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王國行用漢法考論
——基于張家山M336律令簡的研究

張忠煒 張桑田

一般認為，鑒于秦二世而亡的經驗教訓，漢高祖劉邦在陸續鏟除異姓諸王的同時，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鎮撫天下，拱衛朝廷；朝廷直轄之地，實行郡縣制。在看似題無剩義處，李開元、陳蘇鎮卻不約而同地發表新說：前者審視秦漢之際的國際形勢，提出“后戰國時代論”，推測漢初曾將“各個諸侯王國內之法制官制，統一改用漢法漢制，在統一的法制體制之內，確定了漢朝和各個諸侯王國的宗屬統合關系”，時間約在高帝六年(前201年)(1)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280-283、87-130、26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后者認為“郡國并行的本質可能是東西異制，主要意義是允許或默認東方王國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從俗而治”；文帝初，有鑒于淮南厲王僭越事，諸侯王已被剝奪對二千石的任免權，被要求用漢法。(2)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66-132頁，中華書局，2011。漢初王國是否“不用漢法，從俗而治”，究竟又從何時開始行用漢法，李、陳二人的沖突很是明顯(3)按，在增訂版中，李氏特意寫道：劉邦分封同姓諸王時，有了要求奉行漢法行用漢制的新規定，此前則否，異姓諸侯王國為獨立國家，擁有完全的立法權和司法權。許是為了調和彼此論說，李氏強調，“從法令的角度確定新政策新制度開始實行的時點是有重要意義的，在新政策新制度實行的過程中，出現舊政策舊制度之事例的遺留是自然的事情，不能據此否定新政策新制度確定的時點”。參見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128-129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筆者此前曾有過探討，不贅。(4)孫家洲、張忠煒：《由新出漢簡看漢初朝廷與諸侯王國之法律關系》，載本書編委會編：《安作璋先生史學研究六十周年紀念文集》，373-385頁，齊魯書社，2007；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初編》，59-7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續編》，106-111頁，中西書局，2021；梁安合：《也談西漢初期諸侯王國的法律制度——與陳蘇鎮先生商榷》，載《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1)。今擬結合新近公布的張家山M336律令簡，再次審視這一爭議問題，以求給出最終的解答。

一、《漢律十六章》所見與王國相關的條文

張家山M336律令簡，涉及王國的條文較多?，F根據需要分組，并相繼展開討論。

先來看第一組律文(5)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上冊，161、192-193頁，文物出版社，2022。按，以下稱引簡文，若無特殊情況，不另出注。：

(2)捕從諸侯來為間者一人，拜爵一級，有(又)購二萬錢。不當拜爵者，級賜萬錢，有(又)行其購。數人共捕罪人而當購賞，欲相移者，許之。(簡210—211)

(3)從諸侯來誘及為間者磔。(簡228)

(4)亡之諸侯、諸侯人亡之漢，雖未出徼若有事而亡居焉，皆黥為城旦舂；自出也，笞百。(簡229)

按，材料(1)中的諸侯指漢初分封諸侯國，起初主要是針對異姓國而言的；除長沙國外，異姓諸王陸續被鏟平后，具體指代對象當是同姓王國。此條是對反叛罪的規定。漢初郡國并行，與漢并存的王國，自然成為律文約束的對象。所謂“諸侯人”，或即“諸侯國人”，亦即李開元辨析的“諸侯子”——從戶籍登錄而論，是戶籍在諸侯王國的人。(6)按，對于《奏讞書》中的“信，諸侯子，居洛陽陽楊里”一句，李開元認為“洛陽本是韓國地，信本籍洛陽，故稱諸侯子”，并未與其上述觀點矛盾；或將“諸侯子”理解為諸侯國王族宗戚，并非泛指諸侯國人，這種意見源自周壽昌，李氏此前也曾有辨析。又，諸侯子是否即諸侯人，尚難斷言?！稘h律十六章》所見均為諸侯人，《功令》所見均為諸侯子；傳世文獻所載，如李開元所言，混用無別，“‘諸侯子’即‘諸侯人’”。參見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39-4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材料(2)是捕獲來自王國的間諜如何進行賞賜的規定，材料(3)是如何懲處來自王國的間諜；材料(4)涉及漢與王國間逃亡犯罪，可與文獻所載“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7)班固：《漢書》卷44《淮南王傳》，2139頁，中華書局，2011。相參照。這四條簡文無一例外地呈現出漢國與王國并立且敵對之關系，進一步印證乃至強化學界此前關于漢廷與王國關系的認識。(8)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漢初中央與諸侯王國關系論略》，載陜西歷史博物館主編：《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輯，308-314頁，三秦出版社，2003；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載《中國史研究》，2004(3)；杉村伸二：《二年律令よ見漢初における漢朝と諸侯王國》，載冨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21-40頁，朋友書店，2006。

“諸侯人亡之漢”的“漢”，即文獻所見之“漢國”。漢武帝以為洛陽乃“漢國之大都”，源自褚先生所補(9)司馬遷：《史記》卷60《三王世家》，2115頁，中華書局，2011。；所謂“漢國”，陳蘇鎮將之理解為“漢朝直轄地區”，事實確是如此。漢國吏民或被稱為漢人，丞相或被稱為“漢丞相”(10)荊州博物館編，彭浩主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上冊，111、123頁，文物出版社，2022。，亦為例證。兔子山遺址七號井所見J7⑦：3木牘，是惠帝四年(前191年)長沙國益陽縣吏申請出行憑證的文書，其中有“為縣使漢長安長沙邸”一句。這是基于王國的視角呈現出的彼此之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年律令》強調漢中大夫令、漢郎中，是基于漢國的視角，凸顯漢官與王國官之不同。(11)張忠煒：《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J7⑦：3木牘考釋——兼論“徐偃矯制”》，載《文物》，2021(6)。

與認知差異可相參照的，是第二組的這條律文：

再來看第三組律文：

(6)撟(矯)制害者，棄市；不害，罰金四兩。撟(矯)諸侯王令害者，完為城旦；不害，罰金一兩。(簡3)

(7)偽寫諸侯王、徹侯及二千石以上印，棄市；千石以下、徹官印，黥為城旦舂；小官印，耐為隸臣妾。(簡7)

接著來看第四組律文：

(8)諸侯王子、內孫、耳孫、徹侯子、內孫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簡103)

按，材料(8)是對諸侯王子、內孫、耳孫論罪的規定，較之《二年律令》，此條起始處未見“呂宣王內孫、外孫、內耳孫、玄孫”句(19)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21頁，文物出版社，2006。，極可能是漢文帝入繼大統后刪除的；“如上造、上造妻以上”句，是說比照“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內孫、外孫、【耳】孫、玄孫有罪，其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耐以為鬼薪白粲(簡102)”的規定，對當處以肉刑及城旦舂刑的，減刑論處，耐為鬼薪白粲。律文中的內孫、外孫、耳孫、玄孫，據《漢書·惠帝紀》應劭、張晏注可知，主要指宗室侯王之孫；考慮到呂宣王那句，顏師古所言，“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20)班固：《漢書》卷2《惠帝紀》，87頁，中華書局，2011。，也許是更為妥當的說法。材料(8)與材料(6)(7)兩組律文顯現出朝廷對王國權益之承認與保障，會使我們對漢與王國的差異與并立的現實有更清晰的認識。

不過，事實的另一面也不能忽略，緊接來看第五組律文：

按，材料(9)源自《朝律》，系首次面世之資料，也是《漢律十六章》中最重要的律篇之一，記載諸侯王及文武百官朝拜皇帝之禮儀。諸侯王在朝賀時，要稱“藩臣”。是受九服還是五服觀念的影響(21)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465-470頁，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2。，無法斷言，但顯然是比擬封建列國之秩序；諸侯使者朝賀，要稱“陪臣”，一如封建時代諸侯之臣對天子之自稱。作為藩臣的諸侯王雖統治一方，但不論是從名抑或是實的角度看，他們的身份始終是皇帝之臣。

所以，漢初由王業回歸帝業之同時(22)田余慶：《說張楚——關于“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載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22-28頁，中華書局，2004。，對于王業也并未完全摒棄：一方面，采用始皇帝開創的皇帝統治，以文書行政為手段，借助郡縣體制，實現西嶋定生所謂的“個別人身支配”(23)參見冨谷至著，劉恒武、孔李波譯：《文書行政的漢帝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形成史論》，載劉俊文主編，高明士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2卷《專論》，48-87頁，中華書局，1993。；另一方面，改變單一的郡縣體制，恢復分封王國之舊制，以封建親戚為手段，實現藩屏漢國之目的。之所以如此，許是有鑒于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更重要的是，延續并認可既有的封建秩序觀念——不論是六國之復辟，還是項羽的分封，抑或是漢初分封——無不體現出既有認知觀念在當時人的頭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分封的王國與侯國，就繼承順序而言，采用嫡長子制，也可視為“宗法制”之延續。(24)牧野巽：《中國家族研究(上)》，載牧野巽：《牧野巽著作集》第1卷，267-325頁，御茶の水書房，1979；劉欣寧：《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漢初的繼承制度》，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06。

在人事、司法、官制等方面，王國被賦予了不少自治權。與削藩后“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貧者或乘牛車”(25)司馬遷：《史記》卷59《五宗世家》，2104頁，中華書局，2011。相比，確有天壤之別。不過，不宜過分夸大其實。西周封國決定內部事務的權力雖完全被周王認可，“但是地方諸侯并不是獨立的‘有主權的’統治者”。(26)李峰著，劉曉霞譯：《早期中國：社會與文化史》，230-232、138-14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西周如此，漢初更如此：皇權始終存在且一直占據上風——從廢黜異姓諸王到封立同姓諸王之系列事件，以及文獻中所見諸侯朝賀天子之事(27)西嶋定生著，顧姍姍譯：《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104-10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陸威儀著，王興亮譯：《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21頁，中信出版社，2016。，即可窺見一斑。如此立論的證據還在于，分封王國是受漢法控制的，漢律令也是通用于郡國的。上引律文，約有半數見于《二年律令》，盡管文字抄錄不盡相同；未見于《二年律令》的條文，不意味著它們在當時就不存在，極可能是選擇性抄錄的結果。同樣，《二年律令·秩律》中幾乎不見王國官的記載，不意味著與之有關的內容可能在王國的律令中，實際上這方面的內容當集中見于由朝廷頒行的《諸侯秩律》。對此，不妨再從漢令與文獻辨析入手，展開進一步的觀察。

二、《功令》所見王國官吏遷轉問題

如整理者所言，《功令》是考核、任免官吏令文的匯編，它的發現，具有填補文獻記載空白的重要意義。(28)此處擬結合相關令文記載，一方面審視漢室對諸侯子在任職方面的優待，另一方面審視王國官的考課與升遷問題。

王國自置二千石官之事，我們認為，存續時間應該不會太久。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厲王傳》有如此記載，“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实垠]天下正法而許大王”(35)班固：《漢書》卷44《淮南王傳》，2137頁，中華書局，2011；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14《漢紀六》，469頁，中華書局，2012。按，薄昭書諫的時間，或系于文帝三年(前177年)，如《漢書》；《通鑒》系于六年，從。，顯現出至遲是在此時，二千石官任命權已收歸中央(36)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82頁，中華書局，2011。。從“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一句看，漢法實際上在此前就行用王國，文帝只是默許淮南王的驕縱之舉而已。朝廷對王國人事權的剝奪，此后依舊進行著，至武帝時王國“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自置”。(37)司馬彪：《后漢書志》第28《百官五》，3627頁，中華書局，2011。

論者或以漢初王國自置官吏為證，指出漢初的王國具有獨立地位，恐亦不確。高祖所封同姓諸王中，楚王、吳王、齊王稍長外，其余諸王受封時均未成年。比如，劉如意(劉邦三子)先封代王，后改封趙王，始受封時年約五歲；劉恒(四子)受封代王時，年八歲；至于劉長(七子)，始受封時，未滿三歲。即便是賦予王國自置吏權，年幼之人能否掌控國政呢？令人生疑。曹參相齊，周昌相趙，等等，均以朝廷重臣身份任職王國，鎮撫其地。(38)班固：《漢書》卷39《蕭何曹參傳》，2017頁，中華書局，2011；班固：《漢書》卷38《高五王傳》，1995頁，中華書局，2011；司馬遷：《史記》卷104《田叔列傳》，2776頁，中華書局，2011。這種局面至文帝初依舊，故賈誼有“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之語。(39)賈誼著，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卷1《宗首》，25頁，中華書局，2000。按，據此篇所言，成文約在文帝六年后。在此背景下，雖可借用“從王治”的提法(40)按，《史記·五宗世家》所載膠西王劉端與趙王劉彭祖事，或揭示出王國相及二千石官面臨的窘境：奉漢法以治，劉端或彭祖則忌害之；若從王治，漢廷則繩之以法。兩人均是景帝子，為漢武帝兄，或為人“賊戾”，或是“擅權”，恣意妄為之舉，一如淮南厲王，應不難理解。由此個案逆推漢初亦如此，恐不可信。參見司馬遷：《史記》卷59《五宗世家》，2097、2098頁，中華書局，2011；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初編》，66-6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就其實而言，仍是“奉漢法以治”，或者說是“一用漢法”。

三、論“一用漢法”

所謂“一用漢法”，見于賈誼《新書》。為了方便討論，將相關文字分段，逐一稱引并展開討論：

按，諸侯王國的宮殿護衛、王國郎中與謁者取告(42)按，此處所見的“官皇帝”，當為“宦皇帝”之誤，參見裘錫圭：《讀書札記九則》，載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392-39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及為諸侯王效力而有不廉絜、(不)平端行為的，均比照“皇帝法”進行論處，一如上引材料(6)(7)。由此引申出來的“一用漢法”，恐無法理解為王國有自己的法律：所謂“事諸侯”的相關內容，不過是比附“皇帝法”而已，內容相近實不足為奇。除第一項未見于律令規定外，其余兩項均可與漢律令相參照。

首先，關于郎中、謁者取告的規定，見于張家山247號墓《二年律令》：

(19)吏及宦皇帝者、中從騎，歲予告六十日；它內官，卌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歲壹歸，予告八十日。(43)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38頁，文物出版社，2006。(簡217)

按，官吏及宦皇帝者及中從騎，每年予告60日；其余內官，予告40日。官吏離家二千里以上的，二年一歸故里，予告80日。諸侯王國的郎中及謁者受謁取告，應會比照上引漢律予告，此即“以官(宦)皇帝法予之”之本意；至于是否會減少予告日數，還沒有什么證據。

其次，關于廉絜、平端的規定，見于張家山336號墓《功令》簡：

(20)四 吏有罪罰及坐不廉、不平端免者，皆遣戍二歲。戊(簡41)

(21)七十六 吏及宦皇帝受其官屬及所監、所治、所行吏、民、徒隸錢財、酒肉、它物而非枉法也，皆為不廉。(簡131)

按，廉絜、平端、毋害、孝弟等(44)按，《功令》記載，“八 諸上功勞廉者，署之(簡49)”“御史、丞相謹察諸吏行(甚)斷平、廉絜、毋害、孝弟、修日有以異者，請遷之，毋以次(簡50)”?！豆α睢酚钟涊d，“九 吏廉絜、平端者，吾甚欲得而異遷，及有(又)以賞祿之。前日詔吏謹察諸吏廉絜、平端者用之。今二千石官、郡守未嘗有言良吏者，甚不稱吾欲癘(厲)吏之意。其令二千石官、郡守各謹察諸吏廉絜、平端、毋害者，具署官秩，所以異之狀，徑上，會十月朔日，且以智(知)二千石官、郡守能獨察其吏者。它如前詔，亟下(簡51—53)”。，是官吏遷轉時的重要參考指標，最遲在秦王政六年(前241年)時就已如此了。(45)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11頁，文物出版社，2006；邢義田：《秦漢基層吏員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從居延牘506.7(〈吏〉篇)說起(訂補稿)》，載邢義田：《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1《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183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材料(20)規定，官吏因不廉絜、不平端而被免職的，還需戍守二歲。材料(21)規定，接受下屬等給予的錢財、酒肉及其他物品且并非出于枉法考慮的，均可備界定為“不廉”。不廉與“受賕”性質有別，后者近乎今日所說的賄賂罪。不廉罪，適用于官吏群體，也適用于宦皇帝者。所以，當王國內官系統人員出現類似行為時，會比照漢律令中的相關規定，給予定罪量刑。言外之意，王國不存在類似規定，應該說是顯而易見的。

同理，《等齊》篇中尚有“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之語，雖未在律令中見到類似記載，從行文表述看，極可能也是比附漢制而定罪?！兜三R》篇中的“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一語，似也僅是強調天子言與諸侯言的相似性，并不意味著諸侯令如天子令般具有法律效力。一如里耶簡中的丞相令、御史令、太守令，諸侯令不過是以上命下之“令”，與天子令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后者是要經由一定立法程序而頒行。(46)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續編》，109頁，中西書局，2021。

從上舉諸例看，所謂的“一用漢法”，即比照漢律令之規定，來處理王國的類似事務，并不意味著王國存在著自己的法律規定；所謂的“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似是基于上述種種比附行為，故主觀地將諸侯王比附為皇帝。這種認識是否妥當則不無可疑——皇帝之與諸侯王，名號有別，終不可同日而語。

接著，來看《等齊》篇的這段文字：

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仆，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仆，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

按，作為漢代最負盛名的政論家之一的賈誼，頗具遠見地提出應盡早解決王國問題，以免養癰遺患，故以官制、名號、乘輿等為切入點，詳細論述王國制度之同于漢制。后來，王國維利用封泥資料說道，“以官制言之，則漢諸侯王官屬與漢朝無異也”(47)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8，921頁，中華書局，1959。；上引吳榮曾文，充分利用各種新出資料，進一步夯實這一論斷。(48)吳榮曾：《西漢王國官制考實》，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3)。從這個角度看，賈誼所言可信。不過，王國官與朝廷官制看似無異(49)按，在注意王國官與朝廷官相近的同時，論者又注意觀察兩者間存在的差異，參見趙平安：《秦西漢印章研究》，18-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卻始終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今所見王國職官印，幾乎無一例外地均在官職前加注王國名，如長沙丞相、齊御史大夫等，盡管在王國內部的文書運作中會略去國名；今所見漢官印及封泥，僅僅呈現官名且不加注“漢”字，盡管在律令文書中，會被稱作漢丞相、漢中大夫令、漢郎中等。(50)按，從年代略晚的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看，“漢”字也可以被略去；早期是否如此，有待證據支持。這個根本性的差異，如上，顯現出在“名”與“實”的方面，雙方并非是對等的國家，統轄關系是明確無疑的。

被朝廷賦予權力的諸侯王國，采用略晚的提法，它們實際上是所謂的“內諸侯”；作為“內諸侯”的特征之一，是“入見要用漢法”。(51)此句原指南越朝覲漢皇帝，需要遵循漢法規定，無形中印證“內諸侯”本用漢法。從漢初以來的歷史看，漢諸侯國與南越王國是完全不同的：趙佗稱武帝、趙眛稱文帝(52)司馬遷：《史記》卷113《南越列傳》，2971、2969-2970頁，中華書局，2011。，漢廷知曉此事而默認之；相比之下，漢分封之同姓諸王，有誰能行用帝號？淮南厲王的罪行之一，是“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于天子”(53)司馬遷：《史記》卷118《淮南王傳》，3076頁，中華書局，2011；班固：《漢書》卷44《淮南王傳》，2136頁，中華書局，2011。按，兩者表述略有別，后者作“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更確信無疑地顯現出朝廷與諸侯王國間的尊卑臣屬關系。賈誼對此想必是清楚的，在無意或者說有意的情況下，為強調尊卑無別而如此行文，讀者或因此而產生誤解吧。

王國文書制度也多比擬漢制，至漢武帝時依舊?，F以《史記·三王世家》所載及揚州蜀秀河新出江都國奏牘為例(54)按，關于《史記·三王世家》的文書學研究，參見大庭脩著，徐世虹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198-214頁，中西書局，2017；關于揚州蜀秀河木牘的研究，參見汪華龍：《“制曰聞”與奏呈記錄：揚州蜀秀河M1木牘的文書學考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4本第3分，2023。，將簡化后的公文程式及用語以表格形式呈現如下(表1)：

表1 漢朝廷與江都國文書格式比對簡表

按，從表格中可以看出，皇帝與諸侯王的稱謂區分且使用明白；一如漢文帝未即位時，被宗室、將相言說為“大王足下”(55)班固：《漢書》卷4《文帝紀》，108頁，中華書局，2011。，一旦即位則稱謂立刻就要發生改變。最具特色處在于“制曰聞/可”，這是皇帝批復奏文的常用用語；對諸侯王而言，比照皇帝批復，采用“命曰聞/可”的批復形式。揚州蜀秀河江都國文書的年代，離景帝中五年(前145年)王國官制改革(56)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115-11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79-81頁，中華書局，2011。，已有20年之久，但在文書方面仍呈現出比附漢制的特征。

所以，不論是官制、名號、乘輿，還是文書程式或諸侯王令，王國制度多源自或比附漢制，這是《等齊》一篇立論的基礎，也是該篇提供的歷史信息，但似乎無法從中讀出王國有自己法律的觀點。同姓諸王治國時，可能會像如后來的循吏一般，制定具有地方性質的政策，一如文獻所見“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57)司馬遷：《史記》卷106《吳王劉濞傳》，2822頁，中華書局，2011。，只是這些政策似難以稱為法律，畢竟郡國均無制定律令之權。(58)按，《二年律令》記載，“縣道官有請而當為律令者，各請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御史，相國、御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徑請者者，罰金二兩(簡219—220)”。參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38頁，文物出版社，2006。

四、余論

在討論漢初王國問題時，諸侯國各自紀年(59)郭津嵩：《歷法》，載陳侃理主編：《變動的傳統：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論》，40-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按，郭氏以為在郡國并行的漢初，諸侯自行安排朔閏是合乎情理的，亦即根據既有的歷法原理，可用來推算、排定乃至調試朔閏，這種視角是學界此前較少措意的。，通常會被一并提出，到了該重新審視這一問題的時刻了：

三代諸侯，各自紀年?？鬃又驹谧鹜?，而修《春秋》亦以魯公編年，蓋成例相沿，雖圣人不能改也。至漢猶然?！妒酚洝分T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如《楚元王(傳)〔世家〕》，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傳)〔世家〕》，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后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侯國歲年記天子之事矣?！稘h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統，而列國紀載猶用古法也。按《漢書·齊悼惠傳》，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平)〔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紀侯國事。(60)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2，45頁，中華書局，2013；又，關于王國紀年，參見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卷20，11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按，由不用帝年而凸顯王國的獨立性，這是此前學者多強調的一點；另一點是，文獻中“以帝年紀侯國事”的記載，卻較少受到關注。厚此薄彼，恐有失公允。

從益陽兔子山七號井所見吳姓長沙國紀年簡看，有明確紀年的資料，無一例外地采用帝年(表2)(6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七號井出土簡牘述略》，載《文物》，2021(6)；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續編》，88-89、111頁，中西書局，2021。；從走馬樓西漢簡紀年簡看，既有長沙國紀年，也有漢武帝紀年，此時距七國之亂已有30余年之久。(62)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走馬樓西漢古井及簡牘發掘簡報》，載《考古》，2021(3)；陳松長：《長沙走馬樓西漢古井出土簡牘概述》，載《考古》，2021(3)；楊芬：《讀長沙走馬樓西漢簡札記——紀年與證律》，載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八》(秋冬卷)，230-231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李洪財：《走馬樓西漢簡的斷代——兼談草書的形成時間》，載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八》(秋冬卷)，238-251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李洪財：《從走馬樓西漢簡歧異干支談漢初歷法混用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線》，2022(4)；宋少華：《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所見年代、疆域瑣議》，載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20輯，285-292頁，中西書局，2021。從目前所見有限資料看，涉及王國內部事務的，可以采用王國紀年，體現的是“列國記載猶用古法”；若王國事務與朝廷政令相關，王國紀年與帝年可并用(63)鄔文玲：《走馬樓西漢簡所見赦令初探》，載《社會科學戰線》，2022(4)；楊芬、宋少華：《長沙走馬樓西漢簡〈宮司空令史兒等為武擅解脫易桎弗舉劾案〉初步考察》，載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二〇》(秋冬卷)，235-252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按，從目前披露的司法文書看，涉案人員均為長沙國吏民時，文書敘述采用王國紀年；論罪時，需遵守朝廷頒行的赦令，分別引及正月壬寅赦、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而這三次赦令分別對應漢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元狩元年(前122年)及元狩三年(前120年)。；一旦突破王國的范圍，尤其是與朝廷發生關系時(64)李洪財：《從走馬樓西漢簡歧異干支談漢初歷法混用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線》，2022(4)。，是要采用帝年紀事的，體現的是漢廷獨尊。簡言之，從吳姓、劉姓長沙國的資料看，不論是從帝年，還是王國自紀，朝廷似無明確支持或反對意見；諸侯王國自紀年，一如列侯自紀年(65)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卷20，1145-114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均未必具有今人所賦予的特別意義。

表2 兔子山遺址七號井出土紀年簡示例表

即便是到了昭宣時代，王國自紀年事依然可見。廣陵國四十七、六十二年的記載，即廣陵王劉胥四十七、六十二年，分別對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與五鳳二年(前56年)。不過，此時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王國紀年之上，或加注朝廷紀年，通常稱引的“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刻石，即是如此。(67)秦進才：《群臣上酬刻石與西漢王國紀年探索》，載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咸陽師范學院編，雷依群、徐衛民主編：《秦漢研究》第2輯，174-182頁，三秦出版社，2007。按，關于王國紀年的系統考察，及本段稱引的相關紀年資料，均參見此文，不另出注。這種“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68)王昶編：《金石萃編》卷5，載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冊，90頁，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的傳統，大概并未持續多久，因為迄今為止似乎再未見到五鳳二年之后的王國紀年資料了(69)田碩、張馳、賈連翔：《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四種未刊文獻介紹》，載《出土文獻》，2023(2)。按，新公布的資料中，有“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文獻一種，此類文獻起初用來記錄帝王言行，諸侯王亦可比擬皇帝而有專職人員負責記錄起居注的編寫。這種制度比擬，一如此前所述，與其說反映的是王國之獨立性，倒不如說是各國“猶用古法”之再現——畢竟，封建時代各國均有其歷史記載。，而漢正朔行于普天之下的時代已經來臨了。(70)陳侃理：《秦漢的頒朔與改正朔》，載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448-47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從西周封建時代到秦漢郡縣時代，是古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變革期，而始皇帝所開創的皇帝統治尤如此。不過，在歷史變局中，舊制或被摒棄，也可以被延續。秦漢之際，封邦建國屢屢再現，是既有觀念意識的外在體現，也是嘗試重建舊制的新實踐。漢初郡國并行制，宜從周秦之變的歷史視野中加以審視。西周封國尚非獨立的主權國家，則漢初所分封的同姓諸王國，更非如此：漢國與王國并非對等的國家，無論從名還是實的角度看，皇權政治一直存在且占據上風，尊卑上下的等級關系是確定無疑的；從朝廷頒行的律令看，漢法是行用于天下的，王國也并非是法外之地?？⑿凶鳛橐环N新體制，難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自漢初以來，就以律令規定等形式進行防范，漢文帝以來又進一步強化這種趨勢(71)陳蘇鎮：《漢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國”》，載《歷史研究》，2005(5)；馬孟龍：《漢初侯國制度創立新論》，載《歷史研究》，2023(2)。，至漢武帝時始徹底解決王國問題。至于王國自紀年，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一如漢代區域觀念之變動(72)胡寶國：《〈史記〉、〈漢書〉籍貫書法與區域觀念變動》，載胡寶國：《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1-11頁，中華書局，2020。，隨著正朔頒行于天下，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