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務疊加與機制疊加：中國式現代化生成路徑的嘗試性闡釋

馬光選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參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頁。，在與他國現代化模式的比較中，呈現出巨型化、文明化、低成本、低風險和高效率等特性。這些現代化特征的同時涌現，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多要素、多任務同時推進的“任務疊加”型現代化模式，其成功受益于當代中國特有的傳統機制與現代機制相互混合疊加的現代化路徑。

一、相關研究梳理與新范式的提出

（一）文獻梳理

從歷史的縱向比較角度來看，同為發展中國家，從兩百多年前的海地革命開始，拉美國家幾乎照搬照抄歐美國家現代化模式，但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貧困、最混亂、最落后、最傳統的國家；六十多年前，非洲國家也開始進行現代化建設，但仍然有很多國家仍處于動亂或待開發狀態。中國是為數不多現代化進程比較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中國模式成功的歸因，有學者從復雜系統理論出發，將中國式現代化看作是非線性復雜系統，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復雜性”進路1王彩波、陳亮：《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素及其表征--基于“價值多維性-主體層次性-方法復合性”的分析》，載于《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也有學者根據中國式現代化價值系統上多維性、主體結構上層次性以及方法體系上具有明顯復合性特點，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復合性”機制進路2呂永剛：《“四化”同步集成創新：時代邏輯與改革進路》，載于《學?！?022年第1期。；還有學者借鑒了英國學者吉登斯等人有關“時空壓縮”的現代化理論范式，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是工業、農業、城市等多個現代化過程集中實施的結果，將其歸結為“壓縮性”進路；也有學者提出了有關中國現代化歷時性要素在共時性聚集的特征，認為當代中國政治包涵了古代帝國政治、近現代政治與改革后政治三大傳統，形成了一個難以簡單透視和定性的三大傳統復合體3劉偉：《論當代中國政治的復合性與國家治理現代化》，載于《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二）新范式的提出

本研究認為上述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路的分析，要么將其理解為復雜性或者是復合性過程，要么直接將現成的現代化理論套用于中國現代化實際。這兩種做法缺乏將中國式現代化機制進路上升到概念層面的提煉和歸納，很難揭示和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本質和規律。本研究力圖規避以上弊端，建構適用于中國式現代化討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范式，具體將借助中國本土學者有關“關系疊加”4徐勇：《中國的國家成長“早熟論”辨析--以關系疊加為視角》，載于《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期。的理論范式，認定中國式現代化是基于中國“血緣關系、地域關系與世界關系相互疊加”5徐勇、王美娜：《族與群：中國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底色與當代價值--以關系疊加為視角》，載于《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2期。條件下數量巨大的農業人口、原住民和地域面積廣大且長期統一的社會基質和傳統，在一個時間層面5000年文明未曾斷裂的復合體中，一個空間層面的“家鄉”和“故地”以及一個治國理政經驗不斷迭代更新的歷史經驗疊加綜合體上開展的。傳統中國的治理機制被延續到現代中國，類似于古生物學領域的“地層疊加”現象，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機制和現代機制的“機制疊加”理論范式和“疊加機制”實踐進路。

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2023年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1、61-62頁。中國傳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傳統機制與現代機制之間是相互承接又更新迭代的關系，兩者相互糾纏、彼此互構，生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混合型機制，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多任務疊加共進的特征。中國式現代化機制是中國優秀歷史傳統存留至今的“大一統”機制7歐陽堅：《秦文化與中國“大一統”思想的形成》，載于《甘肅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家國同構”機制8孫磊：《“家國同構論”的重新審視--以周代國家秩序構建為中心》，載于《天府新論》2022年第1期。、“國家動員”機制9薛志亮、丁愛平：《中國古代戰爭動員的源與流》，載于《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代際協同”機制10柏貴喜：《民族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及其建構--基于系統論、控制論的視角》，載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5期。等歷史機制的翻新、重構與再利用。經過現代化轉化和改造之后，形成了多屬性疊加的混合型現代化機制疊加現象：歷史延續機制與新自主性機制的疊加、“集中力量辦大事”機制與新非均衡性機制的疊加、國家政治整合機制與新整合動員機制的疊加、代際糾錯機制與新代際協同機制的疊加、國民一體化機制與新社會穩定機制的疊加。這些不同時代形成的國家治理機制在當代中國社會共時性層面的接續性疊加運用，形成黨的二十大提到的中國式現代化多任務共同推進的鮮明特征。

“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西方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超越?！?1《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2023年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1、61-62頁。就對中西方現代化路徑比較分析來看，先發現代化強國的現代化是自發過程，各項任務在時間縱軸上被逐一展開，各個領域、產業和區域按次序和順序發展，其現代化機制具有明顯的“單任務推進”屬性特征。某些后發現代化大國，雖然也面臨和中國類似的時空和壓力條件，但唯獨中國“多任務同時推進”和“多機制疊加使用”的現代化模式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綿延未斷的文明形態沉淀及豐富的巨型國家治理經驗和機制；另一方面，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和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理論、道路和領導力量保證。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共時性疊加”進路

任何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共時性橫切面，既體現著現代化機制的鮮明特征，也能尋找到傳統歷史機制的成分和色彩，由此形成中國式現代化機制的疊加與套嵌屬性（見表1）。共時性疊加的提出，意在闡釋以下機制要素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共時性層面共生的時空存在樣態，傳統與現代不同機制要素兩兩之間則分別呈現出因果性、條件性、并列性、承接性和遞進性等關系結構，于是相對應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共時性疊加”進路內部就分裂出因果性共時疊加、條件性共時疊加、并列性共時疊加、承接性共時疊加和遞進性共時疊加五種具體細分類型。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可能會存在更多疊加關系類型的匹配，由于篇幅和主題所限，這里只是對這五種關系疊加類型進行考察，對于類似“西學東漸”意義上的外來機制與本土機制的疊加現象則所涉甚少。

（一）因果性共時疊加

歷史延續性機制具有文明綿延功能，雖然經歷了諸多的變遷和外來因素干擾，中國仍然能保持幾千年文明不中斷。一定數量的保留人口1參見劉靜：《基于古籍庫中典型描述語檢索的人口大量死亡事件時空特征與原因分析》，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和一定面積的核心領土被長期保留，形成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原住民文化傳統2參見孟憲實：《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天津日報》，2019年12月02日。，這種原住民人口身上的實踐經驗和歷史記憶3參見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載于《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具有穩定性和持續性，使得中國優秀傳統經驗和機制得以保留4參見潘飛：《他們是“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破壞者和重建者》，載于《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第6期。。中國以超強的歷史延續性能力，將大規模領土以及附著在其上的人口和資源黏合在一起，形成中華民族原住民與故土之間的緊密關系，從而保證中國在長歷史周期中，形成一個穩定的地域共同體和人口共同體。

國家自主性機制的現代轉化讓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得以保持高度獨立自主。中國自古就有著長期存在的核心地理空間，以及與這種地域共同體相匹配的心理共同體和認知共同體，進而形成基于共同生產生活經歷所形成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認知5參見麻國慶：《記憶的多層性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載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作為人口大國、地域大國、政治大國和文化大國，整個國家思維和認知方式有著極強的歷史感、自豪感和使命感，無論面對任何外來文化沖擊、挑戰和風險，均能生長出積極有效的應對機制和風險消解機制6參見鐘開斌：《重大風險防范化解能力：一個過程性框架》，載于《中國行政管理》2019年第12期。，表現出強大的自主性風險消解能力。以此為支撐，中國具備強大的自主性秩序創造能力，構建穩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秩序，降低來自國內外的風險，保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順利展開。

以上兩種機制因果性共時疊加，就促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低成本模式。中國受歷史延續性機制加持，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不允許放棄自身自主性而依附于他國。歷史延續性機制的傳承由此積累了充足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從而生發出強大的國家自主性意愿和能力，兩者存在明顯的因果疊加關系，成就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低成本模式。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初期幾乎所有經驗、技術、知識全部掌握在先發現代化強國手里時，就意味著必須先向現代化國家學習，才能談超越1參見孫明哲、張森林：《中國政治文明對西方政治文明的借鑒與超越》，載于《理論與改革》2012年第6期。，在不斷學習、引進和消化外國的先進經驗和知識的同時，注重自身創新能力的培育，發展出自主性競爭力。在進入現代化階段之后，這種國家自主性能力被重新激活和發揚光大，在土地、人口、礦產等資源國有制和集體制基礎上，以城鄉二元格局2參見李迎生：《我國城鄉二元社會格局的動態考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為制度保證，對農業剩余進行集中配置3參見鄭有貴：《集中力量辦大事與中國的歷史性跨越發展》，載于《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3期。，走出一條資源成本和交易成本雙低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二）條件性共時疊加

“集中力量辦大事”機制是傳統中國緩解資源稀缺問題的成功經驗之一。中國社會長期采用這種機制的原因在于，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農業大國，人口與資源矛盾一直比較緊張，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各級政府可動用資源高度稀缺，不得不由國家集中將有限的資源使用于特定的工程或者行動上?！凹辛α哭k大事”機制通過高高在上的皇權、自上而下的等級化官僚體系、地方上的保甲制度、連坐制度和丁憂制度4參見俞可平：《孝忠一體與家國同構--從丁憂看傳統中國的政治形態》，載于《天津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等將國家權力與每個國民充分結合，實現對全國人財物資源的集中化利用。這種能夠解決資源緊張難題的節約性方案，就被當作有效機制傳承至今。

新非均衡性機制在現代中國的應用是解決巨型國家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案之一。巨量的人口有著巨大的差異化利益需求，如何讓所有人都進入現代化軌道，是前所未有的難題。有學者提出，人口規模巨大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優勢和紅利，也是巨大壓力和嚴峻考驗。一方面人口規模巨大意味著巨大的需求和市場；另一方面這種人口規模巨大也就意味著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長期難以解決5參見穆光宗、侯夢舜、郭超等：《論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機遇、優勢、風險與挑戰》，載于《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和地域大國實施現代化資源配置時，不可能像一個小國那樣，因為涉及的人群相對較少，矛盾簡單，區域、個體之間的平衡性較好6參見戴木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載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2年第6期。，可以全面均衡化推進。對此，中國通過對歷史機制的繼承性利用，建立起一個高度理性化的非均衡性機制，積極推進在國家主導下的從非均衡性走向均衡7參見江曉薇：《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選擇--非均衡發展到均衡發展》，載于《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的現代化資源配置過程。

兩種機制的條件性共時疊加締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型化模式?！凹辛α哭k大事”是“非均衡性機制”展開的前提條件，只有通過前者集中資源和力量，非均衡性機制才擁有充足的資源支持，將兩者共時疊加運用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就產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低風險模式。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只有集中力量搞建設，在特定時間點上將有限的優質資源集中于某一個領域、行業和區域，然后分階段實現輪流發展，由非均衡到均衡，才能以趕超模式在短期內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利用非均衡性機制，選擇將全部資源重點集中在部分區域、行業和人群上面，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當這一部分人群、區域和行業優先發展起來之后，先一個階段積累到的歷史資本由國家集中掌握和調配，可以成為后一個階段均衡化發展時期的發展基礎，“兩個大局”重要戰略安排就是這一理念的集中體現8參見何寶峰：《論鄧小平非均衡發展思想》，載于《鄧小平研究》2015年第2期。。

（三）并列性共時疊加

傳統國家統合機制是中國大一統傳統的基礎性機制。歷史上，中央政權以大一統政治制度建構其強有力的政治統合機制。大一統在秦朝時被定義為中央政府作為單一權力中心，以統一法律直接統治國民，制定統一的標準規定全體國民的基本生活樣式和節奏9參見姚中秋：《以國家整合為中心的大一統理念：基于對秦漢間三場政治論辯的解讀》，載于《學?！?022年第5期。。按照代際接續協同的原則，漢武帝通過實現古今一統、權力一統、政府與社會一統、社會一統、宗教一統，完成實踐層面的大一統結構的建立，最終形成了以官僚制實現直接統治的早熟現代國家1參見章迪禹：《古代中國--早熟的現代國家》，載于《世界知識》2013年第10期。。以家國同構結構為基礎，在分家析產制度2參見李楠、甄茂生：《分家析產、財富沖擊與生育行為：基于清代至民國初期浙南鄉村的實證分析》，載于《經濟研究》2015年第2期。的支配下，保證每一個家庭共同體成員都能夠從祖輩那里繼承到維持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故而沒有出現歐洲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因為指定繼承所出現的其他家庭成員流離失所的悲劇，也沒有出現將內部成本外部化的對外殖民行為。

中國和平崛起的后發現代化模式，是全面整合動員這一傳統機制現代化應用的結果。發達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初期，以其他殖民地國家原住民的生命為代價，為其現代化提供資源和市場，將內部成本外部化，充滿血腥和殺戮；與之不同，中國將所有成本內部化分攤在不同區域和不同歷史階段上，通過降低資源成本和交易成本走出了一條低成本現代化之路，表現出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文明狀態。這種現代化模式的成功，一是要有為國家命運共同體奉獻的國民，愿意為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為整體利益犧牲局部利益；二是國家能有效整合和充分動員全體國民，必須建立起高度責任互賴機制；三是國家必須擁有高度歷史理性，能在繼承傳統機制要素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導向積累發展經驗，搞小步快跑，而不搞“大躍進”，通過不斷試錯和試驗3參見劉志偉：《中央與地方互動性“試驗”改革及其法治轉向》，載于《法律和政治科學》2021年第2期。，建立起一套適合自己的現代化發展思路。

兩種機制的并列性疊加產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高效率模式。國家統合機制4參見陳景云、楊愛平：《“共同體政治”視閾下國家統合的使命與路向--基于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思考》，載于《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形成了中國的大一統結構，與社會動員機制一起對全社會資源進行有效動員與整合，克服了中國式現代化資源匱乏困境，在兩者并列疊加運用過程中，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高效率模式。有學者認為：“由于現代政治大一統和古代政治大一統都是以政治集中為本質的政治制度體系，并且古代政治大一統作為一種歷史遺產規定了必須創造現代政治大一統，因而現代政治大一統的出現就是一種在新的條件限制下以創新實現辯證延續的創造性轉化?！?汪仕凱：《論政治大一統：內涵、本質和演進》，載于《學?！?022年第5期。承接歷史上國家高度整合社會的傳統，形成以政黨和國家催動現代化的模式。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國家對資源的整合利用，配合以高度動員機制，在一個農業國的基礎上，通過農業產業發展剩余積累出一個強大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體系6參見范毅：《從“農業支持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兩個趨向”的路徑依賴之中外比較》，載于《中州學刊》2006年第3期。。

（四）承接性共時疊加

中華民族國家共同體的代際糾錯機制充分保障了國家治理體系的不斷進化和自我完善。在王朝內部代際之間表現最為明顯。王朝延續階段，祖制、先例和禮法傳統在代際之間被作為“成例”沿襲遵守。以長時段歷史周期7參見張華：《引入長時段視野和強化策略分析推進中國革命中的婦女解放議題》，載于《婦女研究論叢》2022年第5期。為前提，考察中國歷史上的重復性事件，總結出相似性的固有聯系，得出一般性規律。之后，通過后世反復驗證，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就可以提煉出來一系列“成例”，這既保證不同代際之間制度的延續和穩定，也保證了制度的完善和更新有所遵循。同時，在每一次試錯之后，代際行為主體都可以形成相應的歷史教訓積累，為下一階段的行動主體做出正確決策提供依據和幫助，實踐中試錯次數越多，所獲得正確經驗的可能性越大，形成一種代際糾錯機制。這種代際糾錯機制適用于共同體自身，使得政治共同體通過試錯環節的檢驗，不斷增強和提升資源掌控能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自我革命”是黨和國家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來的。

新代際分步協同機制是中國式現代化優勢不斷累加的縱向紐帶。中國不僅是一個現實的國家共同體，也是一個歷時性共同體，以不同代際之間分步協同機制為保障，可以判定不同歷史階段上資源配置不均衡狀態，以及不同區域間在不同歷史階段上資源配置的不均衡狀態。從共同體責任出發，通過不同歷史階段上的代際協作行動，建立跨時空補償機制，最終實現歷時性分配正義8參見王瑾：《破解中國貧困代際傳遞的路徑探析》，載于《社會主義研究》2008年第1期。。

兩種機制的承接性疊加就促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低風險模式。代際分步協同機制解決了歷史優勢的傳承問題，代際糾錯機制則可以有力糾正歷史錯誤，兩者相互承接、相互配合，共同疊加運用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就產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低風險模式。代際分步協同機制的現代轉化，在第一個一百年達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第二個百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國家從整體而不是個體、從全部而不是局部、從長遠而不是眼前出發，在全時空范圍內考慮不同群體、行業和區域的發展節奏和先后次序，將有效資源進行集中配置，實現國家群體間、區域間和代際間的接續發展和先后現代化。并在國家力量協調下，實現先發人群、區域和行業對后發部分的幫扶、援助和帶動，對少部分犧牲者的臨時性利益受損問題，采取跨時空歷時性補償機制進行后期補償，他們的利益在這里受損，國家就在那里補償；當前利益受損，國家就在未來補償。

（五）遞進性共時疊加

傳統的國民一體化機制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不斷發育。有學者研究認為：“在傳統中國，家國同構不僅僅是一種價值倡導，而且是一種制度性結構……從本質上說，丁憂制度與株連制度、保甲制度和庇蔭制度等一樣，是強化家國同構的制度安排”1俞可平：《孝忠一體與家國同構--從丁憂看傳統中國的政治形態》，載于《天津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中國國民一體化共同體在幾千年文明進程中以共同體疊加樣態長期存在：中國在歷史上很早就是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可以周期性實現政治整合；作為軍事共同體，可以抵御外族保衛家園；作為人口共同體，可以不斷推動人口的再增長；作為地域共同體，不管領土范圍怎樣變化，核心區域一直存在；作為文化共同體，不管何種外來力量要在中華大地立穩腳跟，都必須接受中國核心文化，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構成；作為民族共同體，隨時有各類種族和族群加入進來；作為資源共同體，國家擁有對領土范圍內所有人財物資源的最終所有權和支配權。這種多屬性共同體的成長，使得中華民族整體很早就建構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等國民一體化“命運共同體”意識。

新社會穩定機制則增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彈性和韌性。中國作為穩定共同體延續至今，不僅依靠一體化結構帶來的規劃性和建構性秩序，也憑借具有彈性和韌性的自發性秩序。建構性秩序一般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后盾，有時會導致一種相對低效率而高風險的狀態，自發秩序往往出自于共同體成員意愿或者利益的自我驅動，其表現出的高效率就可以彌補建構性秩序低效率的不足，兩種秩序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總體表現出一種相對高效率和低風險的狀態。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利用好國家主導的建構性秩序和市場、個體與社會組織等的自發秩序兩種資源，以最低成本化解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各類風險，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從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源積累到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再到當前轉型升級提質的升維發展的快速崛起2參見劉志彪、張杰：《從融入全球價值鏈到構建國家價值鏈：中國產業升級的戰略思考》，載于《學術月刊》2009年第9期。，以社會秩序長期穩定保證中國經濟長期增長。

兩種機制的遞進性疊加就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化模式。國民一體化機制建構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實體結構，進而產生歷時性層面的政治穩定機制和結構，兩者在中國式現代化階段被疊加使用，就產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化模式3參見劉伯安：《中西傳統文明模式及中國文化現代化》，載于《管理觀察》2013年第25期。。具體而言，國民一體化機制與政治穩定機制的疊加使用，使得中國能夠在面臨強大的發達國家跨國打擊時，舉一國之力與之抗衡，方才有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喘息之機和實現偉大崛起的可能。中國式現代化選擇從人口的比較優勢出發4參見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較優勢與發展戰略--對“東亞奇跡”的再解釋》，載于《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以大規模勞動力所創造價值進行資本的積累，走出一條與世界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中國不但建構起國內穩定機制，也為世界現代化提供了安全、文明和生態環保的現代化類型。

三、中國式現代化“共時性疊加”進路的條件規定性

通過對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先發現代化大國以及其他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對比發現，中國式現代化在經驗、主體、道路和方法的基礎條件方面具有獨到性甚至唯一性。中國多機制疊加運用、多任務共同推進的現代化路徑之所以能夠成功，原因在于中國式現代化“共時性疊加”進路在基礎性邏輯方面受到中國巨型國家豐富治理經驗的現代性轉化、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理論指導能力、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引領能力和社會主義中國強大的國家建設能力等四個方面的約束和支配。

（一）經驗條件：巨型國家的豐富治理經驗

中國式現代化獨有巨型國家應對復雜局面的機制經驗優勢1參見韓志明：《大國治理的負荷及其應對機制--以規模問題為中心的理論考察》，載于《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從時間維度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一個歷史悠久且從未中斷過的國家進行的現代化，5000多年歷史反復驗證的大量治國理政經驗和社會治理經驗機制2參見李文靜：《中國古代的國家治理經驗及其現代意義》，載于《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4年第12期。，以及抵御侵略、承擔風險和化解壓力的教訓均被保留下來，這就為中國式現代化機制疊加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庫”。從空間層面來看，中國領土面積廣大，地理多樣性豐富，不同風俗、習慣、文化、生態和生產生活樣式所需要的利益平衡機制、矛盾化解機制、區域協調機制經過長期磨合、不斷優化，孕育形成巨型國家應對復雜局面的代際協同、對口幫扶、區域聯動、非均衡發展等現代化推進策略和機制經驗，并經過不斷累進和更新迭代，聚集成為中華文明保持領土完整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保證。從人口規模層面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中華民族人口最多的時期推進現代化，民族結構復雜多元、各個民族保留著不同的生產生活習慣、語言習慣、文化風俗，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背景下多民族經濟整合、文化整合、社會整合和文化整合機制的相關探索就取得豐碩成果3參見荊世群：《中國式現代化的規模效應與艱巨性復雜性》，載于《新湘評論》2023年第9期。；以中國人口規模之大，不同年齡、地域、文化程度、生活理念、利益訴求的人群彼此在認知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傾向等方面大相徑庭，在長期的交往和共處中就形成了足以凝聚共識、產生統一行動的社會融合機制傳統。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傳統與現代、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相互交織的文明疊加現代化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是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多項任務在多行業、多領域、多階段、多時空、多群體、多區域同時推進的現代化進程。這種多屬性多任務多要素同時共進的現代化，就需要歷史延續機制與新自主性機制、“集中力量辦大事”機制與新非均衡性機制、國家政治整合機制與新整合動員機制、代際糾錯機制與新代際協同機制、國民一體化機制與新社會穩定機制等傳統機制與現代機制相互套嵌、疊加運用，以構成中國式現代化復雜多元、精巧高效的治理體系和強大的治理能力，有效應對中國式現代化所面對的復雜局面。這是那些地域面積狹小、人口基數少，延續歷史短暫的國家所不需要面對的復雜歷史與現實結構。

（二）主體條件：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主導的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開辟者、領導者和推動者，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最大的國情、最大特色和最本質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首先，回顧歷史，在面對先發現代化國家的挑戰與剝奪時，各個派別和政治力量都意圖以自己的方式完成救亡圖存的使命，但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外部侵略者，保證了中華文明免遭亡國滅種之禍。也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這個歷史傳統悠久的國土上第一次領導推動實現中國軍隊、國家制度、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民風民俗等現代化任務走向深入，區別于“社會主導模式”和“國家主導模式”，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政黨主導型的‘政黨--政府’關系模式”4吳桂韓：《試論中西現代“政黨-政府”關系差異及原因--兼論中國“政黨-政府”關系的現代化》，載于《黨政干部論壇》2008年第1期。。其次，在多黨合作制度之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能夠長期執政，避免了政黨輪替制度條件下，執政黨執政周期短，政治規劃和政治意圖難以充分施展和兌現的缺陷5參見齊衛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歷史必然和巨大優勢》，載于《求是》2011年第21期。，也規避了政黨輪流執政過程中，不同歷史階段上的執政黨意志之間相互抵牾的弊端?？偠灾?，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為以上傳統機制與現代機制的疊加運用過程所進行的試驗、安排、評估和改進提供了長周期時間保障6參見徐勇：《中國政治統一體長期延續的三重共同體基礎--以長周期政治為視角》，載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歷史與現實一再證明，只有革命斗爭和治國理政的實踐經驗豐富的中國共產黨才有能力主導具有多任務共同推進和多機制疊加套嵌運用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共產黨作為近代以來中國最先進的現代化政治主導力量，其先進理念、思想，強大整合、動員能力，開放包容、勵精圖治的心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行事風格為傳統與現代多種機制的疊加使用提供了組織保證、智識保障和精神保障。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多種機制疊加運用所產生的復雜系統，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掌控自如；其帶來的風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有能力化解。因此習近平強調：“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只有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興盛；否則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黨的二十大精神專題十二講》，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頁。

（三）結構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構化引導

習近平指出：“無論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道路問題都是最根本的問題”2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頁。，“現在，最關鍵的是堅定不移走這條道路、與時俱進拓展這條道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3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頁。。近代以來，在面對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時，中華民族以極強的現代化意識和理論自覺，在眾多道路中選擇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先進道路，充分利用全民動員機制將全國各族人民納入到統一戰線中來，舉全民之力打贏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代際糾錯機制建立起社會主義力量的強大自我革命能力，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所面臨的在大革命、反圍剿、長征等事關生死存亡的環節中出現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冒進主義、逃跑主義等錯誤思想和行動進行反思和清理，最終具備了奪取國家政權的實力。在社會主義現代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面對現代化建設所需各類現代化發展資源高度稀缺的難題，及時建立起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保證了國家對領土范圍內土地、礦產、人口等優質資源的全面掌握，使得新全面動員體制、新舉國體制等資源汲取和配置的高效機制運用有了物質和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制度安排本身所體現的多屬性、多任務疊加結構，與本文提出的機制疊加和疊加機制現象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強大結構化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建構起多層次、多維度和體系化的稅收財政、軍事、行政、意識形態等支持系統，走出了一條不同于先發現代國家建設道路，以制度建設促進現代國家建設，保證現代國家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面臨復雜局面時具備超強適應能力4參見吳鋒剛：《轉型期中國適應性制度安排初探》，載于《企業經濟》2005年第2期。。簡而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復雜性、韌性、彈性與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中積累的應對復雜局面的應變、適應和革新能力互為表里，共同營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優越制度環境。

（四）方法條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有關普遍聯系的觀點被應用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使得我們能夠看到傳統機制對于當下中國的深度影響，為傳統機制的重新激活和再利用提供了方法論基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機制與現代機制之間的內在聯系才被挖掘出來，不同機制之間的疊加套嵌才有了可能性。馬克思主義有關發展的觀點讓我們對傳統機制的看法不是僵化和靜止的，而是用動態的眼光將傳統機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新的國家治理機制及其社會基礎相結合，不斷實現創新和創造，并在應用環節通過機制疊加方式，以“組合拳”形式發揮出各種機制的最大效能。馬克思主義有關對立統一的觀點的現代化應用，讓我們打消了傳統與現代的藩籬，認識到傳統與現代并不是完全對立的關系，而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馬克思主義有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讓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考慮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選擇將中國本土機制經驗創造性再利用以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走出一條文明且和平的現代化崛起道路6參見陳岳：《“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一種“層次分析”法的解讀》，載于《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綜上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為中國式現代化特有的任務疊加與機制疊加提供了哲學基礎。有了這一方法論基礎，就可以依照實際情況需要，在未來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面對社會貧富分化問題、產業和技術升級問題、大國博弈問題、大規模人口老齡化問題等更為復雜的命題和更為綜合的矛盾時，在傳統與現代機制的“武器庫”中進行有關疊加與套嵌更為多元的全新嘗試和搭配，并通過現代化實踐的檢驗、糾錯與完善，在不斷證實與證偽中，創造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征鮮明的中國式現代化獨有機制路徑。

四、結語

在理論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共時性疊加”進路概念范式的提出，是對當前學界有關中國式現代化“復雜性”和“復合性”等特征簡單化闡釋的超越與提升，以概念創新給予中國式現代化路徑以更高程度的學理性提煉，為未來相關命題對話走向深入提供了元概念。在實踐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共時性疊加”進路的生成受限于中國迫切的趕超壓力1參見胡鞍鋼、康培：《中國特色的趕超模式》，載于《人民論壇》2006年第23期。，如果隨著中國式現代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不再需要短期內多任務并行推進，可以按照單一機制或者單一任務方式依次發展，那么這種現代化路徑就喪失了存在下去的必要性。至于該路徑在世界后發國家現代化實踐中的傳播與推廣，除非其他國家能夠同時具足這幾個基礎性條件，否則要想模仿并取得成功將會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