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 中國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教育研究：述評與展望

鄭勇華，宋寶成

（貴州民族大學 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簡稱MJC）自2010 年設立以來，經歷從摸著石頭過河到辦學自信的飛躍，已形成立足學校特色和服務區域特色的多樣化的辦學模式。然而，近十年來，在媒體業態巨變、《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實施、雙一流建設、新文科、碩士點數量破百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MJC 教育面臨一些關鍵問題和現實挑戰，成為學界和業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從已有文獻看，國內學者長期關注MJC 教育教學研究，主要圍繞辦學模式、辦學特色、教學方法、課程設置、教師隊伍（導師團隊）、配套資源、教學效果、學生培養與就業等方面研究，涌現大量研究成果。整體而言，研究視角包括中外比較、專業教育、新文科、數字技術導向、就業導向等；研究情景來看，MJC 教育主要集中在專業的守成與創新、問題與挑戰、教師隊伍建設、實踐課程等方面；研究方法來看，主要以實地調研和實踐經驗總結，較少進行規范化的量化研究。綜上所述，MJC 教育既往研究上尚不能呈現整體的研究脈絡和研究熱點、重點和難點。

因此，需要在現有研究基礎，結合MJC 教育實踐，構建更加具體、清晰的MJC 教育研究框架。本文按照“MJC 內涵與定位—MJC 困境與挑戰—MJC 教育培養模式與課程改革”邏輯框架，圍繞MJC 教育“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式”三個問題，對138 篇MJC 教育核心期刊文獻進行梳理，歸納了MJC 的內涵和定位、教育困境與挑戰、教學模式與課程改革等問題，整合原有碎片化的觀點，將以往相關研究按照點線面的脈絡整合，建立現有點線面的理論研究框架，并提出未來值得關注的研究方向。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數據來源與數據概述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通過關鍵詞：“SU=（新聞+傳播+傳媒）and（培養+教學+教育+人才）and（專碩+碩士+研究生+MJC）”進行高級檢索；檢索時間為2023 年1月6 日，時間范圍限定為“2010 年至2022 年”；文獻分類中勾選了“信息科技”下的“新聞與傳媒”以及“社會科學Ⅱ輯”下的“高等教育”。檢索共獲得了459 篇文獻，經過人工進一步篩選，剔除了書評、報紙、會議記錄以及與研究主題相關程度較低的文獻，最終得到了138 篇有效文獻。根據年度發文量趨勢和文獻分析，我國的MJC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應用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1.0 和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2.0 三個階段。

2010—2012 年，屬于應用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階段。在此期間，《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設置方案》于2010 年1 月出臺，且各院校招收第一屆MJC 學生，MJC 培養尚在探索起步階段，故而此階段年均發文量不足5 篇。

2013—2018 年初，屬于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1.0 階段。2013 年12 月4 日，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發布4G 牌照后，移動網絡的發展引發媒介環境巨大變化。媒介融合環境下，對新聞與傳播人才有著更高的要求，2013 年，教育部和中宣部發布了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計劃1.0（以下簡稱“1.0 計劃”），以推動培養適應融媒體語境的高層次、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因此，這一階段對于媒介融合環境下的MJC 培養研究日益增多，年均發文量11 篇。

2018 年至今，屬于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2.0 階段。在此階段，教育部先后發布卓越新聞人才培養計劃2.0（2018 年）和《新文科建設宣言》（2020 年），從而推動我國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培養研究邁上新臺階。此外，CSSCI 期刊來源文獻總數為36 篇，期刊年均發文達到13 篇，占總發文量26.09%，這表明該研究領域也被國內學界主流與權威所關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美國德雷爾賽大學陳超美博士所開發的一款信息可視化軟件CiteSpace V.5.8.R3版本進行文獻量化分析，并分別設置Node Types（節點類型）下Author（作者）、Institution（機構）、Keyword（關鍵詞）作為分析類型。同時輔以文獻精讀法，對研究領域中關鍵性文獻進行梳理、歸納，以此來剖析MJC 研究主題與發展趨勢。

二、文獻作者分析

統計顯示，所收集2010 年至2022 年138 篇文獻，共涉及197 位作者（含第二、三、四作者）。其中，絕大多數作者（179 人）發文量為1 篇。根據普賴斯公式（M≈）[1]來確定核心作者，計算出M≈1.498。因此，我們將核心作者發文量標準設定為2 篇，如表1 所示。

表1 核心作者發文量一覽

由表1 可知，在MJC 教學研究領域中，作者之間合作多為兩人之間，盡管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研究群體，但合作程度仍待提高。如張淑華與苗彩霞、王紅以長春工業大學為第一單位合作發文各2 篇，然而，這種程度合作在其他作者間不常見，大多數合作限于單篇文獻的發表，未能形成穩定的合作網絡。此外，盡管存在一些高產作者間合作，合作者之間多為同一機構內，因此，跨機構的廣泛合作群體尚未形成。

進一步分析表明，所有作者中，發表兩篇或更多文章的核心作者僅占9.14%。這一比例揭示了該領域的核心作者較少，這可能意味著大多數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僅為臨時性質。值得注意的是，發表量較高的18 位核心作者全部來自大學機構，而行業內的傳媒研究機構、中央與地方媒體及社會組織等機構并未出現在這個列表中。這一現象揭示了新聞傳播碩士專業學位教育領域中，業界與政府宣傳部門的研究相對缺乏。因此，社會新聞傳播實踐部門和機構的參與顯得尤為重要。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專業碩士的教育研究尚未形成跨校和跨機構的合作模式，這是未來該領域研究的一個潛在發展方向。

三、研究主題分析

文獻關鍵詞能夠對文章主題進行高度概括與凝練，通過CiteSpace 軟件對138 篇文獻進行詞頻統計與中介中心性計算，可揭示其研究前沿與熱點分布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測量節點在網絡中重要性的一個指標，其計算方法由美國學者林頓·弗里曼（Freeman）于1977 年提出。從信息傳輸的角度來看，中介中心性越高，節點的重要性也就越大[2]。經過對語義一致的關鍵詞進行清洗與歸并后，將CiteSpace 計算后的關鍵詞詞頻與中介中心性進行統計，選取中心性大于0 的關鍵詞共15 個，結果見表2。

表2 關鍵詞頻度與中心性統計

基于關鍵詞頻度與中心性統計表，輔以對領域內相關文獻進行精讀，可初步描繪出2010年以來我國MJC 培養研究的三個基本主題：MJC 定位與內涵、MJC 教育困境與挑戰和MJC培養模式構建與課程改革。

（一）MJC 的定位及內涵研究

MJC 定位及內涵研究是新聞傳播專業碩士教育研究的頂層設計。自MJC 學位設置以來，學者對MJC 的定位及內涵有過多種探討，本文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研究，根據MJC 的培養目標和定位歸納為實務技能型、應用復合型、全媒專家型。下面將深入闡釋三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培養的定位及其內涵。

1.實務技能型新聞傳播人才

MJC 的設立作為我國新聞傳播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變革。在辦學初期，學者們對人才定位與培養目標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式的構想與期望。已有研究主要從三個不同的視角進行了論述。一是學科建設視角。MJC 的設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補足新聞傳播教育結構的短板，是對已有學術理論型教育的補充。鄭保衛從學科發展的視角，認為MJC 的培養目標應囊括以下四點：一要有政治素養和職業操守，二要有理論知識與專業素養，三要能運用現代傳播手段和業務專業技能，四要掌握一門外語[3]。二是中外對比視角。徐泓通過對歐美國家專業碩士教育研究發現，專業學位具有“特定的職業指向性”和“職業性與學術型統一”這兩個顯著特征。因此，我國MJC 人才既要具備專業能力與素養，也要能夠熟練運用理論知識指導工作[4]。三是職業導向視角。為有效解決高校教學與業界需求脫鉤的狀況，MJC 應具備職業所需求的專業技能、專業素養和基本專業能力，能使用相應的技術、理論和知識高效地處理專業工作[5]。在此階段，MJC的人才定位是能夠在新聞播報一線站得住腳的技能型人才，更注重對傳統新聞實務技能的教學與訓練。

2.應用復合型新聞傳播人才

技術發展推動了媒介融合與業界變革，多因素疊加倒逼MJC 培養定位逐漸轉向“復合型”的多面手人才。計劃1.0 提出了培養“具有全媒體業務技能的應用型、復合型新聞傳播人才”[6]。在此背景下，通過跨學科、跨專業的方式培養專業技術復合、知識體系復合、綜合能力復合的全能人才已成為學界的共識與必然[7]。首先，專業技術復合是必要的。因為在媒介融合時代，第一大特征即是信息傳播渠道多媒體化，單一的媒介專業技術無法適應媒體融合環境下的新聞傳播工作，因此，傳媒行業需要專業技術復合的人才[8]。接下來是知識體系復合，包括傳播手段的技術知識、判斷新聞事實的人文社科知識、影響傳播效果優劣的藝術知識，三者融合，構成了對新聞傳播人才復合學科知識體系的要求[9]。最后是綜合能力復合。倪寧、蔡雯等通過調研發現，我國18 所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的MJC 培養目標除了要求學生具備政治素養、倫理道德、專業知識、外語能力等基本素質外，還要求學生博聞強識、技能全面，并具備現代傳播思維和國際視野[10]。

3.全媒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

黨的十九大以來，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教育研究站上新起點，此階段的MJC 定位與內涵需要結合兩個文件討論：一是2018 年發布的卓越新聞人才培養計劃2.0（以下簡稱“計劃2.0”）提出的“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的新聞傳播人才”[11]，二是2020 年發布的《新文科建設宣言》明確的“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新時代文科人才”[12]，同時要將新文科時代下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計劃2.0 的題中應有之義[13]。與計劃1.0 相比，計劃2.0 一方面突出了人才技能的“全媒化”，以適應媒介深度融合與行業創新發展[14]；另一方面強調了培養目標須“專家型”，以彰顯國家、社會、市場對具有專業教育背景、專業主義精神的專家型人才的渴望[15]。在新文科時代，MJC 人才一方面要能夠將各學科知識和理論進行深度交叉融合，并掌握多種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堅持人文素養與科學精神協同發展[16]。

綜上所述，這三個階段的MJC 的定位及內涵研究可按關鍵性文件發布的時間節點進行分隔。然而，它們并非完全孤立的，而是以求新求變的態度充分吸納先前研究的養分，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其關系可表現為如圖1 所示。雖然已有的研究中主要從業界需求、國際背景和學科建設等較宏觀視角提出了對MJC 的要求，但從學生視角出發的相關研究尚有待填補，從地方院校本土特色出發的微觀研究也相對匱乏。

圖1 MJC 的定位與內涵

（二）MJC 教育實踐困境與挑戰研究

MJC 教育研究領域自2013 年以來才逐漸出現有關培養困境與挑戰主題的文獻，該時間恰是首批MJC 學生畢業的關鍵節點，學者對此期間教學和培養環節中暴露的問題進行反思與探討。本文在總結過往學者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將MJC 教育實踐中的困境與局限歸納為四個部分：培養定位、課程體系、實踐教學和考核機制。目前存在的問題是：

1.培養定位不清晰

培養定位是MJC 教育研究的綱領。如果說學術型碩士主要培養研究型人才，那么專業碩士則要能夠為行業培養高層次的應用型人才。新聞傳播教育必須堅持學術性與專業性雙軌并舉，二者要相異而不相離[17]。但在實際培養過程中，仍存在培養定位不清晰的問題。已有的研究可分為三個對比的視角：第一，國內學術型與專業型碩士對比，相當一部分高校難以區分學術型與專業型碩士的學科、專業定位，從而導致兩者在課程設置上十分趨同[18]。第二，從中外對比視角出發，美國進一步將新聞與傳播碩士細分為以新聞職業訓練為導向的新聞學碩士和以跨專業交叉培養的傳播學碩士，相比之下，我國MJC 的培養方向并未進行明確區分[19]。第三，從高校辦學定位與MJC 教育定位對比來看，當前我國高校定位主要以“研究型”“學術型”為主，與“應用型”“職業型”的MJC 教育定位存在一定矛盾，新聞傳播系院校的教學格局就必須在研究與職業教育之間做出選擇，資源有限，難免左支右絀[20]。

2.課程體系不完善

課程體系是MJC 教育內容的重要載體。通過對現有文獻精讀，我國MJC 課程體系的問題可歸納為四點：（1）應用性不符業界需求。相當一部分國內高校的課程設置中仍以理論課為主[21]，且我國多數高校實行授課教學與操作實踐相分隔的教學模式，學生“知”“行”難合一[22]。還有不少院校沒有形成自己的MJC 課程體系，現有課程只是對學術型碩士課程的簡單移植，忽略了“研究型”的課程并不適合MJC 教學的事實[19]；（2）全媒化進展緩慢。部分高校課程無法適應當下新媒體環境，仍沿用老套課程內容，僅在名稱上冠以“新媒體”，內容并無革新，難以適應全媒化時代需求[23]；（3）缺少跨學科思想。媒體融合的語境中，新聞傳播學教育需要與其他學科更多地進行交叉融合，通過對國內一流高校MJC課程分析發現，當前課程設置還缺乏多學科交叉的意識[24]；（4）人文素養待加強。目前MJC 課程體系建設中還存在“重術而輕道”、重知識而輕素質的問題，新文科時代應充分構建科學和人文素養相融合的課程體系[25]。

3.實踐教學效果不理想

實踐教學是MJC 教育目標的實現路徑。為培養能夠從事職業工作的高層次人才，各新聞院校在實踐教學上進行了一番探索，如雙導師制、產教結合、校內實踐等，但實際實施效果仍不夠理想，其主要原因如下。（1）雙導師制“流于形式”。雖然各高校內普及率很高，但效果亟待加強，部分業界導師因社會職務繁忙，導致主要教學壓力仍在學界導師身上，業界導師指導十分有限[26]。（2）產教結合容易陷囚徒困境。盡管校媒合作的產教結合培養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為媒體提供人力資源，但容易陷入二者利益不一致的囚徒困境。一方面高校需要承擔正常教學秩序被擾亂的風險；另一方面媒體也需要直面學生的風險管理[27]。（3）校內實踐難以落到實處，部分院校試圖通過校內媒體實踐從而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水平，但在實操過程中，由于學生難以把握稿件與報道的界限，同時被動地接受學校下達的傳播任務，反而會降低學生的學習熱情，使實踐難以落到實處[28]。

4.考核機制不合理

考核機制是MJC 教育效果的直接呈現。目前對考核機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教師評價體系和學生畢業考核兩個方面。一方面，教師考核體系過于注重其科研能力，各高校對教師的考核大都通過學術成果體現，通過對比密蘇里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師資結構發現，雖然兩所高校都十分強調實踐導師的作用，但區別在于中國人民大學沒有為“實務型”導師搭建一套不單純以學術研究為標準的考核體系[29]。另一方面，論文答辯依然是學生畢業考核形式的主流，從MJC 設立之初，就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應當將學術型碩士與應用型碩士考核分開，不再以畢業論文作為唯一的評判標準，可采用調查報告、畢業設計等更靈活的方式[3,5,7,17]。雖然實施過程中，部分高校將能否在指定媒體上發表作品作為新的考核依據，但學生實施難度較大，且將考核權讓渡于業界，有失學校的主體性，以學位論文作為考核標準仍是主流[27]。因此，無論是教師或是學生的考核機制都顯示出“唯學術化”傾向，難以適應業務型導師和MJC的學業評價。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總結了MJC 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四類共性問題。從這四類問題中可以提取出一個當前MJC 培養所共同面臨的痛點，即教學和培養過程中職業性與學術性的博弈。隨著傳媒業態的不斷變革，MJC 教育研究必將面臨更多的挑戰?，F有研究雖然涵蓋了大多數高校在培養過程中面臨的局限，但還應從不同地方高校視角出發，在微觀層面對各類具體問題給予進一步深入與細化，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三）MJC 培養模式與課程改革研究

新聞傳播學屬于應用性較強且涉獵面較廣的學科。對學生培養模式的研究集中在對實踐教學和多學科交叉的探索；課程改革研究的主要成果則著眼于如何吸納其他學科知識的精髓以突破原本桎梏，為本學科增添新活力。

1.培養模式研究

梳理了關于“實務技能型”“應用復合型”和“全媒專家型”三種不同定位的MJC 培養模式研究的相關文獻，我們可將MJC 培養模式構建研究總結為校媒聯合培養、校內聯合培養、校校聯合培養和部校聯合培養四種類別。

一是校媒聯合培養，專業碩士教育要凸顯產教結合，充分發揮企業行業優勢，加強校企聯合培養[30]。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雙導師制，通過從事新聞傳播實踐工作的業界導師與校內導師的聯合培養以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然而，在實際實施過程仍有諸多不足。而鄭州大學最先實施的“三雙機制”可看作是雙導師制的完善補充，“即實行學界與業界雙班主任、雙輔導員和雙導師制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既促使學生理論結合實踐又加強了學界與業界的交流[31]；暨南大學新聞學院還通過與媒體單位合作，給予學生參與重大主題采訪報道的實訓機會，促使其快速成長[32]。

二是校內聯合培養，即通過整合校內不同學院、不同學科的教學資源與師資力量，彌補學科的單一性，培養復合型、全能型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如2017 年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聯合醫學部共同培養健康傳播專業碩士[33]，以及華中科技大學充分利用其理科背景優勢，將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等學科融入到MJC 教學中，實現“文工交叉”的特色培養模式[34]。

三是校校聯合培養，有學者從教育生態學視角提出，可從學校層面出發思考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而不是固步自封在某一專業或學院，通過統籌校內、校外相鄰學科和相關專業的教育資源，交流借鑒、聯合培養[35]。

四是部校聯合培養，復旦大學是“部校共建”培養模式的先行者和領航者。2001 年，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復旦大學在全國首創共建新聞學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形成了全國知名的“復旦模式”[36]。部校聯合培養的優勢體現在三個方面：各市委宣傳部能夠為高校直接提供資金支持；各市委宣傳部在培養過程中進行政治把關與思想指導，使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沁潤培養全過程；在各市委宣傳部統籌下，更有利于整合政界、業界和學界資源最優化整合。

2.課程改革探索

我國MJC 培養研究領域長期關注課程改革與優化問題，課程改革的成果關系到MJC 人才培養落實的大問題，學者研究的主要成果多聚焦于如何通過吸納其他學科知識的精髓以為本學科增添新活力，主要著力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學科交叉。有學者通過對中美兩國的新聞傳播專業碩士教育課程體系進行比較，提出了跨學科的培養模式。即借鑒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培養方法，在課程設置上打破學科的界限，與計算機、經濟、法律等專業間展開合作[29]。如復旦大學新媒體專碩課程中，如多學院聯合教授的“新媒體技術導論”，由計算機學院教授的“新媒體應用編程”和管理學院教授“新媒體商業模式”等。以此解決師資力量的局限性[37]

二是文理交融。一方面要加強人文素養，有學者強調在新媒體環境下，需要培養學生的人文主義精神，避免人才培養的目的陷入工具主義的梏桎。在通識課中加入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課程，將更多的人文素養、自然科學素養、美學藝術素養、實踐能力素養等通識課程引新聞傳播專業碩士教學課程體系[38]；另一方面也要堅持科學精神，與時俱進，增加與前沿技術相接洽的傳播科技類課程和適應國際化傳播的國際課程，實現新聞傳播課程的跨學科融合[25]。如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設置“微積分”“數據挖掘”等課程，旨在培養既具有基本新聞素養又具備數據挖掘能力的創新型人才[39]。

通過對培養模式構建與課程改革研究的相關論文進行分析發現，進行跨學科、結合新技能、培養全能型的教育理念成了MJC 教育研究的新方向。在此背景下，對于MJC 的培養體系和課程改革的探索除了追逐“新”與“變”以外，還需要固本培元，思考如何促使傳統的培養方式和基本的實務課程煥發生機。

四、總結與展望

（一）研究總結

MJC 培養研究作為新聞與傳播教育的一次開創性改革。經過十余年的探索、發展與創新，逐漸摸索并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培養模式與課程體系。這有助于在快速發展的媒介環境中保持MJC 的先進性，緊跟社會和業界需求。首先，梳理了不同時期MJC 的定位與內涵，并展示了從實務技能型到應用復合型到全媒專家型的演進路線。其次，總計MJC 培養過程中各高校所面臨的共性問題，發現其局限性多集中在培養方向劃分不清晰，課程體系不完善，實踐教學效果不理想，考核機制不合理四個方面。最后，探討了培養體系的構建路徑與課程改革的探索方向，分析了四類不同的培養模式和兩類創新思想下課程設置的優勢與成效。因此，本文將我國MJC 教育研究進展與熱點的關系框架總結（如圖2 所示）。

圖2 我國MJC 教育研究進展與熱點的關系框架

（二）未來研究展望

我國MJC 教育已進入中國特色新聞傳播教育的新發展階段。為促進中國MJC 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必須緊緊圍繞“教育強國”的整體要求，切實加強MJC 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創新。在未來時期內，立足于MJC 研究過往的研究成果，結合當前雙一流建設和新文科的具體要求，從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視角，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促進MJC 研究更加貼合國家重大發展需求和社會需求，實現中國特色新聞傳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MJC 教育研究的深化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進行推進。

第一，研究內容深化。當前我國MJC 教育的研究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因此，應注重從政策實施、技術導向、就業導向、動力機制、影響因素、演化過程和評價體系等方面構建中國特色MJC教育研究體系；應注重從新時代雙一流建設背景下MJC 教育的新型影響因素及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資源稟賦的歸納分析；應注重從不同辦學定位與不同辦學特色形成與演化規律。此外，MJC 教育的理論研究要提升理論高度，少一些媒介實踐經驗探討，多一些底層邏輯的理論思考，才能發揮理論指導現實的作用，加深MJC 實踐教學改革的理論研究與我國平臺型媒體和主流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實踐相融合。

第二，研究導向更新。立足“雙一流”建設，發展具有中國特色MJC 教育。2015 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雙一流”建設總體方案的通知中強調要堅持以學科為基礎，辦出學科優勢與特色[40]。根據前文的討論，目前多數高校MJC 教育的培養目標與模式都存在一定同質化趨勢，在“雙一流”背景下，建設有特色、有亮點的學科[41]已不可逆。因此，研究要注重情景化和本土問題研究。如北京體育大學結合自身體育院校優勢，發展體育新聞方向專業碩士建設研究；中央財經大學適應傳媒業發展需求，契合自身財經傳媒業發展，成立財經全媒體研究中心，并招收財經新聞實務方向MJC 專碩，培養應用型財經新聞與傳播專門人才；中國政法大學依托本校法學資源優勢，實現跨學科協同培養，開設法治新聞、網絡與傳媒法務兩個特色型專業方向，培養“網絡+法學+新聞”復合型專家型傳媒人才。因此，“雙一流”背景下的學科定位不再趨同，更偏向跨學科+新聞傳播的垂直領域細分方向，未來研究可繼續深入在“雙一流”建設情境中，如何推動各地方高校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MJC 學科教育。

第三，研究方法融合。MJC 教育是融合新聞傳播學與教育學等學科的研究議題，單一學科的研究方法難以解決所有問題，而過往研究較多采用經驗性總結、思辨和問卷調查，學理性還有所欠缺。盡管少數學者如倪寧、蔡雯[10]和高曉喻、孫華[29]等采用實證、案例分析法的研究方法，但占比極少。因此，要注重引進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大數據科學的數據挖掘與機器學習、管理學的案例研究、經濟學的計量模型、民族學的民族志等多學科理論方法融會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