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進展與未來進路
——基于CNKI期刊論文（2011—2022）的分析*

張建軍，胡寶紅

（1.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2.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

一、研究緣起

一部中華民族發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黨中央高度重視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2010 年1 月，胡錦濤同志首次提出將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民族工作成效掛鉤的要求。自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上升至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層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政策得到進一步重視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在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黨的十九大以及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強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對深化民族團結進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民族復興偉業的極端重要性。2022 年7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疆烏魯木齊調研時再次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進一步彰顯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時代民族工作中的突出地位。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要求一經提出，就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學者們從多個視角圍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題展開探討，產出了較為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本文嘗試采用citespace 工具，對已有研究進行分析，呈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進展，探討未來研究進路，期望能為后續研究提供一定參考。

二、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一）數據來源

以“交往交流交融”為主題詞，發表年份區間設定為2011—2022年，在CNKI數據庫進行文獻搜索,得到總文獻973 篇。其中，學術期刊742 篇，學位論文31 篇，會議9 篇，報紙136 篇，圖書2 本。經人工對比篩選，剔除學位論文、會議、報紙、圖書、發言摘要、評論員文章、重復以及不相關文獻，最終得到數據樣本424篇。

（二）分析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能以圖譜的形式呈現已有文獻研究的某些特征，幫助分析和預測未來研究趨勢的重要研究工具。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過采用Citespace.5.1.R8 版本對數據樣本進行分析，把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進展，預測未來研究進路。

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獻研究分析

（一）發文量分析

通過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發文趨勢進行分析，可以清晰把握該研究的整體發展態勢。2011 年至2022 年8 月該研究發文量呈現如下特征：一是發文量呈現整體持續上升的趨勢。2011—2012年發文量每年只有4到6篇；2013—2022年發文量迅猛增長，其中2021 年發文量實現翻倍增長，發文量高達113 篇，2022 年數據截至2022 年8月1 日，雖然發文量只有68 篇，但是縱觀整體發文量走向，全年發文量應該仍然保持高位趨勢。二是發文量與民族政策息息相關。2010年黨中央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并將其視為衡量民族工作質量的重要標準，引發了學界的研究。但囿于首次提出且沒有實質性的具體方向，學界的研究起初處于概念探討階段，在2011—2013 年間發文量較少。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通過構建多民族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來增強民族間交往的頻次、民族交流的范圍以及民族交融的程度，為學界的研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思路。自此，學界的研究視角、研究范圍逐年擴大，發文量隨之增多。

（二）高產作者及合作情況分析

發文量越大的作者提出的觀點越能反映領域內的研究熱點，為同一領域的后續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礎。確定核心作者并研究其具體觀點有利于把握該領域研究熱點。依據文獻計量學普賴斯定律，其中M表示發表論文的最小數量，Nmax 表示所有作者中最高產作者的發文量，發文量在M篇以上的作者即被確認為核心作者候選人。①參見張子婷、鄭彥寧、袁芳《多指標核心作者識別方法研究》，《現代情報》，2020年第7期，第144-151頁。借助citespace 分析可以發現，梁云和劉利兩位作者發表期刊論文數最大，均為4篇。依據普賴斯定理，得出M≈2，即發文量在2 篇及以上的作者為核心作者，目前符合條件的核心作者為10人。

作者之間的合作有利于集思廣益，為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更多新思路、新視角和新方法。用Citespace 軟件分析發現：第一，作者節點N 值為244，表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者已經初步形成一定的規模。第二，連接線E 值為58，連接線少而細，表明作者之間的交流合作度不高。只有白紅梅、李敏、姜永志三人構成了較大規模的合作關系。依據普賴斯定律，在同一研究領域，只有當所有核心作者的發文量占比過半時，才能表明該領域形成核心作者群。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題研究中，核心作者共10 人，核心作者總發文量為31，發文總量占比為31/424，約7%，遠低于半數，這表明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第三，合作網絡的網絡密度值為0.002，表明各作者間聯系不足，主要是單個作者的孤立研究。

（三）研究機構及合作情況分析

借助citespace 軟件，分析機構間的合作情況，可以發現：第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機構主要集中在全國各地的民族院校、民族地區高校以及相關機構的民族研究部門，表明該研究具有相對的局限性；第二，機構節點N 值為213，連接線E 值為55，網絡密度值為0.002 4，表明國內致力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機構較多，但是機構間合作度不強。

（四）文獻高被引分析

被引量是衡量一篇論文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一篇文章被引次數多，表明該文章的觀點獲得學界的較高認同。當然，文章被引次數的多少不僅與文章質量有關，也和發表時間早晚有一定的關系?，F有研究中被引次數遙遙領先的是清華大學的胡鞍鋼和胡聯合合作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299 次），然后是王希恩（133 次）、金炳鎬（127 次）、郝亞明（75 次）等學者的論文。這表明這些論文具有很強的引導性和借鑒性。

對高被引論文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首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內容聚焦內涵闡釋、理論淵源、目標追求以及實現途徑。其中，金炳鎬等學者集中闡釋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自的內涵及其內在邏輯關系②參見金炳鎬、肖銳、畢躍光《論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66-69頁。；楊須愛則從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探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軌跡③參見楊須愛《馬克思主義民族融合理論在新中國的發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軌跡》，《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3頁。；胡鞍鋼、胡聯合指出，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為主要內容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目的在于促進民族交融與共同繁榮，形成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共同繁榮的共同體；①參見胡鞍鋼、胡聯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第1-12頁。郝亞明和王平分別運用理論闡釋和實證研究的不同方法論證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建設是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徑。②參見郝亞明《民族互嵌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在邏輯》，《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8-12頁；王平、嚴學勤《論民族互嵌與和諧民族關系的構建——以新疆塔城市的實證研究為例》，《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57-63頁。其次，研究視角多樣。郝亞明和杜娟分別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角和文化涵養視角，論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途徑。③參見郝亞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9-13頁；杜娟《從文化涵化視角看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第51-56頁。最后，研究形式多理論歸納和演繹，鮮有實證研究。在已有的研究論文中，實證研究占比僅有10%。這表明，研究方法有待進一步豐富。

四、研究熱點分析

（一）關鍵詞共現分析

關鍵詞中介中心性具有連接多篇文章的樞紐作用，因而也被認為是分析研究熱點的重要指標。借助Citespace 軟件設置呈現閾值并選擇LLR 算法，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關鍵詞共現頻次和中心性表，具體見表1 所示?？梢郧宄乜吹?，在已有文獻的關鍵詞中，“民族關系”共現頻次最高（29 次），中介中心性為0.18，其次是“民族團結”，出現頻次和中介中心性分別為28 次、0.2，說明“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是該領域當下研究熱點和研究方向。一般情況下，關鍵詞頻次越高，中介中心性也越高，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況。比如頻次略高于“民族團結”的“民族關系”，中介中心性卻略微低于“民族團結”。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有些關鍵詞雖然頻次不高，但是中介中心性卻很高，超過一些頻次高的關鍵詞。這類特殊的關鍵詞在該領域的整個研究過程中扮演了特殊的橋梁作用。比如“中華民族”（11次）頻次遠低于“交融”（18 次），但其中介中心性高出0.06，這表明學界對“交融”的研究依托中華民族這個大前提，民族間的任何形式的交融都要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客觀存在為基礎，都要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這個最終目標。

表1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關鍵詞的頻次和中心性一覽

總的說來，當下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民族團結”、親如一家的和諧“民族關系”，推動構建穩定繁榮、和諧共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智慧和力量。

（二）關鍵詞聚類分析

進一步探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領域的研究主題及其內在聯系，需要重點研究論文關鍵詞聚類情況，具體見表2。從已有論文關鍵詞聚類來看，形成了#0 民族團結、#1 民族交融、#2 民族、#3民族交往、#4 民族關系、#5 交往、#6 中華民族共7個聚類群。其中節點數最多的是#0 民族團結（26），表明該領域研究始終緊貼各族人民的生命線；而緊密度最高的是#6 中華民族（0.991），表明該領域研究致力于中華民族整體性探討。概括說來，該領域研究集中于總結和探討如何維護和鞏固民族團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強大的群眾基礎，進而凝聚起各族人民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智慧和力量。此外，結合現有文獻來看，這些聚類又能反映以實現“民族團結”為目標，以“#1 民族交融、#3 民族交往、#5 交往”為路徑手段，以正確處理“#6 中華民族”與各“#2 民族”之間的關系為原則等相關研究。

表2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熱點聚類

（三）研究熱點演進脈絡分析

借助citespace 分析工具，按照關鍵詞首次出現的時間為順序進行排列，可以發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關研究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2011—2013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探索研究階段；2014—2016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探索研究階段；2017年以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的深化階段。

2011—2013 年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論探索研究階段，即話語初創及話語內涵闡釋階段。理論界在該階段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涵及其內在聯系進行了探討，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著述。金炳鎬等學者從唯物史觀出發，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內在邏輯關系作出如下闡釋：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一種方式，具體表現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互動與整合；民族交流是民族發展的一種動因和形式，內在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領域的交流；民族交融是民族發展的本質要求，走向民族融合不可跨越的過程。故可以認為，民族交往是具體形式，民族交流是具體內容，民族交融是本質要求。①參見金炳鎬、肖銳、畢躍光《論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1 期，第66-69頁。民族交融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質，需要依托形式多樣的民族交往和具體可感的民族交流，三者構成形式服務于內容、內容體現本質的邏輯關系。

2014—2016 年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探索研究階段，即探討如何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現民族關系的健康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 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族群眾在共同生產生活和學習中加深了解、增進感情”[2]。該階段，學界緊密圍繞構建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分別從“民族互嵌”“社區環境”“社會結構”“城鎮化”建設、深化新疆“兵地融合”、傳承“少數民族文化”、強化“文化交融”等多角度和途徑來探討“對策建議”。來儀認為，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從政府科學作為、重視機制建設以及從本土實際出發考慮問題來有效推進民族互嵌式社區建設。②參見來儀《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區建設研究》，《學術界》，2015年第10期，第33-42+324頁。閆衛華認為，正確處理兵團和自治區的關系，促進兵地融合是新疆實現和諧發展的關鍵。③參見閆衛華、郭金泳《論新疆兵地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9-153頁。李學春提出從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培養少數民族人才以及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保護與開發的關系等方面發力，強化“五個認同”，最大范圍厚植民族團結之基。④參見李學春《中國共產黨傳承發展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思想和實踐述論》，《理論導刊》，2016年第12期，第66-70頁。滿珂通過案例分析法，論述了民族文化交融有利于民族間交往，為各民族的進一步交往提供前提，從而促進和諧民族關系的生成與維護。⑤參見滿珂、白蓉《民族文化交融與民族關系研究——以甘肅省臨潭縣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0期，第29-34頁。

2017 年以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進入理論和實踐研究的深化階段。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3]。在該階段，學界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內涵、邏輯以及實現民族團結的路徑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一是從學校教育層面，加強民族地區高?！按髮W生”“民族交流”“文化融合”教育。吳保華結合新疆地區特殊的區情和已經取得的成效，提出從頂層設計、宣傳教育、民族團結進步教育以及協同效應的提升四個方面促進各民族大學生交往交流交融長效機制的構建，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可靠保障。①參見吳保華《新疆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大學生交往交流交融長效機制路徑探析》，《新疆社科論壇》，2022年第3期，第17-21頁。二是緊密結合國家戰略任務“鄉村振興”“共同富?！薄耙粠б宦贰?，將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作為促進新時代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重要抓手。劉曉春系統總結了愛輝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體實踐，并就存在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②參見劉曉春《邊境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研究——以黑河市愛輝區為例》，《黑龍江民族叢刊》，2021 年第6 期，第24-33頁。李林海認為研究甘肅、新疆兩區域民族結構發展變化、民族交融、互動的促生因素對深化民族團結進步、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進“一帶一路”縱深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③參見李林海、顧文兵《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段”與“核心區”民族交融、互動因素探究——以甘肅、新疆人口遷徙為視角》，《理論觀察》，2019年第1期，第55-58頁。三是通過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順暢“族際互動”，提升“文化認同”與“文化共享”。張彥認為要牢牢堅持“兵地一家人”“兵地一盤棋”的理念，相互溝通、密切協作，形成合力，全方位多角度確保兵地文化交流向縱深處發展，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④參見張彥《兵地融合新形勢下的兵地文化交流交融》，《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第62-64頁。此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民族走廊”研究開始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張萍總結了相近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踐研究，提出“走廊型”新型場域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踐研究能很大程度上創新和拓寬各民族“三交”實踐的研究領域和視野。⑤參見張萍、齊傳潔《十年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綜述》，《貴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第73-80頁。這表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實現由點到線再到面的橫向鋪展。

（四）研究趨勢預測

運用關鍵詞突現法，可以對2011—2022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領域的研究熱點演變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預測未來研究趨勢。突變詞是某一個時間段內被引頻次突然增多的詞，運用Citespace 軟件的burstness 功能，繪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領域研究中前15 名的關鍵詞突變列表，具體見表3所示。

表3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前15名關鍵詞突現強度表

表中包含突變詞的年代分布以及突變強度，據此可以判斷該領域的研究前沿和未來發展方向?！皬姸取睂臄抵翟酱?，表明該關鍵詞在短期內出現的頻率就越高?！捌鹗紩r間”表示關鍵詞開始成為熱點的突現時間，“結束時間”表示關鍵詞弱化的突現時間。細矩形條代表每個關鍵詞出現的時間，粗矩形條代表每個關鍵詞突現持續的時間范圍，是研究熱點的一大體現。①參見饒锎月、倪松濤《基于CiteSpace文獻計量分析的中國工業設計研究徑路（2016—2021年）》，《包裝工程》，2022年第22期，第247-257頁。簡言之，粗矩形條長短直觀展現關鍵詞熱點時間范圍，同時根據關鍵詞突現是否弱化可以預測熱點是否持續。

結合表3 可以發現：首先，從突現強度來看，“民族融合”和“民族交融”的爆發度最強，這代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點研究的方面；其次，從突現持續時間來看，“民族融合”“交融”是學者們關注時間較長的幾個研究點。最后，“民族互嵌”“民族地區”雖突現開始時間晚，但是均持續到2022 年，這些研究點應該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當前熱點。

五、研究結論與未來進路

（一）基本結論

第一，從發文量來看，隨著“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系列配套民族政策的提出，發文量整體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我們黨的民族政策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實踐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智慧結晶。理論研究緊貼民族政策的發展演變，集中彰顯了研究者們扎根中國大地，為服務社會和人民做科研，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嚴謹治學態度。

第二，從合作情況來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尚未形成理想的作者合作群和機構合作群。在學術界，跨學科研究、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相結合已經成為科學研究的潮流和趨勢。合作性研究不但能夠拓寬理論研究視野、創新研究視角，還使靈活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成為可能。合作性研究是緊跟理論研究前沿、把握研究動態的有效研究手段。作者合作與機構合作是未來更好進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一種趨勢。

第三，從關鍵詞共現情況來看，“民族關系”“民族團結”“民族交融”等主題詞出現頻次最高，“中華民族”中介中心性最高，表明以上主題詞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熱點話題。同時，這也反映了該領域的研究以探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構建穩定繁榮、和諧共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智慧和力量為研究旨趣，是新時代奮力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四，從關鍵詞聚類情況來看，已有研究大致分為“民族關系”“民族團結”“民族交融”“民族”“中華民族”“交往”“各民族”七個模塊。據此，整體研究邏輯可以概括為注重正確處理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關系，減少各民族間日常交往過程中因文化、習俗的差異引起的摩擦，尊重差異、增進認同，鞏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良好局面。

第五，從關鍵詞出現先后情況來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大體經歷了“2011—2013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探索研究”；“2014—2016 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踐探索研究”；“2017 年以后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的深化階段”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研究成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黨的民族政策，反映出我們黨對民族工作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

第六，從關鍵詞突現持續時間長度來看，“民族互嵌”與“民族地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最新進展趨勢。圍繞如何促進民族地區民族互嵌型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建設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未來研究的重點方面。

（二）未來進路

第一，重視多學科、多機構合作研究。一方面，與民族工作有關的理論研究必然涉及社會研究的各個方面，需要引入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經濟學等學科理論進行深耕細挖，以開拓的視野和全新的視角厚實基礎研究；另一方面，我國各民族有著很長的“三交”史，不僅創造了各民族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還蘊藏著大量可供當下借鑒的“三交”經驗。無論從歷史人文價值層面，還是時代價值層面，研究“三交”史、總結“三交”經驗都有著很強的必要性?，F有研究在多學科、多領域交流合作方面還相對較弱。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重視合作研究，拓寬研究視野，創新研究視角。

第二，強化“走廊型”新型場域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白呃刃汀毙滦蛨鲇蚴敲褡宓貐^之后又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踐的典型區域。據統計，我國已形成南嶺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以及遼西走廊六個“走廊型”新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場域?！白呃刃汀毙滦蛨鲇蚶锔髅褡褰煌涣鹘蝗诘纳鷦訉嵺`為“三交”研究提供了大量詳實的素材，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亟待豐富相關實踐研究，充實“三交”研究體系。

第三，注重民族地區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建設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關系的研究。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的建設有利于形成一個結構相連、利益相關、情感相通的共同體的社會形態，打破以往一些學者關于“平行社會”“斷裂社會”以及“碎片化社會”的斷言。①參見王瑜、馬小婷《論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涵辨析、理論釋析與教育路徑探析》，《廣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第32-39頁。民族互嵌式社區環境是各民族共享的地理空間和情感依托。社區內一系列民族團結進步活動的開展增進了彼此的理解，濃厚了彼此的感情，實現從空間到心理、從物質到精神的凝聚，由表及里地切實推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F有對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研究多集中在如何構建，而對于其與“三交”內在聯系研究較為薄弱。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慮探賾兩者的內在區別與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