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過程:全過程人民民主視域下的黨政關系

◎程同順,牛于煌

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300350

建黨百余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民主革命事業、民族解放事業和國家建設事業的領導者,始終站在時代發展的最前沿,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實踐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盵1]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一種新型的民主實踐形式,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處于總攬全局的地位。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治主體間的關系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科學規范、和諧統一的黨政關系既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前提條件,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長期歷史實踐中,黨政關系問題歷來是各方面關注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制度發展的關鍵性問題。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后,國內和國際局勢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在“兩化疊加”的大背景下,廣闊而復雜的現實情況要求中國民主制度的發展必須規避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窠臼,走向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新發展階段。面對新的時代變革,考察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建構下的黨政關系問題,對于揭示中國民主制度的真實性與全面性、加強黨對國家政權的全面領導、提升不同機構間的協同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全過程人民民主視域下黨政關系的分析范式

黨政關系是指執政黨與其他國家政權機構在地位、權力以及職能等方面的關系。在中國語境下,黨政關系是指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行使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和司法權的其他國家機構之間在地位劃分、權力分配以及職能配置等方面的關系[2],具體表現為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等。

縱觀來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黨的二十大之前,中國共產黨對黨政關系的認識經歷了寓黨于政(從1949年至1957年反右斗爭之前)、以黨代政(從1957年反右斗爭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黨政分開(從1978年至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以黨統政(從1989年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黨政統合(從黨的十八大至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前)等五個階段的嬗變。黨政關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變化的底層邏輯,是執政黨如何處理與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如何優化和提高黨的執政和領導能力。同時也需進一步認識到,黨政關系中的主要矛盾雖然是執政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但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現象或多或少都包含黨政關系的要素或者與黨政關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3],因此,對于黨政關系的分析必須采用總體性的觀點,在統一的框架和分析范式中理解各個政治主體之間互動的模式與規律。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在時間上的持續性、在空間上的立體性和在領域上的全面性等主要特點[4]?？梢钥闯?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一套集價值闡述、理論構建、制度架構、政策實踐等于一體的復合性框架,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偉大實踐的理論概括,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為系統分析黨政關系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新窗口與新視角。

全過程人民民主下黨政關系的分析不僅應當關注“制度”邏輯,也應當關注“過程”邏輯。

從制度的角度看,黨政關系是中國政治制度中最具有特殊性的政治關系,是分析全過程人民民主內部諸多政治關系的起點。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是中國民主制度有別于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最顯著優勢。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也是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從理論走向實踐、從實踐返回理論的主導力量。在橫向維度,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制度安排離不開黨的領導,黨政關系貫穿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架構的各個方面,比如執政黨通過合署辦公、歸口管理、部門黨組、黨管干部、黨政交叉任職等體制機制,嵌入國家的行政、司法、檢察和軍隊機構中,這些機構的管理和運行離不開黨組織的領導和協調。同時,黨組織領導和協調作用的發揮也離不開行政機關的配合,黨政關系成為所有政治關系中最核心的議題。在縱向維度,政治體制的改革、行政部門的優化與合并,本質上都是黨政關系隨著時代發展而進行的必要調整。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普遍存在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問題,主要是因為在當時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政黨包辦或代替行政機構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5],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中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活力全面激發,一個全能型的政黨履行全面管理社會的職能不再可行,因此執政黨需要還“政”于行政機構,從社會管理事務中解脫出來,更好地實行政治領導的職能。黨政關系變化發展本身即代表了執政黨和政府在中國政治體系和社會管理中位置和職能的重定位和再劃分,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旋律,因而也是中國政治制度中最具特殊性的關系。

從過程的角度看,黨政關系的發展變化深刻影響了政黨組織和行政機構各自改革和運行的邏輯,終歸到底是要解決一個黨組織如何正確地、更好地執政的問題。黨是決策的核心,政府是決策的主體,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進行管理,同時黨組織也為政府提供豐富的組織資源和機制資源,協助政府處理好政府內部的許多其他關系,比如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等[6],因此黨政關系的協調不僅影響著政黨組織和政府機構的運行,還影響著參與社會管理和政府過程中的各個主體。特別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后,黨的政治領導職能需要進一步加強。全過程人民民主多元復合的治理結構一方面將政黨、人大、政府、政協以及各類社群組織吸納到政治參與中;另一方面,通過協商、議事、聽證、咨詢、監督等方式將異質性意見整合到政治決策和治理實踐中,最終輸出完整穩定的政治秩序。只有充分加強黨的政治領導職能,對政治參與中的各類主體進行有效領導,才能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激發各類主體的積極性和活力,同時避免西式民主模式下發生的因政黨對抗造成的社會撕裂和公共秩序紊亂[7]。

綜合以上分析,全過程人民民主視域下黨政關系的理論剖析需要運用四象限分析法。

如圖1所示,位于四象限圖對角的兩個坐標系的坐標原點分別代表政黨和政府:政黨坐標系的橫坐標代表政黨對政治過程的控制力和直接干預程度,縱坐標代表政黨對行政制度設施的影響力和控制程度;政府坐標系的橫坐標代表政府對行政性制度設施的影響力和控制程度,縱坐標代表政府對政治過程的控制力和直接干預程度。在兩個坐標系中,離各自坐標原點越遠,說明政黨/政府對政治制度/政治過程的直接控制和影響力越弱。

圖1 黨政關系分析四象限圖

四象限圖的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四個象限分別代表了黨政關系中的經常出現的三種情況:象限A和象限D代表寓黨于政或黨政結合的現實境況;象限C代表以黨代政的現實境況;象限B代表政黨和行政機構分工合作,政黨主要發揮政治領導的職能,并不過多直接干預和控制行政機構的日常運行。

表1 四象限圖分析結果

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象限A和象限D所代表的情況相對少見,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各項國家政治制度架構尚未完善時(1949—1957年)短暫出現過。在此之后,黨政關系的運動變化軌跡大體上沿著從象限C到象限B的曲線演進,黨政職能逐漸分開,定位逐漸明晰,黨政關系走向愈加規范化的發展方向。

四象限分析法的分析結果表明,“黨”與“政”之間在權力和職能的劃分上并不是簡單的你進我退、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受各種條件和現實情況的約束,在兩個主體、四個象限、八個維度中波動。一方面,黨政關系的轉化和演變受彼時彼地政治制度完備程度的影響:完備的制度設施和完善的法律規章體系是黨政關系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可以為其拓展出黨政合理分工、配合得當的適宜空間與平臺;不完備的制度設施和規章體系會導致黨政不分,阻礙政治體系中各個參與主體的利益綜合和利益表達,削弱國家民主政治構建的正當性和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執政黨對于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直接控制程度決定了黨政關系的變革取向,黨的領導既要貫穿于政府活動的各個方面與環節,又不能越俎代庖甚至以黨代政,否則會使政治體制中職能和權力的關系發生混亂,使黨務工作淹沒于瑣碎繁雜的社會日常管理事務中,最終導致黨難管黨、政難管政的問題,削弱黨對國家的領導和治理能力。

二、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

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來看,結構與功能互賴共生[8],功能的表達必須依賴恰當的結構,但結構并不是完全靜態的制度設施,結構既包括構成結構的諸要素,也包括諸要素之間相互聯系和作用關系,即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說的社會中的結構是由它的單元特性所決定的[9]。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完善的制度架構是黨政關系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設施,“黨”與“政”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國家政治體系中各類政治機構和政治參與實體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制度中的特殊性在于:黨既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也是執政力量,可以不依賴于政治制度而擁有實際的政治組織和動員能力。所以在中國,黨的權力和國家權力雖有部分重合,但二者始終是相互獨立的[10],但是不論黨的權力還是國家權力,二者最終的作用對象是相同的,即現實中的中國社會。因此,從更廣義的角度而言,黨政關系的本質并非僅僅是執政黨與行政機構之間的互動,而是“國家-政黨-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雖然在傳統黨政關系的分析范式中對社會的在場性強調不足,但是來自社會的因素對于黨政關系發展變化的影響無疑是無處不在的,這是需要在分析重點上相對補足的地方。沿襲前文提出的分析范式,后續將分別從制度和過程兩個角度對全過程人民民主下新型黨政關系作出分析。

(一)制度范式: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解讀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制度安排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政黨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及信訪制度等[11]。黨政關系始終貫穿于這些制度安排的具體環節之中。比如,當國家意志和力量下沉到基層時,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推行和維持離不開基層黨組織強大的動員能力,甚至在某些行政力量難以有效控制的邊遠地區,黨組織實際替代了政府的角色和職能,不僅負責傳遞和貫徹來自中央的意志和政策,還負責對當地社會實行有效的治理。與西方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國家不同,中國執政黨的超然地位決定了對黨政關系的分析既要從政治制度架構本身的合理性、科學性出發,也要秉持“國家-政黨-社會”的三分邏輯,在“國家自主性”和“政黨自主性”之間尋求平衡。

進入新時代以后,全過程人民民主下黨政關系的發展變化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黨政關系的內涵和外延需要進一步拓展。根據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可知,黨政關系變革的內在動力是政治改革帶來的生產關系變革,催生了作為上層建筑的政黨在社會治理中角色和職能也隨之而變的需求。全過程人民民主是與社會治理互動、參與、回應的新型民主制度,而傳統研究范式看待黨政關系的角度往往遵循“政黨-政府”二分邏輯,從相對片面的視角解讀黨的執政方式,而忽略了對于社會現實需求的關注。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需要破除過往研究范式的拘囿,將黨政關系的內涵拓展到“國家-政黨-社會”的三分邏輯下展開。具體來說,要在黨政關系的發展中重視對社會組織的吸納和整合,由過去依靠黨的組織化渠道進行動員社會的方式逐漸轉向尊重社會多元利益主體,主動吸收民間社群組織,發揮其在政黨和國家政權無法或不便觸及的領域代替政府的作用,實現對基層多元化協作式治理[12],充分將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參與、人民的協商、人民的監督等有機統一起來[13],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有效應對現代社會多元利益主體下的潛在沖突。

其次,由統合型黨政關系走向嵌入型黨政關系。進入新時代以后,全過程人民民主對黨政關系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政府來說,全過程人民民主拓展了政府基層治理的公共空間,為多元社會主體進行政治參與、社會互動和民主協商提供了實現場域[14],這要求政府在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時與人民的現實需求互相嵌入,構建更具包容性的、更加公開透明的協商和決策機制。對于執政黨來說,黨不再作為經濟、民生以及社會公共事務的直接管理者,轉而在三個方面發揮好政治領導、統籌協調的作用:第一,要在組織制度方面始終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同時打破傳統黨政界限,在防止黨政機構職能重疊、斷檔的前提下,通過合署辦公、部門黨組、領導小組等組織架構制度性嵌入行政機構的運行中,確保黨通過政治領導實現過程與結果、程序與實體相統一;第二,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是全面的、多維的、全階段的民主制度,黨的決策過程要嵌入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全領域,充分整合來自政協和其他社群組織的有益意見,積極回應人民和社會的需求,提升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程度;第三,黨組織雖然不直接干涉具體的行政事務,但要充分發揮監督和把關的作用,保留過程性介入的權力,防止行政過程偏離國家的大政方針和黨的預期方向[15]。綜合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的新型黨政關系是一種與我國政治制度自身特性高度耦合的,能夠確保全體人民及社會中的各類利益主體真實、全面地行使民主權利的制度安排。

最后,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的發展拓展了新型黨政關系發展的制度空間。全過程人民民主對黨政關系發展的制度空間的拓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頂層的制度設計方面,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政黨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黨和國家的機構改革,在制度上厘清了黨和國家的兩套職能體系,促進了二者的協調配合,以加強黨對國家機構的全面領導為紐帶,重新鏈接了國家政策偏好和社會發展需求,拓寬了黨政關系分析的視域和邊界,提升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真實性和有效性。二是在基層的治理空間方面,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橫向上以黨組織為核心,全面整合了各類社會組織、企業、城鄉居民等多元主體,將抽象的黨政關系轉變為國家與社會對話的自由場域,拓寬了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空間;在縱向上充分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完善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體系和工作體系”[1]的具體要求,以推動基層社會共同體建設為導向,為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過程范式: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解讀

政治組織的結構、活動、關系的發展變化往往具有很強的規律性,需要運用動態的、整體的、規范的觀點來展開分析。以黨政關系為例,黨和政府之間在組織架構、人事配置、部門職能上有十分緊密的聯系,二者在國家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既有領導和被領導的一面,也有相互協作、治權交疊的一面。因此,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多元參與主體必須在統一而規范的框架下開展政治活動,明確各自在職能和載體上的邊界和局限,通過法制化途徑參與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規范化和法制化的政治過程既是發展和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在要求,也是政治權力廉潔高效運行的根本保證。

首先,從法治建設的角度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是依法治國、依規治黨和依法行政的有機統一。依法治國是要求執政黨遵照憲法及法律規定的權力運行規則來領導國家;依規治黨是強調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重要性,是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體系的重要舉措;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機關的機構設置及其行使行政權力、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過程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一方面,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16],體現了黨政關系中國家行政機關的法治化治理邏輯;另一方面,黨的制度構建是黨政關系制度構建的前提,依規治黨是黨行動過程的表現形式,體現了黨政關系中執政黨的法制化建設邏輯。通過健全國家法律體系明確國家政權機關的治理路徑,通過建設黨內法規明確執政黨主體的治理形式,是新時代新型黨政關系發展的兩條邏輯主線[17]。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18],依法治國成為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依規治黨與依法行政之間互為補充,共同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治基礎。

其次,從制度運行過程的角度看,新型黨政關系的發展要特別注意處理黨與人大的關系。從政治體制的角度分析,黨政關系中夾雜著黨與人大、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人大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開展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黨通過人大及其常委會將自身的意志轉變為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另一方面,國家行政機關由人大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政府是人大的執行機構,主要職能是管理行政事務、提供公共服務以及推動經濟發展。三者之間的一個基本關系是“黨領導人大,人大產生政府,政府對人大負責并受其監督”。黨政關系是黨與人大的關系的二級關系,黨政關系法治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黨與人大關系的規范化。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體人民的、全過程的民主,是涵蓋從物理空間到社會領域、從中央到地方,從頂層到基層諸多方面的民主制度體系,越是在參與主體多元、利益結構復雜的體系內,程序正義的生成過程越是重要。黨與人大關系的規范化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程序正義的重要來源,是增強黨執政合法性、加強黨的領導地位的制度保障,只有在政治過程中理順黨與人大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實現新時代條件下黨政關系的法治化發展。黨政關系規范和調整的最終目的是既加強又改善黨的領導,提升黨治理國家的政治效能,只有將黨、人大和政府的關系建立在規范統一的法治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三、全過程人民民主視域下新型黨政關系的制度優勢

進入新時代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也進入了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治理結構雙重轉型的新階段。一方面,隨著內外部發展條件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舊經濟發展方式面臨全面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國內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社會治理結構面臨由單一型向多元型轉變的急迫需求,社會有效治理的難度和成本顯著增加。因此,需要充分發揮全過程人民民主下新型黨政關系的制度優勢,全面適應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新需求。

(一)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黨政關系更具治理韌性

首先,全過程人民民主以黨的領導為核心,黨的領導在吸納和引領社會多元參與主體的基礎上實現,這需要獲得人民群眾最廣泛的支持[19]。構建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需拓展基層政治的公共空間,拓寬社會多元利益主體的意見表達渠道,打破不同社會階層和團體之間的分隔壁壘,構建包容性強的政策議程,吸收多方利益主體的意見,使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過程更加科學化、更具代表性。

其次,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黨和政府不同的職能歸屬,黨的職責在于盡可能地保證領導和決策過程的民主性和科學性,政府的職責在于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提供全面高效的公共服務。黨更注重對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對政治議程前進方向的把控。政府更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二者合理分工、配合有序的黨政關系進一步增強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制度韌性。

最后,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依法治理,黨政關系在法治框架下更具民主韌性。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它能確保黨和政府在法制框架內更好地履行各自的職責。法治原則不僅增強了黨政關系的穩定性,還有助于防范腐敗和濫權,保持黨政組織的廉潔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黨政關系更強調公平與效率并重的協同治理

“以人民為中心”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范式的根本屬性和價值本源?！耙匀嗣駷橹行摹钡膬r值取向既強調社會發展的效率性,也強調社會發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八大之前,社會治理的績效評價體系為“政治錦標賽”模式所主導,表現出過分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忽略了對社會公共服務供給的公平性等問題。進入新時代以后,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政治價值上更加強調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同分享的公平性和全面性,要求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優質、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體制包括政治決策、行政執行、社群管理、社會保障、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社會治安、社會應急管理等方面都亟須理性變革,多中心的協同治理體制亟待構建[20]。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不僅為新時代的多中心協同治理體制構建提供了制度化的合作載體,還為復雜社會網絡下多個自發主體實行分層治理、分類治理以及建立制度化的“政黨-政府-社會”治理協同機制[21]等提供了現成的組織依托。

(三)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黨政關系是制度因素和文明因素的融合發展

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最新理論成果,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重大歷史貢獻。

從制度因素的角度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新型黨政關系不僅需要強調法治的重要性,還需要重視德治和法治的有機統一。德治是對黨員干部和行政公職人員履行自身職責、行使自身職權時的應然倫理要求,即公職人員的行為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公序良俗的期待。

從文明因素的角度看,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的價值取向既有傳統性的一面,也有現代性的一面:傳統性是指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強調社會治理中德治的重要性,早在先秦時就提出過“明德慎罰”的德治思想,后來西漢著名思想家賈誼也在《治安策》中指出“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告誡封建統治者德治教化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性?，F代性是指德治是一種建立在普遍道德共識之上的內生性治理秩序,其以人性之善為前提,通過弘揚社會正能量達到社會的規范有序[22]。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合傳統制度因素與現代文明因素的基礎上,融合發展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形態,體現出了傳統與現代、理論與現實相對話的蓬勃生命力。

四、結語

黨政關系既是國家政治體制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的重要議題。傳統分析范式對黨政關系的核心關注點在于黨治與政治的邊界問題,在研究路徑上也主要集中在基于黨政職能規范化來分析政黨組織和行政機關在國家制度中的互動關系。因此,對于新時代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黨政關系的規范性剖析,需要特別遵循“制度-過程”的分析視角。

首先,四象限分析法的結果表明,黨政關系的發展演化路徑受政治制度設施的完備程度的影響,全面而完備的制度設施是黨政機關在職能和治權方面分工協作的必要前提。

其次,黨政關系諸要素之間并不是均等的,黨組織是核心,處于領導地位,黨政關系變化的主導力量是執政黨對行政過程的直接控制程度。在制度設施比較完備的政治體制中,黨直接控制的程度較弱,因為職能和治權的細化使得政黨不必在具體的行政過程中事必躬親;在制度設施不完備的環境中,黨政機構之間職能和職權高度交疊,黨的組織動員能力成為貫徹自身意志和政策的重要工具,因此需要對具體的行政過程保持高度的控制能力,從而弱化了政府的職權和職能。

再次,全過程人民民主為黨政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完備的制度環境,深刻塑造并改變了新時代黨政關系的互動模式?！耙匀嗣駷橹行摹钡膬r值取向為新時代黨政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民主化的發展因子,黨政關系開始全面吸納和整合來自社會的多元化治理力量,同時也充分拓展了自身發展的公共空間,在內涵和外延上要比以前更加宏大、更具包容性。同時,新時代黨政關系的完善離不開國家治理的法治化進程,“黨的法治化-依規治黨和政府的法治化-依法行政”。二者共同統一于依法治國的時代命題下,是新時代黨執政方式的重要轉變。

最后,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黨政關系擁有自身的獨特制度優勢。第一,在社會治理能力方面,它更具治理的韌性,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它能夠使黨的決策兼具科學性和民主性,使政府行政更具公平性和全面性;第二,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黨政關系具有協同治理的屬性,為復雜社會下多元利益主體的多中心協同治理提供了制度載體;第三,全過程人民民主下的黨政關系是德治與法治、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性發展,在社會治理的內生秩序和外來秩序之間取得平衡,是中國共產黨的治理經驗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