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創新型大學:中國語境的創業型大學本土概念

付八軍

(福建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福州 350007)

鑒于中國教育研究的熱點話題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而變化,一個教育研究主題在中國能否成為熱點話題也就取決于該主題能否進入政策視野。20世紀末在西方誕生的創業型大學理論傳入中國之后,并沒有像在西方一樣成為風靡一時的熱點話題,形成了中西創業型大學理論與實踐的南橘北枳現象,根本原因同樣在于創業型大學主題在中國尚未進入國家政策視野。創業型大學理論在西方逐漸從歧見走向共識、從學術爭鳴變為教育常識,那么在中國為何遲遲不能進入國家政策視野? 其實,中國政府在出臺系列推動研究型大學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相關政策之前,與創業型大學屬于同一指向的“自主創新型大學”早已出現,從而意味著創業型大學主題已經進入了國家政策視野。只不過,因為中國學界在概念應用時選擇了容易被國人誤以為“創收型大學”的“創業型大學”,并沒有讓著眼于自力更生、自主辦學與創新自強的“自主創新型大學”成為主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該主題在中國一直不溫不火?？梢?關于自主創新型大學與創業型大學的概念比較研究,絕非純粹的概念之爭,而是牽一發動全身的理念之爭、路徑之爭與政策之爭。對此,本文從學術史角度首次梳理創業型大學與自主創新型大學兩個漢譯概念的不同命運,客觀分析西方創業型大學理論在中國的概念博弈,在此基礎上借力本土概念助推創業型大學本土化研究與實踐。

一、兩個漢譯概念同時誕生及其不同命運

20世紀末,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與亨利·埃茲科維茨基于不同的案例高校與不同的價值指向,不約而同地提出“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以下簡稱EU)概念。這一概念一經被介紹到中國,我們對被譽為“創業型大學之父”的伯頓·克拉克及其創業型大學理論即開始了持續研究。1998年4月,克拉克出版了《建立創業型大學:組織上轉型的途徑》一書。2000年9月11-13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高校管理項目(IMHE)在巴黎開展了以“EU”作為主題的學術年會,克拉克在會上系統地宣講了這本著作的觀點?？死酥赋?“在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在教育研究領域,很少會有一本剛剛出版兩年的書受到一個國際組織如此熱切的關注和評論,并努力檢驗其中的思想是否能用來指導實際工作。這在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還是第一次,我想也是唯一的一次?！盵1]正在這個時期,克拉克的EU 被介紹到中國。梳理中國學界關于EU 的早期文獻可以發現,與這個概念被美國兩位學者基于不同視角各自提出一樣,克拉克的EU 在中國隨后亦被南北兩方學者以不同譯名予以推介。南方學者是浙江大學的王承緒,北方學者是清華大學的王曉陽與孫海濤;前者將此概念譯為創業型大學[2],后者譯為自主創新型大學[3]。創業型大學與自主創新型大學均譯自克拉克的EU,從而這兩個漢譯概念的內涵一致,在本義上沒有區別。但是,這兩個概念在中國的命運卻大相徑庭。

其一,在文獻上,創業型大學已經成為EU 的主流譯名,而自主創新型大學逐漸在中國文獻銷聲匿跡。自EU 于2000年之際傳入中國之后,國內學界就開始以創業型大學作為譯名開展研究,從2010年至今每年有50篇左右以創業型大學作為篇名的論文。然而,以自主創新型大學作為篇名的論文屈指可數,自2015 年以來尚未找到一篇。國內最早采用“自主創新型大學”譯名并曾經有所推動的學者王曉陽,于2005年再次從自主創新型大學的概念來研究與宣傳英國的華威大學[4];朱豐良從自主創新型大學的稱謂來研究與宣傳華中工學院,肯定其基于內部動力與辦學自覺而非外部壓力走向自我依靠、自我決策和堅持己見的新型大學之路[5];王保華選擇自主創新型大學的稱呼來研究與宣傳西安歐亞學院,并強調“自主創新型大學”與“創業型大學”兩個概念可以互換使用[6]。除此以外,盡管還能找到零星的幾篇包含“自主創新型大學”概念的文章,但其概念并不源于克拉克乃至埃茲科維茨的EU,而是來自中國增強高校自主創新能力的政策文件。

其二,在實踐上,明確定位于創業型大學的地方本科院校不斷涌現,但以自主創新型大學作為辦學定位的地方本科院校從未出現。自2008年福州大學率先高舉創業型大學旗幟以來,國內有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先后明確了創業型大學戰略目標定位,例如南京工業大學、浙江農林大學與臨沂大學等。在這些地方本科院校中,有些后來更改了創業型大學的戰略目標定位,有些在更換之后又重新回到創業型大學的發展道路,還有一些則在調整發展策略的過程中一直堅持創業型大學的辦學方向。但是,國內沒有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明確提出過以自主創新型大學作為戰略目標。

其三,在政策上,創業型大學尚未獲得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自主創新型大學則有國家層面關于“自主創新能力”的政策術語,但“自主創新型大學”依然沒有“創業型大學”這樣獲得廣泛的社會反響。在省域層面,創業型大學建設納入了政府視野。例如,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2011 年第54號文件,提出了關于創業型大學建設試點的省級教育體制改革項目,確定了浙江農林大學、浙江萬里學院等7所高校作為首批試點院校。不過,創業型大學未能像創業教育一樣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也正是創業型大學研究與建設一直不溫不火的關鍵所在。相較于創業型大學,自主創新型大學具有政策基礎與政治優勢。例如,溫家寶于2005年3月18日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指出,“科學技術是綜合國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自主創新是支撐一個國家崛起的筋骨”;教育部于2007年7月10日發布了《關于加強研究型大學建設 增強高等學校自主創新能力的若干意見》。隨后,形成了一批關于大學自主創新能力研究的文章,乃至由此出現個別以“自主創新型大學”為主題的論文[7]。然而,在如此政策背景下,自主創新型大學依然沒有成為EU 的主流漢譯概念。

二、自主創新型大學符合中國的學術邏輯

克拉克的EU 在第一時間被中國學者譯為自主創新型大學,但是沒能像另一個漢譯概念“創業型大學”那樣產生學術影響。從應然層面分析,當EU 的兩個漢譯概念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學術文獻之后,自主創新型大學理應比創業型大學更被學界普遍接受與社會廣泛應用。尤其在“自主創新”概念成為中國政策話語并獲得國內學界的普遍共識之后,自主創新型大學無疑是更具生命力與競爭力的漢譯概念。在此,本文僅從“自主”與“創新”兩個關鍵詞論證,這兩者不僅分別屬于EU 的精神實質與外顯特征,而且也分別屬于中國大學追求的內在邏輯與大學變革的永恒旋律,表明將EU 譯為自主創新型大學符合克拉克與埃茲科維茨的理論預設,符合中國的學術邏輯。

(一)EU 的精神實質“自主”是中國大學追求的內在邏輯

克拉克與埃茲科維茨雖然基于各自的觀測視角提出了各自的EU,但兩位理論鼻祖在EU 的核心觀點上不約而同地達成一致,作為兩大EU理論最大公約數的核心觀點再而構成了EU 的精神實質。其中,“自主”便是EU 的精神實質之一。所謂“自主”,就是指大學能夠自己做主,在改革與發展的諸多重大事項上,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力,摒棄嚴重依賴政府的“等靠要”思想?？死嗽谡撌鰝鹘y大學轉型為EU 的五大要素時,提出的第一大要素是強有力的駕馭核心,強調大學要有自我駕馭的意識與能力,體現了EU 自主決策與自主發展的基本要求[8]?？死嗽诹硪槐緦Ｖ羞M一步提出,“國家主導的道路,明顯不是一條適合21世紀快速前進的復雜環境中大學變革的道路”[9]。埃茲科維茨對于EU 的自主要求則更加明確與強烈,他認為傳統大學轉向EU 正是其“擺脫以往從社會其他部門獲得支持的接受救濟或者是慈善機構形象的過程”[10]。埃茲科維茨在論證EU 模式的五大特征時,其中就有“相對獨立性”“自我反應性”兩大特征,體現了EU 務必成為自主型社會機構的基本要求[11]。埃茲科維茨最負盛名的三螺旋創新理論,并未指出大學、政府與產業哪方屬于主體,而是強調三者的平等與互利關系,這正是EU 建設的前提與基礎?？梢?無論EU 理論在思想源頭上有多大的分歧,關于“EU 必定屬于自主型大學”的核心觀點成為共識。

自主屬于EU 的精神實質,也是中國大學追求的內在邏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下放辦學自主權”成為中國大學變革的主線之一,更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界不斷呼吁的改革主張。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與攻堅期,實質上正是高校自主辦學與政府監督管理陷入博弈困局。黨的領導與政治制度決定了政府主導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難以改變,但自主辦學又是高等教育適應社會發展與遵循教育規律不可缺失的必要前提,使得“自主”成為中國高等教育變革與發展的珍稀元素。當前中國理論界關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大量學術成果,其實都是直接或者間接以高校辦學自主權作為基本訴求,甚至要在某些研究上取得突破亦必須以其作為“有效開展必備的外部條件”[12]。在如此背景下,自主就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關鍵詞,成為中國大學轉型升級的制勝法寶?！白灾鳌钡墨@取既有自上而下的授予,亦即政府下放高校辦學自主權,也有自下而上的爭取。例如,如果一所大學財力雄厚、聲譽卓著,而且辦學定位準確、發展規劃明確,那么該校要比國內其他兄弟院校擁有更多的辦學自主權。這就表明,中國大學追求自主辦學,并不意味著等待政府的“開恩”,同時也體現自己的逆襲之道路與進取之精神。對于那些想通過自身主動努力走出辦學困局的高校而言,借用克拉克或者埃茲科維茨的EU 概念,將此譯為“自主創新型大學”作為自己的戰略辦學定位,就屬于具有針對性與鼓舞性的智慧選擇。

(二)EU 的外顯特征“創新”是中國大學變革的永恒旋律

如果采用一個保守且準確的概念來指稱克拉克與埃茲科維茨所描繪并推崇的大學模式,那便是創新型大學?！督摌I型大學:組織上轉型的途徑》一書被譽為大學革新的“圣經”,克拉克在該書開篇就指出,針對英國的沃里克大學、荷蘭的特文特大學等一批在實踐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歐洲新型大學,大家都有很好的理由將它們稱為歐洲創新型大學聯合會[13]?？梢?面對歐洲這批富有改革精神且成就顯著的進取型大學,克拉克最初準備采用創新型而非創業型作為這些大學的指稱。埃茲科維茨對于EU 的提出并論證,在許多情況下是結合其三螺旋創新模式開展的。區別于可以模擬DNA 的“雙螺旋”,基于EU 的“三螺旋”更為復雜,是知識生產機構、企業界與各級政府組織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處于并引領三螺旋時代的EU,自然要比傳統大學更富有改革創新精神,也只有不斷深化改革,才能適應“知識的資本化取代無私成為科學規范”[14]的新時代,才能與企業界、政府組織在緊密合作的基礎上謀求共同進步,成為名副其實的創新型大學。埃茲科維茨除了基于三螺旋理論闡述EU 外,更多地基于案例高校與具體實踐開展論述。例如,他將MIT 視為EU 的典范,并將之提升為MIT 模式,這是一種將人才培養、基礎研究與學術創業融為一體且實現三者有機結合的創新模式,將“取代哈佛模式成為學術界的榜樣”[15]。以上表明,“創新型”可以指稱克拉克與埃茲科維茨率先提出的EU 概念及其相應的案例高校。

創新屬于EU 的外顯特征,也是中國乃至世界大學變革的永恒邏輯。盡管相對于其他社會事業而言,大學顯得較為保守與孤傲,但是大學也是變與不變的統一,而且以變化作為主軸。從宏觀層面而言,社會永遠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大學生于一定社會并為其服務,沒有理由也無法避免不斷創新,否則就與社會格格不入,難以從社會獲取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養料。從微觀層面而言,大學的組織特性是培養高層次人才,憑借的內容正是課程,而課程是人類智慧在相應學科領域的集中體現,尤其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學科領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再而影響到課程內容以及教學方式發生變化。這就不難理解,自誕生伊始,大學一直高舉創新旗幟,大到管理體制,小到教學方法,永遠處在創新過程中。創新并不意味著進步,只有找到正確的創新途徑才有可能進步,但是,若不創新則會停滯不前,在叢林法則的大學競爭中敗下陣來。彰顯改革創新主旋律,對于大學而言不會產生歧義,比學術創業更能獲得普遍認同。正因如此,EU 概念傳入中國之后,國內學界不僅將之譯為創業型大學、自主創新型大學,還有一批學者將之直接譯為創新型大學,甚至還有多位年青學者以創新型大學作為博士論文選題。例如,結合克拉克關于華威大學等案例高校提出的EU,林輝提出創新型大學是繼傳統自由型、研究型、社會服務型等發展歷程之后更高層階段的辦學模式[16];舒家捷等認為要將創新型大學作為一個新概念予以提出與論證[17];羅軍飛結合創新型國家建設論述了創新型大學的創新教育、創業教育、管理創新和科技創新[18]。

三、創業型大學成為主流概念的原因分析

無論從國家政策的加持還是漢語字面的推敲,自主創新型大學理應比創業型大學更適合成為EU 的漢譯概念。然而,當兩個概念幾乎同時浮現在中國學者以及高校領導面前,我們最終選擇與推廣了創業型大學而淡忘了自主創新型大學。而且,學界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方面,創業型大學被當作“商號”[19]加以批判,認為其會讓大學失去自由精神與批判能力,應對學術創業主義予以抑制[20];另一方面,大量高教學者、高校領導以及政府官員大力倡導創業型大學建設[21],馬陸亭進一步指出,“創業型大學是我國迫切需要的大學模式”[22]。在一個沒有學術爭議且符合中國學術邏輯的概念面前,頗具觀點分歧的創業型大學依然成為EU 在中國的主流概念,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表層的英文字面原因

EU 可以直譯為創業型大學或者企業式大學,克拉克與埃茲科維茨選用的概念正是EU,從而基于英文字面含義將EU 翻譯為創業型大學無可厚非,也容易被國內學界以及仿效國外經典EU 的高校領導接受。但是,如果這種選用及其直譯站不住腳,那么這個概念同樣沒有生命力。因此,需要從概念本身出發,考察EU 與創業型大學是否真的“反大學”[23]。

從EU 的角度而言,Entrepreneurial與大學的本質并不相悖。Entrepreneurial具有創業精神、企業家等含義,體現為一種創業意識與創業能力,可以歸結為企業家精神,難道大學不需要企業家精神? 擁有該種精神就不能稱之為大學? 且不說作為創業型大學典范的MIT、斯坦福與華威大學等,都是憑借企業家精神從生存的邊緣線逐漸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就是被埃茲科維茨視為MIT 模式對應面的哈佛模式,其大學同樣也是憑借企業家精神登上世界頂尖大學寶座并且長期穩居大學排行榜首的。例如,哈佛大學的創建可以追溯到1636年,1638年正式招生時只有9名學生,時至今日已有2萬名左右不同學歷層次的注冊學生。哈佛創建之初預計年度撥款經費為400英鎊,2008年收入達34.8億美元[24],2020年年收入則是達到54億美元[25],并且80%以上屬于哈佛在市場競爭中“掙得的收入”,真正成為富可敵國的哈佛帝國[26]。仿效英國劍橋模式創建的哈佛,一度受到威廉·瑪麗學院與耶魯學院的挑戰,在此背景下主動改革創新,順應產業革命的興起重視自然科學,再經過若干位校長尤其艾略特的大力推進,哈佛最終成功超越劍橋等諸多曾經傲視群雄的一批大學……在辦學規模、學校財富、學術聲譽等每一個方面都是哈佛本著企業家精神拼搏出來的,其辦學成功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學術創業史,以致劉振亞提出“哈佛大學也是主動向創業型大學轉型的典范”[27]。資金是大學的生命之水,學術是大學的生命之花,兩者缺一不可,哈佛大學兩者合而為一。

從創業型大學的角度而言,這個漢譯概念并不等同創收型、商業化大學,只是從字面上更多地強調了大學的企業運作方式。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學者容易對企業形成抵觸心理,認為企業運作就是唯利是圖與金錢至上。其實,企業運作只是強調了組織的市場取向、與時俱進與效率優先,并不能認為凡是企業必定追求“私利”。例如,國營企業同樣屬于企業,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應是更好地服務社會;百年老店式的企業,基業長青的秘訣不是其獲利的多少,而是在于社會對于該企業的持久需求;企業需要贏利才能生存與發展,但是不能否定品牌企業誠信經營、服務至上以及精益求精的品質與追求;……這些均表明,企業不是“私利”的代名詞,在很大程度更加突顯了其市場運作、產品策略、顧客第一的組織行為,而面向社會與市場辦學、提升課程教學質量與科研成果水平、服務于課程選學者與成果采購者正是當前建設一流大學特別需要的內在驅力。

依上可知,無論是兩位EU 理論鼻祖選用的這個英文概念,還是EU 譯介重要功臣王承緒漢譯的“創業型大學”,都不會“反大學”,與大學的本義并不背道而馳,甚至成就大學的卓越與輝煌。

(二)中層的學術流派原因

創業型大學與自主創新型大學兩個漢譯概念,都經得起語義的考辨與詞性的推敲,但是在后者占有“國情”優勢的前提下最終還是前者成為主流概念,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原因便是學術流派的力量。王承緒將EU 譯為創業型大學之后,獲得了其弟子或者身邊同事一代又一代的研究、推介與宣傳,例如王沛民、王雁、陳偉、溫正胞等在國內較早研究創業型大學的一批學者均來自浙江大學,以裂變效應的方式有力地將“創業型大學”概念傳播開來。反觀清華大學王曉陽將EU 譯為自主創新型大學之后,其弟子或者身邊同事尚未跟進,國內學界應者寥寥,導致不久之后這個符合中國語境的EU 本土概念在學界處于沉寂狀態。雖然后來有些文獻提到“創建自主創新型大學以適應經濟社會的變革”[28],但那是對于國家關于“增強高校自主創新能力”政策的回應,與國外的EU以及王曉陽的自主創新型大學概念沒有直接關聯。教育研究跟隨國家政策的研究熱點容易過時,只有堅守學術使命、培育學術定力與形成學術流派,才可能讓某個主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直到該研究主題轉為教育學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基本常識,以完成其學術使命的勝利姿態退出歷史舞臺。

理順EU 兩個漢譯概念基于學術流派而產生不同的命運,至少給我們帶來三個重要啟示。一是學術研究需要傳承?？鬃优c蘇格拉底都屬于“述而不作”,但他們各自成為東西方文明的思想之源,這首先要歸功于弟子們的代代相傳。創業型大學概念之所以成為主流概念,而自主創新型大學隱匿于學術文獻,與兩個概念提出者不同的師承狀態密切相關。二是學術研究需要傳播。雖然“師承關系是學派形成的重要動力”[29],但是,若僅僅屬于縱向傳承而無橫向傳播,只會囿于門戶之見而難以發揚光大?？鬃优c蘇格拉底的地位不只是緣于弟子們的傳承,更是他們融入實踐并獲得社會廣泛支持與傳播的結果。王承緒關于創業型大學理論的橫向傳播,主要體現在其翻譯克拉克的兩部創業型大學論著上,這兩本譯著尤其《建立創業型大學:組織上轉型的途徑》一書多次再版,多所高校的研究生撰寫了該著作的讀后感,那些高舉創業型大學旗幟的多所地方本科院校亦受此影響,最終在中國形成了研究與推崇創業型大學的學術流派。三是學術研究需要平臺。浙江大學與清華大學都屬于國內一流大學,但作為中國比較教育學創始人之一的王承緒擁有更高的學術影響力,這也是創業型大學最終成為主流概念并形成中國學術流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深層的大學理念原因

創業型大學之所以能成為主流概念,最根本的還是思想觀念問題,具體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克拉克為什么選用EU 而不是其他;二是王承緒為什么直譯而不是意譯;三是社會各界為什么更關注這個概念。

從克拉克選用EU 來看,這是他特意為之,體現他的教育理念。盡管他知道采用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要比proactive university(進取型大學)與innovative university(創新型大學)更加尖銳,甚至引起爭議[30],但他依然選用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在他看來,只用選擇EU 作為這類院校的組織概念,才能體現這些院?！敖涍^深思熟慮的努力,指向導致改變組織姿態的行動”[31]。認真研讀克拉克的兩部EU 論著,不難發現克拉克在描繪與塑造這樣一批大學:把學校當成企業一樣經營,在提高學術聲譽的前提下,通過教學服務贏得生源,通過成果轉化贏得市場,多渠道拓寬辦學經費,逐漸擺脫政府單一的資金支持,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市場主體。該種有別于古典與傳統的大學模式,采用“創業型”確實要比委婉的創新型、進取型、自主型等更能體現克拉克的大學理念,更能揭示大學改革與發展方向。

從王承緒將EU 譯為與國人觀念相抵觸的創業型大學來看,他也是特意為之,這是他對克拉克大學理念的深刻理解與執著堅守。王承緒80多歲才學電腦,90多歲在電腦上一個字一個字親自翻譯這兩部著作,拒絕徐小洲等人幫他請研究生來翻譯的好意,并說道,“這個事情很重要,我一定要親自把它翻譯出來”[32]?？死说牡诙縀U論著,展現了14至16所創業型案例高校的轉型經歷、業績憑證以及發展舉措,要比前一本EU 論著更能深刻地揭示EU 的精神實質。該書英文名中沒有entrepreneurial字眼,如果按字面意思可譯為“大學的持續變革:新案例和新概念”,但是王承緒特意譯為“大學的持續變革:創業型大學新案例和新概念”。沒有王承緒對克拉克EU 理念的感同身受與對創業型大學概念的情有獨鐘,也就沒有他在日暮殘年之際的親力親為與精耕細作。

從社會各界對于創業型大學概念的關注來看,由于這與人們傳統觀念上的大學形象不同,會因其帶來的角色效應更能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當自主創新型大學與創業型大學兩個指向一致的概念同時出現,中國教育學者更會去了解、研究與宣傳創業型大學;當創業型大學的支持聲音遠遠大于討伐聲音,中國一批銳意改革的高校領導就會選用創業型大學作為辦學定位,體現學校獨特而又響亮的辦學理念與戰略目標。

四、借力自主創新型大學本土概念的思考

依前所述,自主創新型大學是EU 的意譯概念,抓住了EU 的核心與實質,可以稱為EU 的本土概念;創業型大學是EU 的直譯概念,作為EU在中國的主流概念,體現了克拉克的本意與初衷,可以稱為EU 的國際概念。當作為國際概念的創業型大學在中國23年依然未能發展成為熱點主題,未能較好地指引與推動高校轉型,形成了中西創業型大學建設的南橘北枳現象,那么我們就要反思“創業型大學”這個概念合理卻不適宜的事實,從而借助吻合中國語境的本土概念“自主創新型大學”,減少社會各界對于創業型大學的偏見與誤解,引領更多高校邁向自主自強與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最終形成創業型大學理論的中國流派與中國案例。一個概念的出現或許無法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但這卻是事情發生改變的必要前提與重要基礎。借助“自主創新型大學”本土概念并非以此替代“創業型大學”國際概念,而是讓兩個概念作為“同義異名”概念共同存在。這就像一個人有大名與小名一樣,EU 在中國亦有大名與小名。如果將國際概念“創業型大學”當作EU 在中國的大名,那么本土概念“自主創新型大學”就成為小名。當國內社會各界知道創業型大學就是自主創新型大學、自主創新型大學就是創業型大學之后,中國創業型大學建設不難走出概念之爭的第一發展階段,憑借“小名”精簡而又直白的指向推動傳統院校向創業型大學轉型。因此,本文確非單純的概念辨析,而是借力中國語境的本土概念,強化其與創業型大學國際概念的互通互用,進而助推創業型大學本土化的探索與實踐。對此,需要在兩個方面同時著力。

一方面,在政策上,通過理論研究力推自主創新型大學建設自上而下納入國家戰略。EU 概念一經問世便被譯介到中國,不僅誕生了一批理論成果,而且出現了一批高舉創業型大學旗幟的地方本科院校。但是,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活動實踐,創業型大學在中國都是不溫不火,遠沒有達到西方的學術高峰與建設熱潮。至于原因,與中西大學治理結構與組織文化[33]的差異不無關系,但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創業型大學尚未納入國家戰略。教育實踐源于教育政策對教育屬性的選擇與利用[34],中國教育實踐尤其取決于教育政策。例如,創業教育的最佳實踐平臺毫無疑問在創業型大學,沒有創業型大學的中國實踐,也難以形成創業教育的中國樣板。但是,由于創業教育已經納入國家戰略,以致創業教育在研究與實踐上都要比創業型大學火熱得多,已經成為每所高校都在抓的戰略主題。推進中國特色創業型大學建設,離不開國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若能像支持創業教育一樣支持創業型大學建設,那么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春天馬上到來。國家對于創業型大學的政策支持,離不開學界的研究與推動。雖然“創業型大學”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誤以為只是營利性大學或者局限于創辦實業的大學,但是,國家明確提出要增強高校自主創新能力,“自主創新”已經進入國家政策文獻,從而學界可以通過加強自主創新型大學的理論研究,推動國家出臺自主創新型大學建設的支持政策,間接加快中國特色創業型大學的本土化研究與實踐。

另一方面,在實踐上,通過試點建設力推創業型大學建設自下而上走出中國經驗。只要能在中國走出一所成功的創業型大學,那么建設創業型大學便會成為國家的意志與高校的自覺?？墒?十余年的創業型大學探索與實踐,中國尚未建設一所獲得外界認可的創業型大學。有些明確定位于創業型大學的普通本科院校,由于主要領導的更替,最后導致創業型大學戰略目標的改弦更張。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與創業型大學缺乏正確且明確的辦學方向密切相關。開展創業型大學建設,不等于大學務必創辦實體企業,更不意味著大學成為一個“商號”,而是引導大學成為自我導向型大學、自力更生型大學與服務社會型大學,或者說“可持續創業型大學(SEU)”[35],能夠憑借自身的優質產品(教學活動、科研成果及其相應產品)贏得包括政府、家長、校友、企業等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支持、資助與贊譽。大學已經不再是皇室的大學,也不只是政府的大學,而是社會大眾的大學,是每一位公民的大學,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按髮W的歷史地位,取決于其服務精神?！盵36]服務誰就要依靠誰,依靠誰就要服務誰。創業型大學走出象牙塔,走出身份論,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服務社會依靠社會,依靠社會服務社會。只有服務才能自立,“只有創新才能自強”,但是,只有自主才能創新。這樣的大學,就是一所服務社會、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創新自強的大學,這也正是創業型大學的精神實質。因此,當明確創業型大學與自主創新型大學只是稱呼不一樣、指向與內容完全一致后,那些致力于創業型大學建設的高校領導就能夠按照“自主創新”的指導思想,用好下放的辦學自主權,不斷創新自強,力爭自下而上率先建設一個成功的類似于“星星之火”的創業型大學中國案例,最后倒逼政府進一步放權賦權并引領大批高校自主創新與走向自強?！靶切侵?可以燎原”,這既是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精神動力,更指明了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基本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