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領域主題的變化特征、影響因素及啟示
——基于中國知網630份文本的NVivo編碼分析

周召婷,閻亞軍

(1.安徽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3;2.上海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上海 200234)

一、問題提出

2001年“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確立后,縣級政府在基礎教育發展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承擔更大的責任[1]。教育部在2015年出臺《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指出:當前政府管理存在缺位、越位、錯位的現象,要推進依法行政,形成政事分開、權責明確、統籌協調、規范有序的教育管理體制;教育局長應主動開拓為學校、教師、學生服務的新途徑[2]。教育局長作為區域教育現代化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首席”,是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力量。筆者在中國知網搜索發現,關于教育局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局長角色、教育局長專業化、教育局長領導行為等方面。從春俠對122位縣教育局長展開問卷調查,對“誰在當教育局長”“教育局長管什么”“教育局長如何當”等問題進行了研究與分析,認為教育局長的角色主要是行政官員、教育領導者、上情下達的執行者[3]。儲朝暉根據教育局長的任用制度指出,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必須選擇具備現代教育專業素養的教育局長;亟須建立教育局長的專業化標準,完善地方教育局長的任用制度[4]。褚宏啟認為只有通過教育行政人員的職責制度、資格制度、培訓制度、考核評估制度等促進教育行政人員的專業化[5]。蔣和勇采用語義分析法描述了L局長的工作現狀,分析其在教育戰略規劃、人力發展、決策、協調與教育科研指導方面的領導策略,展示了L局長在思想引領、用人、行政推進、領導藝術及專業發展這五方面的領導趨向[6]27-38。也有學者研究了教育局長的實踐邏輯,即指向政策執行效率的提高、教育政策的矯正及發揮教育局長主觀能動性,但這些研究同時也面臨教育實踐與教育理論存在斷裂、工具性泛濫與角色轉換困難的風險[7]29-39?？傮w來看,已有的研究偏向于教育局長群體的系統性研究,少有教育局長與教育發展的關系性研究。

為此,本研究擬收集1978-2022年中國知網關于教育局長的訪談、講話、報道等資料,運用NVivo12軟件分析教育局長關注到的基礎教育領域的主題,以及1978-2022年間教育局長關注點的變化情況及變化的影響因素,以期探究教育局長關注主題的變化對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義,為當前教育局長實踐提供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本研究將中國知網中關于教育局長訪談、講話等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在中國知網“高級檢索”框中以“教育局長”為檢索關鍵詞,時間跨度設置為197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本研究中的基礎教育主要包括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幾個階段。選擇1978-2022年這一時間段有其合理性:一是1978年是恢復高考的關鍵一年,拉開了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帷幕;二是將1978-2022年按照基礎教育領域重大政策頒布的時間節點以及參考多篇關于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基礎教育發展的相關文獻,最終將其概括為4個時間段(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便于分階段搜集訪談資料;三是選擇歷時40余年的時間段進行變化研究既可以整體探索這一時期的變化情況,也能從長時間段中獲得教育局長實踐行為的共性特征,更具有說服力和借鑒性。在此基礎上,再根據文本的選擇標準篩選:一是與關鍵詞高度相關的訪談文本,即對某個教育局長的直接訪談錄或間接記錄某個教育局長的文本內容;二是與主題相關的教育局長個人講話文本或教育局長主持的會議文本等。最終確定630份文本為本研究對象,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這些文本主要以教育局長訪談為主,占比81.27%,關于教育局長的報道、會議、講話分別占比12.22%、3.97%、2.54%。訪談與報道文章主要由記者、主持人或期刊編輯進行提問,教育局長(或副局長)做出回答。教育局長的回答,主要闡述地方基礎教育的現狀、發展方向、特色及面臨的挑戰。本研究的教育局長涉及正副教育局長,其中正職教育局長占比88.30%,副職教育局長占比11.70%,也包含市教育局長與縣教育局長,其中縣教育局長占比居多,大約67%。因為主要探索的是教育局長這一角色的關注點和實踐,因而未對具體教育局長類別進行細致區別。

表1 1978-2022年教育局長各類型文本數量分布情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運用文本分析法,即將文字或非定量的文獻在某種程度上轉化為定量的數據,使質的內容變得可測量和可計算的一種研究方法[8]178。文本分析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對文本進行定量分析,通過某些詞匯詞頻的統計來反映文本的特點;二是對文本中的詞匯進行定性分析;三是將定量與定性相結合進行綜合分析[9]。文章以NVivo12軟件為分析工具,對630份關于教育局長的文本進行編碼,在對文本打散、重組、歸納的過程中多角度分析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發展與改革的重點內容。

(三)研究信效度

本研究通過以下方法來保證信效度:一是飽和度檢驗法,為了使文章中的核心概念與主要節點達到飽和,把在知網收集到的630份教育局長資料轉換成TXT文本,用NVivo12軟件對其關鍵詞詞頻進行查詢,發現高頻詞義務教育、教師隊伍、教育質量、素質教育等都被涵蓋在已有節點。二是評定者間信度法和內容效度法。為了避免主觀因素影響編碼,我們將630份文本按照改革開放以來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脈絡劃分成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四個時間段來收集樣本,并用NVivo12軟件對其進行編碼。為了保證分析結論的深入性,同時對24位教育局長進行問卷調查。訪談資料來源于閻亞軍2022年4月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數據。其中樣本數24,本科學歷占62.50%,研究生學歷占37.50%,有教育系統工作經歷的占63%。為了佐證研究結論,這24位教育局長是當前任職且不包含在630這一研究樣本中的。最后由兩位專業人員輪流對其進行驗證,對有分歧的編碼重新審核、編制,保證編碼的準確性、可靠性、一致性。

三、研究發現

(1)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領域主題的總體情況

本研究利用NVivo12軟件把630份文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28個關鍵詞詞頻進行整理(見表2)?？梢?改革開放40余年以來,教育局長普遍關注教師隊伍建設、義務教育、素質教育、教育均衡發展、教育質量、教育評價、特殊教育、學校建設等方面工作。同時,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提升教育質量、構建良好教育生態、完善管理體制、聯動家校共育、優化資源配置、進行依法治校、實現教育公平等。

(二)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領域主題的變化情況

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時間起點,綜合考察基礎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將其大致分為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4個階段,并按照這四個時間段收集資料。提煉出教育局長的關注點為義務教育發展、體制機制改革、落實教育方針、信息化賦能教育四大方面,但是每一方面的主題在四個不同階段都有所變化。

1.發展重點:以義務教育為主,推動基礎教育整體發展

義務教育是教育局長一直以來重點關注的主題,國家義務教育發展分四步走,教育局長的工作重心始終沒有脫離義務教育,但是不同時期的側重點有明顯變化。這一變化是對國家綜合實力發展、教育發展需求、人民現實需要等方面的積極反應(見表3)。

表3 教育局長關注義務教育發展的主要描述

第一步,逐步推進。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提出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確定在發達、中等發展和落后三類地區逐步推進義務教育。教育局長面對當時“房子、票子、師資”緊缺的情況,普遍關注學?；A設施建設、教師隊伍建設、中等教育改革方面的內容。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教育局長的關注點從“有教師”到“好教師”,即從教師數量到教師質量的轉變。在中等教育改革方面,教育局長的關注點在中學結構改革與中等職業學校建立兩個方面,中考后向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分流,是我國分支型學制的重要體現;不同的教育局長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提出兼并、聯辦、建立示范學校、創新職業中學等舉措。第二步,兩基攻堅。對西部地區實施“兩基”攻堅計劃(2004-2007年)。從參考點數來看,教育局長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的義務教育普及上,并從民族教育、民生工程建設與教育幫扶三方面入手,通過多種途徑保障受教育者權利,以期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第三步,免費普及。國家宣布從2008年秋季學期開始,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學生學雜費。通過對2008-2022年教育局長文本資料的整理發現,教育局長主要采取以下舉措實現免費普及義務教育:一是加大經費投入,落實政府責任;二是規范學校收費問題,端正行風建設;三是狠抓“控輟保學”工作,普及義務教育;四是深化學前教育改革,推動學前教育普及;五是重視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促進教育公平。在義務教育普及的第三階段教育局長已經關注到學前教育改革及普及的重要性,并強調義務教育發展中的質量問題。第四步,優質均衡?！包h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促進公平、提升質量作為教育改革和發展政策的主線”[10]。一些省份開始探索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指標。2017年教育部印發《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辦法》,并于2019年10月正式啟動全國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評估認定[11]。這促使教育局長開始從義務教育“基本均衡”步入“優質均衡”的探索,主要集中在:(1)高質量公平發展的基礎教育理念;(2)利用輻射效應均衡發展義務教育;(3)統一城鄉義務教育資源配置;(4)承認發展差異并鼓勵優質特色發展四個方面。這也充分體現了第四階段我國義務教育從基本均衡到優質均衡的實踐性跳躍,義務教育得到了大規模和快速化的普及、鄉鎮與縣域間義務教育發展差距縮小、城鄉義務教育得到特色發展等。

2.發展動力:用體制機制改革激活辦學活力,促進教育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教育局長始終結合本區域辦學活力不足的障礙性因素進行分析,為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出謀劃策;從辦學方向、人才培養體制、評價機制、民辦教育、課程結構、管理方式六方面來激活學校的辦學活力(見表4)。

表4 教育局長關注體制機制改革的主要描述

總體來看,教育局長群體采取措施的強度從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逐漸加強,辦學方向、課程結構與管理方式的頻次呈指數上升趨勢。人才培養體制改革舉措涉及教師培養制度與校長培養制度兩個方面,評價機制改革舉措既涉及學生的評價與考核,也涉及教師群體的評價與考核。在民辦教育方面,公辦民辦協同發展成為主要趨勢。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后,民辦教育得到快速發展,從第一階段尚未得到重視,到第三、四階段的高度重視;2003-2008年,全國范圍內民辦學校不斷發展,總體上呈現出“公退民進”的態勢[12]。教育部等八部門于2022年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激發中小學辦學活力的若干意見》后,在第四階段,管理方式也實現變革和發展,如學校主體管理、教育活動管理、學校內部管理等,開始形成治理共同體。在辦學方向上,教育局長注重學校辦學理念指導及學校辦學自主權,呈現出多樣化、各具特色的辦學模式。同時,課程結構也不斷創新,頻數從第一階段的3次上升到第四階段的222次,不僅反映“新課改”后課程的自主性得到加強,而且表明學校的辦學主體責任從宏觀設計到微觀實施不斷細化。

3.發展內涵:以教育方針為導向,促進學生全面均衡發展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教育方針不斷變化,由德智體到德智體美再到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素質教育也經歷了從“全面實施”到“全面推進”再到“全面發展”的過程。同時,我國先后開展了6次有針對性的“減負”工作,但是學生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全面發展。雖然教育局長在不同時期關注這一主題下所踐行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都指向學生的發展,且教育局長越來越重視多元主體的在教育發展中的合力作用(見表5)。

表5 教育局長關注落實教育方針的主要描述

從相關文本資料來看,一方面,隨著全面發展教育方針的不斷完善,教育局長關注五育發展的頻次有所提升,并且對勞動教育、德孝教育、禮儀教育、藝術教育等的關注度不斷增強,表明教育局長重視培養知識與道德統一、理論與實踐統一、全面發展與個性發展統一的人。另一方面,隨著全社會對“素質教育”和“減負”的重視,尤其是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教育局長紛紛采取措施實施素質教育。從2000-2009年(第三階段)期間教育局長關注“素質教育”的頻次不斷上升。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發展素質教育”后,教育局長在學校、家庭、社會等各場域呼吁素質教育的重要性。此外,教育局長在前3個階段基本上關注學生的基礎素養;在2016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深化課程改革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意見》首次提出“核心素養”一詞后,教育局長開始在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強調核心素養的重要性。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雙減”政策,從2021年到2022年間教育局長對教師和學生的“減負”相關主題關注度大大提升,并開始進行不同程度的教育負擔治理。

4.發展手段:以信息化賦能教育高質量發展,引領教育現代化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信息化發展經歷了起步、奠基、快速發展和大力推進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教育局長關注信息化如何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且從基礎設施到頂層設計再到微觀實踐都在不斷深化,逐漸推動教育數字化轉型、融合創新、技術賦能等,以此支撐教育高質量發展(見表6)。

表6 教育局長關注信息化賦能教育的主要描述

1978年至今,教育信息化主要經歷了信息技術教育階段、教育信息化1.0階段、教育信息化2.0階段。從頻數統計結果來看,改革開放40余年以來我國教育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技術與教育的結合也從“互聯網+教育”向“大數據與教育”“人工智能與教育”發展。教育局長主要從教育信息化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以信息化發展創新教育等方面采取措施。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由于當時經濟、科技發展現狀,教育局長主要關注計算機教學實驗和計算機輔助教學,偏向基礎設施建設。整體來看,基礎教育信息化工作在21世紀初得到了快速發展。在第三階段,隨著信息化基本環境建設的成熟,教育局長集中力量發展信息化能力。在第四階段,隨著我國教育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以及2021年《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將“加快信息化時代教育變革”列入十大戰略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盵13]近幾年教育局長緊跟政策引領,智慧教育、智慧校園、新基建等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

(三)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領域主題變化的影響因素

通過Nvivo12軟件對630份關于教育局長的文本資料進行逐句分析,找到與主題高度相關的表述,進行選擇性編碼(依據劃分的四階段對資料進行A1-A37、B1-B18、C1-C220、D1-D355排序,A1-A37、B1-B18、C1-C220、D1-D355分別對應4個時間段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的數據樣本數,即第一階段數據樣本37、第二階段數據樣本18、第三階段數據樣本220、第四階段數據樣本355)。選擇性編碼是在所有主范疇概念類屬基礎上,經過系統的分析選擇“核心類屬”,把有關的部分集中到“核心類屬”上。核心類屬是子類屬與編碼參考點數數目偏多、影響力較強、占比較大的抽象范圍[14]。本研究把“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兩個類屬作為核心類屬,共包含了15個子類屬,共涉及664個編碼參考點(見表7)。

表7 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領域主題變化的影響因素

從編碼情況來看,影響教育局長對基礎教育領域關注點變化的原因來自主要包括主觀和客觀兩方面。主觀因素集中于人,即教育局長個人經歷與教育場域他者影響。教育局長的求學與受教育經歷直接影響其教育工作偏好、教育觀與教育行動。既有教育專業知識和教育工作經歷又有扎實行政管理經驗的教育局長,能更好地看到基礎教育改革中的問題;但是有多部門及多領域工作經歷的教育局長,對基礎教育改革中的問題不是那么敏感,而傾向于看到其他管理或社會問題。就客觀因素而言,教育局長面對政策文本呈現出忠實執行、相互適應執行與創造性執行三種取向,始終堅持和貫徹黨的路線與教育方針,如“落實、確保、圍繞”政策、“認真學習政策精神”、編制“……發展計劃”等。教育局長更加關注與政治關系密切的主題,如愛國主義教育、思政教育等。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國家對教育的經費投入不斷增加,并實現財政投入逐年“只增不減”,這促使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領域中學校收費、教材價格、教職工待遇、學生助學、學?；A建設等問題。

我國教育地區發展的差異導致教育局長的關注點有所不同。中西部地區的教育局長更關注義務教育普及問題;發達地區的教育局長更關注優質教育和教育資源共享等問題。教育在優化不同地區的人口結構和人口質量方面發揮著作用。相應地,教育局長也會關注農民工子女入學、學校班額、學區一體化、家校社協同教育等問題?，F代科學技術賦能教育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重塑知識結構,加速學習變革,推動教師發展,進而重構教育。這促使教育局長增加關注基礎教育領域的新視角,如“互聯網+教育”、教育信息化、校園信息環境建設、智慧校園、線上教育等。

(四)研究總結

1.優秀的教育局長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特質

本研究涉及的630份資料,有41%的文本宣傳、教育局長個人事跡,這些文本中的教育局長存在以下共性:一是能清楚認識國家政策對本地區教育的適用性,把政策當成契機,實施創造性的舉措。例如,第一階段第3份文本中(A3)龔再恩局長貫徹“四化”方針,為當地學校的教學手段現代化出謀劃策,并制定執行策略:成立縣電化教學分隊、制定電化課教案、印制幻燈片等。二是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例如,第三階段第155份文本中(C155)劉會理局長根據山區小學師資不佳的現狀、教學質量呈滑坡趨勢的地區現狀,主打教師隊伍建設,并通過一系列措施提升教師質量,從而促進教學成效。關于教育局長的典范事跡對我們當前教育局長的專業性提升等方面仍具有借鑒意義。

2.教育局長對基礎教育領域某個主題的關注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且其個人力量是有限的

本研究通過NVivo12軟件對630份教育局長的文本資料進行選擇性編碼,主觀因素的編碼次數為223次,其中教育局長個人經歷編碼次數為100次,教育場域他者影響的編碼次數為123次;客觀因素的編碼次數為452次,其中影響較大的政治政策因素編碼次數為190次,經濟因素的編碼次數為117次,地區現狀的編碼次數為53次,科技因素的編碼次數為92次。這充分解釋了教育局長的個人素養不僅影響了其對基礎教育中各問題的敏感性,也是其發揮教育智慧的關鍵。此外,教育場域中的“他者”的編碼次數在整個主觀因素中占比55.2%,佐證了教育局長雖然是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領導者,但是具體的實施離不開校長、教師等系統內外、本區域內外多方主體。同時,編碼結果還發現客觀因素對教育局長關注點的影響很大,除了政策的驅動外,地區現狀、經濟情況、科技情況等都影響了教育局長的實踐抉擇。本研究對關注、重視和研究教育局長隊伍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也闡明了教育局長在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同時提醒我們必須認識到教育局長作用的限度。

四、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1.事實性結論

一是教育局長關注基礎教育領域的主題與國家的政策背景高度一致,政策環境的變化為其提供了外部條件。一方面,教育局長必須密切關注政策,并在本區域范圍內落實,雖然有些地方的關注點會有一定的特色或創新,但都是在整體執行國家政策的基礎上所做出的實踐探索。另一方面,教育局長在理念上緊跟國家基礎教育發展的大趨勢,但具體執行上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A教育改革和發展受到諸多因素影響,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也是客觀事實。即使教育局長積極有為,但從“關注”到“實施”,再到產生切實成效,仍有一定的實際距離。

二是教育局長的個人素養為其快速發現基礎教育領域的問題提供了基礎條件。一方面,專業素養高的教育局長能夠深度理解國家政策和具備極強的問題敏銳性,可做出智慧性的決斷。另一方面,各方面素養強的教育局長有一定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主要體現在尋找與制訂策略,努力將政策和策略相結合。他們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執行政策的基礎上,尋找一些符合本地實際情況和利益的舉措,促進當地教育發展。

2.探索性結論

就教育局長在基礎教育領域的角色而言,教育局長始終是引領者的角色,但是教育局長的關注點落地離不開校長與教師群體的實踐;“教育改革的‘操作終端’并不在政府(教育局長),而在學校(校長)、教室(教師)”[15]。一方面,通過資料分析,可知不同教育局長的價值追求有差異,比如,有些關注人民立場,旨在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有些重視個人業績,還一有些重視學生發展等。另一方面,教育局長的引領者角色并不是說其獨斷專行,而是與系統內外、本區域內外等多方主體達成共識后的合作。教育局長關注點的變化是其在教育實踐場域內與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互動、合作中生成的。此外,教育局長角色的剛性在實踐過程中逐漸“減弱”,由“介入”轉變成“身入”,構成教育實踐的積極參與力量。就教育局長對基礎教育領域的關注主題而言,教育局長關注點的表現樣態與傳達方式都存在差異。一方面,通過資料分析發現教育局長的關注點集中在義務教育發展、體制機制改革、落實教育方針、信息化賦能教育四大方面,但是不同的教育局長關注點存在表現形式多種式樣、程度深淺不一的偏差現象。比如,就全面均衡發展來說,教育局長群體的共識是達成高質量發展,但是他們所采取的措施多樣,有的重視經費投入,強化基礎保障;有的重視信息化設備的應用,實現資源共享;還有的重視師資隊伍與課程建設等。另一方面,教育局長關注的主題傳達到學校層面大體表現為兩種趨勢:外部施壓的方式與內部支持的方式。當然只有把這兩種方式相結合,實施層面才能取得好的成效。

(二)啟示

1.研究啟示

教育局長是引領一方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精英人物”,探索教育局長關注點的意義在于如何從重要事件、地方經驗、學校案例等實踐中提取一些有益的策略,助推教育局長更好地引領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

首先,主動提升自我專業素養。一方面,教育局長要始終保持對教育學的熱愛與主動學習的心態。通過積極學習教育學、管理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強化自己的教育立場。另一方面,教育局長實踐的艱巨性與復雜性要求其具備持續學習的動力。當前是研究基礎教育最好的時代,也是基礎教育經歷史無前例變化的時代。比如,免費義務教育與學校生態的變化、鄉村學校教師流失與城鎮化發展、現代技術對基礎教育的巨大影響、產業轉型升級與對職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等,都提醒教育局長只有時刻保持求知的心態,才能及時解決新問題、克服新障礙,從而適應環境并回應訴求。

其次,教育是一個“慢”過程,如今基礎教育領域面臨著許多復雜、棘手的問題,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及大眾滿意的教育實踐方式是需要長期的摸索和實踐的。教育局長只有拋開工具主義傾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獲得期待的成效。教育局長要正確認識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一是尊重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本身的邏輯。認識到理論的價值,在教育實踐中檢驗、反思理論。二是保持實踐的品性。通過實踐充分感受基礎教育在時代潮流中的變化及顯現的問題,主動做一個教育行動者與實踐者。

再次,發揮行動合力?；A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不能僅憑教育局長一人之力,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完善對話交流機制建設,形成“共同愿景”。比如,利用線上會議、各種聊天群、郵箱等多種渠道進行溝通與互動,還可以組織學術論壇、座談會等方式進行交流與協作,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建立各方信任。教育局長信任校長、校長信任教師、教師信任學生,在此基礎上各主體也會信任教育局長。

2.研究不足與展望

研究還存在不足之處:一方面本研究所搜集到的資料有相當一部分是記者報道或者記者對教育局長的訪談報道,主要目的是宣傳、表彰先進,因此當事人難免會夸大改革和發展的成績,夸大自己在地區教育改革和發展中的作用和積極力量,而有意回避一些問題。另一方面,教育局長的關注點可能是迫于當時政策法規的壓力而說出來的,實際上他們關注的可能不一定是這些,或者不完全是這些內容。此外,通過搜集中國知網數據來進行分析,僅限于對書面文字進行加工與處理,缺少面對面交流,無法獲得教育局長群體內心深處想要表達的內容。未來研究將重點關注以下方面:一是補充與教育局長相關的理論研究;二是盡可能對教育局長進行深度訪談獲得更充實的資料,探尋教育局長作為一個多角色主體內心的真實世界;三是教育局長個人事跡或在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進程中的典型經驗等方面的推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