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為中心”與“以中國為方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的戰略思維特征

李 想

習近平提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對當今時代形勢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也構成了理解中國發展的機遇與變革的時代基調。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面對這一重大的“世界之問”和“時代之問”，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立足于中國歷史經驗和中國大地之上，“以中國為中心”，提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一系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戰略方針，為國家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富有遠見的戰略支撐，“立足中國來認識中國”同時放眼世界，“以中國為方法”，在提出中國命題和回答中國問題的基礎上，提出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國方案，進而以其所依托的本體論與認識論提出現代國家發展的一般性規律與內容，為其他國家提供參考，彰顯出中國道路的方法論意義，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話語力量與衡準尺度，“通過中國來認識世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頁?！耙灾袊鵀橹行摹迸c“以中國為方法”兩者相結合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特色鮮明的戰略思維。

一、所來：歷史之維

歷史是思想，也是方法。一個國家道路的選擇與發展，不能脫離這個國家先在的歷史條件與思想資源。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頁。這一論斷闡明了促進國家創新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即結合自身發展的歷史與實踐，及其所蘊藏的豐富多樣的具體經驗來謀劃。中國歷史上的發展經驗及其所彰顯的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構成了當前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思想淵源。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強調，認清中國發展，辦好中國事情，要樹立“大歷史觀”的戰略視野，即對特定事件的認識要與其他歷史事件相聯系來多維度多向度認識，對較為短暫歷史時期的認知要放在更為綿長和廣闊的歷史時空中去認知，通過更長時段、更大空間、更多視角來闡釋歷史發展的實質和邏輯，進而形成“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善于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和方向的能力”1《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4頁。的戰略思維。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脫胎于這個國家的特定歷史實踐，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尊重以及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戰略思維的重要面向?；仡櫄v史，遠看，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一百多年間，仁人志士致力于探尋“拯救中國”之路，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的本土救亡之路的曇花一現；從君主立憲到總統制等西方模式因“水土不服”而夭折；從農民革命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各條道路因失敗而化為泡影。近看，建國初期仿照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的失敗等等。這些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發生學，都是對跟隨“他者”發展模式話語的歷史祛魅。事實證明，這些模式與發展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近代以來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事情必須按照中國的特點、中國的實際來辦，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正確之道”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頁。。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給了我們明確的方向和前進的道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選擇和培育內生于并適合于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獨特優勢在于“它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促進中國成功、創造中國奇跡，它既具有歷史必然性，也具有道義性”3韓慶祥：《新中國70年堅定道路自信的學理闡釋》，載于《學術論壇》2019年第4期。。

從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歷程中繼承與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戰略思維的另一個重要面向。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中國現代化探索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現代化“兩步走”戰略，第一步創設相對獨立且完整的工業與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5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為國家發展提出了明確的方向。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一文則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內容作了系統性思考與設計，“十大關系”的提出與實踐表明我們黨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6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現代化的接續推進積累了多方條件和豐富經驗。此后，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等方面不斷進行改革和完善，初步搭建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框架與體系。1979年，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7《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的命題。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不照抄國外模式，認清“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并制定了“三步走”戰略，明確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黨的十七大首次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奮斗目標定位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9《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8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兩步走”發展戰略，將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戰略目標進一步細化和明確化。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明確指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分析深層次脈絡，從探索“社會主義工業化”到實現“四個現代化”，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走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呈現出自覺、全面、進階的鮮明品質：從被動現代化走向主動現代化、從外源式現代化走向內生性現代化、從單一現代化走向全面高質量現代化。1參見張占斌、王學凱：《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基礎、思想演進與實踐邏輯》，載于《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8期。如果說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是“求解現代化”之“源”，那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現代化發展”之“流”，其“源”與“流”所體現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連續性和內在邏輯性，決定了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是中國發展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

二、所在：現實之維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一項艱巨任務，不能一蹴而就。習近平強調“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2《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頁。。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立足于中國基本國情和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借鑒，遵循實踐理性和問題導向，針對現階段我國現代化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縱深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推動了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創新發展。

按照西方學者理解，現代化發展帶來了“現代性后果”。一是“脫魅”?！懊擏取笔沟萌藗儚某绨萆耢`中走出，人們不再相信“天遣”“神恩”“報應”等神秘的“附魅”觀念力量，更多相信科學與技術等理性力量?，F代化過程是社會日益理性化的過程，其負面影響是個體日益原子化，進而引發群己失衡和信仰真空問題。二是“脫嵌”。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市場日益從社會中“脫嵌”出來，同時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社會運轉日益市場化，受市場邏輯的支配和鉗制?！懊撉丁钡氖袌雒撾x乃至凌駕于社會之上，“社會整體的市場化”使得社會日益呈現“去價值化”特征，容易導致有機共同體的削弱乃至解體。三是“脫域”?，F代性條件下的時空分離是現代性激進擴張的動力，使得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依賴關聯中脫離出來，“脫域”打破與重組了傳統社會網絡與組織，社會與群體行為日益碎片化和彌散化?，F代性危機的“脫魅”“脫嵌”和“脫域”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亟需通過公共理性建構新秩序。除去在世界發展中面臨的現代化共時態風險，中國還面臨具有自身獨特性的風險，這對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發展提出了巨大挑戰。

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改革開放前，我國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發展目標。在我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為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破解發展難題，黨的十八大又提出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新四化”目標?！靶滤幕庇兄r明中國特色，習近平指出：“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3《習近平關于科技創新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頁。。這要求，一方面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脫魅”“脫嵌”“脫域”無不沖擊著傳統的社會觀念、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催生社會風險、社會不穩定和政治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把防范社會失序和政治動蕩放在第一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一直高度重視并不斷探索現代化進程中維護社會和政治穩定這一重大問題，逐漸形成了指引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全新理念，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社會矛盾等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因素并做出了相應的制度設計，突出強調了經濟發展“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評估了黨的建設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明確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實施全面從嚴治黨，保障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既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鑒，也沒有既成模式可照搬，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出有效經驗和規律并將其制度化，形成制度合力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保駕護航?！巴七M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這是繼“新四化”目標之后，黨和國家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補全了認識現代化的重大內容和指引中國繼續前行的關鍵一環，進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發展的整體性內容。

習近平強調：“我們的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當然我們建設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載于《求是》2021年第9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洞察時與勢，把握“變”與“不變”，立足“破”和“立”，融通“制”與“治”，對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進行戰略部署與戰略謀劃，并通過實踐發展持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完善，確立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愿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形成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不斷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高質量如期完成精準脫貧、提升了污染防治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三大陷阱，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有效地破解“現代性后果”，中國社會表現出有序、高效的欣欣向榮治理景象，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鮮明特征。未來發展中，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十四個堅持”，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十個明確”，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實質上都蘊含著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實踐方略。正如亞歷山大·薩利茨基所言，“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中國，‘現代化’的概念才在全世界普及開來”1轉引自王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發展》，《陜西日報》，2018年02月23日。。在新時代，中國賦予了現代化道路最全面和最豐富的內容、形式與細節。

在中國大地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一定要有發展的觀點，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2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載于《求是》2019年第7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堅持問題導向，直面現實矛盾，聚焦時代任務，立足中國場景，不斷拓展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的戰略新敘事。

三、所依：文化之維

2006年霍金提出了困擾人類的一個難題：“在一個政治、社會動蕩，環境惡化的世界里，人類如何才能生存100年？”3呂祖蔭：《霍金憂慮的問題如何解決》，載于《前線》2007年第5期。對此歷史學家湯因比明確回答：“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英]A·J·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頁。習近平強調，“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5《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頁。。中國“獨特思維方法”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孕育出了極具生命力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

明確和保持積極向上的文化價值取向，是國家社會意識多樣化整合的基礎和根本，也是任何一個國家保持健康發展的內在性前提條件?！拔幕牧α俊偸恰疂櫸锛殶o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頁?？v觀中外，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中唯一未中斷的文明，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所形成的獨樹一幟、輝煌燦爛的優秀文化傳統，成為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根”和“魂”，鑄就了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精神譜系和發展動力。從商周禮制設置、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到秦朝統一、兩漢雄風、隋唐盛世、康乾盛世等等，型構了中華民族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化底蘊。中華優秀文化包含著豐富、行而有效的國家發展的思想資源，通過“日用而不覺”的方式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內容的一部分，習近平一再強調“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7《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頁。。習近平在闡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時常常引經據典，在彰顯出中國傳統文化品格的精髓同時實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超越。如習近平強調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樸素的自然生態觀，提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理念，有效地破解了當今世界發展的“生態赤字”難題。再如習近平根據“民為邦本”的執政理念提出精準扶貧、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政策，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讓全體中國人過上好日子”的新的民本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為此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發育土壤、深厚支撐和目標宗旨，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寶庫”和思想武器。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與該國家的文化傳承緊密相關，“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2習近平：《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 努力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報》，2013年08月21日。。正因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塑造的一脈相承的文化底蘊，中華民族才能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堅定文化自信。習近平強調：“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頁。深層次思考一國的現代化道路，它不僅僅是一系列的規范域和行為集，還是內在的文化思維及其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認同，有了這樣的思維與認同，在增加治理理性的同時，就能形成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形成最大治理效能的“同心圓”。中華文化是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強大精神動力，“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4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近代以降，中華民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一批進步人士從認識到“器物的不足”，轉向認識到“制度的不足”，進而追溯到認識根源“文化上的不足”，開始探索、反思與發展中華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歷經千年演化與發展，包含著自洽一體的制度生化與價值體系，所體現出的豐富多彩的制度淵源、政治智慧、倫理價值與實踐治理經驗層累，為中國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導航、現實參考與發展啟示，又通過有效轉換、對接、融入到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內容和政治實踐之中，保障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立治有體，施治有序”。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

面向未來，要強調“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2頁。，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根據中國發展階段的時代特點和要求，改造具有借鑒價值的文化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賦予其新時代內涵和表達形式，不斷拓展與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激活文化基因，彰顯文化自信，并不斷生成實踐智慧，繼而“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7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頁。。這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持續創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保證、輿論支持和精神動力。

四、所領：世界之維

環視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始終是影響國際格局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世界仍不和平，霸權主義依然存在，恐怖主義橫行，欠發達國家仍備受“顏色革命”侵擾。世界經濟發展動力式微，金融危機、福利陷阱、債務危機等綜合效應導致西方國家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升。全球治理仍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不合理邏輯支配，只享受“搭便車”的全球紅利而不愿承擔責任的“囚徒困境”帶來了“全球治理失靈”。對于欠發達國家，由于其長期受西方發達國家價值影響，無法找準自己在世界發展中的坐標而擺蕩在發展路口，“如果不能在新自由主義之外探索出新的發展模式，在西式民主之外探索出新的制度類型，那么發展中國家仍將深受其害，世界和平的前景仍然難言樂觀”8王鵬權：《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消除世界和平赤字》，載于《紅旗文稿》2017年第21期。。

作為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敘事，習近平站在整個人類發展高度，摒棄西方傳統思維與理念，繼而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更為廣闊和深遠的戰略目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指出：“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1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16年01月01日。。中國方案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而實現共贏共享，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推動建立普惠共贏、共同繁榮的利益共同體，并通過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絲路基金、亞投行等新機制以及倡導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等新途徑來實現這一愿景，進而達成“只有各國共同發展了，世界才能更好發展”2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的“文明互鑒”全球治理格局目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了中國對世界發展的重要思想和理論貢獻，已被寫入聯合國文件，產生了深遠國際影響，推動了世界共同發展。這一方面重塑中國主體性自信，建立起一套自己認識世界的方法和話語體系。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誠邀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這種胸懷天下的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一種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新全球化模式，體現了中國夢與世界夢統一的世界情懷和大國擔當，贏得了世界信任。另一方面，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本于‘中國道路’所表征的多元現代性發展取向的基礎上，對世界發展秩序的時代創想”3黃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一元現代性的超越》,載于《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立足于自我發展語境實現現代化板式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下，習近平所提出的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觀、全球治理觀、“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等，深度聯結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進而把中國人民利益與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不僅致力于中國自身發展，也強調對世界的責任和貢獻；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4《習近平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頁。。作為新興國家的中國發展之路對全球秩序作出了重大貢獻，以至于“連一向傳統的歐洲領導人也在公開贊賞中國共產黨的運作效率和成就之時，‘中國之治’作為一個成功樣板已經在全球完美樹立”5奧利弗?施廷克爾：《中國之治與世界未來》，《學習時報》，2018年01月15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從人類社會價值管理共同體出發，有效規避了每個國家由于意識形態差異所帶來的治理理念分殊，在現代化道路探索方面創設了具有現實可行性的行動綱領和治理方案。

進一步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置于全球性背景中進行思考，其戰略思維是基于這樣的一種現實邏輯：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體現了中國國家治理的特色，但其治理理念中又蘊含著一般性、規律性的內容，有著全球治理的意義考量，其思想不僅是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全球治理提出諸多共享方案，反映中國思想和哲學元素，其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十分具有代表性”6新華社記者：《中國道路不僅屬于中國更屬于世界--海外智庫專家及前政要評析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載于《理論導報》2019年第10期。。實際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包含的很多理念與舉措，雖然具體做法與情景是立足于中國國情的，表述與話語是中國思維的，但核心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視角下人類社會面臨的很多普遍性問題在中國社會成功解決的投射，為人類社會發展探索出了在全球化境遇中解決一般性問題的“治理之道”和“發展之路”。另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是在全球化發展、中國崛起的進程這樣一個有史以來最為寬廣、最為獨特的社會背景與時空場域中形成與抽象出來的，其所形成的豐富內涵和深刻含義是基于中國社會發展與變遷的歷史進程、實踐經驗，因而是一種能夠與中國實踐相適應、與世界理論相對話的新概念與新知識，為世界發展提供了一種區域性的新理論和新方法。從“家國情懷”到“天下一家”、從“民族關切”到“人類關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在“地方性”條件下尋求另一種現代性和方案，是“一再被援引來建立一種可供選擇的現代性主張”7轉引自張清俐：《中國道路：可供選擇的現代化主張--訪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存剛》，《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09月27日。。

五、余論

“如果要解釋中國，那么必須找到中國所具有的因素?！?鄭永年、楊麗君：《“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筆談之一)--中國文明的復興和知識重建》，載于《文史哲》2019年第1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發軔于中國歷史語境，厚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足于中國當下發展問題，放眼于世界發展趨勢，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走出了屬于自己的路?！八鶃怼薄八凇薄八馈睉鹇运季S特征集中體現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思想生成品質，重塑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主體性，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認識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話語體系，“所領”的戰略思維特征又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特色化同時亦把世界問題“中國化”處理，把中國故事與中國經驗不斷拓展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將這種敘事方式由縱向理論探索轉向并列的橫向理論創新，實現中國思想參與到世界文明進程的內容轉換，進而明確“把中國作為方法，就是要邁向原理的創造--同時也是世界本身的創造”2[日]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33頁。，形成了“中國奇跡-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方案-中國話語”3韓慶祥、張?。骸墩摗拔寰S中國”：解釋當代中國道路和中國話語的一種學術框架》，載于《江海學刊》2020年第1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闡釋與話語框架，塑造了鮮明的戰略思維底色。

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只有一種模式，相應的現代化道路思想也應豐富多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思想所體現的“以中國為中心”和“以中國為方法”的戰略思維，在顯現中國道路發展特色的同時，也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為世界上其他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一種可借鑒模式：只有立足于本國的歷史文化與現實的制度創新，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并被本國人民所接受和本國文化所吸納，才是現代化道路的正確選擇。創建適合本國的現代化道路，從根本上說，是價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邏輯契合，其中價值理性不是“普世性價值”，而是適合自身情勢的特定發展道路的價值規范和精神蘊涵；它們所要補足的工具理性也不是“普適性模式”，而是適合自身的發展需要并為自身文化形態所接受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