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生態促進共同富裕的邏輯與路徑

歐陽日輝 李林珂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是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扎實推進共同富?！薄爸Υ龠M全體人民共同富?！?。(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30、46、22頁，人民出版社，2022?；ヂ摼W平臺，也稱為數字平臺，是數字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已經成為數字經濟中最常見的商業模式。(2)R.Roson.“Auctions in a Two-sided Network：The Case of Meal Voucher”.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2005，5(4)：339-350.不同類型的平臺構筑了不同的平臺經濟，發展平臺經濟是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的戰略支點，所以某種程度上，發展平臺經濟就是發展數字經濟。

在理論上，互聯網平臺是實現關聯方連接與互動的載體與媒介，通過連接而創造價值，具有網絡效應、協同效應、規模效應、范圍效應和長尾效應?；ヂ摼W平臺具備開放的生態、高效且規?；ヅ?、互動互信共享等特征(3)趙昌文等：《平臺經濟的發展與規制研究》，21-24頁，中國發展出版社，2019。，與推進共同富裕的機理天然耦合。然而，互聯網平臺能否促進就業總量增加和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在學術界存在爭議，爭論的焦點在于互聯網平臺是否創造價值、創造了什么價值以及價值如何分配的問題。在實踐中，伴隨互聯網平臺成長而形成的生態，是影響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重要因素。平臺生態下的價值內涵演變、新技術應用和新的價值創造方式的變化，改變了不同個體、不同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進而演化成新一輪的價值分配問題，這種價值分配究竟是向好還是向壞，未有定論。值得注意的是，大型互聯網平臺具備挖掘、分析和充分利用數據要素的優勢，隨著數據逐步成為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場域加速轉移到擁有海量數據要素的大型互聯網平臺上，進一步拓展了其邊界，增強了創造價值的能力。

平臺生態健康發展成為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議題，國內外學者對互聯網平臺生態的研究剛剛起步。在實務界，平臺生態對發展平臺經濟和數字經濟的重要性越來越多地被重視，但是，平臺生態究竟在這場價值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價值如何貫穿于平臺及其生態演化之中？平臺生態與共同富裕有什么樣的聯系和機制？在理論上沒有論證清楚?；谏鲜鰡栴}，本文從利益相關者共創價值和共同演化平臺生態的視角出發，聚焦大型互聯網平臺及其生態，圍繞價值共創、價值共享和價值共毀，分析平臺生態與共同富裕的耦合機制和路徑，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二、大型互聯網平臺、平臺生態及其價值共創

大型互聯網平臺影響和支配價值活動的關鍵在于重塑了多主體、多領域間的連接關系，從構建到演化治理的一系列動態化過程，使得大型互聯網平臺逐漸脫離企業邊界的限制，向更高維度的生態協同架構發展，意味著更大規模地覆蓋利益相關者、更多維的共生關系、更強大的生態影響力。

(一)互聯網平臺與平臺生態

平臺是激活人與商業連接的催化劑。早期的線下平臺是一種提供組織資源和組織能力的供需聚合式連接邏輯的物理場所，互聯網使得這種連接邏輯從實體空間擴展到虛擬空間。一方面，互聯網平臺作為一個新的組織延伸了以往連接的空間邊界，并通過基礎規則和協議規范了雙邊或者多邊主體間的連接關系，形成市場中介式的服務供給邏輯；另一方面，互聯網平臺是以產品群(the product family)為核心的資源配置組織，提供相應的技術體系結構和底層功能結構，重構廠商組織間的連接關系，催生了一種新的模塊集成式的產品戰略連接邏輯。得益于數據要素驅動、平臺資本助推和數字技術支撐等一系列新力量，互聯網平臺在產業鏈和供應鏈上下游不斷擴張，兩種連接邏輯逐漸產生融合，驅動互聯網價值鏈和實體產業價值鏈的連接關系構建，使得社會生產的組織形態逐漸向綜合的平臺經濟體轉型，也即大型互聯網平臺及其生態。

已有研究對于大型互聯網平臺的認知不斷深化。有學者認為，大型互聯網平臺是一個持續利用平臺為終端用戶提供產品、服務的組織混合體。(4)D.McIntyre，and A.Srinivasan.“Networks，Platforms，and Strategy，Emerging Views and Next Step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7，38(5)：141-160.這類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平臺進化過程中組織架構的柔性擴張和高度的戰略彈性帶來的改變。也有研究將大型互聯網平臺等同于平臺生態系統，認為大型互聯網平臺是具有基礎設施屬性、發揮雙邊市場供求匹配功能、去中介并同時再中介、有效鏈接雙邊或多邊主體、以數據作為核心資產和競爭力的復雜生態系統。(5)胡濱、楊濤、程煉等：《大型互聯網平臺的特征與監管》，載《金融評論》，2021(3)。這類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平臺生態與大型互聯網平臺的區別，從而引發新的問題，多復雜、多大才能算是大型互聯網平臺？大型互聯網平臺與平臺生態的關系又是什么？這些問題在理論上難以區分。

大型互聯網平臺并非等同于平臺生態系統。平臺生態系統屬于一種中觀層次的組織構建，其視角不局限于平臺自身，而更關注平臺連接的價值星系(value constellations)和戰略網絡(strategic networks)。平臺生態系統包括了眾多其他的參與者共同形成的價值交互和價值創造網絡，而大型互聯網平臺成為使利益相關方連接形成生態系統的樞紐。具體來說，大型互聯網平臺是平臺生態構建的必要條件和重要載體，只有大型互聯網平臺才可能建立平臺生態。

這一結論源于大型互聯網平臺在發展與迭代的過程中相較以往的商業組織形式的差異。第一，大型互聯網平臺所形成的共生關系脫胎于早期企業間的戰略聯盟，但更具穩定性。戰略聯盟是地位平等的企業基于共同的利益驅動的，但即使戰略聯盟常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來保障合作的穩定性，其失敗概率仍高達60%。(6)R.E.Spekman，et al.“Creating Strategic Alliances Which Endure”.Long Range Planning，1996，29(3)：346- 357.相較于法律契約，大型互聯網平臺更傾向于引導形成價值共識和提供平臺的信任背書，形成基于“關系契約”的有效交換機制，促成自發的共同專業化的協作。(7)R.Gibbons，and R.Henderson.“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Organization Science，2012，23(5)：1350-1364.第二，相較于實體平臺的低價值轉化率，大型互聯網平臺更新參與者使用新產品的方式、激發軟件模塊的組合特性和促進涉眾協作，增加引發參與者創新的可能性。(8)S.Nambisan，et al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MIS Quarterly，2017，41(1)：223- 238.第三，相較于眾多中小互聯網平臺，大型互聯網平臺能夠基于集成化的技術簇群，將成熟的解決方案與經營用戶集群的經驗進行規?；瘋鬟f。因此，相較于以往的商業組織，以穩定共生關系為前提、以高價值轉化效率為基礎、通過生態位協調支持大范圍賦能的大型互聯網平臺才能構建有效率的生態系統。

(二)平臺生態系統的定義與內涵

平臺生態是由大型互聯網平臺主導的商業模式。其概念起初是商業生態系統概念和平臺概念交融產生的，平臺生態包含平臺、開放戰略和用戶創新戰略(9)E.Altman，and M.Tushman.“Platforms，Open/User Innovation，and Ecosystems：A Strategic Leadership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2017，37：177-207.，通過一系列的設計規則和治理機制吸引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分布式協作和累積性創新(10)A.Tiwana，et al.“Research Ommentary-platform Evolution：Coevolution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Governance，and Environmental Dynamics”.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0，21(4)：675-687.。平臺生態理論從商業生態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理論研究切入點，源于“虛擬價值鏈”的提出。虛擬價值鏈將信息視為價值增殖過程的支持要素，通過差異化的信息價值增殖過程在虛擬市場空間中提供要素產品和服務。平臺生態則實現了虛擬價值鏈和實體價值鏈的跨鏈融合共生，從而為新產品、新市場、新價值提供條件。價值矩陣作用于實體價值鏈的過程，使得價值基礎逐漸由資源導向轉為需求導向，個體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身份也不再固定，而是分散于供應鏈和社群中不斷相互轉換，以利益相關者的身份相互連接、共創。大型互聯網平臺在平臺生態中處于核心位置，作為主導整個平臺生態系統的元平臺存在。在構建價值矩陣的過程中，平臺生態基于信息利用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協調至關重要。

本文將平臺生態界定為以數字信任關系為共創基礎，以元平臺孵化為共創引領，追求跨邊界的價值網絡的組織形式。平臺生態包括三層內涵：第一，強調平臺生態構建的新型信任關系，平臺生態捕獲和構建價值認同，以此協調成員間、成員與系統、系統內外環境間利益，推動價值網絡關系深化；第二，強調元平臺的協助和賦能作用，元平臺相當于整個生態的業務模式和技術模塊的“孵化器”，通過復制和構建其他的數字子平臺，形成數字生態；第三，平臺生態的價值矩陣決定了價值網絡的范圍，也決定了互聯網平臺能否做強做優做大，其無界化趨勢越發明顯，就越能夠通過協同效應、范圍經濟效應支持和關聯更多參與者，實現更大規模的財富效應。

(三)平臺生態中的價值網絡治理

平臺生態與價值網絡在彼此作用下向縱深發展，驅動實體價值鏈和虛擬價值鏈的雙向融合。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平臺生態需要對實體價值鏈進行模塊化解構，提取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價值鏈環節，再以價值共創關系重新連接，發展演化為場景化、層次化的系統架構；虛擬價值鏈的價值矩陣需要通過價值共創網絡作用于實體價值鏈的服務和生產過程，實現滿足用戶多樣化需求的價值增殖，在此過程中，價值網絡治理關系著價值轉化效率。

第一個階段：價值網絡建設期。在此階段，元平臺和平臺生態參與者間是單向引領和支撐的關系，市場主體對資源整合和服務交換的需求使其轉化為平臺生態的成員，而元平臺是數字基礎設施的提供者和共創關系的協調者。為了激活雙邊市場效應的開放性和互補性，首先，元平臺要明確由平臺組織架構和平臺服務范圍決定的技術特征和市場特征(11)C.Cennamo.“Competing in Digital Markets：A Platform-based Perspective”.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21，35(2)：265-291.，并向市場潛在合作者釋放技術的商業化信號；其次，元平臺需要為參與者匹配適合的價值活動生態位。

第二個階段：價值共創深化期。元平臺和利益相關者間的協同關系向縱深發展，平臺生態以迭代和進化的方式逐漸發展形成層級化的價值共創網絡。在此過程中，平臺生態的開放性動力影響著價值共創網絡的廣度，互補性動力影響著價值共創網絡的深度。微觀層的生態參與者通過交易的互補性達成合作，實現小范圍的價值共創。在中觀層中，不同功能的子平臺間又通過產品、服務和技術的互補性實現嵌套，進而形成具有聚集特性的大范圍的價值共創網絡。在宏觀層中，通過平臺開放，與具有關聯特性的其他子系統構成協同互補，帶動廣泛的社會參與者共創與社會結構變遷，強化平臺生態的影響力和自擴展力。在開放性和互補性動力的復合作用下，這種簡單主體的聚集會逐漸形成更高一級的主體—介主體(meta-agents)，再經過集聚形成介介主體(meta-meta-agents)，在這個重復的過程中形成高度適應性的平臺生態。(12)約翰·H.霍蘭：《隱秩序：適應性造就復雜性》，11-13頁，上?？萍冀逃霭嫔?，2000。

第三階段：共生關系分化期。在元平臺的主導下交互、創造、獲取過程中形成的價值溢出，在系統內部進行分配與流轉，使得平臺生態由相對穩定的自組織演化與交互演化向無界化態勢發展。在此情況下，平臺生態對價值網絡的治理需要面對多維度、動態變化的共生關系。一方面，平臺生態系統內部實現互利的共生演化。子平臺通過拓展功能互補性以協調特定情境下的參與者互動和資源交換，增強平臺生態內部的互補性動力。而元平臺為內部參與者的價值創造提供有序的集體認知方案和組織社會化過程，推動共同富裕深化。另一方面，平臺生態系統外部表現出壟斷競合關系，推動著市場生態圈進行動態的交互演化。平臺生態的開放性動力推動競爭領域的轉移和市場邊界的重新定義，從而改變市場競爭主體的相對地位。隨著平臺生態系統的市場權力增強，平臺生態不斷吸引中小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元平臺又通過并購手段收購有潛力的創新企業，使得中小企業的競爭無力顛覆壟斷，達成市場中競爭與壟斷共存的平衡。因此，市場中持續存在互聯網平臺類企業的特殊市場結構，即一種大型互聯網平臺類企業及其主營業務形成壟斷層、中小型互聯網平臺類企業及其衍生業務主導競爭層的穩定的“分層式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13)蘇治、荊文君、孫寶文：《分層式壟斷競爭：互聯網行業市場結構特征研究——基于互聯網平臺類企業的分析》，載《管理世界》，2018(4)。

三、平臺生態與共同富裕的耦合機制

從“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平臺生態提供了社會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新邏輯、新框架、新形式。通過協調和激勵平臺內部各層次中參與者的價值互動行為，平臺生態擴大社會價值增量，體現“富?！钡男?；通過處理價值在不同利益相關者間的分配秩序的問題，平臺生態體現“共同”的公平，為走向共同富裕開辟了新的場景。具體結構參見圖1。

圖1 平臺生態與共同富裕的耦合機制

(一)大型互聯網平臺及其生態的新價值

平臺生態不僅使傳統意義上的交換價值發展到新階段，還創造了數字經濟條件下的新價值，改變了價值創造和分配的起點。這種改變可以歸因于數字經濟和工業經濟在生產方式上的差異。工業技術支持無差異價值的創造，依賴組織化、產品化的大規模協作產生效能。而數字技術則聚焦于差異化價值，信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內生化使得服務向生產性活動轉變，相對于制造的標準化加工，在質量(供求差異化)、創新(供給差異化)和體驗(需求差異化)等非標準化的活動方面產生更高的附加值。(14)姜奇平：《數字經濟學的基本問題與定性、定量兩種分析框架》，載《財經問題研究》，2020(11)。因此，我們應該重新詮釋大型互聯網平臺及其生態創造的價值，本文稱之為平臺生態價值。

平臺生態價值體現在三個維度。首先，平臺生態價值包括交互性場景構建價值，同時具備繼承性與新創性。交互性場域構建，目的是用技術、數據、場景創造一個信息交換與知識交換的可能性，通過共享使信息趨向于無限對稱，形成眾多無需信任成本的自生態閉環，參與者可以根據自身價值創造需求，選擇進入不同的場景化社群。這種交互性場景構建價值又體現為一種交換價值的差異化溢價，成為數字經濟下的主導價值，使得價值創造從物質循環流轉進入到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和以人為本的新軌道。(15)姜奇平：《論數字經濟的價值本體》，載《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21(2)。抽象的交換價值及其差異化溢價共同構成平臺生態的交互性場景構建價值，提升了社會價值創造的閾值。其次，平臺生態價值包括賦能性技術能力價值。平臺生態的技術能力價值是數字經濟下特有的新價值，技術能力價值的賦能性指的是平臺更多地參與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創造環節，參與者基于平臺生態提供的資源實現價值創造，既提高了個人的經濟績效，也間接增加了平臺生態內部可分配的財富總量。最后，平臺生態價值還包括衍生性社會環境價值。由于規模經濟效應，平臺生態組織價值活動需要基于一種長期穩定的基本假設，才有可能最大化經濟效益。其對應的是一種長遠的、普適的價值觀，需要通過價值共創、主體共生的底層邏輯來支撐。因此，平臺生態主動參與衍生性社會環境價值創造活動，目的是多渠道實現價值回饋，提升平臺競爭力。

(二)場景賦能、價值共創與“做大蛋糕”

價值共創是平臺生態與多元主體互動迭代的過程。元平臺能夠主動為利益相關者共享的基礎設施與基礎性服務等福利買單，源于元平臺能夠從生態各主體的價值創造活動中汲取連接紅利和互惠式技術溢出，擴張市場規模。在平臺生態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場景構建是“做大蛋糕”的前提，場景賦能是“做大蛋糕”的手段，場景變現是“做大蛋糕”的目的，平臺生態通過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在各參與者間共享價值創造的能力，提升產品的附加值和產品溢價，增加整個生態的財富增量。

1.場景構建

平臺生態的價值場域開發具有主觀選擇性。元平臺根據業務需求選擇和過濾技術，將它們打包成特定的配置提供給利益相關者，實現特定場景中的價值創造。(16)H.Chesbrough，and R.S.Rosenbloom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Captur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Xerox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Spin-off Companie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2，11(3)：529-555.技術的商業化配置模式決定平臺生態的組織架構和商業布局。在不同價值場域中，元平臺的集體策略和利益相關者的互動方式，進一步影響具體場域中價值共創與利益分配的基礎邏輯與規則，形成差異化的價值生成和價值共創方式。因此，相較于以往按照突出的技術、應用特征或服務類型進行平臺分類的視角，本文將平臺層次性的結構觀與價值生成和共創方式聯系起來，將平臺生態中由技術商業化配置模式決定的價值共創網絡的形態分為散點式共創生態、鏈式共創生態、網式共創生態三類，參見表1。

表1 不同類型平臺生態的價值共創路徑

散點式共創生態主要通過共享價值框架的方式連接利益相關者。這種共創模式的優勢是基于元平臺，構建一個特定目的的共享資源池，通過核心技術突破，推動數字組件模塊化、通用化，輸出較為完整和成熟的創新創業資源，形成一對多的散點狀分布的生態網絡，降低利益相關者所需資源的多方獲取難度與成本，提升全社會的資源利用和匹配效率。

鏈式共創生態主要利用現有價值鏈，通過上下游可嵌套的方式連接利益相關者。在“逆鏈而上”和“順鏈而下”的縱向一體化整合形式中，不同業務場景間利益相關者的連接強度和交互頻率都更高，有利于創造更多的知識租和關系租。鏈式形態能夠依靠資源的有機循環和相互導流來產生效率性協同和價值性協同，也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將利益相關者需求融入自身的業務流程的整合難度。

網式共創生態主要通過多領域的合法性構建和模式創新的方式，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新的解決方案。此類的平臺生態多具有深厚的消費互聯網發展基礎，能夠基于大量的用戶消費數據深挖市場需求，通過橫向包絡的形式，開拓新的利基市場。如果說其他兩種模式的平臺生態更多地在直接生態合作伙伴間構建價值共創關系，網式的平臺生態則善于激活原本弱相關的連接關系，其獲取的用戶認可程度強于一般的商業組織，縮短平臺生態發展新業態、新模式時獲取認知合法性資源、形成制度創業的周期，也減少了新的價值活動中基于不確定性的行為博弈，實現更高的社會價值配置效率。

2.場景賦能

平臺生態的場景賦能主要發生在元平臺與平臺參與者之間。首先，元平臺通過共識激勵機制樹立場景化價值認同，提高生態中的意識屬性。這種非正式規則激勵的信任構建有兩個來源：一方面，元平臺通過品牌文化吸引有相似愿景和文化理念的市場主體聚集，激發參與者的情感黏性，聚集碎片化的冗余價值；另一方面，元平臺通過文化資本注入和教育培訓服務供給的形式將創業文化基因凝練成生態中一致的價值認同，激勵參與者創造性地獲取與利用工具性資源。(17)王冬冬、段景倫：《如何通過制度創業促進孵化效應提升？——基于ZSSK孵化器的案例研究》，載《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0(11)。其次，元平臺通過賦能共創機制，不斷囤積數據資源：一方面，元平臺通過商業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與垂直運用，形成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元平臺通過提供數字化技術、C2B連接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責任型領導能力，為參與者的價值創造活動增加差異化競爭優勢，實現范圍經濟。

3.場景變現

平臺生態創造的價值需要依賴于場景中的交互轉化為最終利潤。在元平臺與平臺參與者交互層面，元平臺的私有資源共享化，生態中各主體依據不同優勢的投入，創造財富和共享合作剩余。在元平臺與互補性子平臺交互層面，元平臺需要優化合作收益分配，以低于外部市場的資源共享成本從生態系統中獲取資源，或者通過互補性需求將高技術賦能成本在平臺生態內部實現均攤。在不同的平臺生態系統交互層面，元平臺的私有資源共享化表現為競合過程中的資源開放與資源交換。此外，平臺生態還通過增進和其他平臺系統間的高質量的互補性業務合作，串聯多組織的優勢業務和優勢資源，圍繞場景性需求進行邊界資源調優。

(三)價值分配、“分好蛋糕”與共同富裕

在多主體的生態體系中，平臺生態如何處理價值在不同利益相關者間的分配秩序的問題，是平臺生態能否將共同富裕落到實處的關鍵。只有構建一個使元平臺本身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均受益的平臺生態，才能構建共同富裕的耦合機制。

良好的平臺生態可以實現共創價值的合理分配。對于微觀主體來說，共同富裕意味著收入的增加和財富分配的公平。平臺生態客觀上通過價值交換閉環提升產品附加值和產品溢價，增加生產方收入；通過新的交互場域縮短供應鏈環節，增加消費方議價能力；在供應過程中產生、應用和共享的數據要素，也可以依托于業務應用場景和交易場景進行產品量化定價和價值評估，形成精準營銷、風險規避和廣告推送等營銷場景各環節參與者的利益分配機制。(18)歐陽日輝、龔偉：《基于價值和市場評價貢獻的數據要素定價機制》，載《改革》，2022(3)。此外，平臺生態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極大地刺激了消費需求，帶動了居民就業創業，提升了一次分配公平的水平。對于生態圈層來說，共同富裕意味著先富帶后富、幫后富。一方面，不同平臺生態間的生態競爭并非是一種零和博弈，而是圍繞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化解決方案的創新競賽，最大程度地激活了行業中的創新潛力；另一方面，平臺生態的觸角延伸到偏遠地區，為中小企業搭建成長生態，增加了區域普惠價值溢出。

對于社會層面來說，共同富裕意味著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平臺生態的技術應用下沉到與人們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的環節，推動社會發展模式轉變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元平臺通過使能手段設立一定的價值分配坡度，對社會公益投資和社會責任產品開發進行資源傾斜，并惠及生態中其他參與者，實現成果共享。比如，通過社會責任感知將員工的道德認同轉化為創新動力，提升平臺生態創新發展能力；同時，為生態內其他企業帶來更高的聲譽溢價，獲得“貨幣選票”。

四、平臺生態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平臺生態和共同富裕的耦合機制助推價值創造與價值轉化。在微觀層面上，平臺生態使利益相關的個體實現財富、資源、價值的占有與流轉，構建新的社會流動秩序。在中觀層面上，平臺生態促進了區域間的共享發展，通過新技術構建新產業、催生新模式、賦能舊產業的方式，培育區域性的產業生態，形成資金與資源的虹吸區域，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在宏觀層面上，平臺生態能夠增加社會化創新的成功率和創新資源的轉化率，增加整個社會的知識和財富總量。

(一)平臺生態創造新價值的典型事實

平臺生態下的新業態、新模式源于虛擬價值鏈與實體產業價值鏈的連接，這種連接為線下交互場景線上化提供了更多可能，這正是平臺生態創造的交互性場景構建價值的體現。2021年中國實時互動服務規模達77.13億元，預計到2025年，應用市場中實時互動的滲透率將超過50%。(19)王冬冬、段景倫：《如何通過制度創業促進孵化效應提升？——基于ZSSK孵化器的案例研究》，載《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0(11)。這種數字化服務模式通過多方的實時共享場景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推動了服務均等化、惠民化的推廣普及。

平臺生態的賦能性技術能力價值通過生態內和生態間的競合關系表現出來。一方面，通過合作賦能的方式推動鄉村和中西部地區脫貧，拓展賦能性技術能力價值的作用范圍。以區域發展為例，2020年，各地區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均出現增長，其中東北地區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增速最快，同比增長 69.8%，西南地區同比增長45.1%，位居第二。(20)農業農村部信息中心：《2021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參見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9/t20210910_6376200.htm。另一方面，以增強數字基礎設施的包容性為創新目標開展生態間競爭，提升賦能性技術能力價值的價值含量和作用深度。

平臺生態的衍生性社會環境價值，表現為平臺生態使能數字技術在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方面的深度應用。比如，美團通過線上外賣平臺的“青山計劃”和開展塑料餐盒回收試點等措施，帶動平臺生態內的數億消費者與百萬商家共同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再比如，截至2021年10月底，以城市信息模型(CIM)平臺為核心的數字孿生城市相關投標項目增至149項，投資總費用超30億元。(21)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新型智慧城市產業圖譜研究報告(2021年)》，參見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112/P020211229521169407866.pdf。CIM平臺本質是在云計算基礎上實現“大場景的3D GIS數據+小場景的BIM數據+微觀物聯網IoT數據”的有機結合，是共同富裕的新空間載體。

(二)平臺生態下多主體的價值共創

平臺生態的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機制是平臺內部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平臺生態通過賦能企業轉型、促進行業區域融合發展以及構建社群化的用戶價值交互閉環，從客觀上為參與者提供機會公平，激勵參與者各盡其才，在財富創造中實現價值，形成社會價值創造的正循環。

散點式共創生態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中小企業缺乏獨立的數字化能力，平臺生態成為從技術聚合向市場聚合發展的關鍵通道，可以有效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前期投入。比如，用友精智工業互聯網平臺積累工業機理模型2 374個，基于卷積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算法對廢鋼處理流程的智能判定幫助某鋼鐵企業成本降低1 000余萬元/年。(22)阿里云：《2021年阿里云零售行業標桿案例集》，參見https：//aliyun-marketing.oss-cn-shanghai.aliyuncs.com/doc/market/VJ351n6mZmOaL8ymwOoHxhRQLgXnZ14Y.pdf。此外，平臺生態開放的流量和數字化運營能力，成為中小企業新的經營增長點。截至2022年底，支付寶平臺已有超過395萬小程序，為小微企業提供超過2 000個免費數字化工具。(23)《螞蟻集團2022年可持續發展報告》，參見https：//www.antgroup.com/esg/reportdetail？SustainabilityReportf。

鏈式共創生態結合數字技術打通產業業務場景，驅動產業數字化升級。在供應鏈環節，涉農供應鏈由于供應端農戶的脆弱性、行為主體分散性和基礎設施落后性而存在“鏈而不通”的局面，影響城鄉資源交換和農業價值變現。平臺生態能夠通過鏈式結構將電商銷售、直播帶貨等模式與特色產業、精準扶貧、縣域經濟創新結合，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與本地社會結構自然融合。截至2020年底，阿里巴巴培育的“一縣一業”模式已累積孵化品牌超50個，覆蓋縣域超30個。(24)阿里研究院：《2018—2020阿里巴巴脫貧基金工作報告》，參見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相比大規模資金注入扶持的方式，平臺生態通過將區域產業發展的成果導向大市場，推動中西部產業帶升級。廣西柳州袋裝螺螄粉從最開始的簡單電銷到一體化的產供銷生態鏈，從地區品牌發展成為全國品牌，2020年其市場規模達到105.60億元，線上廣西柳州袋裝螺螄粉消費規模同比提升780%。(25)阿里研究院：《數字化產業帶崛起：“數字胡煥庸線”下的增長引擎》，參見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

網式共創生態培育新業態、新模式。平臺生態引致的實體價值鏈與虛擬價值鏈解構與再融合，催生了新的價值互動模式，拓展了價值新網絡。比如，基于消費體驗共享的“探店經濟”結合線下的實際體驗，刺激了潛在消費需求的增長。2021 年小紅書平臺上有超過 1 200 萬篇關于“探店”的筆記，其中測評類筆記閱讀量超過90億次。(26)國家信息中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參見http：//www.sic.gov.cn/News/557/10779.htm。這種模式不僅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反而能夠給線下帶來新的發展紅利?；趯ι缛簝润w驗式消費與情緒類消費需求的挖掘，平臺生態帶動了一系列數字創意產業鏈下游的衍生業態，產生泛產業的價值增殖。騰訊的游戲IP與上海豫園、洛陽應天門等地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聯動，使得相關景點活動期間的客流量環比增長超過5倍。(27)騰訊研究院、IDC：《數實共生：未來經濟白皮書2021》，參見https：//aimg8.dlssyht.cn/u/551001/ueditor/file/276/551001/1618218866175746.pdf。再比如，數字內容產業依賴平臺生態下多維度參與者的交互社群，實現異質性資源的聚合和深度聯結，通過彼此賦能激發獨特性需求要素價值?？焓衷O立的“特效生態扶持計劃”，利用AI技術設計提供便捷的特效道具，促進新式創意內容流通，既豐富了創作生態，又通過用戶黏性鞏固了社群效應。

(三)平臺生態下多渠道的共益分配

平臺生態主觀上發揮能動性，通過對財富流向和財富分配的支配，通過生態內部的產品設計和場景構建、外部的創新協同和引領帶動，彌合數字鴻溝，擴大數字技術普惠的泛輻射范圍。

創新內部產品的信息無障礙設計，提升弱勢群體生活質量。比如，京東、淘寶、拼多多上線“長輩版”“省心版”等無障礙模式，推動數字應用適老化改造；聯通推出“暢聽王卡”，提供“無障礙AI通話服務”；優酷上線國內首個無障礙網絡視頻平臺，與中國盲文圖書館合作打造無障礙劇場等；2022 年，百度上線“四葉晴空”未成年人保護公益傳播平臺，促進未成年人數字公平，并通過“未成年人守護專線”為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受理問題 2 000 余例，解決問題滿意率超97%。(28)《百度2022年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參見https：//esg.baidu.com/report。

增加生態場景構建，拓展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渠道。平臺生態具有強大的就業吸納能力，為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直接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提高一次分配的機會公平。比如，在直播相關崗位中有學歷要求的僅為大專(18.54%)與本科(7.11%)，72.61%的直播相關崗位可接受無工作經驗的應聘者。(29)智聯招聘、淘榜單：《2020年春季直播產業人才報告》，參見http：//oss.anhuiec.com/20200403/0.7246224174455249.pdf。在支付寶的人工智能訓練師中，女性占62.3%；云客服中，女性占72%；村淘電商主播中，女性占53%；新媒體運營職業的女性從業者增速高于男性從業者6個百分點，而數據分析職業則高出16個百分點。(30)阿里研究院：《數字經濟與中國婦女就業創業研究報告》，參見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這些新業態削弱了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受到的性別歧視，為其市場洞察和感知等軟技能尋找到匹配的“情緒勞動”職業。此外，平臺生態增強了跨邊界的產業聯動，間接增加了關聯產業的勞動力就業機會。截至2020年8月，抖音啟動的“創作者成長計劃”帶動相機、話筒、打光機等直播設備的生產制造等關聯產業的就業達56萬人。(31)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課題組：《靈工時代：抖音平臺促進就業研究報告》，參見http：//nads.ruc.edu.cn/docs/2020-09/e45e512c133f40aca56c0cf3d4573b90.pdf。

平臺生態間創新的“登山比賽”，帶動區域創新協同化、體系化。當下，數字孿生成為平臺生態創新競賽的新著力點。比如，科大訊飛搭建“多能”數字孿生引擎，打造“城市超腦”；京東科技完善時空數據引擎、模塊化時空AI算法、基于聯邦學習的數字網關等，構建數字孿生城市數據基底(32)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字孿生城市白皮書(2022年)》，參見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1/t20230111_414086.htm。；騰訊云、阿里云以及國內多個工業互聯網平臺圍繞“IPv6+”布局網絡創新體系，預計2021—2025年能夠直接和間接帶動GDP增長5 275.3億元(33)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產業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中國“IPv6+”產業生態的價值、戰略和政策研究》，參見http：//www.casisd.cn/zkcg/zxcg/202201/P020220105419487354428.pdf。。

推動資源向公益性事業傾斜，保障偏遠地區普惠權益落地。截至2020年底，“馬云鄉村教育人才計劃”資助培育獲獎老師600余人；“馬云鄉村寄宿制學校計劃”完成學校改造15所，受益兒童11 248名。(34)阿里研究院：《2018—2020阿里巴巴脫貧基金工作報告》，參見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截至2022年底，騰訊的“耕耘者”振興項目已落地28個省區市，培育鄉村治理和產業發展人才，線下培訓超2.3萬人，線上超15萬人，在教育培訓的基礎上，還引入“村級事務管理平臺”“粵治美”等數字化的村集體積分制治理工具，助力鄉村治理數字化。(35)騰訊：《2022年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參見https：//static.www.tencent.com/uploads/2023/04/06/0ca1d679732b1d0a1ca971521da66311. pdf。

激發社會各主體的共享傾向性，帶動“人人公益”和公益事業常態化。比如，淘寶利用平臺界面的基礎性功能，設置公益寶貝計劃、“免費午餐”等項目；京東利用自營式電商優勢，建立京東公益物資募捐平臺；2019年首屆中國可持續發展高峰論壇上，阿里巴巴作為聯合發起方提出建設可持續發展企業的倡議，隨后通過建立綠色消費激勵機制和制定綠色消費指南調動消費者參與減排的積極性、成立以員工為代表的“公益合伙人”等措施，推動形成碳減排的社會責任生態圈。(36)阿里研究院：《阿里巴巴碳中和白皮書2021》，參見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

五、平臺生態型壟斷下的價值共毀

在價值網絡發展的過程中，平臺生態與共同富裕的關系源于平臺對共生關系的治理機制。因此，不能僅將平臺的價值互動理想化為一種價值增加的共創行為，而忽略了造成價值減少的可能。在價值分配環節，平臺生態出現種種責任異化的現象，有形成生態型壟斷的態勢，進而走向價值共創的對立面——價值共毀。價值共毀行為降低了資源共享的價值轉化率，阻礙共同富裕的實現。

(一)平臺生態型壟斷與價值共毀

隨著平臺生態發展過程中實現的自我增權，資源共享的公平性在價值分配環節受到了平臺權力的干擾，在元平臺與參與者、平臺生態與平臺生態之間產生了“價值共毀(value co-destruction)”。價值共毀本質是資源的對抗性占有和使用，即在兩個服務系統(也可以是個人或組織)交互的過程中，其中一個或者兩個系統故意或無意地濫用己方或者對方的資源，導致至少一個的福利損害。(37)L.Plé，and R.C.Cáceres.“Not Always Co-creation：Introducing Interactional Co-destruction of Value in Service-dominant Logic”.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2010，24(6)：430-437.這種損害只是一種價值減少，由于一個或多個相互作用的參與者的資源不足或資源濫用導致價值不均勻分布，但仍可能通過次優價值實現客戶(和供應商)福祉的改善，影響價值變動的資源主要是信任、溝通、權力、協調、人力資本及其組成要素。(38)M.Vafeas，et al.“Antecedents to Value Diminution：A Dyadic Perspective”.Marketing Theory，2016，16(4)：469-491.

基于平臺生態的價值共毀的復雜性和沖突性更為突顯。一方面，早期的價值共毀理論強調的是對等協作者間的價值互動，主要停留在二元情境，相較于我們所論述的平臺生態理論下的協同更為簡化；另一方面，資源的私有化壟斷與數據的零成本使用性、非排他性與用戶的多歸屬性等資源屬性的沖突，使得價值共毀問題在數字時代更為尖銳，成為影響平臺生態與共同富裕關系的主要因素。

在平臺生態的加持下，價值共毀表現為生態化的壟斷行為，并產生比以往認知的商業壟斷更嚴重的福利損失。首先，平臺生態形成的先天的數字壟斷優勢和后天的用戶壟斷勢力會在相互作用下不斷強化。平臺生態的先天數字壟斷優勢來源于對前沿數字技術的掌握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技術標準和數字政策的主導權，主要表現為數據量的直接壟斷和以數據作為強化壟斷的工具的次生壟斷。由于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定律，技術或商業模式的創造者具有先發優勢，通過網絡效應迅速增加平臺生態的用戶數量，形成后天的用戶(市場)壟斷優勢，并且通過數據量壟斷降低用戶轉換平臺的意愿、對用戶進行精準畫像等數字壟斷手段可以強化用戶壟斷優勢；用戶(市場)壟斷又可以反過來為平臺生態提供穩定、持久更新的數據源，充實數據庫和規范算法模型，增強數字壟斷優勢。其次，從現實情況來看，市場表現出較為穩定的壟斷結構，這也意味著價值共毀帶來的影響將會是長遠且可持續的。

平臺生態型壟斷對反壟斷理論提出了挑戰。此前的平臺壟斷理論僅能解釋平臺壟斷勢力的非線性增長，無法解釋為什么現實中平臺生態在不同領域形成壟斷勢力的周期不斷縮短。在此基礎上，有學者提出雙輪壟斷的概念。雙輪壟斷指平臺生態利用基礎服務能力形成的流量優勢、數據集中優勢等，將其壟斷地位延伸到其他領域，從而在多個新領域形成第二輪壟斷。(39)李勇堅、夏杰長：《數字經濟背景下超級平臺雙輪壟斷的潛在風險與防范策略》，載《改革》，2020(8)。隨后，雙輪壟斷的概念進一步發展為生態型壟斷，即平臺生態系統在動態擴張過程中會在“數據+算法”的驅動下形成多輪、多向交互，引發不斷強化其市場力量和支配范圍的“生態型壟斷”。(40)陳兵、林思宇：《“數據+算法”雙輪驅動下互聯網平臺生態型壟斷的規制》，載《知識產權》，2021(8)。

本文認為，基于價值共毀的視角，平臺生態型壟斷是在平臺生態的組織架構和生態機制的作用下，以先天數據壟斷和后天用戶壟斷為資源優勢，以對算法、數據、用戶等關鍵資源的控制為手段，影響生態系統內外的不對等的價值分配行為。這種生態型壟斷有三個特征。第一，連鎖性與多輪可傳導性。平臺生態核心業務以電子商務、金融、社交、信息搜索等為主，其普遍性和低替代性以用戶黏性為中介轉化為平臺的資源支配權，同時降低了壟斷傳導門檻。在技術加持下，平臺生態系統能夠通過關鍵資源的社會化復制改變單個企業產生規模經濟的條件，幫助其迅速獲得較高的市場地位，擴充平臺生態實施壟斷競爭的場域。第二，壟斷競爭動態性。各子平臺通過在不同應用場景下的適應性創新實現個體涌現，豐富技術架構，增加技術轉換成本，鞏固平臺生態的核心技術的壟斷地位。在元平臺的支持下，各子平臺在彼此的核心市場和新市場之中與其他的市場主體展開動態競爭，加劇了分配過程中元平臺、參與者、其他平臺各方間的分配不均等。第三，壟斷優勢穩定性。元平臺掌握著生態系統內關鍵資源編排的主導權，通過多觸點的方式維持競爭優勢，這種分配不均可以被長期維持并強化，產生由于主觀意圖下的資源濫用帶來的價值失衡。

(二)價值共毀的主要形式及潛在風險

為了實現數字生產要素的利己性分配，平臺生態會通過用戶、流量、資本三種隔離機制阻礙其自由、共益流動，這種價值共毀行為帶來的福利損失隨著平臺生態邊界愈發模糊與平臺勢力的增強被進一步放大，逐漸演變成共同富裕的攔路虎。

第一，鎖定用戶型壟斷：基于用戶的“花園圍墻”。平臺生態的交互性場景構建需要提供制度性服務，這種單方的規則制定很容易產生主觀偏頗，在價值分配過程中形成多業務場景的利己性壁壘。一方面，元平臺能夠利用用戶的品牌黏性進行引流，或是通過新老產品的捆綁和打包，在用戶對替代品更具偏好的情況下，迫使用戶犧牲偏好使用新產品；另一方面，還可以依靠制度限制手段，減少交互下的資源外流，包括相互屏蔽、準入拒絕和準入定價。

產品捆綁或者屏蔽平臺生態互聯互通削弱了用戶的多歸屬性，會損害商家和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目前，數字平臺開放性指數構成中，接入、交易和退出等三個維度的開放性占比較高，但是由數據可轉移和業務可轉移構成的轉移開放性指標占比較低，大部分為0%。(41)清華大學互聯網治理研究中心、伏羲智庫數字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數字平臺開放性指數研究報告》，參見http：//www.fuxiinstitution.org.cn/content_536923632631418880。這表明當前跨平臺生態的業務和數據流動性較差，對于用戶來說，平臺生態轉換成本與留存在生態系統內部的數據有正相關關系。臉書雖然為用戶提供“臉書連接”的服務，允許用戶與他們選擇的第三方網站和應用程序分享他們的信息，但在實際使用中，數據流出比數據流入更困難。(42)S.W.Waller.“Antitrust and Social Networking”.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2012，90：1771-1804.

第二，生態流量型壟斷：基于技術的“算法歧視”。平臺生態的賦能性技術能力價值包括以算法設計為基礎的技術性服務，其固有的“技術黑箱”會包庇平臺生態利用技術進行不公平的流量分配的行為。從經營者利益上來說，實施自我優待是正確的商業邏輯，關鍵是這種自我優待的行為是否具備反競爭的主觀目的和消費者福利損害的客觀事實。2007年和2011年，谷歌改變了搜索排名算法，對其認為是“低質量”的網站施以自動降級的搜索懲罰，有網站的收入因為這一行為下降了85%。(43)United State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

第三，抑制創新型壟斷：基于資本的“無序擴張”。目前平臺生態的投資和并購活動頻繁，資本主要青睞于成立時間較短的企業或者新設企業。研究顯示，美國商業活力下降表現為美國企業的市場進入率和年輕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份額長期下降。(44)A.Ufuk，and T.Sina.“Ten Facts o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and Lessons from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21，13(1)：57-98.從整體上看，頻繁并購行為會對收購對象所在的行業創新形成壓制。平臺生態會出于不同的目的實施并購行為。扼殺式收購(killer acquisitions)有更強的主觀壟斷傾向，既可以排除潛在的競爭對手實行顛覆式創新的可能，又減少平臺生態壟斷傳導的摩擦力。自1998年以來，亞馬遜、蘋果、臉書和谷歌共收購了500多家公司，其中，臉書收購Instagram及谷歌收購Waze、DoubleClick、AdMeld和AdMob等并購行為被判定存在壟斷目的，增加了市場勢力。(45)United State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即使是以資源整合和互補為目的的數字集團收購(digital conglomerate acquisitions)，長期來看也可能導致市場中壟斷格局趨于穩定，抑制創新創業。元平臺本身已具備一套較完善的基礎模塊的算法與技術模型，技術上的相互關系、公司的經濟規模和投資的準不可逆性會導致技術鎖定(46)P.A.David.“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2)：332-337.，此時，生態系統內部更傾向于對現有技術的完善而不是新技術的突破(47)J.Baron，et al.“Essential Patents and Standard Dynamics”. Research Policy，2016，45(7)：1762-1773.。因此，被收購的初創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研發時，可能會囿于平臺生態的基礎技術框架。

此外，平臺生態對并購企業的主觀性選擇，會導致市場中的資金進一步流向非實體領域。為快速培育市場勢力，平臺生態通過壟斷進行非生產性財富積累。這使得平臺生態的資本被更多地用于非生產性創新和行業壟斷地位的爭奪，對平臺生態的生產性創新產生擠出作用。(48)肖紅軍、張哲、陽鎮：《平臺企業可持續性商業模式創新：合意性與形成機制》，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6)。相較于一些戰略性產業、新基建和“卡脖子”的底層科技領域，文娛傳媒、游戲等領域資本回報率更高、周轉速度更快，因此，管理者的短視傾向，可能使得資本出現無序進入和任意擴張的傾向，導致資源進一步“脫實向虛”。

(三)平臺生態價值共益和價值共毀的雙向抵消效應

平臺生態型壟斷會阻礙平臺生態的普惠趨勢。將平臺生態的共益和共毀效應置于價值網絡治理的不同階段中進行分析，會發現不同的發展趨勢，參見圖2。第一階段即價值網絡建設期，在此階段平臺生態需要耗費較高成本及較長周期吸引生態體的成員，搭建共創機制，平臺生態的共益效應僅能在內部產生共識激勵，推動資源共享，尚未能輻射生態體外部的成員。

第二階段即價值共創深化期，平臺生態積極推動多場景構建與賦能，引導共創價值的分配。在價值創造的正循環和價值分配的泛輻射下，平臺生態的共益效應影響力呈指數式增長。與此同時，平臺生態權力的向外擴張，既惠及了更多群體，又對市場中的中小競爭者形成威脅，并且不同于需要前期蓄力的共益效應，平臺生態選擇開始生態型壟斷僅需要極低的成本。因此，平臺生態的對外壟斷可以發生在第二階段中后期的任一節點上，在此階段，平臺生態的價值共毀效應隨著平臺壟斷勢力的加強而逐漸提高。

第三階段即共生關系分化期，平臺生態的自我增權干擾了生態體內外的共生關系。在此階段，平臺生態的生態型壟斷逐漸發展到競爭性壟斷的穩定期，平臺生態不再需要通過創新和自我完善來搶奪用戶，而是可以輕易地通過用戶鎖定和市場壟斷進行非生產性財富積累，從而喪失了自身的創新動力。隨著市場壟斷形勢的固化，平臺生態的價值共毀效應也會由于平臺生態對生態體內部的創新抑制、其他市場主體的技術鎖定和用戶選擇權的消解而倍增。在價值共毀效應的影響下，平臺生態的價值共益效應對共同富裕的最終貢獻度將不及預期。

圖2 平臺生態價值共益和價值共毀趨勢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著眼于共同富裕背景下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現實要求，深入分析平臺生態與共同富裕的關系。研究發現：一是互聯網平臺的發展使人們對價值本體的認知發生改變。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新載體，平臺生態基于數字技術進一步降低服務的差異化成本，提高多樣化效率，提升了服務所創造的經濟高附加值部分占總價值創造的比重，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平臺生態搭建的價值共創網絡使得社會契約中的角色發生轉變，重塑了平臺生態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方式。平臺生態使得利益相關者間的價值共創既可以出現在技術主導下的工廠規?；慕M織場景中，又可以出現在社群主導的小型自生態價值閉環中，從主觀和客觀上使得資源和財富分配的流向效率化、精準化。三是在價值分配階段，無形資源的占有和使用問題里隱藏著價值共毀的傾向，平臺生態下的價值共毀表現為日益強化的生態型壟斷趨勢。市場中的壟斷格局不斷固化的現狀表明，生態型壟斷帶來的福利損失可能存在長期化和進一步放大的風險，無法靠市場創新進行自我修復與彌合，必須引入政府規制為平臺生態發展糾偏?；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推動元平臺挖掘新的價值空間，不斷提升平臺生態共享要素的質量。政府繼續深入推動“上云用數賦智”行動，著力于底層核心軟硬件技術攻關，加強新介質、量子計算、類腦計算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布局力度，降低技術落地應用的單位成本。元平臺探索建立以數據為驅動力、以異質化和責任化創新為導向的長效化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增強對數字技術創新應用的帶動作用。

第二，引導平臺生態樹立共生共享的生態價值觀，提升其價值共創實踐情境的創新與治理能力。推動在碳中和碳達峰、區域協調發展和鄉村振興等國家重點關注的發展領域建立以平臺生態為核心的生態合作聯盟。督促具備基礎設施屬性的平臺生態牢牢樹立“向善”的價值觀，按照不同場域下的業務目的進行適當傾斜補貼，提升價值載體的可共享性。

第三，通過多邊性工具設計，加強對價值分配環節的引導和規制。首先，對應用視覺標記的產品排序列表等可能涉及“自我偏好”的行為，政府應要求平臺生態設立明確的安全港，對消費者進行事前告知。其次，政府需要完善二次分配調節，明確數字經濟創造的高附加值部分的收入歸屬與價值量化，建立健全基于稅基稅率聯動、征管協作的全球化的財富回饋機制，緩解相關的技術性失業和行業勞動報酬失衡問題。最后，政府應統籌建立平臺生態、政府和社會組織等行為主體合作的多邊籌資與共享機制，既利用平臺生態的數據進行社會問題信號的實時捕捉，又通過政府明確推進第三次分配中各階段的安排重點，精準發力，降低主觀因素和信息不對等導致的不確定性。

第四，完善生態型壟斷相關的法律識別與審查認定。建立數字資本參與的動態負面清單，明確劃定媒體、教育、金融等紅線領域，建立嚴格的信息披露和利益回避制度，審慎制定平臺生態準入規則。對于壟斷審查，政府要厘清反壟斷審查的行業監管與市場監管的差別，結合反壟斷的政策指南和專章規定，明確傳導式壟斷中的反壟斷處罰對象。根據平臺生態涉及行業、用戶數據集、公司并購計劃和公司創新成果評估等因素，構建平臺生態戰略性市場地位評估指標。對于生態型壟斷的處理，應根據濫用市場力傳導壟斷勢力和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等壟斷行為的不同，增設差異化的反壟斷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