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跨域治理視域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及其應對研究*

袁迪嘉

（四川師范大學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6）

一、前 言

“一帶一路”跨域治理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若干公私部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為實現最大化區域公共利益所形成的跨國家、跨地區行動集合及其期望的結果狀態，它追求增進“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人民福祉，推動沿線區域發展一體化進程和塑造沿線國家命運共同體，是當代全球治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以協調“一帶一路”區域空間范圍內各國安全與發展，促進各族人群共同利益的維護為宗旨；以妥善處理區域公共問題與矛盾，推進區域內多主體跨境合作為表現。

跨界民族問題指“跨國界居住的民族在爭取、實現和維護自己利益的過程中，與相關國家的國家政權或國內其他民族形成的矛盾和沖突”[1]，其不僅表現為跨界民族人群為追求政治訴求而導致地緣沖突和分離動亂，而且也表現為因跨界民族人群活動所引起的跨境犯罪及社會問題負面影響的跨國輻射。該問題是人類歷史遷徙和現代國際政治共同作用的結果，故常具有復雜性、國際性、長期性的特點。在當今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跨界民族問題往往處于國與國之間利益摩擦的最前沿，是地緣政治動蕩的主要因素”[2]。

中國西北邊疆地區與周邊中亞各國多地自古以來便形成了眾多民族群體的傳統聚居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共有哈薩克族、柯爾克孜（吉爾吉斯）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烏茲別克）族、塔塔爾族、回族（東干人）、俄羅斯族等10個民族在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五國跨國界而居，造就了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中亞跨界民族。①參見吳宏偉《中亞國家與中國跨界民族：人口和分布》，《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第63頁。這些民族人群在參與國家和社會的互動中，逐漸滋生矛盾與沖突，形成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對“一帶一路”我國與中亞各國的安全和發展構成了威脅，也給“一帶一路”建設中國際問題的跨域共治、一體化合作提供了新的考驗與契機，亟須得到正視與妥善處置。

縱觀前人研究成果，學者們在從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及其應對的學術研究上，盡管取得了不少學識積累，但仍有待豐富和完善。有鑒于此，本文立足“一帶一路”跨域治理視角，依托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區域治理理論，綜合運用國際政治學、民族學、邊疆學等多元學科的研究范式，試圖專門、系統地針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體認及其解決之道展開探索，從而為促進“一帶一路”沿線跨界民族問題的協同善治，以及維護我國與中亞各國國際秩序穩定提供參考借鑒與智力支持。

二、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一帶一路”跨域治理的重要影響

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是“一帶一路”沿線跨域公共問題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帶一路”跨域治理無可回避的關鍵議題。它由多種維度因素通過線性或非線性的方式互相滲透、相互糾纏而成，呈現出特殊的問題內涵，亦從不同方面對“一帶一路”跨域治理進程施加著影響。

（一）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表現與特征

受歷史上社會轉型、國家建構、國際關系的作用，中國—中亞跨界民族群體擁有特殊的民族發展歷程與復雜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參與國家公共生活和跨境社會交往的過程中，他們中的部分人群或出于自身利益追求，或受到外部因素誘導，產生了心理偏差和行為異化，對地方、國家乃至國際層面的社會發展與區域安全造成不利影響，形成了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其按問題內容關涉領域的不同劃分，主要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跨界民族問題與非傳統意義上的跨界民族問題兩個類別（見表1）。

表1 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要表現形式

具體而言，一方面，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蘊藏著民族分離因素，與傳統安全問題緊密關聯，表現為中國—中亞跨界民族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泛民族主義情緒。①參見金炳鎬《跨界民族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0-201頁。部分跨界民族成員將民族認同凌駕于國家認同之上，其對所在國中央政府的離心力增大，容易導致國家認同異化、民族分裂加劇，甚至引發族際隔閡和戰爭沖突。另一方面，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又具體表現為與跨界民族相關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滋生。主要包括：（1）涉及跨界民族成員參與的毒品走私、“三非”問題、跨境詐騙等跨境違法犯罪問題；（2）由于跨界民族成員參與跨國經濟合作的程度不足或缺位，以及在從事跨國經濟活動中遭遇獲利限制，導致在市場經濟競爭中處于弱勢狀態的經濟失位問題；（3）經由跨界民族成員參與的跨國傳教活動和外來文化引入所導致的宗教滲透、文化失范問題；（4）因跨界民族人口非正?？缇尺w移所引發的邊境人口流失、弱勢群體留守、跨國婚姻失序等社會問題的出現。

從現當代中國—中亞區域化跨國民族問題的生發脈絡及其治理邏輯來看，該問題呈現出復雜性、跨國性、多變性等特征。

其一，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牽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眾多因素，關聯地緣政治、國家主權、社會穩定、民族發展，其形成原因多樣、解決方式復雜，呈現出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相交織、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相交織、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相交織、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相交織的復雜情況。

其二，由于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屬居住在至少兩個不同國度的同源族體，其生產生活范圍涉及中國和中亞多國，故導致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帶有強烈的國際化色彩。同在中國和中亞地區分布的跨界民族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具備超國家的身份認同；而且容易影響、支持，甚至干涉其他國家同源民族人群的公共活動。

其三，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呈現形式并非一成不變，在時代發展、科技進步、危機突發等條件的催化下，往往容易誕生新的問題內容。尤其是在現代社會轉型加劇和國際形勢快速變化的當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成員利用跨界民族身份，借助新渠道、新工具進行跨境宗教滲透、恐怖犯罪、病毒傳播等活動正成為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新興表現形式。

（二）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安全與發展形成威脅

維護“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安全與發展是“一帶一路”跨域治理的根本任務。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涉及民族分離、宗教滲透、跨境犯罪、無序移民等內容，威脅中國與中亞各國的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及國際和諧，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安全與發展形成了嚴重阻礙。

一方面，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中的民族分離運動以謀求所謂的“政治獨立”“民族歸一”為宗旨，追求不同國家間跨界民族成員的政治聯結，意圖實現跨界民族各部分的政治統一或地域一體，容易基于極端民族主義掀起動亂和紛爭。由此所引發的暴力或非暴力沖突足以造成我國與中亞各國范圍內民族與民族之間、民族與國家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裂痕的產生，輕者釀成民族仇視、社會動蕩，重者出現戰端頻發、民不聊生，從而破壞“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區域和平和地緣政治穩定，加劇我國及中亞各國國際矛盾、族際矛盾的不斷激化、升級。

另一方面，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中所涉及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加劇了中國—中亞跨境犯罪與社會問題的增多。中國與周邊中亞國家跨界民族人員參與的“三股勢力”活動、跨國走私販毒、槍支交易、非法傳教、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嚴重觸及了我國與中亞各國的法律紅線與社會道德底線，形成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正常社會運行秩序和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破壞；此外，伴隨中國—中亞跨界民族人口的越境流動與遷移，中國—中亞跨界民族群體活動中暴露的經濟獲利不足問題、“三非”問題、留守問題、跨國婚姻問題、邊境防疫問題、邊地人口過疏化問題日益凸顯，持續危害我國與中亞各國的社會穩定和邊防建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各領域的安全與發展構成了長期性威脅。

（三）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中亞各國互助和協作提供契機

“跨界民族問題對于國際地緣政治的發展是把雙刃劍?！盵3]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存在與發展并非單純地對“一帶一路”跨域治理起著負面作用，其從客觀上來講也對推進“一帶一路”沿線我國與中亞各國合作提供了機遇。

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屬于復雜的跨域公共問題，具有高度滲透性和外溢化特點，牽涉跨國因素眾多，難以單獨由一個國家或一個政府憑“一己之力”完成治理。對此，我國與中亞各國在處理這類跨界民族問題的實踐過程中往往需要形成密切的跨境合作，協調配置治理資源，客觀上促進各國多元主體間在協同治理框架內達成不同形式的跨境互助與合作行動。

一方面，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刺激我國與中亞各國應急式互助。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所裹挾的矛盾與沖突具有驟發性，為快速、及時地回應跨界民族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遏制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危機蔓延，我國與中亞各國政府可在信息互通、安保協助、國際追逃、反恐合作等方面或主動或被動地達成臨時聯合，就區域問題共治形成短期、非正式的跨國應急互助。

另一方面，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推動我國與中亞各國體系化協作?？缃缑褡鍐栴}常易轉化為長久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際地緣政治環境的傳統或非傳統安全問題。①參見袁迪嘉、黃金輝《“一帶一路”建設的我國跨界民族參與：優勢、挑戰與角色定位》，《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63頁。因此，以促進對跨界民族問題的長效、深入防控為目的，我國與中亞各國需要合力針對跨界民族問題的共治，建設制度化、長期化、系統化的一系列治理機制，促使各國之間形成穩定的跨境協作體系。

三、“一帶一路”跨域治理語境下應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多元旨趣

“一帶一路”跨域治理注重沿線各國的利益關切與民生普惠，致力于維護各國國家利益、緩和區域國際矛盾、滿足區域民生訴求。這無疑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應對提出了公益、協調、和諧的目標要求。具體來說，“一帶一路”跨域治理框架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應對理當著眼區域內成員國的利益兼顧、區域矛盾與沖突解決、區域地方公眾的集體受益等若干層面的內容，追求相關國家主權的維護、區域安全的保障及“一帶一路”沿線各地民生的發展。

（一）維護各國國家主權

跨域治理是國家主權選擇的結果，“任何形式的跨區域主義絕非排斥國家主權的中心作用”[4]。從這個角度看，“一帶一路”跨域治理需要在充分尊重區域范圍內各國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得以實現。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涉及民族分離、國家重構等敏感因素，威脅我國與中亞各國的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應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也必然由主權國家所發起，亦離不開各國主權因素的持續作用。因此，“一帶一路”跨域治理框架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應對必須以切實維護“一帶一路”沿線我國與中亞各國國家主權為首要任務。

在治理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過程中，我國與中亞各國理應依照國際法中的國家主權原則對各國的國家主權利益范圍予以確認及保護，圍繞保障各國的對內最高權、對外獨立權和防止侵略的自衛權，制定處理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國際行為規則，使跨境治理活動不脫離各國國家主權行使的邊界。

各國從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的本質應是維護各國國家利益的實現。應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必須以合理滿足我國與中亞各國國家生存與發展等方面的需要為導向，基于各國行使主權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容納治理主體，選取治理工具，務實、有限度地促成各國參與跨域合作，令治理行為和結果普遍符合各國國家利益選擇。

尤需注意的是，我國與中亞各國參與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務須避免對國家主權的橫加干涉。既應避免涉事國以處理跨界民族問題為借口無理干涉他國內政事務；同時，也要避免世界其他國家以破壞我國與中亞各國國家主權為目的參與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相關區域公共事務的借題發揮和強加染指。

（二）保障沿線區域安全

新區域主義認為，構建安全共同體是區域一體化的核心和動力，對區域安全的訴求是跨域治理形成的主要原因。①參見鄭先武《新區域主義理論：淵源、發展與綜合化趨勢》，《歐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39-40頁。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及生態安全等若干因素，對我國與中亞各國安全共同體的維系造成了嚴重挑戰。由是，就“一帶一路”跨域治理框架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應對而言，有必要消解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穩定與發展的危險及隱患，尋求沿線各區域內要素的“優態共存”，正確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國家與人之間的安全矛盾關系，保障我國與中亞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多個維度的安全狀態。

一方面，針對涉及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問題類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治理，應保障我國和中亞各國基于國家主權完整，在“一帶一路”區域國際政治體系中具有足夠的能力和意志抵御由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所引起的一系列政治干預、政治壓力和各類政治威脅，確保我國與中亞各國對內的政治合法性和對外的非暴力交往，促進中國—中亞區域地緣政治格局穩定和國際關系環境和諧。

另一方面，應對帶有非傳統安全問題性質的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需要避免對我國與中亞各國的經濟運轉結構、文化價值體系、社會發展秩序、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侵害，防止區域內由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各類內源性或外源性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滋生。既要控制跨界民族問題本身的蔓延及負面效應釋放，也要預防和消除跨界民族問題所伴生的危機副產品，注重不同安全領域之間的聯動性。

（三）促進地區民生發展

跨域治理產生于提升不同區域范圍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現實需求，它強調對公共利益的滿足，以服務民生需求為重要目標。對此，應視促進地區民生發展為“一帶一路”跨域治理框架下處理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要合法性依據，在問題應對實踐中合理、恰當地滿足我國與中亞各國、各族人民的基本生活訴求，維護不同地區民眾的基本生存和發展狀態，促進其基本權益保護和成長能力，保障各地民眾廣泛享受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治理紅利。

具體地講，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的民生化不僅應著重解決跨界民族問題涉及的社會價值和利益分配不和諧、貧富差距、社會治安等問題，切實將我國與中亞各國民眾生活質量水平和滿意指數作為治理績效的評價標準和價值表現；而且需要治理行動的全民參與，圍繞促進區域民生聯合各界力量，傾聽民生訴求、尋得民生支持，推動我國與中亞各國非政府部門以排除民生危機、發展民生建設為宗旨集體應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從而保證治理的民生導向及各方利益相關者的民生參與。

在此過程中，尤應確保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治理不妨礙中國—中亞跨界民族人群取得健康的民族發展。宜著眼我國與中亞各國民生水平的提升，理性滿足上述人群的利益訴求，同時恰當設定其權利限度。既要合理維護中國—中亞跨界民族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發展及人口發展，又應促進中國—中亞跨界民族人群思想和行為的有界化、規范化、普適化，圍繞跨界民族民生的持續發展調和其與所在國國家及其他民族的公共生活關系，從根本上抑制跨界民族事務向跨界民族問題的轉化。

四、應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跨域一體化合作實踐進路

針對跨域問題的治理“需要不同組織緊密圍繞共同利益的實現展開通力合作”[5]。因此，我國與中亞各國應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實踐應始終沿循“跨域一體化合作”的路徑行進，依靠各個跨境公私主體間的互補與協作形成治理邏輯，針對性、靈活性、系統性地尋求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治理解決。具體來說，宜由國際合作體系完善、公共產品跨域聯供、多元機制復合運用等面向入手形成實踐策略，推動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區域化合作應對，滿足“一帶一路”跨域治理的現實需求。

（一）國際合作體系完善

完善的國際合作體系是現代民族國家參與區域化國際合作、共同解決區域性問題的必要保障。就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治理而言，務必要求各參與方取得利益共識、政策協調、權責分享。為此，應當有效整合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場域中的不同要素，促進各國多元主體間橫向與縱向的治理協同；與此同時，也需要不斷拓展各國多部門主體參與合作的領域及功能，推動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的跨域國際合作由“低階”向“高階”演進。

一方面，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治理并非由我國與中亞各國政府組織所包辦，亦絕非單一的公共權力主體“自導自演”地進行問題解決。事實上，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實踐的主體協同需要廣泛地吸納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志愿者群體，甚至市場組織等各類、各級別的公私部門行為體一起加入治理活動中，調動各方積極性匯聚治理合力；同時適時、合理地引入區域外其他國家或國際性組織共同參與治理，推動不同行為體間的跨域交流、學習和支持，協助我國與中亞國家從事跨界民族問題應對。由此，圍繞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共治形成跨部門、跨區域、跨層級的合作共同體。

另一方面，需要促進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中各主體合作領域的延伸和功能的拓展。不僅應推動治理主體圍繞強化本國各民族的國家認同、維護國家穩定與民族發展的和諧關系、緩和涉及跨界民族因素的外交矛盾等多重目標達成國際共識與協調，形成多樣化的合作內容，于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若干領域取得深度合作；同時，亦需要排除治理主體間松散、碎片化的合作，通過各方持續的協商與配合，在治理主體間構建穩定、長期的跨界民族問題治理聯動機制，保證治理合作的規范性與長效性。

（二）公共產品跨域聯供

區域性公共產品的協同供給是合作解決復雜公共問題的重要內容?！皩τ凇粠б宦贰鼐€次區域國家間各種問題的處理來說，公共產品的供給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盵6]在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的過程運行和結果輸出等環節，均應得到區域性公共產品的充足供給支撐。然而，由于國防、公安、文化、教育、醫療等類型的公共產品在我國與中亞各國間產出和配置的不均衡，故為及時、有效地滿足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需求，各國之間必須形成治理所需跨域公共產品的聯動與合作供給。

圍繞治理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我國與中亞五國需要形成多中心的公共產品協同供給方式。處于治理場域內的相關國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志愿者部門、社會組織，以及“上合組織”“歐亞聯盟”等國際公共權威需要彼此基于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形成國家主體與國家主體間、國際組織與國家主體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間的攜手合作，共同就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中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行政資源、安全資源、民生資源等各類公共產品的提供進行互補、互助，推動治理場域中公共產品的扁平化、網絡式共享。

此外，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場域中公共產品的協作供給還需與時俱進地依靠新興技術和工具實現高效配置。一方面，跨境治理各方可利用互聯網大數據技術賦能治理實踐，通過信息挖掘與共享，實現跨域公共產品的優化服務，精準、快速地打擊跨境犯罪、維護社會治安；并且及時捕捉我國與中亞各國跨界民族人群的利益需求及民生動態，有的放矢地調和民族矛盾、排除國際風險。另一方面，網絡社交媒體、數字服務平臺等新媒體工具也應當在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其在社情反映、民意溝通、輿論引導等方面的優勢，積極影響跨界民族人群的思想行為及利益表達，提升國家認同感和社會融入度；同時推動治理主體間實時、交互的跨境合作，圍繞治理進行援助、協商與學習?？梢灶A見的是，伴隨當下《“中國+中亞五國”數據安全合作倡議》等國際合作協議的通過，對大數據、新媒體、人工智能等介質的運用將是提高中國—中亞各國間公共產品聯動供給能力，促進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走向現代化治理的關鍵鎖鑰。

（三）多元機制復合運用

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表現形式多樣、生成原因復雜，需要兼顧使用多種機制，針對不同類型的跨界民族問題“軟硬兼施”地進行解決，從而回應“一帶一路”跨域治理的實際需要。根據前文分析，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涉及領域廣泛、牽涉國家眾多、影響范圍較大，故宜引入各類機制從事治理實踐，并達成多元機制互嵌。具體來說，在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的跨域一體化合作中理應做到規制型機制和情感型機制的復合運用、國內機制與國際機制的復合運用、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的復合運用，同時達成機制間的有機整合，最大化地發揮治理功效、壓低治理成本。

首先，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應一面借助行政處罰、法律制裁、軍警管控等硬治理機制的施行，一面依托經濟援助、文化交融、精神關懷等軟治理機制發揮作用，既要運用法律機制、維穩機制、國防機制等規制型機制對跨界民族問題中的跨境違法犯罪、擾亂社會治安、鼓動民族分裂等活動進行剛性制裁，又須通過意識形態機制、國民教育機制和認同機制等情感型機制，來柔和疏導跨界民族問題中人群之間及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情感阻隔、認同困境和社會矛盾，形成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的軟硬結合。

其次，考慮到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治理牽涉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因素，我國與中亞各國不僅要運用國家制度機制、國家政策機制等國家內部治理機制從維護國家安全發展、促進社會利益協調、整合國內族際關系等面向入手解決跨界民族問題，而且更應依托“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國—中亞合作論壇”“中國+中亞五國”元首及外長會晤機制等中國—中亞跨域治理具體機制的運行，為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多途徑解決提供區域一體化合作的平臺與框架。

再次，由于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在實施治理的過程中尚須注意對正式機制和非正式機制的復合使用。以強制力為保證，參與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應對的各公共組織有必要通過國家或國際性的各類法律法規、政策、契約的實施建構治理秩序，形成跨境合作的定例和范式；同時，為保障治理的靈活、高效，治理中各公私主體也需要根據治理環境變遷，臨時、自發性地組織跨境合作，以價值信念、風俗習慣、文化傳統、倫理道德等普遍認可的固有成俗和行為準則為紐帶形成聚合機制，向治理提供特殊的解決渠道和彈性空間。

五、結 語

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從現實層面來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存續始終是“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及中亞各國實現安全與發展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對“一帶一路”跨域治理產生著重要影響。而如何在“一帶一路”跨域治理框架內審視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影響，同時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目標尋找妥善處理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方向與進路，無疑是當前推進“一帶一路”跨域治理的必然選擇和當務之急。

對此，本文立足“一帶一路”跨域治理視角，針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及其治理應對展開了探究，既就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內涵與影響進行了分析，又闡明了應對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要旨趣和目標方向。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通過“跨域一體化合作”形成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治理實踐進路，以系統、理性地展開問題應對，服務“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治理需要。

今后，伴隨“一帶一路”地緣政治變遷、“一帶一路”建設在我國與中亞各國合作的深入發展，以及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構建進程的不斷加快，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勢必會出現新的變化，其自然也將對“一帶一路”跨域治理形成新的影響。因此，如何與時俱進地辨識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內涵及特質，避免該問題對“一帶一路”區域安全與發展造成阻礙，勢必將成為未來國內外學界長期討論的議題，仍需獲得進一步的理論指導與實踐探索。同時，后疫情時代“一帶一路”跨域治理語境下中國—中亞跨界民族問題的變易及其應對走向也應廣泛吸引各路學者進行深入體察，推動相關學術研究邁上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