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中的政黨:角色與過程
——基于上海市J村“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項目的觀察

◎姚尚建,陶青青

華東政法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上海201620

一、問題提出:鄉村治理中的政黨角色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政黨(1)本文中的政黨都指中國共產黨。的功能隨著鄉村治理結構和建設重心的轉移發生適應性調整,并在不斷的自我革命中實現與鄉村社會動態契合。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探索路徑,構成了鄉村社會的宏大敘事[1]。政黨已經成為鄉村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引領著鄉村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此,對鄉村治理中政黨角色的歷時性呈現是“政黨何以塑造現代鄉村”的前提解釋。

首先,縱向整合,即基于政黨一致性的組織和動員。在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以“簡約治理”“雙軌政治”等非正式制度實現了龐大國家的低成本運作,但也導致鄉村社會結構“一盤散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鄉村革命根據地開展紅色政權建設,通過武裝斗爭、土地革命等一系列行動,憑借政治、組織優勢完成合法性建構。在“一竿子插到底”的黨組織網絡建設中,傳統的鄉村治理結構徹底瓦解,鄉村社會與中國共產黨緊密關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黨下鄉、土地革命、三大改造及農業合作化運動,強化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在基層社會的政治權威、社會基礎、經濟基礎[2]?！罢绾弦弧钡娜苄突鶎诱嘟M織形態不僅讓農民獲得身份地位上的確認,還使其實現了勞動“國家化”[3],國家權力也因而實現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滲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在農村鋪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隨之打破,黨支部在組織層面回歸到行政村,并釋放出一定的鄉村自治空間。

因此,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改革開放初期,政黨自上而下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整合,政黨的政治功能伴隨基層治理組織體系的完善漸進增強?？傮w來看,這一時期政黨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組織功能,國家權力通過黨組織下滲,逐步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國家意志跨越傳統“國家-鄉紳-農民”的三層結構直接傳達到個體農民。二是動員功能,黨組織通過宣傳、教育、引導等方式,不斷加強農民對新政權的合法性認同。在組織和動員過程中,傳統農村社會被改造為一個由現代政黨領導、組織的政治社會[4]。由此,農村社會集中力量為工業化建設提供資源支持、資金積累,成為托舉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動力[5]。

其次,橫向關聯,即政黨引領下的反哺和扶持。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鄉村社會逐步落后于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分化的鄉村社會結構、多元的價值觀念和多樣的利益訴求成為鄉村社會治理轉型亟須面對的宏大命題。國家與鄉村的關系由“汲取”轉向“輸入”,即國家越來越多地通過專項經費和項目工程把資金、資源投入鄉村,并通過黨組織建設來提高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具體而言,執政黨通過價值引領、制度設計以及非公資源挖掘來發揮黨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領導優勢,并將領導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完成對分散鄉村的橫向關聯。從實踐來看,黨組織大多通過下沉派駐第一書記、村兩委“一肩挑”等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政治引領,形成以農村黨組織為核心的鄉村治理框架[6]。并通過價值引領、榮譽激勵等方式,吸收包括大學生村官、鄉賢能人在內的各種力量,將其納入鄉村治理體系當中。實現對因資源、環境等問題而處于弱勢地位的地區、村莊和群體的兜底性關懷救助,帶領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在反哺和扶持過程中,也出現因過度依附國家資源、外生權威而導致內生力量不足的意外后果和系列問題[7]。

最后,縱橫聯動,即政黨統領下的鄉村自主性生產。黨的二十大以來,鄉村發展內置于整體的現代化國家建設體系之中并呈現新的時代特征:一方面,鄉村治理結構、治理能力、社會關系、價值觀念等與現代化發展接軌,外部力量支持成為鄉村振興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通過激活鄉村個性因子、挖掘鄉村亮點和特色鄉村,構建起多元共治和良性互動的新型治理關系。新時代鄉村建設是國家權力再介入的過程[8],即國家通過經濟、政治及文化的整合力量全方位重塑鄉村社會[9],以推進鄉村社會的縱向整合和橫向關聯[10]。

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推進國家建設和塑造治理體系的重要力量,并以一脈相承的合法性認同和超越行政梗阻的靈活行動,成為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核心驅動力。而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新時代背景下,政黨究竟以何種方式引領、切入鄉村社會?鄉村社會又會發生何種變化?在政黨與鄉村互動過程中,權威塑造邏輯與鄉村發展邏輯如何關聯、何以兼容?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一)“國家-社會”視角下的鄉村治理

“國家-社會”這一經典分析范式起源于西方政治哲學,從黑格爾“國家高于社會”的理論淵源出發,衍生出“國家中心論”,以洛克“社會優先于國家”為理論起點,延展出“社會中心論”,伴隨著理論持續深化,以喬爾·米格代爾(Joel S.Migdal)提出“社會中的國家”(State in Society)為標志,“國家-社會”分析范式完成了從對立到互動的拓展。從西方理論到本土實踐,中西方學者以此范式為底色貢獻了諸多具有解釋力的研究成果。

聚焦中國鄉村政治研究領域,研究者重點強調國家政權建設的重要性,關注宏觀制度結構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和改造,這一研究偏向能夠在我國的儒法國家傳統[11]和集權的簡約治理[12]中找到解釋。分稅制改革后,國家通過專項財政資金向基層社會轉移支付,重新“入場”鄉村社會。在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時期,面對復雜的治理環境,國家意志再次通過科層制度以資源下鄉、項目進村[13]的方式向在鄉村社會深度滲透,但是“資源消解自治”[14]“國家權力懸浮”[15]等問題的出現表明,僅僅依靠國家權力和科層制度,難以在所謂的“國家直接治理”中實現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諸多學者指出,國家視角忽略了鄉村社會自身獨特的發展邏輯,過于偏重國家權威容易導致對鄉村社會內生動力的稀釋,需要通過鄉村社會中文化的權力網絡、非正式治理制度和差序格局等傳統治理資源的重拾來“找回社會”。因此,有學者指出,“中國鄉村治理所面臨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政權建設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基礎權力如何增強的問題,是如何將國家的方針政策、制度規則有效滲透進入鄉村社會的問題”[16]。面對急速變遷、多重復雜要素交織的鄉村社會,國家基礎性權力已經成為回答“現代國家如何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視角[17]。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將國家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e power of the state)表述為國家實際上滲透到社會領域并在統治疆域內有效實施政治決策的能力[18]。在20世紀90年代初,王紹光和胡鞍鋼將國家能力定義為“國家將自己意志(proferences)、目標(goals)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包括吸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19],并作為提升現代鄉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從中國經驗出發,中國共產黨既是國家存在的前提[20],也是鄉村社會建設、治理的客觀需要,黨在塑造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要理解新時代鄉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就必須結合加入政黨這一關鍵變量。

(二)“政黨中心”視角下的鄉村治理

作為一個政府主導型國家,我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更加側重“政府責任”。面對復雜的轉型環境和多元主體要素,我國鄉村治理研究的邏輯起點不是基于國家還是社會“誰來治理”的本位爭論,而是基于鄉村社會“如何治理”以實現鄉村善治的實踐反思。這種邏輯理路既來自中國政黨百年來的鄉村實踐,也源自革命型政黨自我糾錯的政治品格。

從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政黨之于現代化轉向的考量中,關于發展中國家重要性的相關論述出發[21],林尚立將“國家-社會”關系與“黨政”關系結合起來,形成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22]。政黨角色受到廣泛關注和延展應用,在鄉村治理領域,徐勇認為,政黨向鄉村的延伸與滲透改變了鄉村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4],“將政黨帶進來”[23]成為理解鄉村、再造鄉村的重要變量。圍繞政黨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從歷史維度梳理政黨角色的演化過程,認為政黨歷經“黨建引領社會”到“政黨統領社會”的發展[24];二是從鄉村建設層面解讀政黨推進國家戰略的理論邏輯,包括鄉村人居環境整改、脫貧攻堅[25]、鄉村振興等[26];三是在實踐過程中提煉政黨與鄉村互動的現實路徑,如“嵌入、吸納、生產”[27]“嵌入式整合”[28]等。與此同時,“政黨中心”的適用性研究[29]逐步深化,郭定平指出,政黨在國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并發揮核心作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以政黨為中軸而構建,國家治理過程由政黨主導而展開[30]。在進一步論證當中,“政黨中心”被相關學者認為是主導現代化進程的新范式[31]。

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政黨中心”具有很強的解釋力?；谥袊涷灪褪聦?雖然政黨在鄉村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基礎,但并不意味著政黨天然與鄉村空間契合——從現代鄉村的治理場景來看,政黨的權威既不是來自理論層面的先驗賦予,也不是來自革命時期的濾鏡加權,而是在具體治理事件行動中完成新的合法性建構。因此,“政黨中心”視角在具體鄉村場景當中可能存在解釋力不足的問題。例如,在改革開放初期,基層黨組織在劇烈變化的鄉村社會當中出現過“末端失靈”等系列困境[32];徐勇也指出,政黨下鄉容易出現國家權力被草根精英裹挾,并導致社會權利的失衡等問題[4],社會“脫嵌”和黨建“懸浮”作為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同樣應引起重視[33]。這些研究說明,政黨進入鄉村空間后仍然存在需要進一步彌合的縫隙。

(三)一個新的分析視角:政黨統籌下的原子化行動

從具體情景來看,鄉村社會治理具有多個層次,鄉村社會發展既受到宏觀制度結構的影響,也部分存在區別于國家治理邏輯的自主空間。因此,行政權力和自治權力在鄉村社會當中均存在治理局限:一方面,縱向的行政體系無法突破科層制的剛性桎梏,難以因地制宜地完成現代鄉村治理轉型;另一方面,橫向的自治網絡無力整合社會利益,在治理目標和多元需求間存在無法逾越的壁壘。作為現代國家建設的核心力量,“政黨不是現代政府的附屬物,它們處于現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著決定性和創造性的角色”[34]。與科層化的政府體系相比,政黨具有融入社會的靈活性和韌性的獨特優勢[10];與鄉村自治力量相比,政黨能夠借助其合法性權威創造性地將差異化訴求轉化為治理資源,當政黨進入鄉村治理場景,政黨不僅可以成為國家意志傳遞和社會利益表達的政治工具,還能夠將治理責任轉化為具體行動。

政黨行動的效度則取決于行為方式。當多個具有特定組織化歸屬的個體行動者——黨員,從特定黨組織中脫嵌、擴散出來,并以自由原子的形態進入鄉村治理場域時,這些個體行動者就可以通過與其他原子有機組合、柔性聯結,在鄉村具體治理事務中通過互動與合作發揮先鋒作用,這一過程構成了政黨統籌下的原子化行動。在這一過程中,組織中脫嵌出來的個體既能夠發揮個體靈活性的優勢,又能夠發揮組織優勢,從而使隱匿在自由原子背后的黨組織力量能夠展開必要的資源供給和靶向支持。在政黨統籌與原子化行動的交互中推進實現鄉村社會有效治理的總體目標(如下頁圖1)。

圖1 政黨塑造鄉村振興的分析框架

圖2 鄉村具體情境下的個體行動

三、案例呈現:上海市J村“三區共治”的塑造過程

J村位于黃浦江上游,坐落在上海市松江區葉榭鎮最西部,由多個村莊合并而成,距市中心38公里。全村區域面積5.9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4,571畝。至2022年,轄區內有36個村民小組、8個網格片區,2022年常住人口3,666人,來滬人口1,410人。作為松江區首個傳統風貌保留村,J村依托浦南花卉基地及周邊產業,在鄉村振興示范村創建中逐步形成“花海、水鄉、稻田”的空間特征。之所以選擇J村作為案例研究對象,是因為該村屬于政黨權威介入下塑造的典型村莊。在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雙輪驅動的背景下,J村服從上位規劃并發生制度性調整,“鄉村發展”與“村莊權力結構、產業關系、價值觀念”等雙向重塑。作為典型的示范村莊,J村生長過程得到上級政黨組織介入,呈現鄉村社會在國家基礎權力滲透下發展的新樣態。

(一)引領鄉村:政策支持下的空間營造

《上海市鄉村振興“十四五”規劃》提出,要“聚焦村莊布局優化、鄉村風貌提升、人居環境改善、農業發展增效、鄉村治理深化,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推進鄉村振興示范村建設。到2025年,建設150個以上鄉村振興示范村”[35]。J村作為松江區首個保留樣板村落,提前列入上海市第四批鄉村振興示范村創建計劃。從2021年起,鎮、村兩級圍繞中心項目開始鄉村振興建設工作。

首先,政策規劃與鄉村空間調整。根據《松江區葉榭鎮郊野單元村莊規劃(2018—2035年)J村鄉村單元(SJYXJY06)規劃調整》方案,J村規劃三大功能區塊,即葉新公路以北為花海體驗區、張塘公路以南為稻田區、中間為保留區。與此同時,葉榭鎮政府啟動了“全鎮實施、跨村平移”工作,J村在嚴守規劃要求的前提下,以風貌保留、跨村平移、進鎮上樓等三種方式同時開展空間調整。其次,產業嵌入與鄉村定位確認。202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花卉產業高質量發展服務高品質生活的意見》(滬府辦〔2020〕72號),提出構建“3+X”的花卉產業集聚區發展格局。借助緊鄰浦南花卉基地的產業優勢、利用“G60科創走廊”與“葉新公路鄉村振興示范帶”政策優勢,J村啟動總面積2,000畝的花卉產業項目,其中,配套商業用地88畝、總投資20億元,J村因此成為集花卉產出、供應、銷售、體驗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最后,資本引入與鄉村品牌延伸。借助松江新城“一廊一軸兩核”的空間發展優勢,J村引進光大特斯聯科技集團,結合花卉主題,全域式運營民宿、餐飲、花藝工坊等文旅品牌項目。

因此,借助政策東風J村的發展價值和現實意義被重新界定。在上位規劃、產業推動和資本引入中,村莊最終形成“花澗小厝,稻田文旅”的發展定位。集中居住、特色產業、鄉村旅游等三大模塊成為村莊的發展主線,初現社區、商區、景區等三區空間并存的場景雛形。

(二)發現鄉村:區鎮資源傾斜下的二次創建

鄉村對“亮點”展示能夠反向吸納科層組織注意力[36]。2021年,為了申報市級鄉村振興示范村,葉榭鎮政府優先選擇具有區位特色、先發優勢的J村進行二次創建。在創建過程中,鎮政府給予極大的人力、財力支持以及發展方向的指導,J村因此成為“舉全鎮之力打造出來的示范村莊”。

首先,上級政府注意力捕獲是村莊創建升級的起點[37]。J村因其產業空間潛力、特殊交通位置和保存完好的自然風貌等優勢,吸引了松江區黨政部門的重點關注。就村莊科學規劃的問題,松江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農業農村委、財政局以及葉榭鎮各部門多次到J村實地調研,因地制宜地提出針對性意見。其次,多層級部門的財政支持和多方渠道來源的發展資金是村莊持續運作的動力。從保留埭房屋修繕到公共設施建設,都需要大量資金。為了支持J村建設,區、鎮兩級政府向J村投入大量傾斜資金,僅2022年,松江區財政局就安排3,000萬元資金支持J村的示范村創建工作。除政府財政支持以外,J村還積極開創多渠道的建設資金來源,包括“村級補貼+村民自籌”的宅基地房屋修繕工程、“政府背書、村企合作”的市場融資等。經過一年的建設,J村于2023年成功入選上海市第四批鄉村振興示范村。

(三)進入鄉村:政黨統籌下的原子化行動

成為市級鄉村振興示范村后,J村獲得了更多政府注意和資源支持,但資源傾注并不能自發轉化為治理效能,與此同時,在焦點效應下,外界往往對示范村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資源傾斜下的示范鄉村如何完成治理升級,成為J村亟須解決的重點問題。2023年,上海市“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項目啟動,成為破解J村治理難題的契機。

首先,政黨統籌下的項目展開與村莊突圍。2023年3月,上海市正式啟動第二批“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項目。該項目既是上?；鶎狱h建和基層治理的年度重點工作,也是上海市委、松江區委黨的建設重點工作項目之一。以“加強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打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社區’”為主要目的,旨在發揮黨組織思想引領、資源統籌的力量,聯合職能部門、學術部門等多層級、多模塊主體,從理論研究和實踐創新兩個方面為基層治理提質增效。作為先發村莊,J村以“‘花海、水鄉、稻田’三區共治,打造保留樣板村落新圖景”為主題,成功獲得市級立項。松江區農業農村委、駐松高校華東政法大學等作為賦能團隊同時參與該項目,聚焦“如何做好保留埭、跨村平移歸并點并軌治理”等一系列具體問題。

“一開始鎮里是報了鄉鎮里的一個社區居委會,但是區里面沒通過,有一次區委組織部領導正好來到井凌橋做調研,覺得我們J村資源很好,后來就重新報了我們村。鎮黨群辦也很驚訝,其他都報的是社區,為什么我們村莊也能夠參加這個項目呢”(非正式訪談記錄:C20230621SJ)(2)訪談記錄編碼規則:訪談形式+訪談地點+訪談對象身份。以“非正式訪談記錄:C20230621SJ”為例,“C”表示村部(如果是“S”,則表示市級),“20230621”表示訪談日期,“SJ”表示訪談對象身份字母縮寫。。

其次,組織擴散與鄉村場景的多主體進入。項目伊始,葉榭鎮政府與高校賦能團隊在J村召開“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第一場對接會,明確了項目開展的方案和行動方向。在上級部門資源支持下,職能部門、高校組織等不同主體開始入場J村各個賦能團隊成員與J村村民精準對接,同步開展關于跨村平移的一系列主題調研、景觀設計大賽等活動。

再次,鄉村場景中的行動者聯盟。在黨組織領導下,J村干部、駐村第一書記、市級機關駐村選調生與高校專家團隊展開密切合作,在漸進式的實踐互動中形成“村莊聯動+高校賦能”的行動組合,定期圍繞村莊空間利用、產業發展、資產管理、日常治理等主題開展實地調研、召開聯席會議,摸查村莊的潛力資源和現實發展條件,發現J村鄉村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實際問題。在此基礎上,J村向上級黨組織正式提交了包括問題清單、需求清單、賦能清單以及行動清單在內的“四張清單”,外部賦能團隊根據清單內容,發揮專業優勢,有針對性地賦能村莊,協助解決村莊治理難題。

最后,需求反饋與黨組織靶向賦能。信息不對稱問題在科層制中難以避免。由此產生的困境是:位于治理一線的基層政府無法及時將發展訴求反饋到具有資源供給能力的上級部門,而上級部門在資源供給時也可能存在有效性偏誤。在“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項目中,黨組織牽頭定期召開的市級調度會成為克服這一弊端的關鍵。例如,在某次調度會上,鎮政府負責人將J村“三區融合”的項目建設情況和進一步發展計劃向上級黨委組織反饋匯報,表示希望得到指導和資源支持。在充分研討論證后,松江區黨委組織部負責人不僅對J村發展方向作出肯定,而且對其發展訴求作出即時回應。

“目前鎮黨委、區農委高度重視J村的建設發展,目前鄉村的行動主題,希望能夠進一步探索深化鄉村發展路徑,如果有實際需求,我們的資金也會全力向J村傾斜”(會議記錄:S20230614BZ)。

隨著J村對外接待事宜增多,其示范效應倒逼村莊進行公共空間升級、治理網絡完善,政黨塑造下的村莊示范效應逐步溢出。目前,接待上級參觀考察、為其他村莊提供經驗借鑒已經成為J村一項重要工作。雖然有文獻指出,大量的參觀活動在某種程度上讓村莊陷入“忙而無用”[38]的形式主義,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參觀考察不僅增大了村莊對外宣傳力度,還吸引了更多的政府注意力和資源投入,形成“示范-參觀-示范”的正向循環。據了解,J村在區鎮兩級黨委支持下,村莊內部的多樣化需求均得到陸續回應,除村莊道路、鞏固設施等硬件設備升級以外,村民議事平臺等公共服務平臺以及村展示館、示范睦鄰點、黨群服務站等公共空間均得到完善。此外,J村還計劃拓展數字空間,擬利用智能化軟件對鄉村全域數字地圖進行動態監測和數據維護。

(四)鄉村生產:政治化運行與鄉村行動空間的拓展

“任何政治行動者和社會主體的誕生,都有其社會結構前提,這種前提無法被忽視;但作為前提的社會結構本身,需要通過政黨的政治行動加以轉化,才能塑造出具體的政治行動者和社會主體”[39]。上海市、松江區、葉榭鎮等三級黨委借助“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項目契機,將J村納入政治化運作當中,三級黨委通過定期召開市級、區級項目調度會來監督項目進展,通過設置時間節點反向推動鄉村建設。J村也借助外部資源推進鄉村項目建設,村級黨組織和自治組織召開定期聯席會議,有序推進商區、景區、社區等三區融合,并根據不同片區的發展需求,自發聯系賦能單位,尋求相應的支持。

“我們和村里討論,關于花海片區,村民花卉的養殖和技術指導我們請農林學院專業指導,商區的設計和宣傳部分請外國語大學的老師來協助,社區長效治理和村內治理創新機制我們會定期與政法大學的教授與研究生對接,聽取意見。這樣我們也知道了怎么去發展這個新的鄉村”(線上會議訪談:C20230701XD)。

在這一過程中,J村的組織動員能力同步提升。以項目中期J村跨村平移歸并點“分房”場景為例,由于葉榭鎮實施“全鎮平移”的村民集中居住政策,J村有322戶村民來自七個行政村。村莊經濟關系、戶籍關系比較復雜,極易形成利益沖突。J村成熟的組織動員能力在此得到充分體現,在“分房”過程中,J村采取規范化、程序化的村級集體行動,有效避免了極有可能出現的村民沖突和治理風險。

在第一階段,J村的平移歸并點建房封頂完成后,村委成員班子結合前期的調研摸排狀況,在房屋分配前針對分房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風險預判,制定《看房注意事項》并置放在村口,同時通過高音喇叭進行現場宣傳,內容既包括告知村民關心的領取鑰匙、發放補貼款的詳細時間安排,也包括后續裝修注意事項,對其他同類村莊出現的裝修爭議問題提前規避。更進一步,考慮到分房農戶的后續需求,在J村級負責人在暫時無法明確農村經濟合作社社員和戶籍關系的情況下,要求原屬地村干部將村民需求、問題進行匯總,聯合各村負責人定期開會研討,主動認領和解決村民切身關注的問題。

“為有效接收意見,在入住前的階段,請農戶先將情況反饋至戶籍所在村委會。我村將和各村通過定期聯席會議機制,統一匯總并與施工方等協商處理,將辦理情況定期反饋至各村”(公示材料:C20230623XD)。

在第二階段,J村通過兩輪抽簽的方式展開房屋分配,邀請公證處全程監督,保證抽簽程序和結果的公平公正。據抽簽結果設立片區微信群,方便村部信息發布與接收。

“七月份就要交房,現在的關鍵是怎么把零散的村民組織起來。因為他們現在是分散在各村,戶籍都不過來,我們村對這些村民也不熟悉。所以我們在抽簽的時候,可以根據抽簽結果分片區組建微信群,這樣以后我們下發通知就很方便,不至于出現像之前村莊找不到對應的村民的現象”(焦點訪談:C20230623XD)。

在第三階段,分房結束后,考慮到后續長效管理,J村主動與村民議事會、商戶職業團隊等民間組織協商,針對“水鄉”社區、“花?！鄙虆^、“稻田”景區牽頭制定了《葉榭鎮J村平移點公約》《葉榭鎮J村保留埭公約》《葉榭鎮J村商戶公約》《葉榭鎮J村游客公約》等,借助“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項目與高校合作,確保一系列公約的科學性,形成“三區共治”的規范制度以凝聚力量。鄉村自主行動空間不斷拓展,形成了“以村委會為主導、以村民為主體,多方參與、良性互動”的自治格局。

四、案例分析:政黨介入鄉村振興的路徑

(一)基于鄉村邏輯的政治化運作

按照國家與社會二分法,鄉村社會有自我組織和自我生長的邏輯。從歷史上看,中國執政黨正是在鄉村動員過程中成長壯大并獲得國家權力的,政黨角色與鄉村發展具有天然的兼容性。由于執政黨在基層擁有崇高威望,政黨組織可以跨越制度邊界展開組織動員,繼而統籌、激活鄉村資源并展開鄉村建設。需要強調的是,這一過程實際上是在充分尊重鄉村治理規則的基礎上,再次把政治運作的邏輯嵌入鄉村社會之中。

首先,利益碎片整合下的社會共識凝聚。作為典型的示范村莊,J村的生活邏輯、現代化的發展邏輯以及縱向延伸滲透的科層邏輯交織運作于村莊的發展過程,政府、市場、民間力量在J村匯聚,勢必形成多元又復雜的利益碎片。作為基層組織的先鋒力量,執政黨通過黨員原子化行動,以鮮明的政治綱領、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嚴格的組織紀律,關注鄉村社會各種主體的現實訴求。J村黨組織聚焦鄉村發展主題,通過跨越黨員、干部、群眾身份的組織形態如聯席會議、調度會等交流項目進展、驗收階段性成果。在這一過程中,縱向層級鏈條上的不同部門實現了工作信息的同步更新,跨身份的組織形態對諸如“評估+驗收”等工作的監督,隱含了基于政黨權威的柔性壓力。

其次,超越制度邊界的組織動員。從村民的角度出發,鄉村既不是科層延伸下的治理單元,也不是項目運作中的政治環節,而是具有情感記憶的生活場所。在某種程度上說,鄉村社會是一種自發秩序,這種自發秩序包含“人情關系、情感鏈接”等在內的“人”的溫度。政黨的組織動員并不否認這一自發秩序;相反,其組織動員的基礎正是建立在這一秩序之上。J村的“‘井’上添花圓桌議事會”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議事會緣起于黨組織統籌下的“美好社區 先鋒行動”項目,議事成員既包括J村黨員干部和普通村民,也包括市級機關駐村選調生和高校專家團隊。觀察發現,當涉及鎮政府科層剛性任務時,如果村干部以村民身份在圓桌議事會議上展開動員,往往能夠獲得更好的效果?？梢?在村莊治理中,身份的轉換及有效的組織機制可以突破制度邊界和信息不對稱的束縛,通過身份、情感、宣傳等機制[40]實現鄉村社會主體和資源的有效動員,推動科層力量與鄉村社會有效融合。

最后,鄉村需求導向下的資源支持?！盎A權力具有可配置的屬性,國家可用于配置的資源越多,基礎權力就越強”[41]。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向鄉村社會投入資源是建立基礎權力的前提。上級政府對于基層的資源投入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普惠性兜底的資源投入,即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推動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旨在改善人居生活環境和村容村貌;二是競爭性申請的資源投入,即通過鄉村申報項目等方式予以資金和人力的支持,旨在進一步提升鄉村自主性,加強鄉村與國家的黏性。無論是兜底性還是競爭性的資源投入,都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中展開。如果說鄉村社會中熟人因素、權力因素和利益因素等疊加的影響,可能造成國家資源在向鄉村社會輸入時產生目標偏差和靶向異化[42],那么政黨憑借其在政府和社會關系中的政治角色,能夠把新的鄉村權威納入“黨-國家-社會”這個體制結構框架當中[43],與鄉村社會建立良性互動的關系網絡,并完成資源的有效供給。

(二)基于政黨邏輯的原子化行動

中國的執政黨脫胎于革命時期,具有鮮明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大規模流動,黨員個體更像一個個穿梭于社會不同空間的原子?！吨袊伯a黨章程》規定,黨員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向群眾宣傳黨的主張,遇事同群眾商量,及時向黨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維護群眾的正當利益。這就意味著在鄉村治理中,黨員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如果從宏觀視角看待鄉村治理,可以發現政黨能夠以高位勢能“入場”鄉村,并通過政治化運作獲得鄉村社會治理的合法性身份,但是實際參與鄉村治理的是一個個具體的黨員,正是這些穿梭于鄉村、黨組織中擴散出來的原子化行動個體,拓展了鄉村社會的行動空間。

首先,突破行政層級的組織擴散。村民委員會是中國鄉村自治組織,但當這一組織面臨大量資源、資金投放時,鄉村就必然突破既有的自治框架,以獲取更多的空間。一方面,J村通過捕獲政府注意力的方式完成行政層級突圍,即借助政黨力量與市級、區級政府直接關聯;另一方面,發揮政黨的統籌優勢,將職能部門與高校賦能團隊等組織以制度化形式內置于J村治理情景當中,推動各組織中的黨員個體進入鄉村社會。

其次,賦能導向下的原子化滲透。從J村發展實踐來看,從執政黨體系中擴散出來的黨員個體或組織,再次以自由原子的形式滲透到鄉村社會的治理場景中。以項目為中心,松江區農委等職能部門以及駐松高校作為賦能單位共同嵌入J村。與此同時,J村還通過舉辦各種大型活動、小型會議,例如“夏季村晚”“田間地頭議事會”“端午黨建活動”等,使隸屬于不同組織中的個體在參與互動中產生組織關聯和情感鏈接。

最后,基于一致行動的柔性聯結。在執政黨的領導下,來自不同組織的個體通過凝聚共識形成治理結盟。他們通過有機聯結的方式完成身份轉換,共同應對鄉村社會變遷帶來的各種挑戰。賦能團隊僅參與J村“三區共治”項目,但是在項目持運作的過程中,針對集中居住等治理難題,J村主動聯合賦能團隊建立平移點課題組。課題組作為獨立存在的旁支任務,再次發揮了賦能團隊原子化個體有機聯結的優勢,并產生諸多社會治理創新(見圖3)。

圖3 政黨塑造鄉村振興的機理分析

(三)“雙向道”的基礎權力再建構

J村的治理實踐呈現了政黨組織邏輯和鄉村治理邏輯耦合的過程:一方面,通過政治化運作,政黨基層組織在鄉村社會中完成了對執政黨意志的有效貫徹;另一方面,通過黨員的原子化行動,鄉村社會完成了資源和自主行動空間的再整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雙向道”基礎權力的再建構。

首先,鄉村社會中的政黨實現了“組織意志與鄉村慣習”“國家統一戰略和社會現實發展訴求”的雙向兼容。從國家視角來看,政黨能夠超越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以其靈活流動的特殊優勢,突破剛性科層體系的束縛,滲透到鄉村社會的底層,鄉村社會在政黨塑造過程中完成了組織關聯和秩序再造。從鄉村社會視角來看,政黨塑造鄉村的邏輯與全能政府時期“政社合一”完全不同,新時代的政黨與鄉村社會良性互動,完成了對鄉村社會的縱向“有機整合”。如果說以往的一些研究有意或無意地將鄉村社會看作被改造、塑造甚至扶持的對象,忽視了鄉村社會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能動性和主體優勢,那么鄉村治理“雙向道”的基礎權力編織了國家權力與自治權力同頻共振的互動網絡,從而共同提升了鄉村治理效能,推進鄉村社會融入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之中。

其次,政黨組織對于鄉村治理的再發現。從J村的案例來看,政黨建設鄉村的過程是發現鄉村、引領鄉村、進入鄉村最后走向鄉村自主行動空間拓展的漸進過程:從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出發,政黨介入鄉村振興的過程是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與鄉村共同完成治理能力提升的過程;從政黨的角色來看,基于鄉村具體治理場景和經驗事實,政黨的功能獲得進一步拓展和深化(見圖4)。

圖4 政黨角色的拓展與鄉村情境下的塑造過程

五、結語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國家對鄉村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鄉村治理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在這一背景下,積極協調各種資源,就成為鄉村發展的重要舉措。

如果說依附國家力量的科層體系難以擺脫制度慣性,很難從根本上提升鄉村自主行動能力,那么具有自我革命能力的中國政黨能夠兼顧政治目標和社會慣習,在鄉村具體治理場景中發展出新的功能。在鄉村治理中,政黨通過適應鄉村發展邏輯的方式進入鄉村社會,并在兩個環節推進工作:一是通過黨組織下沉建立“橫向到底、縱向到邊”的組織網絡,以黨的政治優勢協調各個條線部門、各治理主體參與到鄉村建設;二是重新激活黨員個體的作用,自由行動的黨員個體能夠穿透組織藩籬,通過個體的柔性聯結、有機組合形成基于“一致”的行動網絡,并共同締造現代鄉村,最終實現從國家意志推進到鄉村有效治理的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