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巴赫金的小說時空體理論
——以《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為中心

婁玉霞

（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100089；徐州工程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徐州，221018）

在西方文論史上，巴赫金首次在《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Formsof TimeandoftheChronotopeintheNovel：Notestoward aHistoricalPoetics，1937-38/1973，下文簡稱《時空體》）中提出文學“時空體”（chronotope/time space）概念，這是在“狂歡化”（carnivalization）、“復調”（polyphony）、“多語”（polyglossia）、“雜語”（heteroglossia）、“對話”（dialogue）等之后，他又為文學研究貢獻的一個別具洞見的關鍵詞。巴赫金是在何種契機下把時空關系納入文學思考的？時空體與巴氏的其他文學理論有何關聯？時空體有何學術意義？

一、影響《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的時空討論與文類討論

巴赫金在文中開啟正式討論之前，分別提到康德的時空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烏赫托姆斯基（A.A.Uxtomskij）的生物學時空體。這三種不同領域的時空思想對巴赫金產生了何種影響？巴氏的時空體理論與他們的思想有何差異？他為何將文類置于時空體框架內？

康德的時空觀念是巴氏時空體理論基礎中的一部分?？档略谄洹都兇饫硇耘小分兄赋?，時間和空間是兩種純粹的感性直觀形式，是人認識外部對象的內在基礎，人必須借此才能把握外部直觀對象的質料，最終獲得對時間和空間形式的現象感知。在牛頓的絕對時空觀中，時間和空間的源頭是絕對的超驗存在——上帝，造物主的無限性與永恒性決定了持續與空間，這是人無法感受或認知的。但康德把時間與空間移至人的立場，提出從人的視角通過時間與空間的先驗存在去體驗外部現象。牛頓是出于宗教權威的壓力才在《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TheMathematicalPrinciplesofNaturalPhilosophy，1687）一書的第二版加入上帝觀，但上帝的存在并不能掩蓋牛頓時空理論的自然科學特征?！敖^對時空是牛頓從當時的大量實踐中總結、提煉后抽象出來的”［1］，也就是說，牛頓認為，時空概念是人通過經驗可接近甚至把握的，時空是人的經驗對象。但康德卻認為，時空是人一切直觀的基礎，以先天形式存在人的心靈中，普遍適用于人的一切經驗。牛頓理論中的認知對象在康德的理論中成為先驗認知基礎。在《時空體》的腳注中，巴赫金首先肯定了康德的理論貢獻，然后指明要拋卻康德的“先驗”維度，要把時間與空間看作“最直接的現實本身的形式”［2］85，并揭示它們對文類藝術認知的作用。如此，從讀者或研究者的立場看，文本中的時空是他們的認知對象，而從文本中人物的立場看，時空則是經驗世界的基礎。由此看來，巴赫金的時空體實際上是牛頓與康德時空思想的雜糅體。

但康德并未明確時間與空間的關系，巴氏時空體思想的另一基礎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巴赫金在開篇就指出，“空間—時間”（space-time）這一術語“用于數學，當初是作為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內容被引介到數學中的”［2］84。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翻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即，空間與時間是各自獨立、毫無關聯的絕對存在。在狹義相對論中，愛因斯坦在牛頓經典力學、麥克斯韋經典電磁學等基礎上提出“四維時空”，把空間與時間看作不可獨立存在的一體關系，并根據狹義相對性原理與光速不變原理得出“不同時性原理”和“鐘慢尺縮效應”，據此明確了運動狀態中時空的相對性。根據相對論，時空既是客觀的、外在的認知研究對象，同時也是主觀的、內在的經驗感受對象，且二者不可分離。這種時空統一關系被吸納進巴氏的時空體概念中，在他看來，“重要的是時空的不可分割”，“時間濃縮、凝聚，變得在藝術上可見；空間也趨于緊張，并對時間、情節及歷史的運動做出反應”［2］84。他傾向于把相對論中的時空關系“當做隱喻用于文學批評”，喻指“文學中已經藝術地表達出來的時空關系間的內在聯系”［2］84。相對性思想在巴赫金后來的理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1941 年的一次報告中，他提出史詩面向“絕對的過去”，“把史詩世界與當代現實用絕對的史詩距離隔絕開來”，傳遞的是完成與閉鎖的價值與涵義［3］13，但小說卻始終拒絕程式化，長期處于形成階段，“與并未完結的現實進行最大限度的接觸”［3］11。巴赫金把小說看作比史詩更具積極相對性的文類。

“時空體”一詞首次進入巴赫金的認知視域是在1925 年夏，當時蘇聯生理學家烏赫托姆斯基做了一場關于生物學時空體的講座，并談及“美學問題”［2］84。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時空問題頗受關注，但“烏赫托姆斯基第一個指出，要意識到人類經驗中時空直接聯系的重要性”［4］，“時空體對于人的神經和心理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5］。時空與個體生理和心理經驗的密切關系成為巴赫金判斷、區分各種文學時空體的重要標準。如在古希臘羅馬的“傳奇教喻小說”中，主人公的生理與心理自始至終都保持一致，但在成長小說中主人公的心智卻不斷發展成熟。

在對時空關系進行系統思考后，巴赫金提出“文類間的區別是由時空體決定的”［2］85。他為何如此關心文類？除上文提及的史詩與小說的對比外，解答該問題需回到20 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理論。俄國形式主義對文類頗為關注。杰弗遜曾指出，“盡管形式主義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性而不是個別作品，但其主要影響之一卻是對體裁的不斷關注”［6］。俄國形式主義把“程序”視為體裁的核心。托馬舍夫斯基認為，“每個文學時代和每個流派都有其特殊的程序系統，這個系統在整體上表現出文學體裁或文學思潮的風格（廣義）”［7］140。主題材料、細節選擇、敘述系統、語言詞匯等規定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類的本質特征，但當“規范程序由陌生化滑向習慣化”并“遁入傳統”后［8］，追求創新的、個性化的自由程序則會推動文類的演進更替。因此，“要對體裁進行邏輯的、準確的分類是絕不可能的。體裁的劃分永遠是歷史的劃分，換句話說，只有針對一定的歷史時期，這種劃分才合理”［7］147。因此，雖然俄國形式主義“借力歷史性程序詩學，在西方文類理論史上首次自覺系統地探析與揭橥了文類概念特征如何歷史性地具體顯現于感性存在的文學作品構成要素之上”［9］，但未能系統梳理出文類的歷史發展脈絡，對長篇小說的文類劃分僅限于驚險小說、歷史小說、心理小說、滑稽和諷刺小說、幻想小說、政論體小說、無情節小說等［7］204-205，而未涉及不同文類間的動態歷史關聯；正如巴赫金在《史詩與小說》（EpicandNovel）中所言，“大多數情況下，研究小說的著作都只限于歸類，即，盡可能全面地描寫各種小說類型”［3］8，而未能進行歷史詩學的系統論述。巴赫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完成了《時空體》。

綜上，巴赫金是一位跨學科的集成者，在繼承康德、牛頓、愛因斯坦及烏赫托姆斯基等人時空思想的基礎上展開了文學領域的時空理論闡發?？档屡c牛頓的時空認知理念是時空體理論的基礎底座，巴氏據此設定了區分文類的理論框架；愛因斯坦的時空一體與相對性思想則構成時空體理論的中堅支柱，黏合了巴氏之前多數文學研究者眼中分處兩界的時間與空間；烏赫托姆斯基提出的生理、心理經驗中時空的聯系是時空體理論的磚石，為透過文本中人物的發展變化審視情節演進提供了具體、實在的細節支撐。雖然康德等人的思想分屬不同學科，但巴赫金成功從中提取了適用于文類分析的必要元素，展開了文學時空體的批評實踐，為后人提供了新的文學研究范式。

二、時空體與其他巴氏文論的關聯

巴赫金指出，“在文學的藝術時空體中，時空標記融合在—個被充分認識了的、具體的整體中……二者的交叉與融合是藝術時空體的特征所在”［2］84，但其中時間占據主導地位。時空體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確定文類。他論述時空體的目的在于，以時空體為主線，探查階級前社會中民間文學殘存在希臘、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小說中的痕跡，展現“不同時期文學現象中的同時共存”［2］85，揭示歐洲小說文類（主要指從“希臘小說”到拉伯雷的小說）的演變歷程，系統呈現不同時期不同小說文類在時空框架上的繼承與發展。

時空體理論與巴氏的其他理論有何內在關聯呢？其實，在創作《時空體》的主體部分之前，即1937—1938 年前，巴赫金已在《論行為哲學》《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長篇小說的話語》《成長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下文簡稱《成長小說》）等中提出了自我—他者、作者與主人公、復調、狂歡、對話、雜語、多聲部、成長等多種文學理論。時空體理論都或多或少論及上述理論中的大部分。薛亙華指出，巴赫金思想中存在“時空體—外位性—對話—狂歡化—復調”的理解鏈，時空體是進入巴赫金思想的源頭性概念，也是巴赫金對話思想的踐行，對話性不僅體現在文本內的時空之間、文本與世界（包括作者與讀者）之間，還可見于詩學與史學之間；同時，時空體還體現了對包括人物、作者、讀者等在內的人本身的關注［10］116-117。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語言曾是巴赫金的關注重點。倫弗魯注意到，雖然在時空體中語言的中心地位被時空取代，但巴赫金指出語言本身具有時空體特征，主要表現在個體在獨特的時刻或位置講話構成了其表述的不可重復性，而個體表述又處于與階級、群體及代際話語的對話中［11］。

但時空體與成長理論的關聯并未得到足夠重視。按時間來看，《成長小說》與《時空體》的完成時間最為接近，前者的思想在后者中有明顯體現。前者雖以人物形象的構建原則對長篇小說進行歷史分類，但其區分原則本質上則是人物形象在具體時空中的差異，是人物融入現實世界與真實歷史的程度。換句話說，在《成長小說》中，巴赫金以人物形象的時空體特征為標準，把長篇小說劃分為漫游小說、考驗小說、傳記小說和成長小說。在最重要的成長小說中，人的成長已不是“個人私事”，而是“與世界一同成長”“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12］。在對時空體的論述中，巴赫金則把成長理論融入文學史分析中，把人物作為時空關系的重要載體之一，以人是否與世界、歷史共同成長來區分時空體形式及小說文類。成長小說中個人離家后在社會中的運動軌跡構成作品的空間維度，個人的生理、傳記、日常生活及社會歷史時間等共同構成作品的時間維度。時空在人物身上的表現構成作品的人物形象、情節及主題，并決定作品的文類屬性。成長與時空體形成了緊密的理論關聯體。

時空體理論與復調、雜語、狂歡節、對話等理論也有密切關聯，不僅體現在理論間的彼此呼應，還體現在共同的時代指向。巴赫金對古希臘至中世紀及現代小說時空體的論述都以拉伯雷的時空體為重點，且字里行間流露出贊美與推崇。拉伯雷作品中的各種系列共同的目的是要“破壞在垂死時代所形成的舊的世界圖景，建立以體魄和精神渾然一體的人為中心的新圖景”［2］205；“一切的歷史局限似乎全被笑毀滅并清除干凈。天地仍向人的本質開放，以便自由地揭示蘊藏在人的本質之中的所有潛力”［2］240。這恰是對舊世界圖景的徹底顛覆。中世紀封建宗教的禁欲制度排斥甚至禁止現世生活享樂，幾乎將一切言行指向彼岸理想，嚴重限制了人的自由與潛力，官方所謂的美好愿景使整個歐洲的語言都“浸透了刻板、虛偽和欺騙”［2］236，人只能在官方的壟斷話語下浸沒于被規定的正統生活狀態中。巴赫金試圖在看似與其所處時代政治無關的歐洲文學場域內，揭露獨白思維的毀滅性后果，強烈呼吁“百花齊放”的多元對話主義，呼喚對人性的尊重、對人的本真潛質的釋放、對人與社會和諧成長的渴望，這是他對拉伯雷時空體極力贊頌的原因所在，也是巴氏文學及哲學思想的重要生發動力。

總體來看，時空體理論是巴氏思想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不僅印證了對話、狂歡化、雜語等理論的合理性及重要性，還與成長理論相互交融，為世界的成長小說研究打開了一扇不可替代的理論之門。時空體理論以文學歷史的發展軌跡證明了純真自由思想的強大生命力，與巴氏的其他理論共同表達了抵制獨白意識形態的時代吁求。

三、時空體理論的學術意義

在巴氏思想以外的理論世界中，時空體理論有何學術意義呢？薛亙華曾指出，時空體理論前瞻性地具有“后經典敘事學”特征，并預言了文學批評的倫理學轉向［10］117，前者基于文本與歷史語境的關系、理論的跨學科特征，后者基于文學模仿與倫理的關系，也就是說兩種結論都是以該理論的泛性特征為基礎。但如果回到《時空體》的文本，則會發現，時空體理論在空間理論與敘事理論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時空體理論前瞻性預見了文學批評中空間理論的興起。正如巴赫金在文末所言，“文學作品中時空關系的研究不久以前才剛開始，而且主要是研究時間關系，脫離了與之密切相連的空間關系”［2］258。在巴赫金之后，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于1945 年完成《現代文學的空間形式》（SpatialForm inModernLiterature）一文，把時間與空間視為一組二元對立對象，在與傳統小說的時間性對比中明確提出現代主義文學的空間性本質。雖然學界往往把此文看作文學批評開始重視空間的代表性作品，但率先在時空視角下展開文學的空間批評的則是巴赫金。他在1973 年的結束語中寫下“我們在本文中提出的研究方法的必要性與有效性，只能靠今后文學理論的發展來判斷了”［2］258。那時，作為“空間轉向”重要代表人物的列斐伏爾還未出版其扛鼎之作《空間的生產》（TheProductionofSpace，1974）。由此可見，巴赫金憑借高度的學術敏感性和前瞻意識，領先其他學者把空間納入了批評實踐，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文學研究的新領域。

布萊恩·麥克黑爾（Brian McHale）認為，“巴赫金是20 世紀最后25 年中盡人皆知的敘事理論家，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敘事理論家”［13］60；雖然大衛·赫爾曼（David Herman）和莫妮卡·弗盧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都未將巴赫金的理論納入敘事理論史，但巴赫金提出的對話主義、復調、雜語等已成為敘事理論中的關鍵概念［13］60-61。這些概念很可能對布斯的修辭敘事學產生了一定影響，雖然巴赫金的復調理論與布斯的隱含作者理論對小說對象、小說功能及其社會作用等存在不同認識，但二者卻都采用了“通過對小說修辭形式分析來挖掘作者創作意圖的研究方法”［14］。上述討論主要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但在《時空體》的結尾部分會發現，巴氏也提出了類似于“隱含作者”的概念。他明確提出，“作品的創造者”與“在作品之外……過著自己傳記生活的”作者不同［2］254，并強調不可將二者混淆；他還概括了作者描繪世界的四種敘事視角：主人公視角、敘事者視角、委托作者視角與直接的純粹作者視角，并提及讀者會根據作品、自傳、傳記及時代信息創造出他們心中的作者形象。雖然作者并不是時空體討論的重點，但巴赫金的簡單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布斯對隱含作者與真實作者、隱含作者與讀者、隱含作者與敘述者的關系等論述，而且比布斯細致、傳統、封閉的敘事理論更宏大、多元、開放。

當今，時空體的研究范圍已經超越了文學研究領域，涵蓋了藝術學、語言學、教育、精神分析等多個領域。2014 年在瑞典舉行的第15 屆巴赫金年會上，巴赫金已經出現在神學、教育、精神分析等研究領域；2017 年的年會上，僅與教育相關的分會場專題就有4 個，且在這些跨學科的征用中，都不乏時空體的身影［10］118。這充分顯示了該理論的跨學科特質及普適性。

綜上所述，巴赫金把物理學、哲學和生物學中的時空關系挪用至文學研究中，遵循史學研究路徑概述了時空體框架下的小說文類發展史，以全新視角整合了當時處于混亂狀態的文類研究。巴赫金在對時空體理論的論述中，一方面實現了與自己提出的理論之間的對話，表達了對開放、平等、多元社會文化環境的熱切期盼，另一方面為文學研究貢獻了新的研究范式與理論支撐點。如今，研究者已逐漸把時空體理論擴展至其他學科領域，帶來了跨學科理論的融合與增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