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共同體智慧

楊晉?鄭鑫穎

摘 要｜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近代以來因為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國傳統的文化優勢地位逐漸喪失。此時，重新審視和梳理中華傳統共同體智慧有助于更好地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而堅定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民族自信心。追本溯源，是中國先祖們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的生活習性，形成了血緣共同體；后在社會生產力和國家政治力量的雙重推動下形成了地域共同體；最后，形成了基于“天下一家”與“和以處眾”為理念的命運共同體。德、禮、政、法在中國古代共同體存在和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維系作用，逐步形成了厚重且凝練的中華傳統法文化，展示出豐富且高超的共同體智慧。

關鍵詞｜共同體智慧;德禮；政刑；中華傳統法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理論土壤與文化根基。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思想當中，歷來重視運用歷史視野看待現實問題，強調歷史研究的現實關懷。從固有法文化傳統中汲取現代法治資源，從中國古代的共同體智慧中尋求歷史鏡鑒，是彰顯文化自信的實然體現和重要途徑。

兩千年多前，荀子就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1］。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懂得用法律與德禮來節制自身的欲望，這一點在共同體建構和維系過程當中的重要意義更加凸顯。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聚族結群而居，既然是群體生活便須有章法可循。法律與德禮便是這種可循之章法。所謂“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就是在強調應當堅持“以德為主，以刑為輔”的為政方針。與此同時，古人還“制禮作樂”，共同為治?！抖Y記·樂記》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彼抉R遷在《史記·樂書》當中說的更為明晰透徹：“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刑，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儀是用來勸導人們民心向善的，音樂是用來調和人們思想感情的，政令是用來統一人們的行為舉止的，刑罰是用來防止人們為非作歹的。禮儀、音樂、刑罰和政令，這四者的最終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教化民眾、凝聚民心，實現天下太平。由此足見，禮樂政刑共同為治以維系共同體的生活，這是中華傳統法文化的重要特征。

一、同心圓的構建：共同體意識的歷史生成

《書》云：“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嗣骺〉?，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逼渌缘摹耙杂H九族”，是血緣共同體意識；“協和萬邦”而化成天下是命運共同體意識。中華傳統法文化當中的共同體意識最早表現為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氏族逐漸發展為國家，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法也就發展為了以地域為紐帶的國家法；階級國家產生和發展之后，隨著民族襟懷的擴大，天下觀的形成，使得以命運為紐帶的共同體意識生成。

（一）血緣共同體的構建

中國古代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因此最先形成的便是血緣共同體。古人們對于血緣關系的重視歷來不減，以血緣親疏來劃分尊卑等級是宗法制的核心。我國古代農耕文明起源甚早且發達，為了實現對土地的精耕細作，人們選擇了定居的生活方式，極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反過來，農業的發達進一步加深了“人地依賴”，鞏固了人們以血緣為紐帶的共同體意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為主要生產分工形式的自然經濟模式建立起來，由一夫一婦組成的“家”經由“子又有子，子又有孫”為主的縱向延續和“婚相嫁娶”為主的橫向吸納而逐漸發展成為了由多個家組成的“族”?！白逭?，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為族”，進一步擴大了血緣共同體的范圍，這就是中國古代最早形成的共同體。并且，這種共同體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和精心維系。所以，無論是古時候的人們還是現在的鄉村居民，聚在一起居住的人幾乎都是有著血緣關系或者同一祖先。

中國古代社會對于血緣的重視舉世皆知，原始社會時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緣親屬皆取決于母系；進入男權社會后，血緣親屬皆取決于父系。周公制禮作樂之后，歷代服制以“己身”為中心，根據父系血緣親疏來進行延展和排列，凡在“五服”以內的人就稱之為“親族”。正如梅因所指出：“原始時代的社會并不像現在所設想的，是一個個人的集合，在事實上，并且根據組成它的人們的看法，它是一個許多家族的集合體?！睌导页勺?，諸族為國，君王即眾族之長，這樣一種社會政治組織模式是謂家國同構，而其連接點便是族。

（二）地域共同體的構建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逐漸被打破，血緣共同體擴大為地域共同體，兩者相互交融滲透。地域共同體指的是：以居住地來劃分的群體。古人們圍繞水源和耕地定居，齊國最早開始實行“編戶齊民”以便于行政管理，以往的族權受到王權的制約和規范。更重要的是，戶是賦稅繳納、徭役承擔的基本單位，各國都大力支持戶的發展。于諸侯而言，天子分封戶數愈多，往往表明其地位愈高、財富愈豐；于官吏而言，戶的數量增長愈多，其政績愈顯。如此，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都會千方百計增加戶的數量，以血緣為核心的聚居戶顯然已不能完全滿足這一迫切要求，于是乎各國常通過人口遷徙、難民安置以及鼓勵分家的政策來增加一地的戶數。此外，戰爭與兼并，也使得其他族群進入原來血緣共同體所生活的地域。

由是，地域共同體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國家政治力量的雙重推動下構建起來。經過千百年的融合與發展，我國各民族的地理分布呈現出“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這種分布特點使得各民族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聯系進一步加強，逐漸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統一體。

（三）命運共同體的建構

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可以分為兩個維度。其一，君民命運共同體。歷代統治者都宣揚天命，自命為上天之子。天子得到上天眷顧，自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天子不得上天眷顧，則不僅危及自身，也會禍連百姓。在中國傳統社會當中，無論是天子將相亦或是庶民百姓，其自身的地位和名分都需要放置于倫理秩序關系網中才能準確定位、經久維護。所以，自上而下莫不精心維護此倫理關系網，即便是朝代更迭，江山易主，這張網也從未被破壞。而這樣一張大網必須以共同體的存在為前提，任何單一個體都不可能獨自織就。君主們如此不遺余力地想要將自身命運與百姓福禍捆綁在一起，目的有二：（一）強調自身天下一人的統治地位；（二）正如《說苑·建本》有言：“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統治者唯有將自身融入百姓以打通君民關系才能受萬民擁戴。

其二，就是基于天下觀而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抖Y記·大學》有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所謂修齊治平之道?！渡袝樊斨幸矎娬{“百姓昭明”的更高一重就是“協和萬邦”，這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我”向“大我”演進之路。無論儒墨道法都注重立己達人。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群”的概念至關重要，朱熹解釋說“和以處眾曰群”。陳次升所言：“朝廷和于上，則百官和于下；眾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人是社會性動物，“能群者存，不能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結成共同體才能夠更好的生活與勞作。

中國傳統文化同樣注重“推己及人”。先秦時期的諸子，莫不為飽受戰火的天下百姓謀求更好的生活與出路，這種救世的情懷與責任感已完全突破當時諸侯國的界限，就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而言，在他們看來的“天下人”的概念幾乎已與我們今日所言的“全人類”概念相差無幾了，這可以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濫觴。

二、“德禮為本，政刑為用”：共同體秩序的維護準則

班固云“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比耸侨f物之靈，貴在“知止”。人類進入文明社會，文明往往也就意味著節制，用各種規則來節制自身欲望，規范個體言行。共同體構建之后需要用規則來進行維系，不同的共同體因其自身性質與構建歷程的不同，從而各有其不同的維系規則。

（一）以“禮”來維系血緣共同體

“禮”一直是中華傳統法文化的晶核，中國古代多“引禮入法”甚至“以禮統法”。漢儒董仲舒首倡的“三綱五?！?，旨在以道德準則來維護共同體秩序，其本來是儒家之禮而非國家之法，因漢武帝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才使得其成為封建正統思想之核心要義。儒家維護共同體的倫理綱常愈發為國家立法所采擷，禮法融合、儒法合流趨勢日顯，降至《唐律疏議》，更是“一準乎禮”。

族“有會聚之道”，此道首先是禮。周公制禮作樂，最早就是用來調整家族成員之間關系的，家族繼承包括身位襲傳和財產繼承，通過禮的“親親”來劃分名分與財產，防止家族成員出現繼承糾紛以維護血緣共同體的秩序。同時“律義首重倫?！保?］，國家立法設刑，通過共同刑事責任的承擔使犯罪者心有所累不敢以身試法，促使家族成員之間“德業相勸，過失相規”［2］，進而強化了人們的家族共同體觀念。如《史記》中有載：“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日：‘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勿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保?］

可見，在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里，禮義倫常對血緣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發揮了維系和促進作用。

在家族這樣一個血緣共同體當中，“等于國紀”的“家之譜規”［4］同樣起到了良好的維系作用。所謂“家之譜規”即家規族約，是家族內部制定的行為規范，是對國家法律的細化和補充，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淵源。因此，家規族約被視為“天下通用之理”［5］，十分強調事君以“忠”、奉親以“孝”，如此，天下之族莫不忠君，族內之人莫不孝親，家族和睦，相親相愛。

（二）以“法”來維系地域共同體

相比血緣共同體而言，地域共同體的生成添加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因此，地域共同體的維系須從國家政治治理角度出發。在氏族制度向著國家制度演變的過程中，調整氏族成員相互關系并被自覺遵守的原始習慣，逐漸上升為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法。

中國古代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維系地域共同體，實行“編戶齊民”，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不得隨意遷移，違者治罪。管仲主政齊國時，“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福禍共之”［6］，就是維系地域共同體的一個明證。

“法”不僅僅被用來規范共同體成員的行為，也能在地域共同體的公共救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譬如在疫情防治工作當中，以國家律法形式來加以確定和保障的賑恤被作為主要方式。如漢平帝二年，下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并對死者家屬給與撫恤，“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兩尸以上二千”［6］；宋太宗醇化三年五月，詔令“太醫署良醫視京城病者，賜錢五十萬具藥，中黃門一人按視之”，經過一個多月的疫情防治，至“六月丁丑，大風晝晦，京師疫解”，太宗隨即下令“置常平倉”［7］；宋哲宗元祐八年曾發生疫情，哲宗下詔“近日在京軍民疾患，難得醫藥，可措置于太醫局選差醫人，就班直、軍營、坊巷，分認地分診治。開封府差官提舉合藥，并日支食錢，于御前寄收封樁錢內等第支破，候疾患稀少即罷”［8］。

從這些舉措可以看出，朝廷對于百姓的重視，歷代君主深知“民惟邦本”，無民則無國。同時，若疾疫得不到良好的治療和有效地防治，將造成大量人口的無謂削減甚至導致戶絕，這將大量減少成丁人口進而削減國家稅收，疫情防治于國于民都極其重要?？梢?，對于地域共同體的維系，最為重要的準則便是“法”。

（三）以“德”來維系命運共同體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既把自己本身的類，也把自其它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是說（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己本身當作現有的、活生生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1］?？鬃釉疲骸盀檎缘?，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歷代君主希望以德育民，而使民以德忠君，這就是以己之心度人，潛意識中把人當做了類存在物?？梢?，對于命運共同體的維系，最為重要的準則便是“德”。

先秦時期，人們缺乏對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常有鬼神之說?？鬃釉唬骸熬垂砩穸h之”，就是說在情感上可以尊敬鬼神，但是在理性層面，應當遠離鬼神。在中國古代治理理念之中，“天道”占據著重要一席，但古人也清醒的認識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系人心”［2］；尤其是對于治國理政者而言，應當注重的是自身的德性、德行。所以，孔子更強調“為政以德”。治國理政者應當按照德的要求來治理國家，那么人民就會如同滿天星辰拱衛著北極星一樣的依附著他、拱衛著他。自周人將關注的焦點放到人的身上以后，德在君王治國理政、官吏司牧百姓以及個人安身立命等方面，都成為了極其重要的衡量標準。奉行“人治”則必然強調“為政之德”?！对娊洝分袕娬{的為政之德包括“敬天”“法祖”與“好生”?！熬刺臁奔仁蔷囱鎏斓?，順應天命，則天而行；“法祖”，即繼承祖宗遺志，常與“孝道”相聯系；“好生”，即重視和珍惜生命。故為政者應當勵精圖治，勤于民政，以使“四民各安其業”［3］，下合民意而上應天心，此之謂“以德配天”。昔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4］，武王敬天法祖，建立都城鎬京，繼承祖先遺德，才能“永言配命，成王之孚”［4］，永遠順應天命方可促成王者的威信與賢德的美名?！笆乐^賢者，貞信之行也”［5］，世人所稱頌的賢能之士，必定有堅貞、信實的道德品質與人性操守。司法官吏的司法裁判也須“以德配天”，譬如顏真卿再遷督察御史時正值天旱，他“辯獄而雨，郡人呼為御史雨”。

三、“倫理親情，德法共治”：共同體智慧的鏡鑒價值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6］，宇宙的運行，永恒而肅穆。發展的實質在于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辯證的否定即是揚棄。中華文化不僅以其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聞名中外，更以其綿延性光照千秋。對待歷史與傳統，我們應當同時抱有“溫情”與“審慎”。厘清中國古代共同體智慧的鏡鑒價值，并給予其應有的歷史評價，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一）重視倫理親情以穩定社會秩序

我國《民法典》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家庭成員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宗法制度滲透到國家法律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個人依賴于家族，家族塑造了個人，個人從屬甚至附屬于家族，由此表現出來的便是家族本位主義。血緣是維系家族共同生活的紐帶，講“禮”是中國人血液里流淌的規則意識。熱愛家庭生活、重視倫理親情就必然使人心有所系，男子以成家為立業之本，女子以適人為己之歸宿。同時，在家族本位主義語境之下，每個人都有著濃厚的家族情感，正如司馬遷所言：“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7］，對于預防犯罪而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8］?；诖?，則“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9］。貝卡利亞說：“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主要目的?！保?］韓非子曾經講述過這樣一則故事：“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2］。

可見，在以親情倫理為重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當中，家族成員之間“德業相勸、過失相規”［3］，進而強化了家族整體觀念，以引導、教育、規范、震懾甚至是威懾更大范圍的共同體，使其遵紀守法、安分守己，對于犯罪特別是重大犯罪是有一定警示和預防作用的，同時，“準五服以治罪”的定罪量刑原則維護中國古代社會的宗法等級秩序，為維護共同體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于這一點今人應當是無可非議的。

（二）重視人法相維以促使上安下順

正如尤根·埃利希所指出：“無論在現在或者是其他任何時候，法律發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學，也不在司法判決，而在社會本身”［4］。對待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應當同時抱有溫情與審慎，更應當從傳統法文化當中汲取現代法治資源。梁啟超主張一個國家的“立法之業”應當被認為是“政治上第一關鍵”，因為“覘國家之盛衰強弱者，皆于此焉”［5］。由此可見，立法是一個國家實現其政治功能、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治理手段。古人說得好：“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6］，就是說禁暴懲邪，教化民風，安定百姓以推行政事，沒有什么比立法更重要的了。富勒也曾說：“如果要使人類行為根據規則來加以治理，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要有規則可循?！保?］同樣也是在說“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8］。那么，對于我國而言，加強法治中國建設，首先就是要制定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讓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有法可依。

古人曾說：“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9］。一個國家只有制定完備的法律體系，才能真正實現“人法相維，上安下順”［10］。人民是我國的主人翁，因此，必須要在“加強重點領域立法”［10］的過程當中，努力“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11］，立法機關要堅持民主立法。我們黨作為執政黨，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堅持走群眾路線，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注重民主立法。民主立法的核心要義在于立法決策、立法活動中，應當依據和貫徹民主原則。古人說得好：“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保?1］我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廣大人民群眾最具發言權，法律要滿足絕大多數人的現實需求，就必須積極拓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立法的途徑，讓更多人的立法意見、建議與要求得到充分地反映、采納和滿足。立法機關所做出的立法規劃計劃應當及時、準確地加以公開，法律草案的起草、審議要公開，征求到的意見、建議和要求以及立法文化和資料也要公開，更要充分體現我國人大代表聯系人民群眾的制度優勢。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保?2］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我國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法治中國。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通過政治領導，領導我國立法機關在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以及依法立法等各個方面均邁出了新的步伐。當前，我國的立法工作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那就是業已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體上已經實現了有法可依。［1］韓非子說得好：“國無常強，無常弱”，而決定國家強弱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堅持“奉法”，因為“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1］。一個國家想要長久的保持強盛，必須將法律奉為治國理政的圭臬?！皣鵁o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2］，國家的法律能夠得到實施，嚴格依法執法、依法辦事，就能安定有序，反之，就混亂無序?！胺ㄕ?，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3］，法是天下所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是指引人們如何行事的社會規則。

我們學習歷史，并非是為標榜過去，實為借鑒現在，更為取法將來?？v觀黨的歷史，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梢娢覀凕h始終秉承和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我們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經進入了全面法治的新階段，這將進一步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進程都具有著重要意義。

（三）注重以德懷遠以維護國家形象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著“禮儀之邦”的美譽，注重“以德懷遠”。韓非子認為“德”是明君圣主的必備品質，即君主須時刻保持清醒警惕，于外能夠“無怨讎于鄰敵”，對內可使“民蕃息而畜積盛”，是為之“德”。司馬遷謂帝嚳“其德嶷嶷”，這里所講的“德”就是順天急民，取材節用，撫教群生。在司馬遷看來，帝嚳之德更多的是順天人之道，既帶有濃厚的天道崇拜色彩，又是可使人親睦的倫理規則。同樣，在司馬遷的筆下，漢文帝亦講求“理育群生”才能應“三光之明”，即撫育民人百姓才能順應天道?？梢?，在司馬遷的精神世界當中，德之大者乃是一種普適性的民生關懷，其追求的理想效果是“天下懷安”。在班固看來，漢高祖劉邦重君臣大義，為義帝素服送葬，是為之“德”，并說“漢承堯運”，那么堯之德如何呢？在班固的筆下，堯之德在于使君臣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司其職，以實現天下咸安。統治者有“德遠”之意識，即懷遠以“德”。德具有了更為普適的積極意義，是天下觀的重要內容和具體維系規則。所謂“仁不異遠”，此處所講的德，不僅要求重視鮮活的個體生命，還需注重友好的相鄰關系，即便是在戰時雙方也“不斬來使”。這樣的德起到了類似今日之國際法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來，實現了從鞏固獨立、融入世界到引領時代的歷史轉變。我國外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注重對他國利益的合理關切，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展示出了“禮儀之邦”的良好國家形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也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解決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各國抓住機遇共同發展，為解決世界向何處去等問題提供了全新選擇，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四、結語

就共同體意識的生成智慧而言，伴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結構由家到族再到國的演替，血緣共同體、地域共同體以及命運共同體先后生成，最早地體現了圈子文化的概念。在我國自古以來以“天下大同”的時政思想觀念下，初步形成以法為中心治理社會的中華傳統文化。在共同體生活當中，中國傳統法文化體現出我國人民在長遠歷史中共同體的塑成有著先天獨后的智慧。古人云“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禮”，德與禮作為中華傳統法文化的晶核，為歷代國家立法所采擷，完成了國家與社會對儒學的具體實踐；韓非子說“家有常谷，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政與法是中國古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準則，規范著人們的行為舉止，維護著社會的穩定統一，保障著國家的井然秩序。

就共同體秩序的維護智慧而言，從中國古代真切的共同體生活中抽繹而出的中華傳統法文化，蘊含著豐富且高超的共同體智慧。中華傳統法文化秉承“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價值理念，堅持“治民先治官”的治理方略，具有“理性務實、敦誠堅韌，忠孝尚和、以德化民”的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古代社會的法文化共識以及體現社會轉型與法律變革相適應的內在規律。同時，中華傳統法文化中“禮樂政刑”綜合為治的方針，將德、禮、政、法融于一身，在人情倫理維系與規則秩序穩定之間尋求到了恰當的平衡點。

中華傳統法文化以其精要的思想，構筑了“其視天下猶一家”的以家國一體為理念的共同體文明，積淀了“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的以家族本位為特征的共同體意識，展現了“沛然德教溢乎四?！币灾隆懊烂琅c共天下大同”的共同體智慧。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文化，透視與提煉中國古代共同體智慧，有助于進一步加深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與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理解和認同，增強全社會建設法治中國的信心和決心；有助于堅定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進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具有重要精神支撐和持久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