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視域下化解婚戀糾紛的路徑選擇

摘? ?要：婚戀糾紛不是簡單的情感問題，而是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社會問題。從社會治理視域看，當前婚戀糾紛的現實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表現為：婚戀糾紛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增大、誘發社會沖突的頻次增多、引起社會治理的壓力增加。出現這些變化的原因是經濟社會發展降低婚戀雙方的生活依賴性，社會流動性加快影響婚戀雙方的情感穩定性，網絡社交媒體興起影響婚戀糾紛的化解及時性，婚戀觀念的社會變遷降低婚戀關系的道德約束性，外來文化糟粕涌入削弱婚戀關系的倫理支撐性。為了更好地化解婚戀糾紛，需要發揮政治的引領作用，保持婚戀糾紛治理定力；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增強婚戀糾紛治理效力；發揮德治的教化作用，增加婚戀糾紛治理內力；發揮自治的強基作用，強化婚戀糾紛治理動力；發揮智治的支撐作用，提升婚戀糾紛治理活力。

關鍵詞：社會治理；婚戀糾紛；現代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C916? ? ? ?文獻標識碼：B? ? ? ?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3.06.009

文章編號：1009-6922（2023）06-66-05

近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婚戀糾紛數量不斷增加，糾紛形式更為多樣，沖突程度較為激烈，成為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不利因素。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保?］從社會治理的視角來看，婚戀糾紛的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婚戀糾紛的化解離不開社會力量的支持。同時，婚戀糾紛也是一個復雜的治理難題，需要社會系統協同發力、共同化解。通過調查和分析樂山市沙灣區婚戀糾紛發現，婚戀糾紛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其預防化解需要充分發揮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的作用。

一、社會治理視域下婚戀糾紛的現實狀況

婚戀糾紛是男女婚戀關系中產生的各種激烈沖突的統稱。對于社會治理來說，并非所有的婚戀糾紛都要被納入管控的范圍，只有那些影響社會秩序的沖突才是治理主體需要重點關注的內容。換言之，社會治理視域下的婚戀糾紛外溢出了家庭生活，影響到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與以往相比，當前的婚戀糾紛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形態，已經上升為比較嚴重的社會治理問題，這對于地方社會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婚戀糾紛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增大

婚戀糾紛主要是通過推動家庭結構變化侵蝕社會系統的基礎，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閼偌m紛容易造成婚戀關系的破裂，婚戀關系的破裂又會對家庭結構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調查發現，近年來婚戀糾紛引起的離婚人數不斷增多，極大地妨礙了家庭結構的穩定，給社會的整體穩定帶來了很大的風險。從年齡結構來看，婚戀糾紛誘發的離婚人群主要集中在30～50歲的中青年群體，占總體離婚人群比例60%以上。從變化趨勢來看，30歲以下的年輕人和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的離婚比重也呈現上升趨勢。由于婚戀糾紛的主要人群大多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結構中，所以他們的婚戀關系變化對于整個家庭的影響遠遠大于其他年齡階段。這些家庭結構的變化不僅會誘發教育、養老等民生問題，而且會造成財產分割等司法問題，還會對社會的整體風氣產生不利影響。簡而言之，這一年齡階段的婚戀糾紛極易從單純的私人生活問題轉化為社會治理問題，因此近年來婚戀糾紛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風險日益增大。

（二）婚戀糾紛誘發社會沖突的頻次增多

婚戀糾紛可能轉化為激烈的社會性沖突，影響社會整體秩序?；閼訇P系是復雜的關系網絡，婚戀糾紛不僅僅只涉及到婚戀雙方，而且常常向社會層面延伸，形成社會性的沖突。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婚戀糾紛有轉變為惡性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如果婚戀糾紛管控不得當，甚至會發生兇案命案。近年來，婚戀糾紛上升“民轉刑”風險有擴大趨勢。根據樂山市沙灣區的調查發現，一旦婚戀糾紛不能得到及時解決，71%的婚戀糾紛易轉化為刑事案件，其中48%易轉化為命案等，最終導致當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最終落得人財兩空。據統計，近三年來樂山市沙灣區婚戀糾紛在紅色預警通報的社會糾紛中所占比例直線上升，從2018年的41%驟升至2021年的79%。這表明婚戀糾紛已不僅是一般的家庭沖突，而且成為了嚴重影響社會安定與人民生活的社會問題①。

（三）婚戀糾紛引起社會治理的壓力增加

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婚戀糾紛的社會治理壓力也不斷增大。傳統社會中的婚戀關系內置于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2］。這就意味著婚戀糾紛會得到整個熟人圈的關注，熟人圈也對婚戀糾紛知根知底，能夠主動有效地幫助婚戀雙方化解矛盾。但是現代社會中個體很難建構起物理空間的熟人社會，婚戀糾紛也就很難依靠非正式的社會力量來化解，而需要更多地依賴于正式的司法力量，這導致婚戀糾紛的司法化解渠道壓力不斷增加。據統計，近年來沙灣區離婚訴訟不斷增加，受理案件從2019年的163件上升為2022年295件，增加了約80%②。這表明當前婚戀糾紛的多渠道化解機制發揮作用不夠充分，許多原本具有很好效果的非正式傳統化解機制作用失靈，更多婚戀糾紛化解案件涌入司法渠道，這使得社會治理婚戀糾紛的壓力增大。

二、社會治理視域下婚戀糾紛的生成原因

當前由于互聯網的興起，社會流動加快，婚戀糾紛日益多發、頻發?；閼偌m紛之所以呈現出以上特點，與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社會快速變遷有著很大的關系。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婚戀關系遭遇了各個方面的挑戰，所以婚戀糾紛的發生頻次不斷增多、婚戀糾紛的矛盾激烈程度不斷升級。

（一）經濟社會發展降低婚戀雙方的生活依賴性

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會增加婚戀糾紛風險，主要原因就在于經濟發展使得婚戀雙方的依賴性減小。由于經濟的發展，女性逐漸走出了家庭，更多地參與到社會生產中，這就拓展了她們的生存能力與發展機會，即使沒有婚戀關系的支持也能夠獨立地生活和發展。女性就業不僅提高了家庭的整體經濟生活水平，而且與丈夫的經濟貢獻相比，有可能出現夫妻持平甚至妻子收入更高的情況。這就導致女性對于傳統社會婚戀關系中不平等地位的容忍度不斷降低，從而更易激發雙方的婚戀糾紛。同時由于經濟的發展，婚戀雙方彼此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社會關系，形成了很多朋友圈、同事群、興趣組織等，這些新的社會關系中的“優質”異性將會成為婚戀雙方衡量對方的標尺。當他們無法在現存婚戀伴侶身上找到足夠的優點時，婚戀滿意度就會減弱，甚至從婚戀關系之外找到更“滿意”的對象，從而引發婚戀糾紛甚至造成現有婚戀關系的終結。

（二）社會流動性加快影響婚戀雙方的情感穩定性

現代社會中社會成員流動呈現速度快、數量多、頻次高的特點，這極大地影響了婚戀關系的穩定。一方面，社會流動的加快減少了婚戀雙方的感情交流，增加了婚戀糾紛發生的可能性。由于社會流動引起的夫妻兩地分居導致婚姻許多功能不能正常實現，男女之間正常的心理溝通和情感交流受到影響，加大了婚戀雙方的心理距離，造成彼此的疏離感和陌生感，從而使婚戀關系出現危機，婚姻和家庭的穩定性受到威脅。另一方面，社會流動的加快也極大地消解了家庭的調解功能，削弱了外界干預婚戀糾紛的能力。在傳統家庭關系中，婚戀糾紛會得到家人的高度關注，其他家庭成員也會主動介入幫助婚戀雙方來化解矛盾。但是隨著現代社會流動的加快，個體與家庭的牽絆削弱，婚戀雙方的糾紛往往很難有其他家庭成員介入。故此，原本由多個家庭成員共同調控的婚戀糾紛變成了兩個個體的自我調節，這就極大地減弱了婚戀糾紛化解的有效性。

（三）網絡社交媒體興起影響婚戀糾紛的化解及時性

互聯網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婚戀雙方的社交網絡?；ヂ摼W提供的社交媒體、在線交友網站、情感類APP等工具降低了婚戀市場的搜尋成本，擴大了個體的人際圈子。當婚戀雙方沉迷于網絡生活的時候，雙方的情感交流時間減少，這很容易削弱婚姻中的夫妻信任，增加發生婚戀糾紛的風險。特別是那些婚戀關系已出現危機的人在網上的社交時間更有可能擠壓與婚戀伴侶的交流時間，造成婚戀關系惡化，成為關系破裂的潛在導火索。值得注意的是，網絡社交媒體引發的婚戀糾紛往往具有匿名性與隱蔽性特點，不利于及時排解婚戀糾紛，這會進一步增加婚戀糾紛矛盾升級的風險?？傊?，在互聯網因素的影響下，化解婚戀糾紛的治理主體和治理機制很難及時起到有效的預防控制作用。

（四）婚戀觀念的社會變遷降低婚戀關系的道德約束性

現代社會婚姻觀已經從傳統的“重穩定、輕質量”轉變到“重質量、重自由”，凸顯出鮮明的個性化色彩，這種觀念的轉變使婚姻解體的可能性變大。從社會文化的深層背景來看，中國傳統的“家本位”文化使人們即使面對婚戀糾紛也難以輕易地做出離婚選擇，所以婚戀糾紛往往被限制在一種強約束的“義務型婚戀關系”范圍之內。而現代社會的“個人本位”文化使人們更獨立從容地面對婚姻關系的選擇?，F代社會中，更多的人將有無愛情作為擇偶和婚姻成立的首要條件，婚戀關系成為一種個人心理感受、個人情感和意愿的產物，在情感關系中越來越注重“自我中心”和“自我認同”。這就使得傳統的家庭觀念變得淡薄，傳統的強約束“義務型婚戀關系”不斷向弱約束的“愛情型婚戀關系”轉變。

三、社會治理視域下婚戀糾紛的化解路徑

基于當前婚戀糾紛的主要狀況與社會緣由，為了進一步提高治理效能，創造良好的生活秩序和穩定的社會環境，需要繼續完善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進一步從政治引領、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強基、智治支撐等五個方面同向發力，提升婚戀糾紛的治理水平。

（一）發揮政治的引領作用，保持婚戀糾紛治理定力

婚戀糾紛的社會治理要有定力，就必須要有明晰的政治方向，有高效負責的“主心骨”。面對當前轄區內婚戀糾紛的實際情勢，要心懷“國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嚴格貫徹落實中央以及上級部門對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樹立大局觀念，使婚戀糾紛治理服從于國家治理全局。要強化黨委對婚戀糾紛治理的統一領導，深化改革婚戀糾紛治理模式，充分發揮黨委領導核心作用。要建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協調中心，整合綜治、維穩、信訪、公證、仲裁、調解等各方力量參與婚戀糾紛治理，構建“黨政主導、綜治協調、部門協作、源頭防范、訴非聯調、多元共治、司法保障”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礎上強化婚戀糾紛治理的考查與監督，將婚戀糾紛排查化解納入部門目標績效考核，壓實各單位治理婚戀糾紛的政治責任，不斷提升黨委統一領導治理婚戀糾紛的政治效能。

（二）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增強婚戀糾紛治理效力

婚戀糾紛的化解要加強法治宣傳，以案說法、依法懲戒，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將婚戀糾紛約束在法律范圍內，防止婚戀糾紛演化為影響社會秩序的整體性問題，特別是避免形成“民轉刑”的悲劇。一是加強常態化的法治宣傳。推進基層法治顧問全覆蓋，引導法治資源常態化入駐基層，開展有關婚戀糾紛的普法宣傳。二是堅持“以案說法”深化法治教育。鼓勵人民法院與各個政府部門建立法治指導、案件通報機制，強化對審判中發現的婚戀糾紛共性問題的總結研判，深入開展巡回公開審判、以案說法，根植法治思想。三是做到依法懲戒。對于“民轉刑”的婚戀糾紛要堅決查處，降低重大婚戀糾紛造成的社會影響。對于破壞他人家庭、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個體行為，要依法從速處理，即使情節不足以立案，也要對涉事人員依法進行批評和教育。

（三）發揮德治的教化作用，增加婚戀糾紛治理內力

婚戀糾紛的治理還需要從德治入手，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使法律的強約束與道德的軟約束相結合。從國家層面來看，各部門要承擔起德治教化的職責，推進婚戀道德教育系列工程，大力打造以文明家庭為核心的“德治”工程，創建法治示范村、“六無”平安村。各個治理主體要進一步加強鄉風民俗的正向引導，使婚戀關系與良好的傳統文化相適應，以文化養民風、以民約育家風、以傳統促鄉風，真正讓婚戀糾紛治理動起來、活起來。從社會層面來看，居民（村民）自治組織、婦聯等社會組織需要主動作為，開展多元文化活動，通過樹立模范夫妻典型，挖掘村民（居民）身邊的故事，傳播真正打動人心的聲音。從個體層面來看，社會的道德楷模、德高望重的老人要積極參與到婚戀道德教育活動中去，幫助身邊的人樹立以德齊家、伉儷情深、家庭美滿的道德風尚，積極引導居民（村民）樹立正確的婚戀觀，使其自覺調整婚戀行為。

（四）發揮自治的強基作用，提升婚戀糾紛治理能力

婚戀糾紛治理要積極調動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增強婚戀糾紛“自治”能力。在婚戀糾紛的治理過程中，要進一步控制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益。黨和政府在治理婚戀糾紛中可以依靠的力量十分多元，但不同的社會力量參與婚戀糾紛治理的成本并不相同。其中，行政、司法力量的治理成本最高，社會力量的成本相對較低。所以婚戀糾紛的化解可以依靠多元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實現婚戀糾紛調解的“自治”，這既能夠增強化解婚戀矛盾的效率，又能夠降低婚戀糾紛治理的成本。要進一步調動一般社會力量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盡力減小行政、司法化解渠道的壓力。在農村要進一步充分調動村民小組長的作用，在城市要充分發揮樓棟長的作用，積極探索“大媽化解團”的新形式，將治理力量延伸至社會的神經末梢。

（五）發揮智治的支撐作用，提升婚戀糾紛治理活力

在通信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治理婚戀糾紛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創新搭建智能平臺，推動婚戀糾紛治理實現“智慧化、智能化、智力化”創新，保持婚戀治理的“活力”。結合婚戀糾紛治理現狀，要加強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協調中心的智能技術投入，鞏固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協調中心與下屬機構、其他社會力量的信息溝通渠道，使中心可以通過高度智能化的手段準確高效地收集、研判、流轉婚戀糾紛及其處理的各種信息。此外，要增強網格化服務體系處理婚戀糾紛的智能化水平，加強扁平化指揮體系建設，做到婚戀糾紛發現得了、處置得好。要以打造5G智慧大腦為契機，搭建智能平臺，推進全要素全科網格建設，建立高效的網格服務管理體系，實現“一圖可視、一網匯聚、一屏調度、一鍵指揮”的新時代網格化管理模式，使婚戀糾紛治理更加精細精準，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明顯提升。

四、結語

婚姻是社會的黏合劑，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婚姻糾紛的產生必然影響家庭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3］，對涉及矛盾糾紛的社會治理技術、平臺、能力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全社會治理體系、升級社會治理平臺、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既是進一步處理好婚戀糾紛的必然選擇，也是進一步構建良好社會秩序、推動整體社會安全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聽取“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大政策舉措匯報? ?審議《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N］.人民日報，2021-06-01（1）.

［2］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9.

［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4.

責任編輯：秦利民

［收稿日期］2023-05-16

［作者簡介］帥建（1979—），男，四川樂山人，中共樂山市沙灣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主要研究方向：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