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全球倡議”：全球治理新思維及推進路徑

韋 紅 郝 雪

今天人類正經歷罕見的多重風險挑戰，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安全問題層出不窮、不同文明間誤解和沖突依然存在，需要國際社會合作應對。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全球治理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治理赤字突出，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和變革也因此迫在眉睫。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近兩年先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下文簡稱“三大全球倡議”），為完善全球治理發出中國聲音?！叭笕虺h”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個整體性構想，將發展、安全與文明緊密相連、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以一種系統性思維為全球治理困境提出一條破解之路。

目前，學術界有關“三大全球倡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第一層面，針對“三大全球倡議”展開各自研究，主要聚焦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倡議的闡述，涉及主要內容、核心要義、生成邏輯、深刻內涵及深遠影響。1參見侯冠華：《習近平全球發展倡議的多維論析》，載于《理論探索》2023年第2期；王玏、劉軍：《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要義、理論創新與世界意義》，載于《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3期；邵新盈：《全球文明倡議的生成邏輯、時代價值和實踐路徑》，載于《當代世界》2023年第6期。二是關于倡議推動完善全球治理的研究。有學者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角度，分析倡議的助推作用；2參見廖煉忠：《全球發展倡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載于《世界民族》2023年第1期；嚴安林等：《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新型文明關系的中國方案》，載于《國際展望》2023年第4期。有學者從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出發，分析倡議的落實路徑和面臨的機遇與挑戰；3參見毛瑞鵬：《全球發展倡議及其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意義》，載于《國際展望》2022年第6期；張亞勇：《全球安全倡議落地落實的機遇、挑戰與實踐路徑》，載于《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21期；孫敬鑫：《全球文明倡議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及實踐路徑》，載于《當代世界》2023年第4期。還有學者從國際制度層面審視和推動倡議落地生根。4參見王明國：《全球發展倡議的國際制度基礎》，載于《太平洋學報》2022年第9期；王明國：《從觀念變革到制度構建：全球安全倡議的實施路徑》，載于《東北亞論壇》2023年第2期。三是關于在倡議之下如何推動各方面合作的研究，重點包括與各國家的合作1參見孫德剛、章捷瑩：《中阿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理念與實踐》，載于《和平與發展》2022年第5期；宋微：《推動自主發展：全球文明倡議下中國對非洲治理援助》，載于《國際問題研究》2023年第3期。和各熱點領域的合作2參見周亞敏：《全球發展倡議下的中拉氣候合作：基礎、機遇與挑戰》，載于《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6期；葛建華、樸靜怡：《試析全球安全倡議視域下東亞海上非傳統安全合作》，載于《東北亞學刊》2023年第1期。。第二層面，關于“三大全球倡議”的綜合研究，主要聚焦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倡議共同的歷史背景、思想淵源以及相同的價值追求、相通的具體實踐，突出倡議的理論創新和中國貢獻。3參見于江、賈?。骸督y籌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的幾點思考》，載于《國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門洪華：《中國三大全球倡議的戰略邏輯》，載于《現代國際關系》2023年第7期。二是關于倡議的落實路徑研究。4參見蔡翠紅、于大皓：《中國“三大倡議”的全球治理邏輯及實踐路徑--基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視角的分析》，載于《東北亞論壇》2023年第6期。有學者從依托制度化峰會探討推進倡議的落實，5參見王明國：《統籌推進全球發展倡議與全球安全倡議的落實--基于制度化峰會的視角》，載于《國際展望》2023年第2期。有學者從理念層面和實踐層面分析制約倡議落實的因素，6參見金新、翟闊：《統籌發展和安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路徑優化》，載于《貴州省黨校報》2023年第2期。還有學者從熱點領域審視和推動倡議落地生根。7參見張潔：《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的地區實踐與歷史經驗--關于中國-東盟推動區域合作與治理南海問題的考察》，載于《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3年第4期。三是關于倡議對全球治理的深遠意義。8參見楊魯慧：《三大全球倡議：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全球治理觀》，載于《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

以上成果大多是從宏觀的視角對“三大全球倡議”進行闡釋，本文則是以全球治理的關鍵要素為視角，將“三大全球倡議”置于同一框架下，統合而非割裂地探討“三大全球倡議”在治理路徑、治理價值和治理機制等維度上所提供的創新思維，并將協調發展、安全、文明三者關系置于破解全球治理困境之核心。在此基礎上，探討“三大全球倡議”落實的可行性及具體推進路徑，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貢獻中國智慧。

一、全球治理的三大困境

面對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及愈發復雜多變的全球問題，全球治理凸顯滯后性嚴重、合作性不足和整體性缺乏等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大困境：

（一）安全優于發展導致發展治理嚴重滯后

全球治理體系在發展與安全事項上存在優先級和主導關系。與安全相關的事項被設定為國家或國際議程中最重要的優先事項，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主導關系典型表現在發展的安全化上，發展被視為實現安全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標。9Sasha Jesperson，Rethinking the 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Organised crime in post-conflict states，Routledge，2017，p.29.例如，二戰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以集團安全穩定為根本，極大地限制了個別國家的實際主權，特別是發展權，導致這些國家以不結盟運動作為回應，并要求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10Bjorn Hettne，"Development and Security:Origins and Future"，Security Dialogue，Vol.41，No.1，2010，p.41.突出安全優先于發展，發展被用作確保安全，而不是提高個人福祉的戰略。從可能蔓延到鄰國的國內沖突，到有組織的國際犯罪和恐怖主義，國際社會提供的援助側重于響應受援國內部的安全需求，在問題蔓延至國際之前將其控制住，確保受沖突影響國家的問題不影響援助國或國際安全。這種防御性做法控制但不尋求解決問題，并不關注受沖突影響的國家內部個人或群體獲得最有效的發展進程。國際社會正在遠離承擔發展責任的做法，其結果是在受沖突影響的國家采取了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導致有些問題永遠不會被解決，只會被勉強管理或遏制。正如學者馬克·杜菲爾德指出，“發展披著仁慈的外衣--它不斷援引權利、自由和人民--隱藏著管理和遏制混亂而不是解決混亂的頑固意志”11Mark Duffield，Development，Security and Unending War：Governing the World of Peoples，Polity Press，2007，p.ⅷ.。其結果是犧牲發展以支持安全利益。

（二）文明隔閡與誤解導致全球治理合作受阻

“不同的文明觀是指導和框定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思維言行，乃至政黨、國家等政治實體決策實踐最根本層面的‘集體無意識’?！?景向輝：《“三大倡議”：引領世界潮流浩蕩大勢》，《北京日報》，2023年06月19日。這也是當前地緣政治沖突加劇背景下，國家之間交流與合作愈發受阻的重要原因所在，加之西方國家以意識形態劃界、主導全球價值理念，進一步嚴重阻礙國際交流與合作，反過來又加劇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與誤解。當前，西方國家固守“西方中心”“文明優越”等觀念，忽視非西方國家在追求現代化、民主化過程中的獨特性和自主性，以“文明沖突”的姿態對待其他國家探索不同的發展道路，造成不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沖突升溫，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遭遇嚴峻挑戰。特別是一些西方國家蓄意鼓噪所謂“民主和威權”“自由和專制”的二元對立，將“民主、自由、人權”解釋為全球“普世價值”，以此支撐和引領全球治理的實踐進程，實則是按照西方奉行的政治價值觀去改造世界的霸權主義，意在構建一個基于西方規則的人為國際體系，而不是一個由真正共同價值理念組成的國際社會，2Adrian Pabst，Global Governance in Transformation：Challeng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pringer，2020，p.19.導致被置于“普世價值”統攝下的非西方國家，表現出對“普世價值”的拒斥和重塑，將此視為掙脫西方控制獲得國家獨立自主的工具，加劇全球思想文化領域斗爭，阻礙真正的共同治理價值理念形成。

（三）發展、安全、文明三者隔裂導致各領域治理機制間缺乏聯系和合作

目前全球治理體系中與發展、安全和文明相關的機構雖然眾多，但相互之間并未建立起緊密聯系，各相關機構大多關注單一領域，并負責一組有限議題治理，忽視議題間聯系。即便已有嘗試在三者相關機構之間建立聯合機制，那也只是松散地相互關聯，全球治理機制呈現碎片化特點。從制度上來說，一個機構的既定組織程序和觀點不容易與其他機構的程序和觀點相結合。3Randolph Kent，"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Convergence，Divergence and Coherence"，Conflict，Security & Development，Vol.7，No.1，2007，p.129.機構可以被視為“他們所在的制度環境的俘虜”4Sasha Jesperson，Rethinking the 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Organised crime in post-conflict states，Routledge，2017，p.62.，制度是支持身份的既定程序或規則框架以及此類身份的活動腳本5Ronald Jepperson，"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in Walter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146.，它影響著規范、信念和行動。來自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發展、安全與文明行為體受到特定制度因素驅動，以不同的視角理解問題，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同?？梢哉f，制度差異影響了三者之間的平衡、融合程度及建立緊密聯系，導致全球治理效果事倍功半。針對發展、安全與文明的特定實踐已與它們的機構身份聯系在一起，不同機構的行為體相互之間可能會分享專業知識，并表達合作的意愿，但很難超越其所在的制度框架，形成整合三者的行動方案。尤其是全球治理體系不同于現代民族國家已經建立起的主導權威，它對關注不同問題領域的國際機構缺乏權威，如世界貿易組織沒有管理權限，因此缺少民族國家整合各部門資源和力量，采取共同行動的強制力。

二、“三大全球倡議”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系統思維

“三大全球倡議”以三位一體的系統思維回應全球治理存在的困境，從全球治理路徑、治理價值和治理機制三個角度，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建設。

（一）關于全球治理的路徑：堅持發展治理和安全治理協同推進，使之相互促進。

“三大全球倡議”以促進人類共同福祉為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統籌發展與安全，強調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保發展，突出發展重要性，推動構建持久安全、共同繁榮的世界。

第一，以人民為中心，統籌發展與安全?！叭笕虺h”深刻把握住發展與安全的人民性，致力于為實現和保障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全球發展倡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宗旨6參見習近平：《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09月22日。，強調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將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提升全球安全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既是推動發展的真正動力，也是維護安全的根本力量源泉。全球安全倡議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1參見《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年02月22日。，既關注人類整體利益，致力于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又著眼具體的“人”，致力于構建人全面發展的安寧環境。其中，共同安全觀的根本目的是要讓每一個國家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尤其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可持續安全觀是要通過發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為人民生存發展提供更加安全穩定的環境。全球文明倡議同樣立足于人民，既強調“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2參見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03月16日。，又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承認個體對生存、發展、自由的追求，積極維護“人的發展與安全”，確保個人免于匱乏、恐懼，自由地過有尊嚴的生活。

第二，以發展促安全，突出發展重要性。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對于世界上許多國家而言，發展就是最大的安全，只有發展才能使人民擺脫貧困，消除沖突的根源，為許多安全問題的解決奠定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反過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又是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前提條件。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發展優先原則，將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3習近平：《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09月22日。目前全球發展的最突出問題是南北發展不平衡，沒有共同發展的安全將是短暫的、不可持續的。全球發展倡議堅持普惠包容原則，提出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4習近平：《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09月22日。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基本需求和發展機會，著力解決國家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夯實全球可持續安全的根基。

（二）關于全球治理的價值：以文明包容互鑒建構全球發展、安全治理新理念

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主張5參見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03月16日。，既充分尊重文明多樣性的客觀現實，又努力推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以實現文明多元與文明共通的辯證統一。秉持文明包容互鑒的戰略姿態看待和處理自身與他國的發展與安全問題，不僅成為中國全球治理理念的重要準則，也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形成的前提條件和根本遵循。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大力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6參見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03月16日。正是在尊重世界多樣性和各國歷史文化差異的基礎上提出的，是人類在長期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同文明求同存異、交流融合、發展積淀的產物，是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超越與升華。7參見吳志成：《深刻理解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豐富內涵》，載于《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5期。它為國際社會實現最廣泛的團結合作提供了精神紐帶，為人類文明交往提供了目標指引。

人類文明交往應致力于共同發展，著力解決全球發展失衡等難題。在追求和平發展的道路上，鑒于各國發展程度多樣性的客觀現實，全球發展倡議提出普惠包容原則，努力消除由國家或個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和權利不共享，從而縮小發展結果的不平等，使各國人民可以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同時，強調各國發展的自主性和多樣性，堅持各國有權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國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發展之路，反對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踐行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國際關系理念，推動全球發展邁向平衡協調包容新階段。

人類文明交往要追求公平正義，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實現互利共贏。全球安全倡議提出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8參見《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年02月22日。既堅持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一員的平等性原則，又高度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都應得到高度重視和妥善解決的包容性原則，推動國家之間構建對話而不對抗的新型伙伴關系。特別是全球安全倡議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9參見《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年02月22日。該思路不僅堅守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國際戰略、踐行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而且弘揚了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憲法化”的國際法治文明精神。10參見云新雷、夏立平：《全球安全倡議：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載于《國際論壇》2023第2期?？傊?，倡導不同文明之間包容互鑒，一方面可以推動各國共享發展成果，共同維護普遍安全，尤其是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亦可破解當前全球治理中合作受阻、治理價值理念分歧的困境。

（三）關于全球治理的機制：統籌發展、安全與文明，強調不同治理機制的聯動性和綜合性

面對現有全球治理機制呈現碎片化特點，“三大全球倡議”創新以統籌發展、安全與文明為中心的治理合作模式，實現不同治理機制間的協調互補。這包括：全球發展倡議提出的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1習近平：《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09月22日。；全球安全倡議提出的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強調多管齊下、綜合施策2參見《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年02月22日。；全球文明倡議提出的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3參見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03月16日。等理念。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吸納發展、安全與文明等多方行為體參與全球減貧、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治理的共同體，具備更大的包容性和互動性。它要求以整體性和聯動性思維破解制約經濟發展的地區爭端、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要求改變文明交往方式，打破文明交流壁壘，促進不同文明相互啟發和借鑒，為共同發展和普遍安全創造不可或缺的信任基礎。

“三大全球倡議”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能夠創新和推動全球治理機制向聯動治理和互動治理轉變。目前中國正在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與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非盟《2063 年議程》《東盟東同體愿景2025》等已有倡議協同增效，拓展涵蓋政治安全、經濟發展、社會人文等多領域合作發展，強調各問題領域相輔相成、各問題解決互聯互通。特別是“三大全球倡議”為推動金磚合作機制向政治安全、經貿財金和人文交流“三輪驅動”提質升級注入中國力量。4參見劉越、孫美娟：《金磚擴員體現南方國家合作決心》，《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08月28日。中國推動金磚合作機制實現歷史性擴員，借助新成員沙特、阿聯酋、伊朗同為石油輸出國組織（APEC）重要成員國的身份，深化與APEC 能源合作，將促進綠色低碳發展轉型作為金磚國家戰略經濟對話的重要內容，并舉辦金磚國家媒體高端論壇、建立金磚國家職業教育聯盟、開展聯合科技研發計劃等人文活動，積極促進金磚合作機制中的文明交流與文化合作，著力打造發展與安全治理合作的底層支撐，創新全球治理的形式與機制，成為新時期全球治理的驅動力量。

三、全球治理新思維落實的基礎與挑戰

在當今世界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并存的背景下，推動“三大全球倡議”中全球治理新思維從理念轉化為實踐，既有可行性基礎，也面臨著嚴峻挑戰。

（一）全球治理新思維落實的可行性基礎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日漸增強，以人為本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這些成為推動全球治理新思維落實的可行性基礎。

1.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提升

中國在全球治理議題設置、機制改革及行動實踐上的國際領導力和影響力皆有所提升，成為推動全球治理新思維落實的中堅力量。其一，議題設置上，中國直面國際社會熱點問題，將與發展、安全和文明相關的重點話題引入多邊機制議程中。近年來，中國圍繞貧困治理、氣候變化、人文交流等重點議題舉辦各類論壇并提出中國方案，贏得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和廣泛支持。其二，機制改革上，中國已成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主動參與者和積極引領者。一方面，在推動現有治理機制改革完善中發揮重要作用。例如，中國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將超過6% 和3.13% 的投票權轉移給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5參見張雪：《新時代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展、挑戰與努力方向》，載于《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2期。。另一方面，中國推動建設和完善諸多合作治理新機制。例如，在中國積極推動下，金磚合作機制已從政治、經濟“雙輪驅動”升級為政治安全、經貿財金和人文交流“三輪驅動”架構，為推動“三大全球倡議”落實發揮重要作用。其三，行動實踐上，中國不僅以自身成功實踐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經驗借鑒，而且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實踐中，為全球治理做出行動貢獻。例如，中國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向發展中國家分享中國減貧經驗和做法；中國軍隊連續33 年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足跡遍布20 多個國家和地區；6參見《“中國藍盔”為和平堅守 展大國擔當》，央視網（https://news.cctv.com/2023/05/29/ARTITF2F6pcjCUSLbZKzyfU8230529.shtml.）中國舉辦亞洲、中非、中拉等各種國際性文明對話大會與論壇，力促各洲文明互學互鑒。這些行動與“三大全球倡議”關注領域高度契合，為破解當前全球治理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提供路徑。

2.以人為本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以人為本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為全球治理新思維落實奠定了思想基礎。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對發展與安全的理解發生了重大轉變，堅持以人為本的“人類發展”和“人類安全”概念被提出?！鞍l展”不再僅僅關注經濟增長，更加重視個人福祉，既要求提高住房、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物質福祉，又要求滿足心理健康、情感滿足、文化娛樂等方面的精神福祉?！鞍踩币策h不止沒有暴力沖突，及滿足人們最低水平的物質需求，還包括沒有嚴重的經濟威脅和文明壓迫，提供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更安全的空間和機會。發展與安全都匯聚到“人民是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的核心理念上，1Rakhee Bhattacharya，Northeastern India and Its Neighbours：Negotiating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Routledge，2014，p.45.引發國際社會開始將注意力和資源從國家層面轉移到滿足個人需求上，使實現發展、安全與文明三者之間相互支持、相互促進成為一種自然選擇和演變。

另外，可持續發展理念成為國際社會的發展戰略和實踐。首先，各國紛紛將可持續發展目標納入國家計劃。例如，肯尼亞將風電、地熱、太陽能等綠色能源作為未來優先發展目標，以緩解電力短缺。2參見鄒松：《非洲發展可再生能源潛力巨大（國際視點）》，《人民日報》，2022年06月14日。其次，各種國際機制積極開展可持續發展合作。例如，G20杭州峰會首次就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并發起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倡議，打造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共同增長的新格局。3參見王云松：《倡導共同發展 展現大國擔當》，《人民日報》，2022年11月18日。再者，企業、科研機構、媒體等多方行為體積極參與可持續發展。例如，科研機構積極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保持農作物多樣性、提高土壤肥力和減少病蟲害等技能，全面提升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沙掷m發展理念與“三大全球倡議”所堅持創新驅動、統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等思想相融相通。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世界各國能更加正確地看待和處理自身與他國的發展、安全與文明問題。

（二）全球治理新思維落實面臨的挑戰

西方國家主導的霸權規則依然盛行，冷戰思維仍有市場，逆全球化思潮持續回升，大國戰略競爭不斷加劇，這些對全球治理新思維的落實構成極大挑戰。

1.西方國家仍占據全球治理主導位置

“三大全球倡議”倡導在全球治理中實行真正的多邊主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西方國家的國際規則紅利和全球影響力，因此，其落實必然會受到西方國家的抵觸。盡管國際力量對比呈現出“東升西降”的趨勢，但并未根本破除“西強東弱”的國際格局，全球治理規則也并未反映出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再平衡。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過去數十年，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深刻演變，而全球治理體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夠?！?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01月18日。一些重要的國際機構的關鍵職位和職能部門仍多數由西方發達國家壟斷，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和世界銀行行長一般由歐洲人或美國人擔任，世界平等均衡發展受制于這些國際規則的不對稱。另外，一些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及意識形態偏見，對中國相關提法污名化，認為中國試圖挑戰自由民主，以“共同價值”對抗“西方價值”來傳播自身的政治價值，為國際秩序的“中國化”進行辯護。5參見金天棟、任曉：《“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共通的意義空間”研究》，載于《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在歐盟媒體中，中國被形塑為一個挑戰歐洲、“顛覆”國際規則、推動另類治理模式的系統性競爭對手。6參見周翔等：《“他者化”中國：歐盟媒體構建中國全球治理形象的話語機制分析》，載于《新聞界》2022年第12期。西方國家將中國全球治理理念意識形態化，強調東西方理念的對立，為“三大全球倡議”的真正落實設置了障礙。

2. 冷戰思維和逆全球化思潮依然盛行

目前，一些國家仍抱有冷戰思維，堅持“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和唯我獨尊的霸權心態，將他國視為假想敵，挑起沖突對抗。俄烏沖突正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將俄羅斯視為“最重大和直接的威脅”1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采取以鄰為壑的手段，確保所謂“集體安全”的結果。冷戰思維還表現在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給別國，不尊重其他國家自我選擇的權力和不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這些既與全球安全倡議所堅持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背道而馳，又與全球發展倡議所堅持的普惠包容原則嚴重相悖，還與全球文明倡議所倡導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完全相反。

逆全球化思潮是嚴重阻礙“三大全球倡議”落實的又一重大障礙。西方國家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對全球治理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使得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治理架構在應對全球復雜問題上捉襟見肘，削弱了以聯合國作為主要平臺實施新思維的推動作用。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因美國削減資金支持甚至威脅退出，加劇長期困擾的資源短缺問題，削弱了應對突發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逆全球化思潮尤其對全球發展倡議的落實阻礙甚大，具體表現為：貿易領域的“保護主義”，嚴重阻礙了多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進程的發展，限制了國際社會推動全球經濟平衡復蘇的努力；科技領域的“霸權主義”，對打造開放、公平、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形成了沖擊，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獲得技術與進行自主創新的成本，不利于將科技創新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

3. 大國戰略競爭日益加劇

近期大國之間戰略競爭呈上升態勢，正在全球范圍內掀起新一輪地緣政治競爭，這對全球治理新思維落實構成現實挑戰。在亞太地區，中美戰略競爭成為影響地區乃至全球形勢的主導性因素。美國將中國視為敵手，持續采取“集團化”和“陣營化”戰略，從“五眼聯盟”“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到美英澳安全聯盟，企圖拼湊“亞太版北約”，加大對華全面戰略圍堵，提高了中國全球治理理念的推廣難度。同時，地區性大國印度正在借助美國實力積極提高自身地位，推行地區霸權主義。而日本右翼則利用美國意圖遏制中國的時機，全力武裝自己，伺機從中美競爭中漁利。2參見張亞勇：《全球安全倡議落地落實的機遇、挑戰與實踐路徑》，載于《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21期。中等強國澳大利亞則進一步服務于美國的大國競爭戰略，充當起所謂“印太旗手”，不遺余力地在對華事務上制造摩擦與爭端。3參見刁大明、劉穎哲：《體系壓力、決策者認知與澳大利亞作為中美第三方的戰略選擇》，載于《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這些都給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和平發展埋下了重大隱患。在歐洲，美俄、歐俄地緣安全結構性矛盾升級，俄烏沖突直接將美俄關系降至冰點。美國聯合歐洲盟友在金融、能源、制造業等領域對俄羅斯實施全方位制裁，向烏克蘭提供多批軍事援助，導致地區軍備競賽再次升級，還由此引發全球性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一些負面連鎖反應，嚴重阻礙世界經濟復蘇的進程。這些都將對落實“三大全球倡議”，拓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維度形成沖擊。

四、全球治理中推進“三大全球倡議”落實的路徑

在全球治理中推動“三大全球倡議”落實是一項長期任務，要從行動、思想和制度三個層面進行努力。

（一）行動層面：堅持發展、安全與文明并重，夯實重點領域合作

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中，應以聯合國機構為平臺或合作伙伴，以重點領域務實合作為抓手，在治理行動中實現對發展、安全與文明的統籌。

第一，將聯合國作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核心平臺，改變全球治理的議題設置上“重安全輕發展”的現象，聚焦發展、安全與文明聯結的視角。推動聯合國將發展議題置于首要位置，把減貧作為優先事項。同時，將全球發展倡議與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緊密結合起來，構建發展議題的常態化溝通機制。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引導成員國認識到“安全”問題背后的“發展”與“文明”問題所在，順勢推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文明聯盟、全球文化多樣性聯盟等國際性文明組織為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創造契機，將推動南北對話作為文明對話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文明對話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世界和平、發展治理經驗等主題緊密銜接，用系統性思維破解全球治理困境。

第二，圍繞糧食安全、數字經濟、氣候變化等重點領域開展合作，將保障民生置于首要位置，實現發展與安全、文明的良性互動。構建可持續的糧食供給體系是減貧的關鍵，中國要結合缺糧國土壤環境，推廣適宜的糧食種植技術。同時，要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解決因戰爭導致的全球糧食供應鏈斷裂的問題。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需幫助發展中國家制定符合國情的工業化戰略，特別是運用數字技術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針對工業化進程中可能出現的網絡、生物、新興科技等領域的安全挑戰，要向其提供安全人才培訓。而無論是糧食貿易暢通還是技術要素流通都離不開國際交流，交流是促進生產要素流動的重要抓手1參見蔡翠紅、于大皓：《中國“三大倡議”的全球治理邏輯及實踐路徑--基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視角的分析》，載于《東北亞論壇》2023年第5期。。中國要加強與相關國家人文交流合作、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保障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在氣候變化領域，中國要推動相關方就“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深刻內涵進行探討，不斷擴大理念契合點。同時，推動發達國家和碳排放大國切實履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援助承諾，鼓勵發展中國家根據各自國情和能力提出反映最高雄心的國家自主貢獻。

（二）思想層面：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建構發展、安全治理的共同價值理念

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是消除文明之間的隔閡與誤解，建構發展、安全治理的共同價值理念的重要途徑。第一，立足中國自身發展經驗，引導各國在其社會體制內弘揚能夠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共同價值理念。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對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擺脫貧困具有深刻啟迪。中國需積極組織智庫之間以及智庫與聯合國機構之間開展交流研討，或是邀請發展中國家智庫加入中國“脫貧和可持續發展智庫網絡”，促進中國減貧經驗在更大范圍內惠及全球。同時，要積極發揮現有雙多邊文明對話交流機制，在已有議程基礎上，增加各國發展政策背后價值理念和方法經驗的分享，更加重視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觀。中國要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拓展文明交流的層次和平臺，增添人文交流新項目，將全人類共同價值觀與“絲路精神”相融合，將“一帶一路”建設成為高質量發展之路。

第二，深入挖掘沖突背后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因素，加強人文交流合作，從思想層面實現求同存異、凝聚安全共識。中國參與建立的亞太安全合作機制多以尊重地區國家的主權原則和獨立自主為基礎，滿足了彼此通過協商和對話方式處理敏感問題的期待。2參見徐步等：《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理論意義與實施路徑筆談》，載于《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4期。通過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加深各國相互理解和彼此認同，于思想之中構建和平，既維護了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又為國際安全架構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鑒，值得廣泛推廣。中國要發揮現有自身組織機制優勢，開拓與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安全交流與合作；更加重視提升全球安全議題設置能力，鼓勵將全人類共同價值觀作為共建和諧世界的最大公約數，引領世界各國正確審視人類價值內涵，增加情感共鳴；更加重視利用現代通信技術，搭建大眾化、多元化網絡交流平臺，拓寬各國政策溝通和經驗交流的形式與渠道。

（三）制度層面：完善和創新治理機制，推動治理機制間協調互補

國際機制對于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至關重要，要推動現行的國際機制更好地發揮效能，同時創建新機制以適應全球治理議程的轉變。

第一，努力消除治理機制“各自為政”現象，對其進行專業化整合，實現優勢互補、聯動發展。以成員國高度重合的上合組織和“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上合組織在深化成員國安全治理合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轉向促進地區安全、經濟、衛生與文化全面均衡發展過程中，面臨著經濟合作不完備問題。以發展為導向的“一帶一路”倡議面臨著武裝沖突、恐怖襲擊和有組織犯罪等各類安全威脅，但目前“一帶一路”安全保障機制建設更多側重于對話、論壇和倡議層面。上合組織的發展可以維護和平穩定的地區環境，推動“一帶一路”項目安全落地，而“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可以為上合組織區域經濟合作提供重要途徑，推動二者合作對接、政策協調能極大增強治理的有效性。但目前二者之間合作銜接存在不足，需要在上合組織內部設立經濟協調機制，協商經貿標準和規則，推動建立貿易自由化機制，在“一帶一路”倡議引領下助推成員國資金鏈、產業鏈和創新鏈有效銜接。同時，上合組織要繼續強化成員國安全合作，精準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特征和各類安全風險，推動建立文明對話平臺，增進各國文化交流，共建“一帶一路”安全屏障。

第二，創建新治理機制，突出發展、安全與文明并重。中國要根據三大全球倡議重點合作方向創建治理機制，對治理議題進行深入挖掘和廣泛拓展。挖掘發展、安全與文明三者之間的本質聯系，推動治理新機制由一元議題向多元化議題轉變，并形成固定對話和會晤機制。拓展數字經濟、網絡安全、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等新領域的治理經驗分享，針對各項治理特點及實踐經驗制定行之有效的規則，補充新領域的治理缺口。同時，中國要充分利用主辦重要國際會議的主場外交的機會，向國際社會闡述“三大全球倡議”的理念，并長期關注國際社會對倡議的認知與評價。在此過程中，需要大力弘揚“三大全球倡議”中的人類共同價值，拓展東西方“共通的意義空間”，從而降低意識形態的色彩，增強國際社會對倡議客觀性和全面性的認識。

五、結論

“三大全球倡議”彼此聯系、相互呼應，構成了新時代中國推動全球治理、國際合作的新思維。新思維從全球治理路徑、治理價值和治理機制上，提出了堅持發展、安全與文明并重，強調以文明包容互鑒建構全球發展、安全治理新理念，推動不同治理機制間協調互補。這些新思維突出強調了全球治理的整體性、聯動性和包容性，是促進發展、保障安全、繁榮文明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中國方案。盡管“三大全球倡議”中的全球治理新思維順應歷史發展大勢，但在目前的落實中仍面臨著諸如冷戰思維盛行、逆全球化思潮回升、大國戰略競爭加劇等問題挑戰。展望未來，中國應協同國際社會一起努力落實全球治理新思維，統籌發展、安全與文明，加強重點領域合作；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建構發展、安全治理的共同價值理念；完善和創新治理機制，推動治理機制間協調互補，必將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發展完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