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古今法制傳承之橋

劉安迪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精髓的發掘、繼承以及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022年，黨的二十大更是提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法治建設領域應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同時，法學界和史學界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研究也在不斷深化，但在如何正確認識、界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方面，仍然存在值得探討的空間。

2023年10月24日，由廈門大學法學院主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研究”項目組、廈門大學法學院東方法律文化研究基金承辦的“漢唐法律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討會”在福建省廈門市召開。來自日本京都大學、大阪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國海洋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沈陽師范大學、天津財經大學、華僑大學、貴州中醫藥大學、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中華書局、學術月刊等10多所高校和出版機構的30多名專家學者、碩博研究生參加本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圍繞《漢唐法制史研究》中譯版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研究”（23ZDA079）展開，試圖為上述未竟之問的回答與解決提供新的思路。

一、漢唐法制史研究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暨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冨谷至先生是日本東洋史領域的著名學者，自1983年發表《秦漢的勞役刑》迄今，已耕耘四十年整。廈門大學法學院周東平教授在回憶與冨谷至先生學術交往時表示，冨谷至先生研究成果豐碩，在漢學領域頗具影響力。例如在法史學上，他繼承京都學派的研究范式，擅長使用考證和比較的方法研究問題。又如在簡牘學上，他與籾山明并稱日本簡牘學領域的第三代代表性學者，憑借古籍數據庫、親覽原簡、踏訪出土地等資料環境之便，故在研究主題、方法路徑、學術觀點上能夠實現某種程度的超越。即便從京都大學退休后，冨谷至先生仍筆耕不息，最新出版了《從漢倭奴國王到日本國天皇》一書，參與了《巖波講座? 世界歷史》第5、6卷的寫作。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樓勁研究員表示，從20世紀下半葉始，日本東洋史研究從關注經濟和社會形態問題轉向政治和法律制度問題。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一批杰出的學者，冨谷至先生即為其中代表。他研究功底深厚、考據扎實、觀點確切，尤其重視漢唐法律形態的變化。

2016年，創文社出版的《漢唐法制史研究》為冨谷至先生退休前所著。后由廈門大學法學院周東平教授、薛夷風副教授歷時數年譯為中文，交由中華書局出版。冨谷至先生對譯作予以高度評價，表示愿將中華書局出版的《漢唐法制史研究》代替原日文版作為正本。中華書局責任編輯孟慶媛女士認為，《漢唐法制史研究》中譯版忠于原書、文句通順暢達、用詞精準到位。在書稿校對階段，周東平教授和薛夷風副教授更是不厭其煩地核查文獻史料、打磨字詞和語句，最終為學術界提供了一本準確精詳的譯作。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吉林大學法學院劉曉林教授在會上對譯者表達了衷心的感謝，并表示《漢唐法制史研究》中譯版的公開出版，對國內研究中國法律史的學者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霍存福教授亦強調，翻譯外國學術論著對中國法律史的研究具有深刻意義，不僅能夠擴寬學術視野，還能夠促進學術交流，故學界應重視并大力推進翻譯工作的開展。

《漢唐法制史研究》由法典、刑罰、犯罪三部分共計九章構成，內容專精詳實、注重微觀與宏觀的聯系，具有理論深度和學術價值。冨谷至先生強調本書三大部分中的“犯罪”并非指“犯罪學”，而是指“犯罪法制史”。在研究犯罪的過程中，他提出罪惡可分為絕對的惡和相對的惡的觀點。隨著時代變遷，國家對“惡”的認知和判定標準也隨之改變，由此產生相對的惡。而研究犯罪的變遷，有利于發現、把握現象背后的社會歷史動因。譯者代表周東平教授指出，《漢唐法制史研究》一書具有三大鮮明的特色：第一，將中國古代禮與法規范的交叉作用融會貫通；第二，強調中國古代刑罰的本質在于威懾與預防；第三，重視北朝胡漢融合在中國法律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李力教授認為《漢唐法制史研究》所研究的問題極具學術前沿性和挑戰性，能夠引起學界討論，從而推動學術進步。西北政法大學法治學院汪世榮教授提出，本書研究漢唐法制史的切入點極具創新性。至于漢唐法典是否具有實踐性，還需要從司法實踐中尋找答案。同時，在研究刑罰的威懾性和預防性時，還應注重刑罰功能、目的和本質研究的有機統一。

從《漢唐法制史研究》一書，亦可窺探出冨谷至先生嚴謹的治學方式和態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騰教授認為，《漢唐法制史研究》一書考證精到、史論結合到位，并以罪名變化為例，指出本書對法律變遷背后歷史社會原因的重視。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趙晶教授認為，本書即便是在進行事實性的描述以及微觀性的提煉中，也能夠蘊含宏觀性的文化史關照。天津財經大學法學院侯欣一教授和華僑大學法學院范忠信教授一致認為，本書問題意識深刻，做到制度史與思想史的結合。同時能夠從微觀、具體的問題出發，以小見大，構建宏觀歷史背景。

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研究

在幾千年的法律實踐中，中華民族積淀、形成了具有獨特性、連續性和包容性的中華傳統法律文化。在建構理想和回應現實的過程中，中華傳統法律文化塑造并影響了東亞的中華法系，是世界文明寶庫中的瑰寶。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則蘊含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民族智慧，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價值追求，是以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

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根植于中華法制文明的肥沃土壤，其中，關于“優秀”的界定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性和條件性。根據時代的不同，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什么”這一問題的智識性解答，存在截然不同的聲音。因此，在當代法治現代化的建設道路中，只有形成對“優秀”的自我鑒別標準，才能擇善而從?；舸娓＝淌谡J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可分為兩種。第一，已得以發揚、繼承的優秀文化，如楓橋經驗；第二，未顯現、仍需發掘的優秀文化，這類文化才是學界需要重點關注的對象。范忠信教授表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貫穿在思想文化、社會觀念和社會意識等方面，具有抽象性和針對性，但同時又可轉化為實踐活動。識別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需要一套明確的判定標準、鑒別程序和方案，而實現“優秀”的古今轉化則需要從立法、司法、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等多個方面著手。樓勁研究員認為，關于“優秀”的界定應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鑒別的過程中，還應重視形而上層的自然法原則與具體法律制度層面之間的中觀聯系。李力教授認為，在研究何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時，應注意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以及法律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區分。暨南大學法學院馬騰教授認為，越是接近文化論域的問題，相關研究往往越容易模糊、鈍化思想本身。而“什么是優秀的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價值判斷問題，因此應以充分的思想辨識作為前提。西北政法大學法治學院閆曉君教授提出，在主動選擇、傳承中華優秀傳統立法、司法精神的同時，也要對部分腐朽落后的中華傳統法律文化加以批判。華僑大學法學院張國安教授認為，“優秀”的標準應從二十大精神之中找尋，并通過將其明確寫入教材來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對青少年的指引作用。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基于歷史和現實的共同選擇，也是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淵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觀念的形成和發展提供豐厚滋養。例如在無訟觀念的引導下，中國古代傳統法律實踐非常注重運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社會的矛盾、糾紛，這也從觀念傳統上促進我國調解等糾紛解決途徑的貫徹和實踐。針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原因及意義，廈門大學社科處潘越處長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古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則滲透著古人對理想政治的設想及解決具體問題的實踐智慧，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助力，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歷史基礎之一。周東平教授認為，傳統法律制度的內容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為踐行政治法律理念，解決現實政治法律問題而進行的相關制度設計。其模式選擇及原理充分反映我們民族在解決政治法律社會等方面問題的智慧解答，這不僅反映大傳統的制度彈性，也體現小傳統的靈活性，是直到今天仍有深刻價值的傳統智慧和經驗。

對處于邁向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之中的我們而言，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顯然不再是簡單地繼受，而應抱持同情地理解、審視，并“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進行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針對“如何傳承”這一問題，周東平教授提出，傳承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應著眼于農耕文明與當今數字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并鏈接古今相同或相似的法律問題事件，以實現古今對話的方式。劉曉林教授認為傳承中華法律文化不僅需要學術理論支撐，更需要實踐行動的貫徹，比如舉辦弘揚中華法律文化的會議論壇。汪世榮教授認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集思廣益，把握中國古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實踐中的精髓。比如傳承古代社會對糾紛的認識和解決方式，以及制度建設和社會建設有機結合的方式。侯欣一教授認為，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應強調整體性的把握，將學術上的思想追求和法律實踐上的現實需求有機結合。不僅要向學界弘揚創新性轉化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成果，也要借助課堂來培養大學生的文化認知意識。武漢大學法學院柳正權教授借助文化整合理論、文化突變理論，以鑒別優秀文化。又通過人類文化學的價值、思維、情感三層結構理論，來闡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方式。趙晶教授認為在傳承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時，首先應考慮如何與當代接軌，例如通過古裝劇、綜藝、展覽和博物館等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具象化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而深化大眾對傳統法律文化的認知和感受。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尤韶華研究員則認為，真正的文化傳承途徑，需要當代立法和司法的雙重驗證。

本次研討會不僅討論了《漢唐法制史研究》中的具體研究問題，指出了書中值得法史學者借鑒、學習的研究方法，還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三個維度，探討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問題。雖然古今意識形態、規范體系、治理模式等存在不可避免的差異，傳統法律的文化觀念和實踐經驗較難直接應用于當代法治實踐。但通過各位與會專家學者的討論與交流，會議無疑做到融匯古今法律，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途徑。同時，與日本學者的線上交流，為國內學者了解相關學術問題的國際動態提供了窗口與平臺，促進了法史學科的國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