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轉向過程研究
——以“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為例（1937—1945年）

謝 亮，傅玉能

（華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延安初期，婦女運動延續了五四時期和蘇維埃時期婦女的解放精神，沒有結合邊區現實情況，造成婦女政策浮于表面，不僅遭到部分男性農民和農村社會的強烈反對，而且部分婦女群眾對其也持有不理解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婦女運動的新出路，在邊區建設中不斷改革婦女運動，終于在1943 年完成婦女運動的轉向。1943 年“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期間頒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以下簡稱“四三決定”）是該運動完成轉向的標志。學界對于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主要集中在女性與家庭、婚姻方面的研究。對于婦女運動轉向方面的研究，多數學者對此持肯定立場，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邊區的婦女工作實踐中逐漸形成具有馬克思主義特色的婦女解放的延安模式。試圖消解革命解構婚姻家庭的影響，將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統籌起來。［1-3］另有學者從性別角度出發，認為婦女工作轉向之后，雖然達到團結一致的目的，但是原有的傳統鄉村社會的父權制家庭中的性別問題被遮蔽。［4］外國學者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認為在轉向之后，婦女個人權利被犧牲，認為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并沒有達到解放婦女的目的。［5-7］還有學者從轉向后的相關政策出發對邊區婦女運動進行研究。［8］由此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于“四三決定”實施后效果的看法各異，且討論集中于轉向的原因、內容、意義和轉向后的婦女政策。所以，對于轉向過程的梳理可以加深對于該問題的理解。

為何以“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為例呢？“三八”婦女節是婦女和婦女運動的標志性節日。中國共產黨大力慶?！叭恕眿D女節的目的是對婦女群體的高度重視。學界對于陜甘寧邊區“三八”婦女節的研究不是很多，主要關注邊區“三八”婦女節的內容、形式和意義。［9-11］邊區“三八”婦女節慶?；顒拥氖⒋笈e行，不僅標志著廣大邊區婦女逐步獲得解放，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期大政方針的側面寫照。所以，本文力圖以“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期間的歷史材料為主要支撐，加以其他材料作為補充，以小見大地梳理邊區婦女運動轉向的過程。

一 抗戰初期婦女運動政策的形成（1937—1939年）

在1937 年3 月8 日的甘肅慶陽地區，蔡暢同志組織該地的婦女群眾首次慶祝她們自己的節日。由于邊區政府當時尚未成立，所以蔡暢組織的局部活動，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算不上邊區政府的官方行為。但是，蔡暢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內婦女解放運動的領袖之一，她的行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黨在婦女運動方面的意志，同時這次慶?；顒右矠橹蟮摹叭恕眿D女節慶祝紀念活動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全民族抗戰開始之后，中國共產黨為團結廣大婦女群眾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有效地推動婦女解放運動，于是“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被提上日程。1938 年3 月8 日，陜甘寧邊區召開第一次邊區婦女代表大會，史秀云在大會上作《邊區婦女運動的任務》的報告，其中指出：“一方面使婦女運動和整個民眾救亡運動統一起來，成為整個民眾運動的一部分，配合各種救亡團體，堅決為保衛邊區、西北、全中國而奮斗；另一方面要發動邊區婦女群眾積極參加緊急的抗戰動員工作，使邊區的婦女運動成為全國的先進地區，成為全國婦女運動的推動機”［12］，這成為婦女運動的總方針。毛澤東也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婦女在抗戰中擔負了重大的責任”［13］，大會向全國的女性們發出宣言書，要求全國的女性們迅速組織動員起來，“要爭取婦女的徹底的自由解放，首先要爭得民族的自由與解放”［14］。同時，大會宣布陜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的成立，標志著邊區廣大婦女群眾擁有開展婦女運動和抗日救亡工作的堅強組織。早前，邊區婦聯還發表《紀念“三八”節宣傳大綱》，從1938 年開始，“三八”婦女節宣傳紀念活動成為邊區紀念活動之一。

1939 年的“三八”婦女節宣傳紀念活動充分體現出“抗戰”的主題。2月20日，中央要求“準備將要到來的‘三八’節工作及切實開展一般的婦女工作”［15］，該年的“三八”婦女節宣傳紀念活動正式開始。3 月3 日，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發出《中央婦委關于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闡述目前婦運的總方針是“動員與組織更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各方面的工作，以便堅持抗戰到底與爭取最后勝利；為了克服困難，準備反攻，縮短到抗戰勝利去的過程，抗戰建國的大業，假使沒有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積極參加，成功是不可能的”［16］。在指示信給出的意見中，中央婦委要求之后著重注意“建立廣大婦女群眾的抗戰建國工作的統一戰線問題”［17］。3月8日，在延安舉行盛大的“三八”紀念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肯定婦女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沒有婦女積極參加，最后勝利是不可能的”［18］，號召全體婦女組織動員起來，沉重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大會通過致全國婦女同胞書，其中熱烈地呼吁諸姊妹們熱愛我們的民族，拯救我們的國家，還要婦女懂得“民族解放是婦女解放的一種前提”［19］。

在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的初期階段，“三八”婦女節的紀念宣傳主題被確立為“抗戰”。這是對于“抗戰高于一切”［20］的有效回應，也意味著邊區政府將婦女運動納入民族解放運動的序列之中。通過對“三八”婦女節的大力宣傳，廣大婦女積極投身抗戰的洪流之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做好軍隊的后勤保障工作。

二 抗戰中期婦女運動政策的調整（1940—1942年）

1939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對婦女工作發出“動員婦女群眾參加經濟建設，配合抗戰動員工作”［21］的指示。這是較早出現和“生產”相關字眼的黨的指示。1940 年2 月8 日，毛澤東在回復中央婦委和女大參會代表的信中指出：“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22］，這是黨的婦女工作相關文件和指示中最早提出經濟對于婦女運動的重要作用。從1940 年的“三八”婦女節紀念宣傳活動開始，“生產”開始和“抗戰”一起成為“三八”節的主題和宣傳方向，并且前者逐漸有取代后者之勢。

在1940年“三八”婦女節紀念期間，邊區決定召開婦女生活展覽會，“婦女與生產”作為展出的其中一部分內容。同時，邊區政府還決定獎勵模范婦女，生產作為評選的一個標準。然而，在3 月16 日召開的紀念大會上，孟慶樹代表中共中央婦委發表《紀念三八與我們的任務》的講話，在“今后的任務”中第一條內容是“繼續動員廣大婦女參加抗戰”［23］，還提出“鞏固和擴大婦女抗日統一戰線”［24］。雖然“生產”已經列入“三八”婦女節的宣傳話語體系之中，但是“抗戰”依然是最主要的宣傳主題。194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級黨委發出關于“三八”節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出，“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反對何應欽等親日派制造的內戰破壞抗戰”和“在保護婦女切身權益等口號之下，實行力量的檢閱和戰斗的動員”［25］三大口號。同時，中共中央要求把“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工作”［26］作為保護婦女切身權益的經常性工作的第一項。3 月6 日，《新中華報》發表《今年“三八”節的三個戰斗口號》社論，詳細闡述三大口號。對于第三個口號的說明，社論認為婦女參加生產是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有效手段，同時還指出，“中國婦女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的最基本前提，是堅持中華民族的對日抗戰并最后戰勝日寇及親日派”［27］。3月8日，在延安召開當年的婦女節紀念大會，朱德總司令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都肯定了婦女在經濟和抗戰方面作出的貢獻。大會最后通過十一封電文，其中“告全邊區姊妹書”首先就號召邊區婦女們努力搞好生產。從1941 年的“三八”婦女節的紀念宣傳活動來看，“抗戰”依然是婦女運動的中心主題，但是“生產”開始擴大影響力。1942年的“三八”婦女節紀念宣傳活動的中心內容是建立與鞏固婦女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鼓勵婦女生產。2月，在關于紀念“三八”節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確當年紀念婦女節的政治任務是“動員各國婦女建立國際婦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統一戰線，為消滅法西斯主義而斗爭”［28］。同時在抗日根據地中，更加需要動員婦女參加生產。3月8日，邊區各界人士齊聚在八路軍大禮堂慶?！叭恕眿D女節。朱德號召婦女積極生產，蔡暢號召鞏固各階層婦女的抗日統一戰線?！督夥湃請蟆钒l表《迎接“三八”國際婦女節》的社論，其中以大量篇幅鼓勵各階層婦女參加生產，并且將其作為目前婦女運動的主要內容。這一年的“三八”婦女節慶?；顒訉ⅰ吧a”和“抗戰”置于同一高度進行宣傳，并且稍顯注重于對“生產”的宣傳。

從1940 年到1942 年，中共不斷加深對于“生產”重要性的理解，使其成為一種新式的開展婦女運動和動員婦女的有效手段，從之前從屬于“抗戰”的地位逐漸上升至與“抗戰”相互并列的地位，且有趕超之勢。

三 1943年之后婦女運動的轉向（1943—1945年）

1943 年2 月26 日，中國共產黨頒布“四三決定”。對于邊區的廣大勞動婦女，“四三決定”提出“戰斗、生產、教育”［29］的三大要務，并且指出努力生產是婦女擺脫封建壓迫，達到解放的基礎。同時，“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過得好”［30］的論調十分符合農村婦女的切身利益，也是“各抗日根據地婦女工作的新方向”［31］?；诋敃r陜甘寧邊區和婦女運動面臨的困境，“四三決定”不僅是對于婦女運動主題的轉變，還是對于婦女解放對象和婦女運動領域作出的重要改變。

（一）“生產”不再全面服從于“抗戰”

將“生產”確立為婦女運動的新方向是中國共產黨基于陜甘寧邊區和婦女運動的現實考察而作出的相應改變，同時“生產”在婦女運動中所處的地位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1943年開始，“生產”不再全面服從于“抗戰”，從婦女運動的主要內容轉變為婦女運動的主題。

雖然在1943年“生產”才成為婦女運動的主題，但是在過往的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中這并不是一個新生事物。在1937 年到1942 年這一時間維度中，“生產”一直是陜甘寧邊區婦女工作的一個方面。在1938年的陜甘寧邊區婦女代表大會上，史秀云提出“春耕工作”等六項邊區婦女的具體工作［32］。1939 年慶?！叭恕惫澠陂g，在邊區婦聯的通知中決定“各級應該徹底整理婦女生產學習小組，并且選舉勞動女英雄”［33］。隨后，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為改善婦女大眾生活提出“動員婦女參加生產運動”［34］的意見。在1940年的“三八”婦女節慶?；顒又?，婦女群眾利用最引人矚目的婦女生活展覽會展示自己的勞動成果。中央婦委還下發“為獎勵在各個陣線上的模范婦女”［35］的通知，其中被獎勵的一類是生產中的模范婦女。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中，無論是1941 年的“三個戰斗口號”還是1942年的《解放日報》社論，都將“生產”作為婦女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從1937 年到1942 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中，“生產”的重要性雖然在不斷地提高，但是依然可以明顯地看出它的存在是為配合這一時期婦女運動的主題——“抗戰”。簡言之，“生產”和“思想文化教育”“政治訴求”“衛生宣傳”等內容共同構成以“抗戰”為主題的婦女運動。

1943 年，“四三決定”的頒布才改變了這種狀況?！吧a”正式從婦女運動的“主要內容”上升為婦女運動的“主題”。究其變化的現實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侵華日軍對于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皰呤帯?；二是國民黨動搖抗戰的決心，對于根據地進行嚴密經濟封鎖并且不斷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因此，陜甘寧邊區進入極端困難的境地。為改善邊區經濟，黨中央于1941年開始重點關注經濟工作，毛澤東號召邊區人民努力生產，將大生產運動推向高潮。為配合開展生產運動的決定，邊區大力宣傳“婦女下炕來，走向地里來”［36］?！八娜龥Q定”實施后，至于“生產”與“抗戰”兩者之間的關系，從抗日戰爭宏觀視角，“抗戰高于一切”［37］是當時的時代主題，大生產運動是為配合反侵略戰爭所進行的一場經濟自救運動，“生產”是“抗戰”中的一環，“生產”服從于“抗戰”。所以，在1943年之后，婦女運動的相關文件之中依然有關于“抗戰”的表述。但是聚焦于婦女運動，“生產”的目的不只是推動抗日戰爭得以順利進行，還更多地希望化解當時婦女運動的困境，婦女由此獲得更高程度的解放。因此，1943 年之后，在婦女解放運動視域下，“生產”不再全面受制于“抗戰”，而是和“抗戰”一起成為婦女運動的主題，并且成為主要主題。

對于婦女運動，中國共產黨不是將其與其他運動混為一談，也不是只用“抗戰”思想指導其發展，而是根據婦女運動的特殊形勢，審時度勢地作出相應的改變?！吧a”不僅沒有抹殺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中的“抗戰”屬性，還大大激發出婦女運動的積極作用，邊區婦女從“生產”中獲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方位教育。

（二）婦女從個體解放向群體解放的過渡

陜甘寧邊區建立之初，婦女運動繼承五四時期和蘇維埃時期的理論邏輯，追求個體自由、保護女子的一切、強調與男子平等和建立新時期的獨立人格等。但是，在陜甘寧邊區廣袤的農村地區和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之下，外來婦女解放理論呈現出水土不服的一面。1943年，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調整婦女政策，完成婦女運動的轉向，使其帶有濃厚的延安式特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婦女解放也由原來的追求個體解放過渡到尋求婦女的群體解放。

延安初期，中國共產黨開展婦女工作的對象主要指向青年婦女。1938年“三八”節期間，史秀云在邊區婦女代表大會上呼吁“吸收更廣大的青年婦女”［38］參加到各種文化教育組織中去。在1939 年，邊區婦委繼續加強對于青年女性和知識婦女的動員。以青年女性為主要對象的婦女運動初見成效，廣大農村年輕女性要求人格獨立和自由，追求婚姻和戀愛自由。但是，婦女運動對象的狹隘性很快就造成女性與男性、女性和家庭的對立，甚至擴展到青年女性和中老年女性的內部對立。延安初期組織婦女的方式是動員婦女參加自上而下成立的婦女組織。在1938年“三八”婦女節當天，陜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正式宣布成立，在此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級婦女聯合會紛紛建立起來。婦聯成為邊區婦女運動的領導核心，同時使得婦女工作走向組織化和集體化。盡管自上而下的婦女組織普遍建立，但是“這些組織的成立及工作的推行，多依靠行政力量用強制方式進行”［39］，有些婦女組織發展會員采用抄花名冊子、按戶登記或拉人頭等方法，同時通過頻繁開大會的方式組織婦女群眾。在1942 年3 月8 日的婦女節紀念大會上，蔡暢批評要求農村婦女頻繁開會的做法，認為這樣只會使得絕大多數婦女“不能也不愿走進婦聯或婦救會的門沿，就是已經加入的，也覺得難于完成會員的義務，而要求退出”［40］。這種形式主義的方法不僅在無形中損傷了婦女參加邊區建設的熱情，違背當初建立這些組織的初心，而且只使少部分婦女從中獲得教育，認識到婦女解放的重要性，沒有達到全面教育和解放的目標。所以，不成熟的政治動員使得婦女解放無法深入集體層面。中國共產黨意識到婦女工作只注重于青年婦女和只局限于政治動員的不全面性，導致婦女解放局限于個人層面，無法擴展到婦女群體。

1943年初，邊區婦聯響應延安整風運動的整頓思想、擺脫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作風的要求，深入基層就婦女參加生產進行典型調查。以這次調查的結果為依據，“四三決定”將生產和婦女運動進行整合，要求婦女工作以動員婦女參加婦女紡織運動為中心。在鄉村中，紡織是中老年婦女主要的生產活動，同時，受“男耕女織”思想影響較深的中老年婦女，不僅掌握更為熟練的紡織技術，也是勞動群眾中擁有足夠資金能夠獨立購買紡車、織機以及原材料的少數人［41］，她們自然成為紡織運動團結的主要力量。第一，通過勞動賦值的方式，婦紡運動重新書寫農村婦女長久以來參加勞動卻被否認勞動價值的歷史。在中共的大力宣傳下，青年婦女看到紡織產生的巨大經濟價值，自覺向中老年婦女靠近，共同參與紡織運動，在生產中緩和雙方矛盾，結成良好社會關系，形成團結趨勢。婦女紡織有效地打破了婦女內部因年齡而產生的壁壘，轉變之前婦女運動以年輕女性為主要號召對象的傾向，有效整合女性性別群體。第二，為解決政治動員婦女不利的情況，中共依靠婦女紡織運動建立邊區婦女生產合作社，將動員婦女的方式轉變為經濟動員。由于之前的婦女組織給群眾留下不良的印象，邊區婦女群眾一開始并不信任婦女生產合作社。為消除婦女群眾的疑慮，合作社采取包括“銷售低于市場價的棉花供紡織婦女使用”等多種措施鼓勵婦女參社。［42］通過給社員讓利等舉措，婦女生產合作社不僅吸引大批社員入社，還鼓勵大量農村婦女參加到紡織運動中?！皨D女合作社成為與婦女干部、婦女群眾來往最多，關系最密切的場所”［43］，真正實現婦女運動所希望的將婦女組織起來的目的。經濟動員直擊婦女解放問題的痛點，改變講空話套話和只喊口號的局面，盡量多地將婦女納入婦女運動的隊列中，形成婦女群體解放的初步局面。

中國共產黨巧妙地利用婦女紡織運動及婦女生產合作社，牢牢地將婦女內部凝聚在一起，改變之前不團結、不信任的局面。同時，通過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的轉向，婦女解放也完成了從個體解放向群體解放的初步過渡。

（三）婦女運動從社會領域向家庭領域的延伸

延安時期初期，邊區婦女運動延續五四時期“反對舊家庭”的號召，力圖將婦女問題置于社會層面加以解決。隨著婦女工作的深入，“脫離家庭”的婦女運動逐漸與邊區現實情況發生沖突。因此，中共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婦女解放政策，實現婦女運動從脫離家庭到深入家庭，繼而向改造家庭的轉變。

1938 年，邊區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指出：“婦女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保?4］此時，邊區婦女工作的重心是動員婦女支持抗戰，將婦女從封建舊家庭的沉重枷鎖中解放出來，動員她們投身邊區建設。具體的婦女政策也在動員婦女走向社會，如邊區組織婦女自衛隊，配合軍隊承擔偵查和鋤奸的任務；說服婦女參加識字班，在教育中啟發婦女的民族意識和民主思想；最重要的是頒布保護婦女權益的婚姻條例和政策，保證婚姻自由、反對虐待、打罵和支持放足等。在廣大婦女工作者不斷的宣傳和動員下，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到走向社會才能獲得解放，才能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雖然在抗戰初期，這種以保護婦女、伸張婦權為核心的“婦女主義”傾向起到幫助婦女解除封建壓迫的作用，但是“婦女主義”也帶來一系列新的現實矛盾。其中最顯著的是家庭層面的矛盾，如不斷增加的婦女請求離婚的狀況觸動男權社會的利益，造成農村男女性別的對立。同時，要求解放的年輕女性和封建的婆婆之間也產生矛盾，時常因小事而發生斗爭婆婆等過激行為。要求婦女“脫離家庭”的“婦女主義”式的婦女解放方案明顯對于陜甘寧邊區的現實情況考慮不足，也在應對產生的矛盾方面準備不足。

為緩和因“脫離家庭”而產生的矛盾和破解婦女運動面臨的困境，1939 年年底，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對婦女運動的指示中提出“深入家庭”的口號。在1941年紀念“三八”婦女節期間，中共中央在給各黨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必須把深入家庭保護婦女切身利益作為經常工作的中心”［45］。以“家庭和睦”為基底的“深入家庭”政策力圖調和因“脫離家庭”而產生的各方面矛盾，削弱來自各方面的阻力，推動婦女運動的發展。而“家庭和睦”口號之提出，其目的在于，一是建立家庭統一戰線；二是爭取家庭中的老年婦女（如婆婆等）及保守的農村中的封建勢力的一部分，及一般中立分子（如翁翁男子等）同情婦救會；三是通過這一口號借以達到改善婦女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是青年及成年婦女如媳婦等生活之目的［46］。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意圖利用“家和萬事興”的中國傳統家庭觀，在不破壞家庭的前提下為女性爭權，借此緩和男性和部分中老年婦女對于邊區婦女工作的敵視情緒。但是在政策落地層面上，“家庭和睦”下的婦女工作效果不是那么令人滿意，特別是婦女權益和家庭產生沖突時，遵循“家庭和睦”的婦女工作者處理該類事件往往不夠靈活。更有甚者，部分婦女工作者不顧客觀現實，在其中“和稀泥”，向封建勢力妥協，損害女性的正當權益。在亞蘇看來，之所以“家庭和睦”會有弊端，是由于置于統一戰線下的“家庭和睦”一味強調“聯合”而忽視“斗爭”的巨大作用。［47］雖然“家庭和睦”的方法存在消極的一面，但這是中國共產黨將婦女運動引入家庭層面的有益嘗試。

“婦女”一詞擁有“勞動”的含義，“勞動”應該涉及社會和家庭兩個領域。在邊區婦女解放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既不想徹底顛覆傳統的家庭結構，想保留婦女家庭責任承擔者的身份，又希望在農村勞動力稀缺的現實情況下，廣大婦女可以進入社會領域參加生產勞動。但是單純的“脫離家庭”和“深入家庭”的婦女政策無法實現中共解決邊區婦女問題的美好愿景。1943年，“生產”下的婦女運動號召廣大婦女群眾投身婦女紡織運動。在婦紡運動中，女性通過自己的勞動為家庭創造財富，再結合中國共產黨將民主引入家庭的政策導向，婦女的勞動價值創造能力逐漸提升，同時婦女開始掌握在家庭中的話語權，為自己在家庭層面的解放贏得一定空間。在此背景下成立的婦女生產合作社將婦女紡織納入集體的范疇，同時為婦女進行社會活動提供必要的場所，使得婦女要求社會層面解放的需求得到滿足。中國共產黨運用婦紡運動調和之前婦女脫離和回歸家庭之間的矛盾，彌合婦女與社會、家庭之間的割裂。中國共產黨也成功運用“生產”這一介質架構起婦女運動中家庭和社會之間的橋梁，完成家庭和集體的統一和實現婦女運動“走向社會”與“鞏固家庭”旨歸的統一。同時，“生產”也使得婦女運動的領域從社會層面真正拓展到家庭層面，并且較好地平衡了兩者的關系。

總 結

“四三決定”頒布之后，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正式開始轉向。廣大婦女工作者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改進了工作作風和方法，將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與陜甘寧邊區鄉村實際相結合，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婦女解放道路。該道路的形成突破五四時期和蘇維埃時期婦女解放模式的束縛，既滿足了婦女要求革命和解放的迫切需要，又在兼顧傳統鄉村社會“情和理”的同時改造傳統舊家庭。從中國共產黨萌芽開始，共產黨人就十分重視婦女運動的發展?！叭恕眿D女節紀念活動作為陜甘寧邊區各種紀念活動的內容之一，是黨宣傳和展示婦女風貌和婦女運動成果的舞臺。從“三八”婦女節視角切入，梳理“四三決定”前后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轉向的全程，可以看出邊區婦女工作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調整政策中曲折前行。婦女、婦女解放主體、婦女工作層面在內的婦女運動中方方面面的改變所帶來的影響也映射在小到婦女本身，大到抗日戰爭、遠到解放戰爭之上。雖然陜甘寧邊區婦女運動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運動之一，但是婦女本身遭受的壓迫最深，婦女工作遇到的阻力最大，所以中國共產黨付出巨大且艱辛的努力，以便堅實地領導婦女運動。中國共產黨沒有僵化處理婦女問題，從側面展示出良好的執政能力，最終贏得廣大群眾的信賴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