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交流交融視域下明代寧夏鎮經濟變遷與多民族交融互嵌研究

于光建，楊嘉禾

（寧夏大學 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寧夏 銀川 750021）

有明一代，寧夏鎮地處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交界地帶，素來為古代中原王朝經略西北的重地，軍事地位突出，民族結構較為復雜，是多民族交融共居的典型區域。該區域在兩種經濟文化模式的沖擊下，突破族緣邊界發展形成地緣文化，從而推動當地多民族居民的身份構建與地域認同，是當地形成深層次民族互嵌格局的重中之重。明政府在寧夏鎮的經略，在推動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隨著大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移民進入寧夏鎮，該區域民族互嵌格局進入了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時期?？v觀這一時期寧夏鎮社會與民族互嵌格局的發展歷程，經濟變遷始終是推動當地發展的內在動力。

目前，明代寧夏鎮經濟發展的研究多集中于“屯田”與“互市”。左書諤等學者指出，可將寧夏屯田發展大致分為洪武、永樂初創，宣德至萬歷全面發展，萬歷后逐漸衰落，并進行了成因分析與對當地影響的探討［1］。劉菊湘在《有關明代寧夏鎮屯田的幾個問題》中詳細從時間、類型、剝削量談及了寧夏各類屯田的狀況，指出其衰落原因主要是由于勞動力不足、戰事頻發以及灌溉問題［2］。王群探討了屯田與當地資源環境變遷之間的關系，指出屯田開發引發人地關系緊張，不利于長期農業的發展［3］。關于寧夏鎮民族貿易，張天福結合明朝對蒙政策的變化，指出寧夏地區蒙漢貿易的限制逐漸減少，性質也漸漸由官方向民化改變，形成了游牧經濟與農耕經濟的互補，推動了族際間經濟交往，是保障邊地和平的經濟基礎，并結合發展狀況指出了寧夏鎮內地化進程對蒙漢貿易發展產生了影響［4］。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明代寧夏鎮民族互嵌格局得到發展，有學者關注經濟模式與社會文化發展間的關系，余同元指出，邊地經濟從屯田發展至互市，引發了邊鎮經濟模式從“消費”到“交換”的轉化，推動了民族貿易的發展，利于民族交融催生了長城文化帶的發展［5］?；艟S洮在《寧夏民族與社會發展研究》一書中指出，明清時期是寧夏多民族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少數民族進入寧夏是一個內化的過程，明清時期寧夏人口由流散轉為聚集，經濟逐漸興盛，民族關系從對峙走向緩和，從而出現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高潮，強調了這一時期民族結構趨于穩定，并指出各族民眾的合力建設使寧夏地區呈現出多民族融合的特點［6］。秦永章《甘寧青地區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從邊地管理、族際交往、民族融合以及文化涵化的角度具體性地探討了明代甘寧青地區多民族格局形成的過程，并指出明代自發的民族交融一直占據主流，民族格局發生新變化，各族認同感與凝聚力增強，為之后的民族交融奠定了人口、地域基礎［7］。本文旨在從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社會經濟、身份轉化以及民族互嵌格局的角度，嘗試探索經濟發展在當地民族交融互嵌過程中的作用。

一 多元雜居：屯田實邊下新的民族互嵌格局

明朝對寧夏鎮的經略始于洪武三年，時年擊敗王保保，設立寧夏府，遷靈州民眾于關內，后在洪武五年，明太祖“尋以其地密彌戎狄”，廢寧夏府遷民于陜西［8］，使寧夏鎮成為一個軍事緩沖地帶。這種極端的“蒙漢隔離”策略對于寧夏鎮來說是一次對當地社會環境及民族結構的大范圍重組與整合，綜合行政職能完全被取消，徹底淪為一個無建制的，土地國家公有的“無人”軍事緩沖區，這種“軍事”“國家公有”的性質成為影響寧夏鎮發展的重要因素。

洪武六年，太仆寺承梁荃仙帖木兒進言：“黃河迄北寧夏所轄境內，……，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9］，明太祖采納了這一建議，奠定了明政府在開發、創建寧夏鎮的工作重心：“重將鎮之”“務農屯田”“軍民足食”。洪武九年設立寧夏衛，確立了以“衛所軍戶”制度管理寧夏鎮，至此明政府確立了軍事化管理的政策，并開始了實質性開發，因此以軍屯為中心的邊防經濟在寧夏當地逐步發展起來。（嘉靖）《寧夏新志》載，“一方之賦，盡出于屯；屯田之恒，藉水以利”［10］，指出了寧夏鎮的屯田經濟對于解決當時西北邊防軍需供給的重要性。至永樂年間，已經有了“天下屯田積谷，寧夏最多”［11］的評價，大量的屯田開墾無疑在推動當地農業發展的同時，也對當地生產生活、人地關系、民族關系、人口結構的變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初步奠定了當地新型多民族結構

明朝推進屯田移民的舉措使當地民族結構發生變化，初步形成了以漢族為主，但成分更為多元的多民族人口互嵌格局。在經歷了洪武初年的區域人口重新整合后，寧夏鎮人群構成更加多元，正所謂“五方之民”匯聚于此?！白院槲涑?，盡徙其民于關中，實以齊、晉、燕、趙、周、楚之民，而吳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風”，有大批官員、文人謫戍至此［12］，多為江南人士。這批自中原而來的文人，有諸多家族后世居于此，使得中原文化、漢文化在寧夏扎根并廣為傳播。例如，寧夏胡氏家族，其祖胡累為江蘇人，貶謫至寧夏左屯衛，后世居于此。胡氏家族后有胡汝礪、胡侍等，皆為寧夏著名士人，對當地文教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邊地軍士也是當地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當地軍士多來源于衛所本地和以陜西、河南為主的各地招募，駐防軍官則多為因軍功等原因駐防寧夏，以寧夏中屯衛相關記載為例可知多為中原及江南人士［13］。在弘治年間的一次征兵中指出，“所募兵不限漢、土、番、夷”［14］，后“寧夏得一萬一千人”［15］，可見當時寧夏軍官、軍士是由多民族共同構成的。移民的遷入使得作為邊緣地區的寧夏鎮拉近了與內地的互嵌，加強了與腹里的聯系。

寧夏鎮還有大批內附韃靼。蒙古韃靼歸附自洪武初年便開始陸續發生，到永樂年間，“韃靼偽丞相昝卜……同僉阿東等各率所部來歸，至寧夏，眾三萬”［16］，僅這一次就有三萬移民涌入。明代政府對于內附韃靼實行優待，對其貴族加官進爵，對于平民亦提供獎勵，使其在寧夏鎮得以定居，這些歸附部落被稱為“土達”。明時，稱“降胡雜居曰土達”［17］，除歸附的韃靼部落外，還包括了一些其他民族，都是寧夏鎮重要的民族構成之一。

（二）為交融互嵌提供了共同的生產生活平臺

1.對當地的開發形成了共同的生活場域

明朝，當地屯田的穩定發展使當地的區域社會初成規模，形成了有利于推動當地民族互嵌格局發展的區域空間。洪武年間，大興屯田以備軍需，寧夏衛設立后，為了開拓更多屯田，保障屯田能夠擁有一個相對安穩的發展環境，明朝推行屯堡制。洪武二十五年，置寧夏左屯、右屯、中屯衛專供屯種，洪武三十二年“復徙屯種軍余于寧夏”［31］等。關于寧夏的屯，“寧夏多屯所，虜卒至時，恐各屯先受驚，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筑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無事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32］，屯堡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屯田產量，而堡壘土城的建設對當地的城鎮建設、生產生活內容等也有所影響，豐富了空間布局，進一步推進了寧夏鎮的建設規模。

為保障軍屯的穩定發展，明政府在當地大興水利。元末，由于大規模的戰亂致使當地水利溝渠破壞嚴重，然明一代發展至寧正“兼領寧夏衛事，修筑漢、唐舊渠，引河水溉田，開屯田數萬頃，兵食饒足”［33］，寧夏鎮的水利灌溉已恢復到了戰亂前的水平，隨后明政府不斷完善寧夏的水利建設，使其制度化，提高了灌溉面積。提高了屯田產量的同時，定期的歲修也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地的黃河水患問題，使得“潰水暴泄，不能灌溉”逐漸轉變為“翼翼或或，綠野如云”“荒埂萬余頃，咸得耕獲”，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一個較為安全穩定的生存環境，對寧夏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在不斷的發展中寧夏鎮形成了“漢渠春漲”的“塞上江南”的區域文化景觀。

2.經濟紐帶逐漸增強

隨著各族民眾不斷加入當地的生產生活建設，各族間的經濟紐帶逐步增強。

屯田推行初期，寧夏屯田以軍屯為主，依照制度主要承擔屯田生產勞作的是軍戶，由當地各族民眾組成。軍戶進行屯田耕種，并進行操練防敵入侵，而每一軍戶除家庭成員外，還有軍余，這部分人不服軍役，不作屯丁，主要負責協助屯田正軍，形成相互補給、相互協助的良性生產生活模式，在族際間形成了緊密的利益團體，推動了當地多民族經濟生活互嵌程度的加深。發展至永樂二年，建制余丁可以自愿領取屯地進行耕種［34］，軍余獲得了自愿參與領種屯田的權利，寧夏鎮實行“軍田五十畝為一分，一軍承之，余丁則田無定數，許其過割”［35］。此時，軍余所耕種的田地，雖然仍然歸官府所有，但是軍余可以長期占有，所以出現了“過割”這類買賣土地賦役的行為，呈現出屯田土地“民有”化的趨勢，這一趨勢意味著在屯田經濟收益良好的情況下私有經濟的萌芽，屯田的“軍政”職能降低，生產資料逐步由“國有”向“民有”發展，更多民眾參與其中，加深了屯田經濟作為當地族際間經濟紐帶的影響。

商屯在寧夏也占有一定比重。明政府提出以商屯彌補軍屯之不足，“召商輸邊粟而與之鹽。富商大賈悉自出財力，募民墾田塞下”［36］。商屯設立后，一部分來自南方的淮商等遷入了邊地，加強了邊地與腹里的聯系，使得“五方之民”“五方之物”進一步匯聚于此。萬歷十五年，“陜西、寧夏、甘肅等鎮，地方孤遠，果有商人愿備工本，赴彼開荒中鹽者，聽其墾種輸納”［37］，這一舉措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軍屯的虧空，淮商等內地經商者涌入寧夏鎮，這種商業模式的涌入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寧夏鎮作為文化邊界的邊緣地區與內地的互動與聯系，無疑推動了民族間的交流。

同時，寧夏鎮也存在一些民屯，現有記載瓦渠地屬靈州“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余六百戶”［38］。嘉靖時，瓦渠四里民田395 頃75 畝［39］，部分土民參與屯種?？梢?，屯田經濟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初土達皆“無他生業，惟憑擎牧養贍”［40］的局面，內附土達生業模式逐漸轉變為半農半牧，當地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生產生活邊界無疑被逐步打破，農耕與游牧經濟之間互補性的增強，推動了蒙漢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為穩定歸附土達和民族互嵌的穩固創造了經濟條件。

在以軍屯為中心的農業經濟得到發展的基礎上，寧夏鎮畜牧業、手工業、商業也有所發展。根據（嘉靖）《寧夏新志》的記載，寧夏鎮設有“雜造局”、專門制造和儲存兵車的“兵車廠”以及“神機庫”，其中對手工業匠人的記錄顯示，其中與軍工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類型高達五分之一，生產的物品多為生活必需品，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手工業生產依然延續了以官辦軍工業生產為主。寧夏境內的畜牧業牧場主要為靈州草場等，其亦為供應官馬為主，由苑馬寺管理。另外，在靈州從事畜牧業的還有安置在當地的土達，他們無疑也對寧夏民間畜牧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如史載“寧夏達官指揮韓當道：驢馬有兩千余匹，牛羊一萬余頭，在哈剌兀速、完者免等處放牧，及靈州千戶所達軍別黑的等家，馬多者千余匹，少者毛八百匹，牛羊動經萬計，俱在花馬池等處山東一帶草地放牧看馬”［41］，可知其畜牧業發展有一定規模。在商業方面，由于內地民眾、商人等不斷遷入，軍民數量逐漸增加，寧夏鎮已成為邊地新興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增加從而形成了市集，根據（嘉靖）《寧夏新志》記載，街坊市集有三十余處，從市集所買賣的商品來看，有當地牧民生產的畜牧業副產品，也有來自蘇杭的農副產品及手工業商品，可窺見當地各族民眾生產生活已經逐步呈現出交融互嵌的特點。

總之，明代寧夏鎮的經濟開發，是以滿足軍需為目的的屯田為開端的，逐漸發展成為以國有為主要形式的戰爭經濟，在保證邊備的同時，還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至正德年間，寧夏總鎮初成規模，為“九邊重鎮”之一，成為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族經濟文化匯聚于此，區域社會呈現出多民族雜居的特征。各族居民的生產生活在衛所制度、邊地戰爭經濟的制度與經濟保障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聯系不斷加強，對于推進當地區域文化合成，使各族民眾產生相同的地域認同，從而推進當地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積極的土壤。

二 身份轉化：寧夏鎮民族交融互嵌發展的關鍵問題

寧夏鎮以屯田為主的戰爭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發展為這一多民族聚集區域提供了利于各民族文化交融，推進民族互嵌格局形成的場域空間、生產生活等一系列客觀保障。但這種政治軍事色彩濃厚的邊防經濟模式始終存在局限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各族之間各方面向深層次、多維度互嵌交融發展。

（一）生存危機下的“軍戶”轉化為“流民”

屯田制發展至后期，寧夏鎮已經出現了豪強官軍“廣置莊田，私役屯軍，改挑渠道，專擅水利，又縱下人占種膏腴屯田”“拘集附近軍余耕種”“私役軍士，出境樵獵”［42］的現象，導致軍中餉銀不足，加之邊患頻發，軍事需求進而增加，屯軍民眾的壓力增大。同時，擴大屯田使社會發展出帶有“自耕農”性質的“余丁官下家人寄住人”被迫屯種，形成了“原額屯軍，十止三四，頂補余丁，十乃六七”［43］的局面，這一舉措破壞了寧夏鎮各族民眾的生產生活，加劇了其生存危機。

失去單一經濟來源的寧夏鎮軍戶等被迫流亡以謀生，其身份從“軍士”轉變為“流民”，甚至成了出走蒙地的“叛賊”等，導致寧夏鎮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人口流失，邊地出走蒙地者，不只是土達等少數民族，也有諸多漢人。例如王瓊《北虜事跡》中曾記載，明蒙交戰時，來寧夏興武營暗門下的蒙元哨軍一位韋州漢人，墩軍問他為何不投降，他回答道“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44］。同時，出逃者并不全是逃往虜境投奔蒙元的，有記載稱“其山外夾墻，則諸夷華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頂（頇）、色稱兒、阿耨豆兒居之，眾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45］，這一“山賊”組織是由多民族構成的，“常盜俺灘馬牧”以求生?？梢?，寧夏鎮各族邊民都處于被邊防所困、顛沛流離、難以聊生、怨懟四起的處境中，單一又脆弱的經濟來源使得當地缺少形成身份認同和文化凝聚力的客觀條件，因此當地多民族人口互嵌結構較為松散和脆弱。

（二）明蒙關系緊張使得土達陷入身份困境

寧夏鎮邊民流竄，而寧夏土達多分布在靈州等第一軍事防線處，其生活環境極為艱苦。萬歷十三年，靈州爆發了土達兵變，當時靈州參將許如繼管理部下十分嚴苛且愈演愈烈，導致部下怨言四起，楊文遇、馬景遂發動兵變，后被鎮壓，此后西北邊地兵變頻發。

關于土達起事的原因，早在景泰年間就有官員提及：“今虜寇掠其孳畜，則衣食艱窘，易于誘引為變”［46］。正德年間，楊一清也曾指出，“靈州乃要害之地，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余六百戶。近以所司不恤，科差重繁，誠恐變生不測”［47］，兩者都指出，靈州土達作為邊緣群體所面臨的內外雙重生存壓力會使得“變生不測”，但明政府更傾向于將“是土韃軍民終懷反側”［48］。衛所駐扎官員多在提及土達兵變的奏折中強調“呈現出邊境戰爭的特征”［49］，以及在報備邊情的奏疏中強調其復雜的民族成分，而忽視軍隊內部問題。此前，寧夏總官都督史昭曾上疏稱達官有泄露邊情的可能，建議限制達官，他給出的原因是“達達軍余就于各山居住，至冬又不拘入營堡”［50］。土達居從事牧業長久以來便于各山居住，史昭所提及的達官韓當道驢、達軍別黑的“俱在花馬池等處山東一帶草地放牧看馬”［51］，其草場馬匹多與朝廷交易成為戰馬，并非事出詭異，但史昭并未給出具體的真憑實據。更有甚者面對土達接納中原文化的現象，有官員提出了“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腓之怨”［52］的觀點，難免加劇土達的生存壓力。遷居內地養尊處優的達官都曾抱怨“上位好生疑俺達達人”“雖著俺做公侯，不如俺那里做個小官人。盡得快活”［53］。那么對于生在邊境苦寒之地，入不敷出的普通土民來說，其所面臨的身份困境與壓力則更為突出。

根據史料可知，“終系異類”推斷那些歸附后身份已轉化為“邊民”的土達來講則有失偏頗，其原因有二。

1.土達為寧夏鎮邊防安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明實錄》有載，“諸土達之在寧夏靈州諸處者，邊適有警朝廷亦藉其力”［54］，土達因善射騎、素悍勇等特點彌補了內地軍士在面對蒙古軍隊時的短板，使其在參與抗擊蒙元戰爭時發揮出巨大優勢，是保衛明代寧夏鎮邊地安寧的重要力量之一。更有靈州“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效”積極迎戰，后“累有斬獲，北虜畏之”［55］。正如楊一清所言，“土漢官軍同心捍御，虜賊畏憚，不敢恣肆”［56］，土達與當地漢人都積極保衛著寧夏鎮的和平。

2.當地土達和漢人之間已經形成了緊密的聯系，共同推進了寧夏鎮的區域建設，并共同締造了寧夏鎮“塞上江南”的地域文化

在長期的雜居中，由于腹里漢人移民帶來了農業生產技術與中原文化，同時明政府也“選韃官閑居老成謙厚者，教民畜牧”［57］，使得畜牧業在漢人間得以傳播。寧夏鎮土達在歸附后也常與漢人通婚，改漢姓，修儒學。例如靈州都指揮馮答蘭帖木、達官指揮使韓當道驢之父韓誠等人，其史料未有賜名記載，疑為自行改名。甚至發動靈州兵變的楊文遇、馬景便亦改漢姓的土達，他們是楊倘兀、馬火丹的孫輩，其姓名已沒有蒙漢結合的特點，完全漢化。此外文教的推行也使儒學在土達群體間傳播開來，有載“土達，其民樸質強悍，選為兵者，類多驍勇善戰。儒學之士，通習五經，文教漸興……風俗視內郡無大異焉”［58］，而許多漢人儒生也逐漸形成了“尚武”的風俗，寧夏鎮逐漸形成了更為多元，邊塞性質更為明顯的區域士文化［59］。隨著寧夏鎮區域社會發展，土達“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60］，而腹里移民群體也定居于此，形成了“生于斯，長于斯”的地域認同，族際間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形成了緊密的地緣聯系。

由上可知，當地土達已經在長期的多民族雜居中被賦予了新的身份，并且逐漸形成了地域認同與身份認同。而當時官員對當地土達因“久居各山”“勇悍習戰”等民族習俗、性格的差異而產生的猜疑，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在以“御虜”為重的社會背景下，陷入土達的身份難以被完全接納的困境。而產生這一困境的原因則與“明蒙戰爭”大背景下明蒙關系緊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使得“邊地安寧”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民族問題難以被忽略。同時，寧夏鎮過于突出的軍事職能，以及不穩定的經濟來源和動蕩的邊地環境使各族邊民難以安居樂業，從而導致寧夏鎮民族互嵌結構的不穩定，阻礙了多民族互嵌格局向更深層發展。

三 交融共生：民族貿易發展下的新機遇

隨著屯田經濟的衰落，大批土地荒廢，邊地豪強和官員私占屯田，屯田土地不再完全由官府控制。當地官員的腐敗與壓迫導致屯兵失額，大批屯田軍士脫離軍隊控制，融入當地社會，成為流民。寧夏鎮作為軍事職能突出的實土衛所，在屯政衰落的沖擊下，其軍事職能被逐漸弱化。寧夏鎮邊防廢弛，流民增加凸顯出衛所社會中邊民的生活需求已經成了主要矛盾，推動了衛所“理民”功能的發展，加快了衛所“民化”，從而為當地各族民眾的身份轉化、地域認同提供了重要契機，在這其中民族貿易的規?；l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提供了有利于身份轉化的社會環境

在明蒙和議達成之前，明政府與當地歸附的韃靼部落也有交易，上敕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官幣有衣帛布鈔，可與新附韃靼易馬。良馬勿吝直，次者亦約量增直易之”［61］，參與貢馬交易的韃靼，其身份大多都是當地參與治理的達官。這種貿易始終是由明政府管控并參與的，且是在解決民族矛盾的問題上應運而生的，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市場貿易，而是一種“貿易”，依舊帶有強烈的軍事對抗性質。此外，這種貿易下其民族身份始終突出，加之當時較為緊張的蒙漢問題，難逃猜忌，并不利于當地土達的身份轉化。此外，貢馬貿易不同于為滿足居民生活需求，因游牧經濟與農耕經濟間相互補充而自發形成的民間貿易，貢馬貿易是單線的、孤立的。交易對象僅限于“達官”與明政府之間，難以下沉到各族普通民眾中去，無法最大限度帶給當地民眾經濟利益，故而無法在當地形成一種深度經濟互嵌，無法最大限度打破當地族際文化邊界。

而民族貿易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則始于隆慶和議。寧夏鎮互市貿易始于隆慶五年，這些貿易在明朝的監控下進行，并設置專職官員，進行軍事監管與官府管理，形成了制度嚴格的交易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政府對寧夏鎮的管理更加深入、全面。在這一階段，民間貿易的比例開始增加，明朝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市場參與者，呈現出“官市”向“民市”轉化的趨勢，與蒙古部落的交易往來推動了民族關系的緩和，為各族民眾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思想氛圍。

民族貿易的規?；癁閷幭逆偢髯暹吤裉峁┝撕推椒€定的社會環境，為當地社會以及民族區域互嵌格局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邊地戰事的減少，衛所軍事性質淡化，順應了衛所“民化”的趨勢，形成了“邊氓無殺虜之慘，師旅無調遣之勞，錢糧無浩繁之費，兩鎮邊垣屹有成績，官民堡壘次第興修，客餉日積于倉廒，禾嫁歲登于田野”［62］的和諧景象。

（二）推動經濟發展，加強了經濟互嵌的串聯作用

1.商業作為一種經濟補充，使流民得以定居

制度化、規?；Q易市場的形成使當地民族經濟紐帶更為緊密。民族貿易的興起使寧夏鎮以屯田農業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得到了發展，為當地各族民眾提供了生活來源，減少人口流失，有利于民族互嵌結構趨于穩定。官府管控下的互市市場難以滿足當地經濟需求，民間“私市”的不斷擴大，形成了規模市場。具體民市交易的價格有載“民間以故衣雜貨易牛馬者聽，一梭布可易一羊，一布衣可易一皮襖，利皆倍之”［63］，這種利潤極大的商品交換，可見互市為常年受屯役壓迫、居無定所的邊鎮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經濟利益，無疑成了百姓的重要經濟補充。

同時民族貿易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了農牧業的進一步發展，有載“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辟，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64］，可見民間貿易的發展豐富了寧夏鎮乃至整個邊地的經濟發展體系，貿易作為一種社會生活內容，串聯并豐富了寧夏鎮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

市場的形成與穩定發展給邊地軍士提供了新的身份選擇，即便脫離了軍隊，軍士們也能夠再次生存。有記載邊地“內外極多勇烈士，……互市而此輩無所用，老者死而壯者散為商賈”［65］。

2.與內地聯系加強，推動了寧夏鎮“內地化”進程

貿易網絡的發展推進了邊地“內地化”進程，大規模的貿易發展不僅加強了族際間經濟互補，也引發了更多自發性人口流動，內地富商大賈多“操其厚資”“遠出塞上”［66］，隨著南北商品的流通，寧夏鎮，乃至整個邊地的民族貿易市場成了全國貿易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發達的商業網絡與交通網絡共同從空間上拉近了邊地與腹里之間的聯系，推動了全國范圍內的民族互嵌格局發展進程。

（三）推動了當地文化交融互嵌

在邊患得以緩和的情況下，當地經濟迅速發展對衛所行政職能的要求提升，衛所軍事職能下降，衛所“理民”職能的增強使得當地社會人口結構趨于穩定，當地各族民眾社會生活逐步豐富，民間文化逐漸繁榮。

明代諸多商人“鼓勵自己的子弟業儒，以便與‘士階層’平起平坐”［67］。商業的興起使得寧夏鎮商人群體壯大，其中以鹽商尤甚。發展至天啟年間，寧夏惠安堡設立了“商學”“以寧夏等衛教官攝之，童生由鹽捕通判考送”［68］，推動了寧夏鎮文教事業的發展。同樣為教化平民的社學，發展至萬歷年間寧夏境內已有五所社學，分布在中衛、廣武營、平虜城、靈州以及興武營。其分布地點多為軍事要地以及土民聚集區，最大程度上達到了“復慮戎武之中，不可不使知禮義”［69］“文德以化遠人”的文化職能。文教事業呈現出主要受眾人群從官員軍士不斷擴大到普通民眾，進一步為豐富邊地各族民眾共同精神文化家園，推進以儒學為紐帶又兼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建設，形成更深層次的族際間文化互嵌提供了歷史基礎。

商業活動的繁榮逐漸在當地形成了社會文化，各族邊民在貿易中不斷產生聯系，無時無刻不產生著自發的互嵌現象。在互市過程中寧夏鎮的交易貨物也呈現出多民族融合的現象，例如萬歷三十年，在寧夏互市的奏疏中提及了皮金，皮金是將皮張經過去毛等方式處理后貼上金制品裝飾的手工業產品，而蒙古輸入的只有未經這樣處理過的皮張［70］。在以貿易市場為空間中發生的農牧業生產生活、商業交易以及社會日常交往逐漸增多，這類自發形成的互嵌式族際互動，最大程度發揮了族際間經濟互嵌紐帶的串聯作用，互市最終以一種突破了族際界限的商業文化形式融入當地區域文化之中，例如明代平虜馬市發展至清代已經變成了當地各族人民自由交易的鄉村市場，且明代所規定的開市日期成為習俗繼承了下來?；R池地區的民族貿易發展至民國時期已經以一種廟會文化，即周邊城市及當地各族民眾都有參與的“騾馬大會”的形式存在，并傳承至今。

總而言之，邊防局勢的緩和、互市貿易的興起，對當地各族民眾來說，嚴峻的生存問題有了新的解決方法，對于自身生產方式更新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逐漸出現“民化”“內地化”的趨勢。各族民眾能夠從“謀生存”開始過渡到“謀生活”，意味著在之后的歷史進程中寧夏鎮的區域社會發展逐漸回歸到發展經濟，軍事對抗性質淡化并隨著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演變成了當地的文化元素，成了“塞上江南”里“塞上”文化符號之一。這一發展脈絡表現出寧夏鎮各族民眾逐步成為一個盤根錯節、密不可分的整體，逐步建立起深層次、多維度的民族互嵌，在漫長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求同存異，形成了同一個身份認同、地域認同，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一部分。

小 結

回望明代寧夏鎮區域社會發展的歷程，明蒙關系的變遷以及明朝對蒙古所實施的各項治邊政策，無疑為當地各族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上交往互動、經濟上交流依存的機會。

寧夏鎮本身為移民輸入區，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場所，當地土民、移民在此安家樂業，加之屯田政策的推進，以及周邊驛站的建立，使得邊地與腹里的聯系更加緊密，中原傳統文化在邊地傳播開來，而當地土民以及歸附的蒙古部落等也在當地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在這樣一個多元民族文化匯聚地，衛所制度及區域經濟的發展對當地的管控以及相關移民舉措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聯結與開發作用，使得當地居民有著系統且有序的生活空間、社會活動以及規章準則，建立起了共同的生活空間，促進當地區域文化帶的形成。而后，在邊患問題緩和，明朝解除蒙漢隔離的政策后，隨著當地經濟貿易的發展，寧夏鎮的軍事功能不再發揮主要作用，當地區域社會發展成為了中心，故而促進了寧夏鎮各族民眾全方位、多角度的互嵌，形成了空間上的深度互嵌，為推動此后當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基礎。對于今日生活在長城文化帶中的居民而言，邊墻本身的歷史早已逝去，但如今的地名區劃、生活方式，民族構成以及生活習慣或多或少都包含著歷史碰撞與交融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