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復得的杰作
——師陀小說《爭斗》的發現*

解志熙

師陀是杰出的現代小說家， 其短篇小說集《里門拾記》、系列小說集《果園城記》、長篇小說《馬蘭》《無望村的館主》《結婚》，都是不可多得的現代小說佳作，贏得當時文壇的一致好評。 只是由于師陀本人淡泊名利、自居文壇邊緣，所以他在解放后直至“新時期”一直不甚顯眼，長期不受當代文壇和學界的重視。 即如“新時期”以來，紛紛“歸隊”的老作家們大都拼命鼓余勇發余熱、文學新人更是競相爭奇逐浪之際， 師陀卻遠離熱鬧，謙默自處。 雖然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里給師陀小說以專章的篇幅，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但國內學界卻因為看不到師陀的作品——“新時期” 以來師陀重新出版的著作也只有寥寥兩三種，所以很少有人關注他，研究者不過三兩人而已。 比較關注師陀的還是他的家鄉河南的學人。那時——20 世紀80 年代中期，我正好在河南大學讀研，導師之一的劉增杰先生正是師陀研究者， 發表過一些研究師陀小說的文章，編輯了《師陀研究資料》。 我入學后蒙劉先生賜贈一冊，因此，我也盡可能尋找師陀作品，讀后非常欽佩。1985 年夏，師陀先生回訪故鄉，劉增杰先生邀請他來河南大學講學，那年5 月的一天，就在河南大學10 號樓一層的現代文學教研室， 師陀先生給我們這些青年學子講學，他謙遜樸實的形象和親切坦誠的談吐，我至今記憶猶新。 師陀先生當日的講稿即是收入《師陀全集》第5 卷的《我的風格》一文。

1988 年10 月，師陀先生默默辭世，身后幾乎無人關注。 雖然師陀生前似乎擔任過上海作協副主席之類的職務，但發達的上海出版界和熱鬧的上海學界，對師陀的文學遺產漠不關心。 沒有忘掉師陀的， 還是他的故鄉河南的學者和出版機構。 劉增杰先生對師陀一直念念不忘，在20 世紀初下決心編輯《師陀全集》，以一人之力承擔起了這項艱難的工作。 經過數年的努力，到了2004 年9 月，劉增杰先生獨自編校的《師陀全集》八巨冊終于出版了，而且是嚴格按照文獻整理的規范精心編校的。 記得在出版前一月，我也返回河南大學校對同時出版的《于賡虞詩文輯存》，因此，與劉增杰先生見面，他拿出一大摞《師陀全集》校對稿焦急地說，出版社找來的校對“好心辦壞事”，他們按照現行漢語規范“改正”師陀作品達數萬處，這讓他非常沮喪和為難。 我趕緊與主持校務的關愛和兄商量，請他對出版社說明情況，趕快把“改正”的文字改回來。 所以，《師陀全集》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的是保持了原樣的師陀作品。 出版后受到讀者和研究者的歡迎，有力地推動了師陀研究的深入開展——自那之后，學界對師陀的研究顯然日漸增強了。

現代作家的許多作品，最初都是在報刊上先行發表的，其后由于各種原因，不少作品未能及時收集和結集出版而長期散佚在外。 所以，后人給他們編輯全集，最大的困難便是這些散佚在報刊上的作品的搜集與整理。 也因此，初編某個作家全集是很難收集齊全的。 《師陀全集》 也是這樣。 面對浩如煙海的現代報刊，以劉增杰先生一人之力，是很難遍翻的，所以有所遺漏自然在所難免。 事實上，《師陀全集》出版不久，現代報刊數據庫就出現了，為現代文學文獻的輯佚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因此，劉增杰先生和我以及我的博士生裴春芳，就分別發現了師陀的不少佚文，有些佚文非常重要。 即如師陀的兩部長篇小說《雪原》和 《爭斗》， 都只在報刊上發表過而未曾結集出版。 《雪原》曾經在《學生月刊》上全部刊完，共十八節，《師陀全集》只收入了《雪原》的前九節，遺漏了后九節；《爭斗》則完全遺漏了。 此外，還有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仍散佚在集外。 劉增杰先生和我互通信息， 發現散佚的師陀作品不在少數，稍后就有意編輯《師陀全集》的續編。

《師陀全集續編》的工作在2012 年初正式啟動。其中的“補佚篇”400 多頁，收集了新發現的師陀短篇小說、散文、文藝批評等50 余篇，而最重要的是補全了長篇小說《雪原》、補收了長篇小說《爭斗》。 《雪原》在原刊上是發表完了的，現在據刊物補全即可；《爭斗》則完全是新發現的師陀長篇小說， 它的前七章， 自1940 年11 月至12 月在香港《大公報·文藝》和《大公報·學生界》連載，此后停載了。 停載的原因，據香港《大公報·文藝》和《大公報·學生界》的編者“啟事”所言，是“《爭斗》作者現在病中，續稿未到，此文暫停發表，敬希 讀者見諒”。 其實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爭斗》的抗日敘事不能見容于港英當局，所以報紙被迫停止刊載。 但師陀并未放棄這部小說，隨后在1941年7 月“孤島”上海出版的《新文叢之二·破曉》上發表了《無題》，那其實是《爭斗》的另外兩章。 《爭斗》的前七章是裴春芳發現的，《無題》兩章則是我發現的。 我們讀后覺得這兩部分應該是同一部小說《爭斗》的不同章節，經裴春芳錄入、綴合、?？焙?，交付《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收入。 我和裴春芳也都寫了考釋文章， 認為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上海完全淪陷，師陀自然不能繼續寫作和發表這部抗日小說了，所以《爭斗》可能是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 抗戰勝利后的1947 年3 月9 日，師陀在《文匯報·筆會》第190期發表了一則尋稿《啟事》——

師陀啟事

長篇小說《雪原》（刊于上海出版之《學生月刊》），《爭斗》（刊于香港 《大公報》），及短篇《噩耗》（亦刊于香港《大公報》）存稿遺失，如有愿移讓者，請函示條件，寄筆會編輯部。

按，《啟事》中所謂“存稿”應該指的是小說手稿，由于時隔多年，師陀找不到這些存稿，自以為遺失了。 但師陀此時要向公眾征求的卻并非他所遺失的手稿，而是公眾保存的《雪原》和《爭斗》在戰時報刊上的刊發本——由于1941 年末以后上海完全淪陷，作為知名作家的師陀為防止日偽的檢查，不能保存這些刊發本，抗戰勝利后他想繼續完成包括《雪原》和《爭斗》在內的“一二·九運動三部曲”的寫作，便公開向保存有這兩部小說刊發本的公眾征求出讓刊物（一個作家或一個刊物未能保存此前的某些刊物，事后向公眾征求轉讓刊物，這種事在現代文壇上不止一次發生過），以便自己接續寫作。 只是隨著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師陀的創作別有關懷，《爭斗》以至整個“一二·九運動三部曲”就未能續寫。

出乎意料的是，2017 年5 月，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慕津鋒君在該館手稿庫整理資料時，偶然發現一部無名手稿，這些手稿用藍黑色鋼筆書寫在“開明B20×20”的稿紙上。 該稿沒有作品標題，沒有落款時間和作者署名。 進一步檢索，發現是師陀捐贈的手稿。 從章節上看，該殘稿只有第10 章（一〇）、11 章（一一）、12 章（一二）和13 章（一三）四個部分。 這四章正是《爭斗》的手稿，除第十章已發表過，其余三章都是未刊稿。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表明師陀當時已基本完成了《爭斗》的寫作，只是由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淪陷，余稿未能繼續刊發，積壓的年頭久了，晚年的師陀自己也忘記了它們的存在，卻幸運地被慕津鋒君發現。慕津鋒君很快就在《傳記文學》雜志2017年第8 期上發表了他的整理成果——《師陀四章殘稿與其長篇小說〈爭斗〉之間的關聯》。 我看到該期刊物，非常高興，立即向該刊編輯部多索要了一本，轉呈正在南京大學兒子家中休養的劉增杰先生，與他分享這個好消息。 而好消息還不止于此，隨后的2019 年3 月，慕津鋒君又檢索到師陀當年復寫的一部手稿，共有十一個章節（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章），缺第一、二章，經過艱難通讀，發現該復寫稿與收錄在《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的《爭斗》九章及慕津鋒2017 年發現的四章手稿內容高度吻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八章，這個新發現的第八章與收錄在《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的《爭斗》第八章完全不同。 慕津鋒君細檢上下文，發現該章情節當在《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中的《爭斗》之第七章和第八章之間。 換言之，這個新發現的第八章才是真正的第八章， 原來被我們綴合在《爭斗》里的第八章當順推為第九章。 慕津鋒君隨即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 年第7 期上公布了他的新發現——《師陀長篇小說 〈爭斗〉：從“未完稿”到“完成稿”——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爭斗〉檔案的發現與考辨》。

所以， 應該感謝慕津鋒君細心檢點文獻，才使師陀未刊發且被他遺忘的《爭斗》手稿失而復得，終于以完整的面目重見天日。 慕津鋒君真可謂師陀之功臣！

從師陀日后的一些回憶可知，《雪原》與《爭斗》原是他籌劃創作的長篇小說“一二·九運動三部曲”中的兩部，這是師陀一生最重要也最龐大的創作計劃。 雖然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不見眉目，但前兩部《雪原》和《爭斗》確已完成。 如今我們重讀這兩部小說，不能不承認它們在師陀的創作中以至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確是很重要的創獲。 按，自“九一八”以來，中國的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日甚一日，到1935 年華北危機之際，中國當真到了民不聊生、“國將不國”的地步，這不能不激起廣大知識青年強烈的關懷和義憤。 可是國民黨當局卻不作為，自由主義知識精英亦頗“冷靜”， 這反過來促使知識青年的思想比較普遍地并且相當迅速地向“左”轉，從而掀起了洶涌澎湃的“一二·九”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也自稱為“一二·九的一代”。 這一代人的崛起對隨后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至關重要的準備或預備。 所以，“一二·九運動”標志著中國現代思想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重大分化與轉折，影響相當深遠。 當年的一些作家很快就敏銳地意識到“一二·九運動”的重大意義，從而迅速地在文學上予以表現。 如齊同（高滔）的長篇小說《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于1939 年9月出版，立即得到茅盾的高度評價；20 世紀50 年代楊沫推出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也著力描寫了“一二·九運動”和知識分子的分化。 這些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事情。 不過，《新生代》只完成了一部，篇幅比較簡短，未能將這場運動充分展開，藝術上也比較粗糙——在生活經驗、思想修養和政治態度上，高滔和師陀都不相伯仲，只是高滔長期從事文學翻譯和理論工作，《新生代》乃是他的創作處女作，所以，他的創作還處在比較生澀的初級階段， 但20 世紀30—40 年代之交的師陀，已是頗為出色、風格獨特的小說家了，他的藝術經驗和駕馭能力自然要勝于高滔。 至于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則過于講求“政治正確”而不無壓抑自我感受之處。 所以，比較而言，師陀的這兩部長篇小說不論從藝術經營的規模、貼近歷史的真實， 還是開掘人物思想心理的深度來看，都令人刮目相看。

此前的學界由于不知有《爭斗》的存在，因而對《雪原》也往往孤立地看，很少有人注意到師陀有個描寫“一二·九運動”的長篇小說三部曲的宏大創作計劃。 事實上，作為“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師陀對這場運動既有切身的體驗，更對其意義與局限有深切的體認和反思，而用文學的方式反映這一運動，在他可能早就念念在心了。 抗戰的爆發顯然激發了師陀的創作熱情，促使他回顧不久前的這場運動，從而開始醞釀、構思，逐漸形成了三部曲的寫作計劃， 乃于1939—1941 年蟄居“孤島”期間，集中精力于這個三部曲的創作。這對創作態度一向嚴謹、作品數量并不很多的師陀來說， 無疑是少見的雄心勃勃的創作大工程。雖然這個“一二·九運動三部曲”的全部計劃，因為“孤島”淪陷而被迫中途停止，但現存的《爭斗》和《雪原》兩部小說，不論在師陀的創作生涯中，還是在現代文學史上， 都可謂非同小可的存在。從現存的《爭斗》和《雪原》兩部來看，師陀創作這個三部曲確實下了功夫。 他顯然不滿足于歷史真實的記述，而在藝術上苦心經營，在思想上深入開掘，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作者努力融抗日救亡、社會改造的宏大敘事與個性解放、人性關懷的日常敘事于一體，的確是別具匠心、手眼不凡。作品一方面寫出了“一二·九運動”從愛國救亡運動向發動民眾的社會改造運動擴展的過程，另一方面則始終圍繞具體的人物來寫，尤其對青年學生形象的刻畫，可謂多側面地細致著筆而又循序漸進地逐步深入——他們的愛國情操固然可愛可敬，他們個人的個性解放情懷和苦悶也讓人同情，而當他們一腔熱情地深入農村、宣傳抗日，卻不僅經歷了自然的考驗和生活的磨煉，而且常常遇到與農民群眾格格不入、與農村社會實際脫節的問題，這完全出乎他們當初自以為是“播種者”而農民群眾“正是等著他們播種的沒有開墾過的良好土地” 的預想， 雙方的距離竟是那樣巨大……這正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國社會革命的難題之一。 而作者在冷靜地審視著這些年輕“播種者”的缺點的同時，也飽含同情地描寫著他們內心情感的隱秘和相互之間的感情糾結，細膩地展現了人性的復雜性。 并且，這個三部曲在結構安排上也相當自然妥帖，敘事轉換頗為從容自如，不像《馬蘭》以及《結婚》那樣因為過求緊湊而給人以促迫之感。 如今遙想師陀當年心懷亡國奴之牢愁、蟄居“孤島”上海悉心創作這部“一二·九運動三部曲”的苦心孤詣，仍令人感動和敬佩，而不能不嘆惋其功敗垂成。 應該說，“一二·九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以至中國現代革命之關系，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大問題，卻至今被現代文學研究界所忽視。 師陀的三部曲無疑是“一二·九運動”最重要的文學見證和文化反思， 在此略為申說，希望能夠引起研究者的進一步關注。①以上兩段據本人的文章《蘆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師陀作品補遺札記》改寫，原文發表在《河南大學學報》2012 年第5 期。

鑒于《師陀全集續編》“補佚篇”所收《爭斗》仍不完整，所以慕津鋒君對《爭斗》的刊發本和未發表稿進行了細心的考訂與綴合，并與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合并為一書， 交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無疑是對師陀文學遺產的重要補充，也是對寂寞的師陀先生和病逝的劉增杰先生的最好紀念，當然，對師陀的讀者和研究者來說，更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好事，相信此書的出版，一定會推進師陀研究的深入開展。 正是因為對師陀作品的共同愛好， 我與慕津鋒君相識并且熟悉起來，他因此希望我能為這本書寫幾句話，我很愉快地答應了他的邀約。 只是近來諸事紛擾，為文不免有些拖拉，直到現在才勉強寫了上面的話，就權作介紹吧。

2023 年7 月25 日于清華大學蒙民偉人文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