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整合與中國式現代化的耦合發展邏輯
--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政黨整合模式變遷為中心的考察

賈雙躍

現代社會是一個規模宏大、結構復雜的社會。一方面，人們的社會交往范圍日益擴大、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另一方面，不同利益訴求、價值觀念和身份地位之間也難免會出現碰撞、交鋒甚至沖突。為了平衡社會力量，減少社會沖突，社會整合必不可少。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自身的社會整合功能，將經濟建設和社會整合一體推進，因而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27頁。。

一、社會整合：中國共產黨推動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方式

所謂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簡單來講，就是通過一系列手段使社會成為一個團結統一的有機整體的過程。社會整合一般涉及兩方面內容：其一，如何處理社會各單元之間的關系，使社會各部分、各群體之間保持和諧有序，避免出現結構化的社會沖突和社會隔離；其二，如何使社會成員、群體、組織等有機融入社會，從而防止出現社會歧視、社會排斥等問題。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執政黨來說，妥善回應和解決社會整合問題都是其推動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方式，亦是其長期執政的基礎性條件。

社會整合為現代化建設創造和諧穩定的有利局面。一方面，社會整合能夠有效緩解市場競爭的負面效應，為那些個人能力相對較差、缺乏資源而又身處困境中的社會成員提供必要的基礎性保障，使其既有機會參與市場經濟，又不至于在市場競爭中喪失基本的生存條件，防止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破壞現代社會的公正理念。另一方面，社會整合為勢均力敵的社會群體劃定社會交往的基本原則和社會沖突的底線，使不同群體之間不至于因為利益矛盾、價值沖突而出現大規模社會對抗，以此維護和諧穩定的發展局面。

社會整合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社會整合程度同社會信任程度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如果社會整合程度不高，社會成員之間就會互相猜疑、戒備乃至充滿敵意，這無疑會直接增大市場交易的成本，“如果沒有基本的信任作為基礎，交易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進行，比如在交易的每個環節上都訂立書面的協議，或者都要共同承認的證人在場。但這樣一來，交易的成本就會大大增加”1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頁。。社會整合正是通過增強社會信任程度降低了市場交易的成本、提高了市場交易的效率。

社會整合還是應對內外部重大危機和挑戰的必要條件。自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瘟疫、饑荒、洪水、地震、戰爭等危機和挑戰始終同發展和進步并存，而隨著信息技術的更新、交通工具的改進以及社會成員之間經濟聯系的日益緊密，人類面對的危機和挑戰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日益嚴峻。這些風險的傳導速度變得更快，同時傳導范圍也變得更為廣闊，“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2[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面對現代化社會的危機和挑戰，個人的力量變得十分渺小，只有將全社會的力量和資源整合起來，才能夠予以有效應對。

社會整合能夠有效推動重大工程項目的建設。對于載人航天、探月工程這類重大工程項目來說，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資金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牽涉部門多，一旦失敗就會使投資方付出巨大代價。因此，如果缺少社會整合，相關主體僅僅以市場經濟的思維去思考，那么，它們往往更傾向于放棄上述重大項目，選擇去經營一些投入小、見效快、有把握而又不太復雜的項目。而這些重大項目又切實關乎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核心競爭力。這就要求執政黨通過社會整合，推動相關部門和相關群體聚焦這些重大項目，展開分工合作。

正是由于社會整合對現代化建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所以，各國執政黨都高度重視本國的社會整合。歷史上，美國的聯邦黨人和民主-共和黨人曾為將美國人團結在一個統一的國家政體中而做出過巨大努力和貢獻3參見[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一致與沖突》，張華青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頁。；英國的工黨也曾為推動英國的社會整合而大力構建社會服務體系4參見吳曉林：《英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整合：過程、特點與啟示》，載于《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執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在社會整合方面具有如下獨特優勢：第一，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使其能夠跳出某一特殊群體的利益之外，整合不同利益訴求，找到并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第二，中國共產黨牢固掌握著社會整合的主導權。黨的領導不僅僅是在政治和行政領域的領導，而是對國家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的全面領導，中國共產黨在政府、軍隊、企業、學校、社會組織等各個部門建立組織，“這些組織通過它們與政黨的關系而連接在一起”5[美]戴維?E.阿普特：《現代化的政治》，陳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頁。，將社會不同單元的意志統一在國家意志之下。第三，廣大黨員能夠在社會整合過程中發揮示范引領作用。中國共產黨黨員由社會各個領域的先進分子組成，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已達9804.1萬名，同時黨員職業幾乎涵蓋各個領域，可以說，廣大黨員已經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能夠帶領全體中國人民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奮斗。

二、從秩序到活力：改革開放前后政黨整合模式的轉型

近代中國長期面臨社會整合困境，當時的社會精英亦將社會整合當作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但無論是維新人士還是各民主黨派，其社會整合方案最終都沒能在中國獲得成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通過建立一個全新的、統一的政權，中國才真正進入了一個高度整合的社會。

（一）重建社會秩序：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整合

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整合奠定了政權基礎，但要使新中國成為一個高度整合的社會，還需要應對如下困難：小農經濟廣為分散、國家經濟資源極度匱乏、國內外形勢嚴峻。在此背景下，從1949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一場以“三大改造”為主要標志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成功構建起了一個以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石的組織嚴密的社會。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共產黨主要通過如下幾種方式發揮自身社會整合功能：

第一，構建統一的國家科層體系。在城市，中國共產黨成功建立起“單位制”管理體制。社會成員的全部工作和絕大多數生活都圍繞單位展開，每一個單位都有特定的行政級別，并且嵌入于國家的條塊化體系之中，這就使各級單位能夠“在國家的計劃指導下進行生產、工作，單位之間相互協作，實行全國一盤棋”1李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2）》，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頁。。在農村，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制”這一基層社會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它既是國家基層政權，同時也行使經營管理職能，廣大農民被納入“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三級體制之中，在黨的集中領導下開展農業生產和生活，這無疑極大提高了農村社會的整合程度。

第二，增強社會同質性。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極為復雜，社會內部不僅存在多元階級，而且每一個階級內部也呈現出很強的異質性。為改變上述狀況，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增強社會同質性的措施。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將中國從一個多階級的社會改造為一個只存在“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極為重視縮小社會成員間的收入差別，據統計，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中國農村的基尼系數約為0.21，城市的基尼系數約為0.16，均處于比較平均甚至絕對平均的水平2參見覃毅：《中國收入分配七十年：改革實踐與理論演進》，載于《產業經濟評論》2020年第5期。?！案锩⑵鹨粋€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體，意味著從一種政治文化到另一種政治文化的根本轉變，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們’，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們’?！?[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頁。同質性增強了社會成員對社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此基礎上，中國的社會整合程度得以提高。

第三，強化集體意識教育。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曾長期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社會成員忙于自保，其集體意識十分淡薄。中國共產黨很早就已認識到上述問題的嚴重性，始終在革命斗爭中致力于改變上述狀況、凝聚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政權，開始依托政權的力量系統地“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中國共產黨綜合運用報紙、廣播、雜志、各級官員的演講乃至群眾運動等多元手段對社會成員進行教育引導5參見賀玉紅：《黨的社會號召力產生機制與新時代提升》，載于《湖湘論壇》2022年第4期。，使社會中的集體主義精神在短時期內迅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兼顧秩序與活力：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整合

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整合突出強調政黨控制，這種整合方式能夠有效減少中國現代化建設對國際資源的依賴，并開辟各種途徑來有效地利用資源，減少“牢騷滿腹和社會分裂的源泉”6[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頁。?？梢哉f，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以政黨控制為主要特征的社會整合方式符合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社會整合方式對現代化建設的積極作用開始逐漸弱化，其消極作用日益顯現。其一，在經濟層面，通過政黨控制來最大限度集中資源的發展模式逐漸走到盡頭，經濟效率的問題突出顯現出來；其二，在社會層面，對絕對平等和同質性的追求使人們普遍缺乏競爭意識和向上流動渠道，社會活力受到抑制；其三，在政治層面，在計劃經濟時代后期，對政黨控制的不當理解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和政治問題。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動了改革開放這一歷史轉折。在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根據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積極調整社會整合策略，既有效維護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又充分激活了人的主動性和社會的活力。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通過發展經濟促進社會整合。從某種程度上講，發展經濟是更具根本性的社會整合手段，因為如果沒有經濟發展，“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通過發展經濟給全體社會成員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同時，國家開始將更多的財富用于民生建設，人民群眾的生活福祉得到了明顯改善。這一過程使社會成員對黨和國家的政策充滿信任和支持，對改革前景充滿信心，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無論面對多大的政治風浪都始終能將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在一起，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正像鄧小平當年指出的，我們國家之所以能在一系列風險挑戰面前始終保持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頁。。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構建起了暢通的社會階層流動機制。改革開放使廣大社會成員可以通過教育、業績、市場競爭等多種方式實現階層流動，同時，經濟的快速發展還為社會成員創造出大量階層位置。流動渠道和階層位置的大幅增加客觀上為社會成員的階層流動創造了條件，僅以私營企業主為例，2000年該階層的規模為395.3萬人，到2011年，其規模就達到了1985.7萬人，11年間規模擴大了近5倍2參見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始終保持著“精英循環”的開放狀態，精英循環破除了階層壁壘，為其他階層成員進入該階層提供了機會，有效減少了底層社會成員同精英階層的對立傾向，促進了不同階層之間的人員交流與社會整合。

最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還十分注重對新社會階層的政治吸納。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階層，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對新社會階層的研究、引導和政治吸納。早在20 01年，江澤民就指出：“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286頁。這就在理論上回答了新社會階層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合法性問題。同時，中國共產黨還提出“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4《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286頁。。吸納新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入黨適應改革開放之后社會結構的變化，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擴大了黨同新社會階層的聯系，對發揮黨的社會整合功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助力高階現代化建設5本文的“高階現代化”是一個比較概念，意指“相對于之前更高級的階段”。：中國共產黨社會整合功能的新時代調適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新時期現代化建設擁有繼續前進的雄厚基礎，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新的時代挑戰?！拔覀兠鎸Φ男蝿菔?，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取得顯著成效，為我們繼續前進奠定了堅實基礎、創造了良好條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時一系列長期積累及新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亟待解決?！?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頁。具體到執政黨的社會整合功能而言，這些挑戰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部分社會成員的社會脫嵌問題日益嚴重。對于上述問題，我們可以從農民工群體的變化中略見一斑。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雖然工作在城市，但這只是他們謀生的手段，其社會關系和情感歸屬依然嵌入于鄉村社會之中。隨著時代發展，老一代農民工終將退出歷史舞臺，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的境遇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大多并不掌握農業技術，也不打算回到鄉村，而面對城市的高消費、高房價，他們又難以順利融入其中，同時，城市社會對外來務工人員的社會歧視也進一步加劇了上述融入困境?！盎夭蝗サ泥l村、融不進的城市”正在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問題。再以城市新白領為例，那些從農村或其他地區移民到城市的白領，雖然在收入和消費方式上已經適應城市社會，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交網絡和公共生活，在陌生的城市社會，不得不面對一種原子化的生活狀態，這種生活狀態顯然不利于社會整合。

其次，新時代社會成員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呈下降趨勢。隨著時代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后出生的社會成員相繼走上歷史舞臺，這一代人的學習生活環境完全不同于集體主義時期，這使他們對個性的追求更為強烈，而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則相應降低。更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點燃了社會成員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每個人都將大量時間投入到個體化的事務上，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也就相應減少。一項對社會參與狀況的調查顯示，只有7.9%的受訪者參加過對其所在社區/單位重大決策的討論，同時，僅14.3%的受訪者參加過自發組織的社會公益活動1參見李培林、陳光金等：《201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148頁。。社會參與程度的持續走低使我們很難在常規化生活中看到人們團結一心、為公共利益而行動和奮斗，只有當國家遇到重大災難或重大事項之時，社會成員的團結和整合才會顯現出來。

最后，新時代社會成員的社會公正意識大幅增長。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當經濟增長極大改善了其生活條件時，絕大多數人都能從中感到滿足，這就相應沖淡了他們對社會公正的知覺和意識。而隨著現代化的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見識水平等大幅提高，其視角也更為多元，除了關注物質生活之外，他們還同他人進行比較，進而評估自己的付出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回報，自己是否得到了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社會保障和子女教育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公正意識大幅提高的表現。社會公正意識的提高對社會整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正所謂“城市化、識字率、教育和接觸傳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們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滿足，就會刺激個人和集團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強有力和靈活的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這種參與的增加便意味著動亂和暴力”2[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7頁。。正是因為社會公正意識事關社會和諧穩定，所以，它成為了新時代社會整合必然面對的挑戰。

為了回應新時代社會整合面臨的挑戰、助力中國現代化建設向更高階段邁進，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正在做出相應調適。具體而言，這些調適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針對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脫嵌問題，中國共產黨大力推動社會成員的再組織化。在單位制和人民公社制退出歷史舞臺之后，社區已經成為組織群眾的主要平臺，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社區建設，特別是近年來，黨和國家日益認識到“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3《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 加強和創新特大城市社會治理》，《人民日報》，2014年03月06日。。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建立起社區綜合服務機構和設施56.7萬個，城市社區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100%，農村社區綜合服務設施覆蓋率79.5%4參見《2021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民政部（https://www.mca.gov.cn/images3/www2017/file/202208/2021mzsyfztjgb.pdf.）。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大力推動單位黨組織、黨員到社區報到，這進一步提高了社區的組織化程度。除社區建設之外，中國共產黨還十分重視通過社會組織建設推動社會成員的再組織化。近年來，中國社會組織呈現蓬勃發展之勢，截至2021年底，中國社會組織規模達到90.2萬5參見《2021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民政部（https://www.mca.gov.cn/images3/www2017/file/202208/2021mzsyfztjgb.pdf.），社會組織對社會整合的積極作用正在日益發揮出來。

第二，針對社會參與有待進一步提高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正在加緊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社會治理共同體強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力，同時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運行效果也都負有相應責任，這就完全改變了政府大包大攬公共事務的既有模式，使社會成員從傳統治理邏輯下的被動響應者轉變為新治理邏輯下的積極行動主體，政府和公眾從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轉變為社會合作關系。除此之外，社會治理共同體還解決了公眾參與積極性較低的問題。一方面，社會治理共同體明確提出，公共事務關系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只有集體地追逐目標，人才能受益”6[美]羅伯特?帕特南：《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劉波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頁。，這使社會成員意識到，社會參與不僅是為了幫助別人，同時也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另一方面，在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框架下，每一件公共事務的完成都是社會成員共同努力的成果，相較于別人給予的東西，社會成員總是對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更加珍惜，因此，更加傾向于對公共物品負起積極的保護責任。

第三，為滿足人民群眾對社會公正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舉措。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國共產黨大力推進精準扶貧，2021年2月25日，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向世界莊嚴宣告，我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5頁。，此后，中國共產黨又大力推進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進一步邁進。中國共產黨還高度重視民生福祉建設，截至2022年末，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50349萬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覆蓋54952萬人，有683萬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349萬人享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435萬人享受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2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還持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大力增加工作和就業機會，不斷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不斷提高司法和執法的公正性，這些舉措都提高了中國社會的公正程度。

四、邁向政黨適應：從歷史原脈中發現政黨整合的發展趨勢

對于許多踏入現代化進程但尚未完成現代化的國家而言，普遍存在著一種“過渡型國家”困境：現代化過程“給恪守傳統的人士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樂標準和獲得滿足的新天地……結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間、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滿足之間，或者說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間造成了差距。這一差距造成社會推搡和不滿”3[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4頁。，成為造成社會動亂的危險因素，許多國家的經歷表明“現代性意味著穩定，而現代化則意味著動亂”4[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4頁。。而對于如何解決上述困境，學術界給出的一個經典答案就是構建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通過發揮執政黨的社會整合功能幫助國家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平穩過渡。

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行穩致遠，歸根結底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著強有力的社會整合功能。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抑或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后，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都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亦即中國式現代化始終是展現政黨力量和政黨權威的過程。但是，如果從具體的社會整合方式來看，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呈現方式卻有所區別，從開展初級現代化建設的計劃經濟時代到進行高階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隨著時代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不斷發展變化，這一變化過程呈現出從政黨控制向政黨適應轉變的規律和趨勢。

首先，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共產黨選擇用政黨控制社會的方式發揮自身社會整合功能。之所以選擇這種社會整合方式，主要是因為它符合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規律。對于任何國家而言，要想實現現代化，都無法逃脫早期生產力積累的“魔咒”，為破解這一魔咒，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內剝削勞動人民、對外掠奪殖民地，而這顯然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取向，中國共產黨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積累模式，找到一條更符合人民利益同時也更契合當時內外部環境的生產力積累模式。政黨控制社會的模式正是在這種情勢下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最終選擇：“統一和集中的領導，提高了控制和協調的水平”5[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579、579頁。，“國有制、官僚機構的增長和中央計劃，為使各種資源用于經濟上有效益的目的提供了強大的機制”，“它使得以前無從開發的或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投入了使用”6[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579、579頁。。一言蔽之，以政黨控制為特征的社會整合模式使中國在極為落后的基礎上完成了生產力的初始積累，為進一步的現代化建設打開了通道。

其次，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啟了以兼顧秩序與活力為取向的社會整合模式。政黨控制的社會整合模式雖然為現代化早期的生產力積累奠定了基礎，“但是，隨著現代化的進展，隨著各種資源幾乎都已被充分利用，就有必要改變方式以找到提高生產效益和獎勵主動精神的途徑”7[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579、579頁。。這時，如何更好地激發社會活力的問題便突出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為此，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自身對全局的控盤能力，大力推進改革，同時對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保持高度警惕。中國共產黨利用自身的社會控制力主動調整社會整合模式、化解政黨控制的弊端，這使黨的社會整合功能不僅沒有在轉型中弱化，反而變得更加有韌性。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感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許在于，中國共產黨在市場化轉型的30年中不但沒有消亡，而且發展得更加強大”1[英]羅納德?哈里?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徐堯、李哲民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頁。?？梢哉f，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成功完成了社會整合模式的轉換，其所產生的一個客觀結果就是：一個新的、與現代化建設更加匹配的社會整合框架被建構了起來。

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后，中國共產黨社會整合功能的發展取向是應對高階現代化的挑戰。隨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深入推進，一些過去隱而不彰的問題和挑戰突出顯現在黨和國家面前，新階段“我國長期所處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的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總體上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其中有很多需求過去并不是緊迫的問題，現在人民群眾要求高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工作水平也要相應提高”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0-121頁。。要想解決新時代現代化建設所面臨問題，就需要執政黨調整社會整合策略。一般而言，社會整合模式的調整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根據理想社會的方案對社會結構進行徹底改造，這是比較劇烈的社會變革；另外一種是在保持現有社會整合框架的前提下調整具體的整合方式，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這種方式一般比較溫和。從發達國家政黨的經歷來看，在既有社會整合框架符合國家發展利益的條件下，面對新問題、新挑戰，以政黨適應的策略調整具體的社會整合方式，是其更好發揮社會整合功能的最佳策略，比如，面對網絡技術的發展，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曾提出建立“網絡黨”的口號，他們把互聯網同黨的6000個基層組織網絡相結合，形成“網上社會民主黨”，以更好發揮自身社會整合功能3參見王邦佐等：《執政黨與社會整合：中國共產黨與新中國社會整合實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頁。。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所構建的社會整合框架整體上符合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所以，這種新時代社會整合模式的調整也不會是顛覆性的變革，而必定是持續地、溫和地、適應性地調整。以政黨適應的方式回應高階現代化的挑戰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社會整合功能的發展邏輯。

綜上所述，自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其社會整合功能遵循了從政黨控制社會到兼顧秩序與活力再到適應現代化發展的演進規律。政黨適應的社會整合模式是一種動態結構，在該模式下，執政黨的社會整合功能將在保持整體架構穩定的前提下根據現代化的進展持續作出相應調適，其具體的社會整合方式總處在從適應到不適應再到適應的發展過程。展望未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將沿著政黨適應的邏輯展現出更強的靈活性和韌性：一方面，執政黨“每次對環境變化的成功回應會留下寶貴的經驗遺產，從而有助于適應的高效與延續”4葉麒麟：《社會整合訴求下的執政黨適應》，載于《社會主義研究》2015年第3期。；另一方面，這些成功的回應也會進一步鞏固政黨權威，增強執政黨的社會整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