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演化博弈與仿真分析

黃辰鑫,唐建倦,王聰帥,李峻杰,常梓璇

與此同時,在當今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各主體的利益訴求呈現出多元性和層級性特征[2],多元主體的參與并非一定能夠塑造良好的“協同治理”格局,如若處理不當則會造成多元主體間治理結構的混亂。如,2022年廣東省運會男子足球乙A組(U15)決賽的假球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由于社會組織與市場雙方追求利益的欲望沒有得到合理的約束,導致雙方在合作過程中產生合謀行為。那么,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如何實現多元主體利益最大化,并營造良好的協同氛圍,以及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場域中重構“協同治理”格局是政府、社會以及學界等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既往研究中,學者們從歷史演進[3-4]、域外經驗[5-6]、優化策略[7-8]等方面對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進行了多維度論述。但研究方式多從定性角度出發,尚未在協同治理理論基礎上對多元主體利益維度進行定量分析。鑒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利益博弈視角,構建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三方主體的動態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多元主體的行為策略選擇以及達到穩定策略的影響因素。

1 理論基礎

1.1 協同治理理論

協同治理起初由美國學者Dohahue教授提出,其將協同治理定義為一種特定的公私協同方式,即,通過與社會生產者協作,將政府自由裁量權對外釋放共享以達成政府選擇的公共目標[9]。隨著協同治理理論在國外政治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諸多研究領域的廣泛應用,我國學者也結合國情對協同治理的概念做出了本土化建構。有學者從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與治理權威的多樣性角度出發,提出多中心治理與協同治理的有機結合[10];有學者從解決公共問題的角度出發,提出多元主體在資源與利益相互依賴的基礎上共同參與決策的制定[11]。本研究基于前期學者們的相關觀點,將協同治理界定為:為了解決單個主體難以解決的社會公共事務難題,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等多元主體通過平等決策達成共識,建設性地參與到跨領域、跨層級或跨部門的政策建立與管控過程中。

從協同治理的主體來看,我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打破了以往政府獨攬的治理結構,逐步實現了由單一治理結構向多元共治結構的轉變,各治理主體在不同位置上有著明確的分工與定位;從協同治理的內容來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選材、訓練、競賽等各種艱巨任務的管理與調整,是單個主體無法完成的,需要各主體在解決人才培養問題的驅動下,共同制定各種利益分配、職能劃分等一系列保障治理主體間良好協同的規則;從協同治理的結果來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需要依靠內生性的評估機制來保證系統的有序運行,通過實現培養目標與否、解決內部矛盾與否等指標對結果進行科學客觀的評估。因此,應構建高效的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格局。

1.2 演化博弈理論

演化博弈理論最早源于遺傳生態學家對動物和植物的沖突與合作行為的博弈分析過程中。隨著研究的深入與領域的擴展,演化博弈理論也成為分析社會制度、協同治理和市場經濟等領域的演變進程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其內在機理是通過對有限理性的多元主體進行反復演化博弈,進而基于各主體的利益得失在演化博弈過程中不斷做出策略選擇和調整,最終達到一種動態平衡狀態,并實現多元主體的利益最大化,此時的策略即為演化穩定策略。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是一個動態演化系統。各主體在人才培養利益領域的關系是相互滲透與交織的,而基于不同利益訴求的多元主體會依據系統外部變量和內部變量的改變不斷做出策略選擇和調整,進而促使各參與主體有效整合自身的資源與優勢,并對其他主體的行為策略產生影響[12]?？紤]到政府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會對社會組織與市場起到激勵和監管作用,而社會組織的參與態度與市場的運營程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分擔政府的壓力,且兩者之間能夠產生交互作用。據此,可以構建出包含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2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博弈關系

2.1 多元主體的角色定位

基于自身的利益訴求,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三方主體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產生博弈行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們所承擔的職能有哪些?又有何利益訴求?

(1)政府: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政府是競技體育管理職能的主要承載者和競技體育行政管理權力的核心執行者,所治理的事務范圍反映了該時期競技體育事業發展的方向、方式及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所承擔的行政職能并非是靜態不變的,外部環境刺激會對其職能的性質、內容產生直接影響,從而使其具備動態性特征[13]。因此,政府的主要職能是通過統籌資源、兼顧利益和集中力量等方式幫扶、組織并監管其他主體,以推動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戰略目標的實現。同時,由于政府所肩負的是執行國家權力機關意志的特殊使命,而這一使命來源于公眾對競技體育發展的期盼,因此,政府的利益訴求是提升競技體育治理的績效與公信力。

(2)社會組織: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社會組織以“志愿精神、自治精神、互助精神”為宗旨,覆蓋范圍廣泛且制度設計合理,具有較強的資源整合及開發能力,擔負著協調其他主體間和諧關系的功能,且作為一個“沿著集體最大化路徑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支點,其反映著社會基層的整體利益訴求。具體而言,社會組織的主要職能是承接各級政府部門的委托,為基層提供多元化、多層次的競技體育公共服務,并通過競賽選拔競技體育后備人才。但是,隨著我國社會組織注冊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承接政府行使的部分職能權力以及提升自我造血功能已成為社會組織的主要利益訴求。

(3)市場: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市場具有資源配置效率高、系統高效運行的優勢,其主要職能是通過合法運營參與到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競賽產業、醫療保險和器材裝備等核心要素領域,有效彌補了政府與社會組織在經費、設施和場地等方面的不足,推動著我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向職業化方向發展?？傮w而言,在瞬息萬變的競技體育市場環境與激烈的同行競爭中,經濟理性作為其重要的行為邏輯注定了市場會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利潤、提高品牌知名度為主要利益訴求。

2.2 多元主體間協同治理的博弈關系

2.2.1 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博弈關系

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層面,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利益、職能等層面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博弈關系。社會組織政策復雜的衍生機制與交替過程是深入理解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演變的關鍵。從社會組織相關政策頒布的內容來看,由早期的“制度認可”到現在的“嚴放結合”,標志著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由“分類管控”到“賦能管控”的轉變[14]。例如,早期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關于加強體育社團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涉及社會組織的政策法規,明確了社會組織在競技體育治理領域的合法身份;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后期頒布了《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意見》等一系列涉及社會組織職能的政策,體現出社會組織在逐步承接政府的部分職能權力,且已成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格局轉變的重要趨勢。

囿于歷史的應然與必然,社會組織在發展歷程中經歷多次取締、整頓與重建。一方面,社會組織同構于政府職能部門,導致其功能定位單一,雖然不斷在自主性方面做出探索,但還未從根本上擺脫對“官本位”的依賴;另一方面,政府也在通過職能轉移、減少審批和政策扶持等手段推動社會組織真正地融入社會,并不斷激發社會組織的自我造血功能,但政府難以避免社會組織自身帶有的“政治風險源”傾向,尤其在信息化時代,互聯網等通訊工具會使信息的影響范圍呈幾何級增長,社會組織所產生的負面信息,勢必會導致政府治理績效以及公信力的下降。

2.2.2 政府與市場的博弈關系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政府這一“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是資源配置供給的基本機制[15]。維系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實現我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高質量發展具有深遠意義。但是,從歷史演進視角來看,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高度依賴于政府的財政撥款以及行政干預,政府身兼運動員、裁判員的全能型角色,“政企不分”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本該由市場負責的事務,都由政府獨自包攬,抑制了市場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嚴重破壞了市場的自組織秩序;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獨輪驅動”已難以維持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大量財政支出,開始逐步意識到市場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資源配置層面的重要性;當前,政府則基于競技體育資源配置效率與資源增量最大化的目標,積極推動市場進入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領域。但從客觀意義上講,市場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遵循“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因此,市場逐利本質的局限與社會責任的承擔會產生利益沖突,尤其是對于后備人才培養這一績效難以短時呈現的復雜工程,市場“久久為功”的準公益事業的積極性仍然不高。若市場為追求更高的經濟利益而違背“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原則,不僅會受到政府的嚴厲懲罰,還會對政府的治理績效以及公信力產生負面影響。例如,近年來多地學校頻發的“毒草坪”事件,對相關企業單位及政府監管部門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輿論及負面影響。

2.2.3 社會組織與市場的博弈關系

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市場既可以為社會組織提供所需要的資金與裝備,同時也能為自身發展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雙方在有形與無形中形成了利益互補的關系。其中,社會組織敏感性高、機制靈活且決策反應迅速,能夠有效捕捉到群眾與運動員對競技體育服務的需求及意見,并通過舉辦競技體育賽事、提供競技體育公共服務等滿足群眾與運動員的多元需求。同時,借此契機,市場的高質量贊助可以為企業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例如,準者體育作為一家擁有專業團隊的綜合型體育用品企業,先后成為CUBA的官方戰略合作伙伴及唯一指定的運動裝備贊助商,打造出符合市場發展規律的籃球生態圈與產業鏈,為中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同時也獲得了巨大的品牌效益與行業青睞。但是,當社會組織與市場一味謀求利益而忽視社會法治底線時,就會滋生腐敗現象,從而產生合謀行為,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3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演化博弈模型的構建與分析

3.1 演化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設與收益矩陣

為構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的博弈模型,探究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三方博弈主體的行為策略選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三方博弈主體都有兩種行為策略選擇。(1)政府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中擔任主導者,存在“積極調控”和“消極調控”兩種行為策略。假設政府選擇“積極調控”的概率為x,則“消極調控”的概率為(1-x)。(2)社會組織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中主要擔任參與者,發揮推動作用,存在“積極參與”和“消極參與”兩種行為策略。假設社會組織選擇“積極參與”的概率為y,則“消極參與”的概率為(1-y)。(3)市場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的資源配置供給層面起到重要運營作用,存在“積極運營”和“消極運營”兩種行為策略。假設市場選擇“積極運營”的概率為z,則“消極運營”的概率為(1-z)。其中,x,y,z∈[0,1]。

假設2:政府自身的收益和損失與社會組織、市場的策略選擇高度相關。(1)當政府選擇“積極調控”時,需要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層面付出的人力、物力等成本總計為B1,此時政府會通過加快職能轉移、加強政策扶持、減少行政審批和加大監管力度等手段營造良好的協同氛圍。若在此狀態下,社會組織選擇“積極參與”,市場選擇“積極運營”,則三方會產生“1+1+1>3”的集體效應,進而推進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善治格局的構建[16],此時,會為政府帶來巨大的收益F3(如,競技體育備人才培養高質量發展、競技體育賽事規模擴大等)。(2)當政府選擇“消極調控”時,需要付出的基礎成本為B2,此時,政府對社會組織以及市場不采取任何激勵手段。若在此狀態下,社會組織或市場有一方選擇消極行為策略,就會導致主體間協同治理格局陷入混亂,給政府帶來額外損失Q(如,公信力下降、后備人才培養質量下降等),從而減緩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發展進程。同時,政府在消極狀態下疏于管理,會導致社會組織與市場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層面缺乏引導,使其協同效率降低,此時雙方輸出效能損失額度為E。

假設3:社會組織自身的收益和損失與政府、市場的策略選擇高度相關。(1) 當社會組織選擇“積極參與”時,需要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層面付出的成本總計為C1。若在此狀態下,政府選擇“積極調控”,政府會幫助社會組織解決資金運轉不周以及專業人才流失等現實問題,此時,社會組織獲得來自政府的扶持H(如,職能轉移、政策扶持、公共體育服務購買等);若社會組織取得階段性成果,將獲得收益I(如,政府表彰、公眾信任感增強等),同時,也會間接為政府帶來潛在收益F2(如,公信力提升)。(2)當社會組織選擇“消極參與”時,需要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過程中付出的基礎成本C2。若在此狀態下,社會組織懶責,消極開展體育競賽活動,會導致市場贊助無效輸出,給市場帶來損失T。同時,若群眾及運動員對競技體育服務的需求不能及時反饋給政府,造成競技體育公共體育服務供給錯位,政府將給予社會組織警告以及相應的懲罰,設懲罰額度為G。(3)當社會組織與市場都選擇消極行為策略時,雙方協同目標會由“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高質量發展”轉向“資本逐利”,從而產生合謀行為,導致供給劣質無效的體育產品、操控競技體育賽事等負面事件的發生,社會組織獲得來自市場的賄賂為K;與此同時,若社會組織受賄、 賽事造假等違法行為被政府發現,則會對相關負責單位及負責人給予相應的懲罰,設懲罰額度為M。

假設4:市場自身的收益和損失與政府、社會組織策略選擇高度相關。(1)當市場選擇“積極運營”時,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層面投入的資金、設施和服務等的消耗成本總計為D1,此時市場基礎收益為N1(如,品牌知名度、高利潤率等),能夠給政府帶來潛在收益F1(如,政府公信力、分擔壓力)。在此狀態下,政府會給予市場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政策福利,設獎勵額度為P。(2)當市場選擇“消極運營”時,付出的基礎成本為D2。若在此狀態下,政府與社會組織都選擇積極行為策略,則政府與社會組織會基于競技體育后備人才高質量發展這一共同目標主動尋求與市場的高效合作,并通過減少審批、融資扶持和政策激勵等手段鼓勵市場參與到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過程中,此時市場得到的扶持額度為R,所獲得的基礎收益為N2。(3)如前所述,當市場與社會組織均選擇消極行為策略時,會產生合謀行為。若在此狀態下,市場賄賂、提供劣質產品等違法行為被政府發現,則受到政府懲罰的額度為S。

基于上述假設,構建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三方博弈的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

表1 政府、社會組織、市場三方博弈的收益矩陣表

3.2 三方演化博弈的復制動態方程推導

依據收益矩陣,設政府采取積極調控(x)與社會組織及市場展開合作的期望收益為U11;設政府采取消極調控(1-x)與社會組織及市場展開合作的期望收益為U12,則可推出:

U11=(F1+F2+F3-B1)yz+ (F1-B1)(1-y)z+

(F2-B1+G)y(1-z)+(M+S-B1)(1-y)

(1-z)

U12=(F1+F2-B2)yz+ (F1-B2-Q)(1-y)z+

(F2-B2-Q)y(1-z)+(M+S-B2-Q)

(1-y)(1-z)

由U11與U12可求得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U1:

U1=xU11+ (1-x)U12

根據上述推導,構造政府演化博弈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F(x)=dx/dt=x(U11-U1)=x(1-x)(Q-B1+

B2-Qyz+yzF3-Gyz)

同理,按照上述流程可構造社會組織演化博弈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F(y)=dy/dt=y(1-y)(C2-C1+I-K+M+

Hx+Kz-Mz+Gxz)

同理,可構造市場演化博弈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F(z)=dz/dt=z(z-1)(D1-D2-K-N1-S+

T+Ky-Px+Rx+Sy-Tx+xyN2)

3.3 三方演化博弈的均衡點求導

分別對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的復制動態方程F(x)、F(y)、F(z)進行一階求導:

Friedman的研究結果顯示,通過求解復制動態系統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可得出復制動態系統的演化穩定均衡解,該復制動態系統的雅克比矩陣具體為:

根據雅克比矩陣的特征值分析法,令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演化博弈的復制動態方程值為零,即,F(x)=0、F(y)=0、F(z)=0,從雅克比矩陣中導出該動力系統共存在14個均衡點。其中,將符合實際語境下的8個純策略均衡點A1(0,0,0)、A2(0,0,1)、A3(0,1,0)、A4(0,1,1)、A5(1,1,1)、A6(1,0,0)、A7(1,0,1)、A8(1,1,0)納入討論范圍。

3.4 三方演化博弈系統均衡點的穩定性分析

運用雅克比矩陣的特征值分析法對動態系統所存在的8個純策略均衡點(A1～A8)進行穩定性分析。在一定條件下,若雅克比矩陣的所有特征值均為負實部,則判斷該均衡點可演化為穩定點,即演化穩定點(ESS);若雅克比矩陣中的特征值存在正實部,則判斷該均衡點為不穩定點;若雅克比矩陣中的特征值均為正實部,則判斷該均衡點為鞍點[17]。然后,將8個均衡點代入雅克比矩陣所求出的對應特征值如表2所示。

表2 均衡點特征值與穩定性分析表

由表2可知:(1)與政府名譽形象相關的收益和損失至關重要。因此,由Q>B1可推斷出Q+B2-B1>0,由F3+B2>B1+G可推斷出B2+F3-B1-G>0,即,A1、A2、A3、A4均衡點具有不穩定性。(2) 社會組織選擇積極參與時所獲得的基礎收益I高于付出成本C1,市場賄賂社會組織受到政府的懲罰額度M高于市場賄賂所支出的本金K,因此,由I>C1以及M>K可推斷出C2+I+G+H-C1>0,C2+I+H+M-C1-K>0,即,A6、A7均衡點具有不穩定性。(3)A5、A8符號中存在±,說明在滿足一定條件下,這2個均衡點為演化穩定策略(ESS)。首先,當D1+N2+R-D2-N1-P<0時,A5均衡點可演化為穩定策略,即,市場積極運營時的獲得收益與政府給予的額外獎勵之和高于市場消極運營時政府與社會組織給予的扶持額度與獲得收益之和,且兩種狀態下所獲收益之差大于成本之差,此時(1,1,1)為穩定策略;其次,當D2+N1+P-D1-N2-R<0時,A8均衡點可演化為穩定策略,即,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扶持下,市場運營所獲收益高于市場積極運營時的所獲收益,且積極運營成本大于消極運營成本,此時(1,1,0)為穩定策略。

3.5 不同情境下演化穩定策略(ESS)的仿真分析

為了更加直觀地分析三方主體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協同治理過程中的演化博弈策略,運用MATLAB 2021a軟件對各主體策略選擇的動態演化軌跡進行仿真模擬。根據上述穩定性分析,結合國家體育總局、國家統計局等官方網站發布的報告與信息對相關參數進行賦值。其中,當遇到研究對象的個別數據不足或難以量化時,可依據現有數據之間的數理因果關系進行推算,使其滿足情景1與情景2的特征值要求,但不會對仿真結果的判斷造成影響。

3.5.1 情景1演化仿真分析

設初始參數值B1=30,B2=20,F3=35,M=35,Q=35,P=25,S=35,I=30,C1=25,C2=15,T=10,K=10,N1=30,N2=20,D1=25,R=15,D2=15,G=10,H=20,且滿足穩定條件B1+G-B2-F3<0 ,C1-C2-G-I-H<0 ,D1+N2+R-D2-N1-P<0。其演化50次仿真結果如圖1所示,此時系統可演化為穩定策略(1,1,1)。

圖1 情境1系統動態演化仿真圖Figure 1 Simulation diagram of the system dynamic evolution of situation 1

情景1:政府通過職能轉移、政策扶持和競技體育公共服務購買等手段優化社會組織的行政管理,以提高社會組織的內生力。對此,社會組織應積極履行自身的責任義務,協同市場開展青少年競技體育賽事活動;同時,市場通過賽事轉播、品牌贊助等為競技體育賽事提供一系列資助,若市場對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準公益事業的積極態度得到政府的支持與認可,政府會通過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政策福利給予市場激勵,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而在政府的引導與監管下,社會組織與市場通過成功辦賽推動了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使得更多主體參與到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路徑中,有效擴大了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儲備數量,并提升了政府的治理績效。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判斷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扶持額度、懲罰額度以及對市場的獎勵額度是影響穩定策略(1,1,1)演化結果的重要因素。為進一步分析3個因素對穩定策略(1,1,1)選擇演化博弈過程的影響,保持其他參數不變,分別賦以H=20,30,40;P=25,35,45;G=10,20,30,賦值過后復制動態方程演化50次的仿真結果如圖2(A、B、C)所示。

圖2 不同因素對情境1演化路徑的影響仿真圖Figure 2 Simulation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evolution pathway of situation 1

由圖2(A)和圖2(B)可知,在系統演化至穩定策略(1,1,1)的過程中,政府對社會組織扶持額度以及對市場獎勵額度的增加能夠加快穩定策略的演化速率。即,隨著H、P數值的增加,社會組織的策略選擇演化穩定與積極參與的收斂速度將加快,并伴隨時間的推移最終在y軸上穩定于1;市場的策略選擇演化穩定與積極運營的收斂速度也將加快,并伴隨時間的推移最終在z軸上穩定于1。因此,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政府應依據社會組織與市場的不同性質功能,加大對社會組織與市場的相關配套支持。

由圖2(C)可知,在系統演化至穩定策略(1,1,1)的過程中,政府對社會組織懶責行為懲罰額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加快穩定策略的演化速率,促進社會組織向積極參與策略演化。但隨著懲罰額度的增加,穩定策略的演化結果也會發生改變,最終趨向于不穩定策略。換言之,在一定范圍內,隨著G數值的增加,社會組織的策略選擇演化穩定與積極參與的收斂速度加快,但當懲罰額度超出一定范圍時,并不利于三方主體向穩定策略演化。因此,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針對社會組織的懶責等問題,政府應制定合理的懲罰制度,而不是一味地通過加大懲罰力度來約束社會組織的消極狀態。

3.5.2 情境2演化仿真分析

設初始參數值B1=30,B2=20,F3=35,M=35,Q=35,P=15,S=35,I=30,C1=25,C2=15,T=10,K=10,N1=30,N2=35,D1=25,R=25,D2=15,G=10,H=20,且滿足穩定條件B1-Q-B2<0 ,C1+K-C2-I-M-H<0 ,D2+N1+P-D1-N2-R<0。其演化50次仿真結果如圖3所示,此時系統可演化為穩定策略(1,1,0)。

圖3 情境2系統動態演化仿真圖Figure 3 Simulation diagram of the system dynamic evolution in situation 2

情景2:由于市場對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準公益事業的積極性不足,長期處于消極狀態,政府也無權強制要求市場向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工作投入大量的資源配置。此時,政府與社會組織基于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高質量發展這一共同目標主動尋求與市場的高效合作,并通過融資扶持等一系列福利政策拉動市場參與到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過程中。同時,政府會通過嚴格監管防止社會組織與市場雙方產生合謀行為,并且在政府的帶動與引導下,三方主體會形成良好的協同關系。而市場的加入更是緩解了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資源配置不足的問題,也使得競技體育事業得到了快速提升。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判斷政府對社會組織與市場的扶持額度及對腐敗行為的懲罰額度是影響穩定策略(1,1,0)演化結果的重要因素。為了進一步分析3個因素對穩定策略(1,1,0)選擇演化博弈過程的影響,保持其他參數不變,分別賦以H=20,30,40;R=35,45,55;M=35,40,50,S=35,40,50,賦值過后復制動態方程演化50次的仿真結果如圖4(A、B、C、D)所示。

由圖4(A)和圖4(C)可知,在系統演化至穩定策略(1,1,0)的過程中,政府對社會組織與市場的扶持額度能夠加快穩定策略的演化速率。即,隨著H、R數值的增加,社會組織的策略選擇演化穩定與積極參與的收斂速度會加快,并伴隨時間的推移在y軸穩定于1;而市場的策略選擇演化穩定與消極運營的收斂速度會加快,并伴隨時間的推移最終會在z軸穩定于0。此時,市場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資助與扶持下已參與到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過程中,符合積極運營狀態,即,市場運營的策略選擇伴隨著扶持額度的增加逐漸向積極狀態方向發展。因此,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針對市場對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準公益事業的積極性不足等問題,政府與社會組織應加大對市場的配套支持。

由圖4(B)可知,在系統演化至穩定策略(1,1,0)的過程中,政府對社會組織腐敗行為懲罰額度的增加能夠加快穩定策略的演化速率。即,隨著M數值的增加,社會組織的策略選擇演化穩定與積極參與的收斂速度會加快,并伴隨時間的推移在y軸穩定于1。由4(D)可知,在系統演化至穩定策略(1,1,0)的過程中,政府對市場腐敗行為懲罰額度的增加會減緩市場選擇消極運營的演化速率。即,隨著S數值的增加,市場的策略選擇消極運營的收斂速度會減慢。因此,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針對突破社會法治底線的腐敗行為,應加大懲處力度。

4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模式構建

基于協同治理理論與演化博弈理論的應用理性,構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其中包含三大機制:影響機制、合作機制以及評估機制(見圖5)。在影響機制層面,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作用,通過“扶持+獎勵”有效激發社會組織的自我造血功能,提升市場運營的積極性,并通過制定合理的懲罰制度,降低各主體選擇消極行為策略的概率;在合作機制層面,以統籌兼顧的大局觀協調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營造良好的協同環境,搭建協商交流平臺、強化多元主體間的信任建設,并降低溝通成本;在評估機制層面,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應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制定科學的評估指標,并及時將評估結果反饋至影響機制,便于從決策源頭上做出有效調整。

圖4 不同因素對情境2演化路徑的影響仿真圖Figure 4 Simulation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evolution pathway of context 2

圖5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圖Figure 5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erve talents cultivation

4.1 建立完善的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影響機制

4.1.1 “扶持+獎勵”雙管齊下,激發社會組織與市場活力

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加大社會組織與市場的配套支持是提高人才培養績效的基礎工作。研究發現,伴隨著扶持額度與獎勵額度的增加,社會組織與市場向積極參與策略演化與積極運營策略演化的收斂速度加快。因此,建議政府應通過“扶持+獎勵”策略實現雙向激勵作用。

(1)結合實際情況,根據社會組織與市場的不同利益訴求加大扶持力度。一是,對于社會組織而言,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競技體育賽事活動規模大幅降低,導致社會組織收入來源不穩定。首先,政府可通過加大競技體育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度為社會組織創造穩定的收入來源。同時,根據社會組織的內部人員構成、資源基礎等制定科學合理的扶持政策,不斷加強社會組織人才隊伍建設,并給予穩定的工資待遇與福利保障。其次,政府應把握疫情開放政策,增加青少年競技體育賽事活動的規模與數量。具體可由政府提供專項資金補助、市場提供贊助與轉播服務,來激發社會組織的辦賽活力。如,2020年泰州市出臺的《泰州市體育社會組織扶持激勵辦法》提出,政府通過資金扶持鼓勵泰州體育社會組織承辦省級以上賽事,為泰州市提供了充足的“領跑員”[18]。最后,政府應加快職能轉變,賦能社會組織。遵循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發展規律,將部分職能賦權給社會組織,既能深入推進政府機構改革,也能不斷提高社會組織的自治能力與發展水平。二是,對于市場而言,政府的扶持力度與市場規模的擴大對于發揮市場力量顯得尤為重要。首先,要鼓勵市場辦訓,建立與市場切身利益相匹配的扶持機制,促使市場將后備人才培養的社會責任意識納入到長期發展的規劃中,逐步將參與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工作視為自身發展的必要動力。如,2020年上海啟動了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社會培養基地建設工作,搭建了辦訓扶持、管理考核的政策體系,針對滬上社會青訓機構合計發放1 200萬元扶持經費[19]。其次,加大對中小微體育培訓機構的扶持力度。由于中小微體育培訓機構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融資難、經營成本高、學員少等難題,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可能會選擇消極運營策略。對此,政府在場地建設租賃方面應給予更大的政策支持。最后,降低市場參與的審批門檻。取消由市場自主調節的行政審批項目,降低各類市場主體參與競技體育的門檻,不斷擴大市場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層面的運營規模[20]。

(2)對具有突出社會貢獻的社會組織與市場應給予豐厚的物質與精神獎勵,不斷加強社會組織與市場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的參與度、行動力以及獲得感。例如,溫州市體育局聯合財政、人社、教育等部門共同出臺了《溫州市社會力量興辦競技體育訓練機構扶持暫行辦法》《溫州市社會力量興辦競技體育訓練機構星級認定辦法》等政策,對做出突出貢獻的機構給予最高300萬元的獎勵[21]。

4.1.2 制定合理的懲罰制度,約束多元主體行為策略

法治化建設是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依法運行的前提和保障。研究發現,政府對社會組織懶責行為懲罰額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推動社會組織向積極參與策略演化,對社會組織與市場腐敗行為懲罰額度的增加能夠有效抑制雙方向消極行為策略演化。對此,應制定合理的懲罰制度。

具體而言,針對社會組織懶責等行為,政府應將其列入社會組織活動異常名錄、給予警告,并加以引導;對后期仍不作為的社會組織,可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社會組織信用信息管理辦法》等規定撤銷登記與吊銷登記證書;而針對市場與社會組織為謀求利益而產生的行賄受賄、賽事造假等腐敗行為,應加大懲罰力度,杜絕腐敗行為的滋生,形成強監管的社會震懾力。例如,針對2022年廣東省運會男子足球乙(A)組決賽的假球事件,對16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了嚴肅問責,暫停廣州足協2年的會員資格,吊銷了涉事教練員的資格證,并對涉事隊員終身禁賽。同時,在制定合理懲罰制度的基礎上,還應進一步制定和實施操作性和綱領性更強的法律,用法律約束不同主體的治理權限和利益邊界,保證各主體在法律框架內合理行使權力并對結果負責,進而推進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的剛性規范。

4.2 建立長效的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合作機制

4.2.1 樹立統籌兼顧的大局觀,營造良好的協同環境

合作系統的活動是持續和動態的,絕大多數活動在首次嘗試合作時就失敗了,或者僅是曇花一現,又或者是在合作一段時間后轉變了行為策略,難以實現長期穩定的合作。研究發現,各主體“積極”和“消極”的策略選擇決定著主體間合作的穩定性。對此,需要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以高度的責任擔當樹立統籌兼顧的大局觀,明確自身的職責所在,保持多方合作持續穩定的發展,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營造良好的內部環境。

(1)從集體利益出發。作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參與者,要科學研判發展形勢,明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總體思路、培養目標和階段任務等,發揮政府控大局、社會組織搭橋梁、市場資源補短板的作用。(2)從個體利益出發。作為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利益相關者,要明確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間的權利邊界,并將不同主體利益的表達與博弈制度化,通過制定利益博弈的基本規則、創建利益博弈的代表組織等,促使不同主體在利益矛盾中實現各自利益的大體均衡。(3)多元主體厘清職能。建議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三方主體共同制定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的“合作清單”,由政府負責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頂層設計,社會組織與市場監管宏觀層面的事務;由社會組織負責基層意見的收集和青少年體育賽事活動舉辦等具體微觀事務;由市場負責資源配置供給、品牌贊助和體育賽事包裝等具體微觀事務。

4.2.2 搭建多元協商交流平臺,強化多元主體信任建設

及時的信息溝通才能保障人才培養系統的高效運轉。研究發現,三方演化博弈存在(1,1,1)與(1,1,0)兩個穩定策略,即,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既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也離不開社會組織與市場的積極配合,需要通過有效溝通解決其在選材、訓練和競賽等重要環節出現的矛盾沖突。

2020年,國家發改委首次明確將5G、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納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范圍[22]。因此,可依托政府與信息技術企業引入5G、區塊鏈等技術,積極部署建成廣覆蓋、跨區域的協商交流平臺,將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管理系統、競技體育賽事服務系統和訓練備賽指揮系統等不同模塊引入到網絡平臺搭建的子系統中,實現人才培養協同治理過程中的信息資源共享。例如,廣州市基于“互聯網+體育+共享”理念搭建了共享競技體育平臺,使用戶免費享受和真實體驗到競技體育的魅力與樂趣,也為多元主體間平等交流、信息獲取提供了溝通平臺,最終構建并維護了資源共享的競技體育生態圈。同時,要通過多元協商交流平臺召開線上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工作研討會、懇談會以及專題討論會,促進政府、社會組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降低多元主體間的溝通成本。

4.3 建立科學的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評估機制

建立評估機制是提升治理效能、實現各主體權益最大化的有效措施。

(1)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建議由各級最高行政機關建立第三方評估機構,從超越原有參與主體利益的高度對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效果進行評估與反饋。同時,政府依據反饋結果制定相應的整改方案,由第三方評估機構將評估結果與整改方案向全社會公示[20]。(2)明確評估指標。建議由政府、社會組織、市場以及第三方評估機構共同商榷制定評估指標,具體從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高質量發展與治理主體利益最大化兩個角度進行評估指標的制定。首先,針對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高質量發展,制定人才質量、科技助力和人才效益等評估指標,考察二級及二級以上運動員的數量、科研設備及科研人員配備、運動員獲獎等方面的情況;其次,針對治理主體利益最大化,建議制定治理效率、協同程度和合作效益等評估指標,考察各主體的行動開展、相互滿意程度、成本投入與所獲收益等方面的情況。

5 結 語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核心在于找到三者之間的利益均衡點。首先,政府是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協同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沒有政府的積極調控將難以保障協同關系的穩定與治理秩序的順暢,同時,政府也需要來自體育社會組織與市場的協調配合;其次,當各主體在積極狀態下的所獲收益越大,且高于付出成本時,主體間的合作向穩定策略方向演化的概率越大,而多元主體消極狀態下的合作一定會導致結果向不穩定策略方向演化,造成利益矛盾的激化;再者,運用MATLAB 2021a中的數值仿真檢驗出扶持額度、獎勵額度和懲罰額度是影響主體間協同策略演化走向的重要因素。為此,從影響機制、合作機制和評估機制三個層面構建了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