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相輔相成，因此流通主體和生產主體同樣重要。流通體系建設滯后仍然是暢通國內循環和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堵點。強大的國內統一市場需要需求端與供給端的有效結合，而主要提供媒介性勞動的批零業恰好致力于供求的有機銜接[26]。流通業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必不可少的紐帶，同時也是推動全國統一市場形成并得以持久鞏固的硬件保障[27]。流通渠道組織結構冗余，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極大地影響了國內統一市場建設的進程。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流通業的數字化是必然趨勢。數字技術在流通業的應用，促進了傳統流通組織結構改進，通過供應鏈優化整合資源，縮短商品要素資源從供給端到需求端所需要的流通時間，免去冗余環節，節省流通成本，提升流通效率。隨著電商平臺、網絡直播、在線支付、智慧物流等配套設施的不斷發展，有助于削弱信息不對稱、結構性摩擦和交易成本過高等問題[21]。在數字經濟時代，現代流通體系逐步完善，有助于打破商品要素資源存在的時空約束，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擴大市場交易規模和范圍。此外，流通業依托數據分析技術可以將碎片化的信息資源整合，精準識別消費需求，及時反饋于生產端，不斷提高產品和服務創新，緩解供需結構失衡，有效刺激內需增長，促進國內市場整合。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2： 數字經濟通過賦能流通業發展進而推動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

數字技術對生產方式、技術應用和組織結構的變革[28]，帶動流通業走向高質量發展。流通作為產銷銜接的關鍵樞紐，數字技術在流通業的投入，可以優化各區域的資源配置，推動國內市場整合。目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區域不均衡的現象，在發達地區數字技術應用與市場經濟發展日趨深化，而在經濟落后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仍處于初始階段，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根據“梅特卡夫法則”，隨著網絡節點用戶數量的增長，網絡價值會以指數形式增加。數字經濟賦能流通業發展從而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過程很可能存在門檻效應。數字經濟具有網絡外部性，通過各部門聯動實現規模經濟，參與者獲取呈爆發式增長的收益，并且這種效果會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流通業發展水平的增長而越發明顯。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3： 流通業發展在數字經濟助推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中存在門檻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驗證前文提出的假設，構建數字經濟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式（1）中，Segi,t為各省市自治區i 在t 時期的市場分割程度，Digei,t是各省市自治區i 在t 時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zi,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

根據理論分析部分的機制闡述，構建中介效應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影響流通業發展進而影響國內市場統一形成的路徑。其中模型（2）（3）中流通業發展水平Cir 為中介變量。檢驗中介效應是否存在的具體步驟如下： 在基準線性回歸模型（1）中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于市場分割程度系數α1顯著的基礎上，若模型（2）與（3）中的回歸系數β1、γ1及γ2都顯著，來評估中介效應的存在性。具體模型如下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流通業發展水平還可能會對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產生非線性的影響，因此，設置門檻回歸模型如下

式（4）中，數字經濟和流通業發展兩個門檻變量用Adji,t表示，I（·）代表示性函數，若滿足條件取1，反之取0。上式為單門檻情形，后續分析中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擴充至多門檻情形。

（二）變量測度與說明

1.核心指標測算

（1）市場分割程度（Seg）

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要求實現資源、要素、產品在地區間自由流動，與之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市場分割，而市場分割的削弱可以說明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上升。采用現有研究廣為使用的價格法測算市場分割程度來反向代表國內市場一體化，采用對數差分的方法計算中國各省份的市場分割程度[20]。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首先，選取中國各省份13 類商品環比價格指數計算相鄰省份間的對數差分形式的價格差，并取絕對值以計算價格差異①具體包含糧食、水產品、飲料煙酒、服裝鞋帽、紡織品、家用電器及音像器材、日用品、交通通信用品、化妝品、中西藥品及醫療保健用品、書報雜志及電子出版物、燃料和建筑材料及五金電料等13 類省市自治區環比價格指數。，公式如下

式（5）中，k 代表商品種類，i，j 分別代表不同省份，t 代表年份。

再將上式變形為

在式（6）基礎上，給定年份t、給定商品種類k在各省份間求平均值，再分別用減去該平均值。計算

（2）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e）

參考現有研究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29]，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選取的各省市自治區互聯網相關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比值、人均電信業務量、互聯網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以及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五個指標進行降維處理，從而可以有效地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這一變量進行衡量與評估。其中，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螞蟻金服集團合作編制[30]。

（3）流通業發展水平（Cir）

研究視角主要聚焦于商貿流通業，現有文獻對于商貿通業發展的測度主要從流通業結構、流通業規模、流通業效率[31-33]等方面展開。因此，選取流通業結構、流通業規模、流通業效率三個變量，采用熵值法構建流通業發展水平的指標。使用批零行業增加值的對數代表流通產業規模，使用批零商品零售總額的比值以及連鎖經營零售企業銷售額占零售總銷售額的比值來代表流通產業結構。使用DEA-malmquist 測算限額以上批發零售業的效率代表流通產業效率，其中，投入指標為批零業從業人員數、主營業務成本和固定資產凈額，主營業務收入為產出指標。

（4）控制變量

物流基礎設施（Transport），使用交通網密度，即鐵路、水路和公路等運營里程總和與各省面積的比值來測算；政府參與經濟的程度（Gov），該指標一般為地區的財政支出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Rgdp），該指標一般為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對外開放程度（Open），主要是由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來確定；居民消費水平（Consume），使用地區全體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來表示。

2.數據來源與數據處理

選取2011—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考慮到數據可得性，剔除西藏自治區及港澳臺地區。所用數據中限額以上批發零售業的從業人員數、固定資產凈額、主營業務成本和主營業務收入的數據源自《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其他數據源自各省市統計年鑒。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和居民消費水平三個指標實施對數化處理，以此來消除量綱。不僅如此，針對各連續變量的數值實施上下1%縮尾處理，以減少極端數值對最終實證檢驗結果的不利影響（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結果

（一）基準回歸結果

為驗證數字經濟發展助推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假設，經豪斯曼檢驗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適合本文研究。從表2 第（4）列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分析可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e）對國內市場分割指數的回歸系數為負，說明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國內市場分割得到有效削弱，從而加快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物流基礎設施（Transport）與市場分割程度呈現負向關系，意味著區域間交通基礎設施較為完善，有助于各市場互聯互通，促進國內市場整合；政府對經濟的參與程度（Gov）對于市場分割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可能因為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沒有充分考慮到區域協調發展對于促進要素資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性，阻礙了區域間市場統一的進程；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Rgdp）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表明經濟增長的同時國內市場分割程度并沒有明顯加??； 對外開放程度（Open）和居民消費水平（Consume）兩變量對于市場分割程度的回歸系數均為負，說明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拓展了消費者的消費選擇范圍，隨著居民消費水平提升會產生本地需求市場的外溢，從而加快區域間的商品及要素資源的流通，進一步推動國內統一市場形成。

表2 數字經濟影響國內統一市場建設的基準回歸

（二）作用機制檢驗

為驗證前文提出的數字經濟影響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作用機制，借助中介效應模型開展實證檢驗。表3 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能夠削弱市場分割，對促進統一市場形成具有積極影響。模型（2）驗證數字經濟是否促進流通業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我們認為，數字經濟對于流通業發展的積極影響不是一蹴而就的，數字經濟可能對流通業的發展具有沖擊性，流通業在積極融入數字經濟業態的過程中，該行業發展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但是這些投入所產生的正向促進效果往往不會立竿見影。最后，將流通業發展水平這一中介變量添加到數字經濟對于市場分割程度影響的回歸方程中，通過考察回歸方程中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值和其顯著性的變化情況可知，模型（3）數字經濟對于市場分割程度的影響系數的絕對值有所下降，且模型（3）相較于模型（1）擬合優度有所提高，說明流通業發展是提升數字經濟促進統一市場形成的有效作用機制。在模型（3）中，流通業發展對國內統一市場形成顯示為負向關系，可能由于目前國內流通體系建設仍有待完善，各區域的市場發育程度仍存在明顯差距，不能完全發揮出數字經濟的發展優勢，影響數字經濟促進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步伐。

表3 數字經濟影響國內統一市場建設的作用機制檢驗

（三）門檻效應估計

采用門檻回歸模型驗證數字經濟對國內市場統一的非線性效應。首先，需要檢驗門檻效應是否存在[34]，經Bootstrap 自主抽樣1000 次后，發現數字經濟發展與流通業發展水平這兩變量都僅通過單一門檻檢驗（表4）。

表4 門檻效應自抽樣檢驗

表5 為門檻效應回歸結果，從模型（1）可知，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小于-1.0386，估計系數為-0.160，在1%的水平下顯著，即可說明在數字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時，數字經濟對推動國內市場整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在以流通業發展為門檻變量的模型（2）中，當流通業發展水平小于5.0036時，數字經濟對于促進國內統一市場并未表現出推動作用，當流通業發展水平大于5.0036 時，估計系數由正轉負，開始呈現出數字經濟對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積極影響，說明數字經濟對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影響不僅受到自身水平的作用，也會受到流通業發展水平的調節影響，表現為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發展形成積極互動。

表5 數字經濟影響國內統一市場發展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四）異質性分析

由于中國各區域地理區位、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具有差異性，數字經濟對于各區域的市場整合的效果不盡相同。因此，按照東、中、西三大區域劃分，分別進行門檻估計。對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存在單一門檻，流通業發展水平具有雙重門檻。對于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門檻變量具有雙重門檻效應，而以流通業發展水平作為門檻變量不具備門檻效應。對于西部地區，只通過了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門檻變量的單一門檻效應檢驗（表6）。

表6 分地區門檻效應自抽樣檢驗

表7 對東中西三個區域的分樣本回歸結果可知，東部地區通過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門檻變量的單一門檻檢驗，數字經濟對于市場分割的系數在未跨越門檻值（Th ≤-0.6030）和跨越門檻值時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東部地區積極投入科技研發創新并在各種先進的互聯網技術應用方面處于全國領先水平，該區域信息的互聯互通程度高，商品和要素流通的效率高，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顯著推動區域間市場整合。東部地區以流通業發展作為門檻變量通過了雙重門檻檢驗。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未達到第二個門檻值（Th ≤5.0036）之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當流通業發展水平跨越第二個門檻值（Th ＞5.0036）以后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可以解釋為流通業作為國民經濟循環的重要支撐作用。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使得有效信息可以實時收集處理，流通業通過優化批零組織結構，提升區域間的供需匹配和產銷銜接，促進國內市場整合。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于市場分割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中部地區在近年來不斷完善自身發展水平，隨著中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進，該地區廣泛投入和應用數字技術進行數據的共建共享，各地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得到有效改善，有助于削弱區域間的市場割據，推動區域市場協同發展，進而推動國內統一市場建設的進程。中部地區流通業發展水平與市場分割程度不存在顯著負向關系，可能因為中部地區流通業發展相較于東部地區仍具有一定的差距，其對于推動區域間市場整合的作用不明顯。西部地區流通業發展與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作用關系不顯著，西部地區深處內陸，流通配套設施發展較為滯后，流通業在該區域不能充分發揮供需銜接的作用?；陂T檻回歸結果可知，當未能達到門檻值時（Th ≤-1.2488），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國內市場分割程度存在顯著負向關系，當跨越該門檻值后，回歸系數值為負但不再顯著，說明西部地區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享受數字技術的紅利，打破地區分割，加快各種要素資源跨區域流通。

表7 地區數字經濟與流通業發展水平對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門檻估計

（五）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內市場分割程度之間是否存在反向因果關系，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滯后一期表示當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實施2SLS 回歸，結果見表8 第（1）（2）列。在滯后一年后，數字經濟對市場分割的影響系數為-0.040，在5%的水平下顯著，因此可以進一步分析驗證，本研究不存在逆向因果問題。選取1984 年年末各省市自治區每萬人郵局數量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檢驗，由于僅將該變量作為工具變量不能直接應用于面板數據模型，因此，引入一組時間序列數據共同構建面板工具變量[35]。以上一年度全國互聯網用戶數分別與1984 年各省市自治區每萬人郵局數量構建交乘項，作為該年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傮w而言，模型回歸結果沒有因為重要變量測度方法的變化而產生顯著變化，說明模型回歸結果穩健可信。

表8 內生性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十大報告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特征，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商貿流通業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領域，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階段下，研究數字經濟助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對實現長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0 個省市自治區2011—2020 年的面板數據，利用中介效應和門檻效應檢驗數字經濟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影響，結果表明，首先，數字經濟顯著削弱了國內市場分割程度，促進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其次，數字經濟通過賦能流通業發展，進而推動國內統一市場形成。流通業作為產銷銜接的重要樞紐，通過數字化賦能，彌合地域間的市場分割，助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再次，門檻效應檢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流通業發展水平對于促進國內統一市場具有非線性的作用，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低于-1.0386，數字經濟對削弱國內市場分割的效應顯著存在； 當流通業水平大于5.0036 時，流通業對推動國內市場整合的作用開始顯現。最后，由于中國各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各個區域在數字經濟賦能流通業發展助推國內統一市場的表現存在差異性?？傮w上東、中、西各區域均表現出數字經濟促進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作用，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和流通業發展兩方面都表現出更為顯著地推動國內統一市場建設的效應。

根據實證部分的研究結論可以得出四點政策啟示。首先，中國已經邁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科學技術水平發展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數字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可以打破區域間市場分割的藩籬。因此，應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進一步鞏固信息技術為推動中國流通業發展和國內統一市場形成帶來的貢獻。其次，數字經濟通過流通業發展對國內市場統一帶來增長動力的路徑機制，再次說明流通業作為連接生產消費之間的樞紐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要將數字技術積極利用在流通業發展上，優化流通組織渠道，提高流通效率，助力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再次，數字經濟助推國內統一市場形成是一項長期系統性工程，當數字經濟達到穩定發展水平時，應著力于流通業數字化轉型，優化流通組織結構，提高流通效率。最后，數字經濟和流通業發展水平具有區域異質性，各地區應因地制宜進行數字經濟的技術投入，通過數字技術賦能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將“軟制度”和“硬設施”有機結合，基于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優化資源配置，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