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喻意義機制闡發駐足回眸*
——致敬現代語義學問世100 周年

孫 毅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420）

0.引言

如果說20 世紀是句法學主導的時期，那么21 世紀則是語義學問鼎的新時代。句法學與語義學在學術大舞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而隱喻在其中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仨鴼v史，生成語義學專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哲學家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于1980 年聯袂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該著提出石破天驚的革命性觀點，即隱喻不是傳統修辭學和文學批評領域專屬的研究對象，亦非可有可無的裝飾品和附屬物；恰恰相反，對于概念化外部無限擴張的宇宙世界和內部無比深邃的情感世界而言，隱喻是強大的法寶與武器。

雖然世界上有超過7,500 種語言，但對層出不窮的新事物和新現象，每種語言須無一例外地借助隱喻這個強大的認知工具為其賦予新名稱，貼上新標簽。唯有依賴隱喻式思維，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利用可知的、臨近的、具象的現象來理解和洞悉未知的、遙遠的、抽象的事物。如非這樣，人類大腦就要背負無比沉重的記憶負擔，亦或是費時低效地學習和記憶所有的新事物。實際上，人自孩童時期習得隱喻機制之后，學習新事物的能力和理解世界的本領便呈幾何速度增強。隱喻作為人類最為重要的認知能力之一，可以將已知和未知二者掛起鉤來，達到利用舊知識認識新事物的目的。經過四十余年的不斷努力和辛勤耕耘，當代隱喻學已經挺身而立，成為平行于諸如語音學、音位學、形態學、語用學、語篇學、話語分析、心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等傳統語言學分支學科的一名新成員。當代隱喻學研究雖為初出茅廬的新兵，但對語言、認知和思維三者關系的探討一直是學界總體的研究朝向和探索進路。各路學者爭相運用當代隱喻學的相關原理剖析和闡釋自身學科領域的現象，一方面驗證當代隱喻學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近距離觀察隱喻在本領域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日前，當代隱喻學研究成果豐碩，展現出一派欣欣向榮、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已成為一顆引得全世界學人共同矚目的學界新星。

然冷靜觀之，大多數當代學者將時間和精力一股腦投入到隱喻的認知語言學研究中；將主流的認知語言學理論譬如概念隱喻理論和概念整合理論奉若神明。更有甚者，部分學者將隱喻不假思索地扣用、挪移至本領域研究，這種千篇一律，乏善可陳的做法，難免有“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之嫌。一旦放棄對隱喻語義的深入挖掘，認知語言學研究必將淪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認知語言學一家獨大的研究現狀面前，學界更加應該沉下心思，反思認知語言學的利弊得失，同時發揮臨近學科所長，充分認識隱喻之于語言認知性研究的分量，進一步厘清和洞察隱喻機制的真實面貌，正式揭開隱喻兩千余年發展史的神秘面具。

1.百年語義學發展史浪潮中的隱喻研究鉤沉

“語義學”這一術語是由法國語言學家Michel Bréal在其1897 年的專著《語言的知識規律：語義學簡介》（Essai de Sémantique:Science des Significations）中率先提出的（參見Bréal 1897）。一般認為，1923 年《意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書的問世是現代語義學的濫觴。該書由劍橋大學著名語言學家C.K.Ogden（1889-1957）及其得意門生I.A.Richards（1893-1979）合著而成。今年適逢近代語義學開創100 周年的歷史節點，紀念價值獨特而重大。但學界每每忽視的是，該書副標題，即“語言對思維的影響及符號論科學之研究”（“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開創了現代語義學對以隱喻為首要研究目標的象征主義科學的先河。Ogden & Richards（1923：vi）在著作前言中便明確承認了語義的歷史貢獻。兩位學者提出，語義在思維和符號象征中存在因果關系；人們說話時所用的象征符號是由實施的指稱與社會和心理因素共同決定的，目的是將象征體所產生的效果和言語態度傳遞給他人；當聽著象征體時，人們就會實施某種指稱行為，并根據當下情況來假設與說話者的行為和立場相似的某種態度。

如圖1 所示，在思維（Though）t和指稱對象（Referen）t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而象征符號（Symbol）與能指沒有直接的關系。換言之，象征符號和能指不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而是借助三角形的兩邊間接勾連起來（ibid.）。人類從發祥開始用以輔助思維并記錄成績的象征符號就是奇跡和幻想的持續來源（ibid.：24）。林林總總的象征符號編織成了今天所說的隱喻網絡。意義作為所有語言力量的核心術語，研究前提就是對符號的深入探索（ibid.：248）。

圖1：思維—能指—象征體三角關系示意圖（ibid.：11-12）

在百年歷史長河中，群星璀璨、群賢畢至，知名學者各抒己見，學說林立，暢談隱喻機制運行的語義學原理。在語義學者掀起的一波波隱喻探索浪潮當中，大致出現了經典語義論、語義互動論、形式語義論和認知語義論四大流派，以下依次作扼要盤梳。

1.1 經典語義論

經典語義論認為隱喻的生發機制在于其導致的語義張力、邏輯矛盾（或曰語義偏誤），即是說，所有隱喻從語義角度而言都是謬誤和虛假的。本體和喻體（或曰主體和載體）之間的跨度越大，張力越足，隱喻就越新穎、大膽。聽者在接收到隱喻表達后，首要任務是揭開表面語義沖突以期抵達話語深層真實的表達意圖。經典語義論的代表性論述有Douglas Berggren（1962，1963）的語義張力論、Harald Weinrich（1963，1976）的大膽語義論、Michael Reddy（1969）的語義指稱論以及Samuel Levin（1977）的語義偏離論。

Douglas Berggren 的隱喻語義張力論共有六大組成部分，指出在藝術、科學和哲學等領域中，隱喻的使用與濫用如影隨形，相生相伴，人們以往過度倚重此概念來識解彼概念。Berggren 語義張力理論的新穎之處就在于明示主次項間的交互是隱喻產生與發展的橋梁和樞紐，以及巧妙運用立體視覺能力處理主次項之間的互動關系。立體視覺能力即同時兼容兩種不同觀點并將其交互融合從而滋生和理解新意義的能力。任何隱喻理解均須基于此能力，否則就會導致偏誤。文學和科學均具主導圖式或根隱喻，譬如詩性圖式和科學模型。如欲通過這些圖式正確理解詩歌和科學理論，亦需借助立體視覺能力。Berggren 在兩篇經典論文中旗幟鮮明地開創了“隱喻語義張力論”，為后續興起的一系列隱喻理論帶來了新鮮血液和學術滋養，尤其為即將到來的隱喻認知革命鋪平了道路。該理論明白無誤地描述了隱喻主體與載體之間的關系，并對這種關系予以深入淺出的闡發，相關詮釋切中要害、令人信服。Berggren 深刻論述了隱喻的產生與濫用機制，頗具新意，值得持續關注并深究。

蜚聲國際的德國語言學家Harald Weinrich 先后于1963 年和1976 年兩次著力論述了隱喻機制的發生原理與發展過程，尤其是聚焦于其認為最具隱喻本質和特征顯示度的“大膽隱喻”類型。大膽語義論指出，隱喻是一種矛盾表述，其矛盾存于隱喻的本體和喻體之間，構成了隱喻的基礎，匯聚成隱喻的魅力。隱喻的大膽性取決于本體和喻體之間的意象跨度，即意象跨度越小，越難以發現本體與喻體間的矛盾沖突；意象跨度越大，則越容易捕捉本體與喻體間的矛盾性，并同時賦予隱喻“大膽”的屬性。隱喻詞匯在特定語境下脫離原意并最終指向他意，具有很強的語境依賴性?？梢?，特定語境能剝離隱喻的大膽性，也能賦予原本“膽小”的隱喻以“大膽”的特征。人們奇思妙想所創設的“大膽隱喻”通過大規模的口傳心授、口述筆錄而完成由新向舊、從生到死的漸進演化，最終融入語言體系，成為普通語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直至記載為字典、詞典和百科全書中的種種詞條?？梢?，大膽隱喻和規約隱喻是隱喻整體圖景這枚硬幣的兩面，互為鏡像，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了隱喻磨蝕過程的兩個極端。Weinrich 肇始的大膽隱喻論是目前全部以規約隱喻為朝向的研究主流的反動和背離，值得大力挖掘。

美國語言學家Michael J.Reddy 于1969 年批判了將隱喻歸為語義選擇偏差的觀點，認為隱喻語義的產生包含指稱和語境兩個主要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隱喻研究從話語到認知的發展進程。Reddy 進一步闡釋隱喻意義的動態性和隱喻的指稱范圍，認為一切話語都是潛在的隱喻。這一思想體現了對隱喻意義和隱喻解釋維度的泛化。盡管Reddy對隱喻的解讀始終停滯在語言層面，但毋庸置疑，其隱喻學術思想具有時代性和前瞻性，研究內容已稍顯心理與認知的苗頭。在涉及指稱范圍的論述中，Reddy 還強調人的感官體驗，這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點明并強調了隱喻理解和產生機制的具身認知基礎。在對語境制約程度的討論中，Reddy 加入了人對隱喻意義判斷的主觀能動性影響，即交際者在語境影響下，自身感官體驗所認定的指稱對象與語義之間的聯系是隱喻的判定標準。這一范式以隱喻為橋梁，將人的感官體驗與語義連接在一起，是隱喻語義研究的突破，也是其隱喻學術思想的創見。具身經驗作為人類存在的本質，關乎人類的經驗和認知，將身體與心智相聯系起來（孫毅，王媛2021：136）。

Reddy 將隱喻置于語義的框架下探討與分析，體現了其深邃的學術洞察力和廣博的學術視野。Reddy的研究成果距探索思維世界中的隱喻僅一步之遙，其動態的觀點體現了Reddy 的預見性。鑒于此，有必要將Reddy 的隱喻語義觀提升、凝練為Reddy的隱喻語義理論，供學人深入研讀，助力當代隱喻理論發展。誠然，Reddy 的隱喻語義理論是一個大膽的嘗試，雖難免有欠缺之處，但相關研究成果對隱喻研究轉向帶來了一定的啟示，其學術思想足以讓我們管窺概念隱喻的龐大系統，該系統也成為語言學和認知科學都在研究的系統（胡壯麟2002）。學者們借助Reddy 的學術成果能夠進一步從字面意義的發展層面發展到挖掘新奇隱喻、規約隱喻、死隱喻之間的區分與聯系，并由此推進，深入探究隱喻的具身認知機制，為當代隱喻學發展添磚加瓦，協力助推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

語言學家Samuel Levin 在1977 年于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經典隱喻著作《隱喻語義論》（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此書一經問世便引起學界的轟動。Levin 在書中提出的語義偏離論首先梳理了語言學者Frege、Ryle、Wittgenstein 等人關于指稱、意義與真理問題的討論，接著，就有關語義偏離句中的邏輯矛盾與語義矛盾、語義不兼容、現實世界與可能世界的關系、荒謬性可否思考和語句真值問題以及Abraham & Ricoeur 提議通過建立意義假設和雙重指稱等方法實現詩歌隱喻、文本隱喻與完整世界隱喻等問題展開了研討分析。此外，作者論證了偏離語句中指稱與意義、真值的不對等關系，并用隱喻語義理論核心觀從語言學、哲學、數學等眾多領域視角嘗試帶領我們掀開隱喻的神秘蓋子，為認識和考察隱喻提供了來自不同角度的豐厚的學術滋養。Levin 最大的歷史性貢獻在于整合Frege、Ryle、Wittgenstein、Abraham、Ricoeur 等學者的思想，在此基礎上盤整融匯出隱喻語義偏離核心觀。

Levin 所提出的隱喻語義偏離核心觀對于理解隱喻機制意義非凡。Levin 主張通過以句子為媒介的語言分析，區別意義、指稱和真值，認為語義偏離句的意義、真值與現實并非密不可分，三者之間無等價關系，意義和真值的前提并非現實，而是間接語境和想象力。此觀點反駁了Ryle 的“語義偏離句荒謬無意義”觀點，而且與K?vecses（2015，2020）所言的“語境是詩學隱喻創造力理據的重要方面”不謀而合。同時，Levin結合“認知邊緣”“隱喻構念”“語義聚合”等概念，通過語義分析法證明語義偏離的詞匯在上述前提中出現語義變化，最終使意義標準化，從而從字面意義上得以識解。Levin 還重點分析了詩歌語言的隱喻機制，他認為，在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中，新奇的指稱和無真值條件均可被接受，詩是特殊的言語行為，詩歌是詩人創造的可能世界。例如，濟慈的詩歌中存在大量新奇隱喻，增添了詩歌的美感與意蘊（孫毅，鄧巧玲2022：44-45）。借助Frege 為設定函數參數所規定的方法，從詩歌的高級句的語義分析入手，來了解詩性隱喻的發生機制，從而真正理解詩歌。在Abraham“新的替代世界”理論的基礎上，Levin 又提出了詩歌“對整個世界創造完整隱喻”的觀點。此外還討論分辨了Ricoeur提出的“雙重指稱”和“隱喻”的不同。

1.2 語義互動論

語義互動論是指隱喻的主題和載體在其構建過程中交互作用、彼此影響。在隱喻機制的運作過程中，需要表達的主題和提供表達途徑的載體同樣重要。主題為隱喻設定框架和可能，而載體為隱喻劃定路徑和方案，兩者缺一不可。語義互動論的代表性論點有Richards 的新修辭學論、Black 的語義互動論、Bipin Indurkhya 的新互動論以及Eva Kittay 的結構語義場論。

18 世紀以降，隱喻理論的本質及其發展歷程一直備受學界熱議，經久不衰。新修辭學理論注重隱喻與思維之間的聯系，與“體認一元觀”的哲學思想吻合。新修辭學理論領軍人物Ivor Armstrong Richards（1936）回顧了18 世紀主流的隱喻理論學說，對其進行盤整與批判，創立了新修辭學隱喻理論。新修辭學隱喻理論提出了“主題”（tenor）和“載體”（vehicle）兩個新術語，二者的相互作用構成了隱喻運作的機制，避免了傳統修辭學關于隱喻描述方法的各種混亂現象。盡管隱喻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不能按照明確可理解的規則來解碼，但其運作規律是存在的。將語境考慮在內，意味著對隱喻的理解并不總是依賴于對一（幾）個詞匯項的語義解碼，而是將隱喻視為一種語義和語法現象，將關于世界如何被組織的知識融入其中。Richards 追求的是一門研究詞語的科學而非詞語本身。他超前地強調了心智的重要作用，即心智根據語境或其他參照物決定以特定方式將隱喻中的兩個概念連接起來。他還提出了隱喻分析中的常見問題，即主題與載體間的對應關系同隱喻（主題與載體整體）與隱喻所表達意義這兩種關系的混淆?？傊?，在Richards 看來，隱喻是鏈接思維和語言的過程，是解決意義多重性的靈丹妙藥。因此，Richards的新修辭學隱喻理論應旗幟鮮明地被確立為研究語言、語言運作機制以及研討隱喻的里程碑，并成為后繼者持續深入探索的出發點。

隱喻的互動觀是基于Richards 的理論發展修正而來的。Max Black 的語義互動論（1962，1979）主要體現在其1962 年的著作《模型與隱喻》（Models and Metaphors）和1979 年的論文《再論隱喻》（“More about Metaphor”）。相對于替代觀及其特例之比較觀，互動觀強調隱喻性陳述的兩個主體，即第一主體和第二主體，以及兩者之間的特征聯系，具體涵蓋以下五點：（1）隱喻性陳述有兩個不同的主體，即“第一主體”和“第二主體”；（2）第二主體是一個系統，而非個體事物；（3）隱喻話語通過向第一主體“投射”一組“關聯意義”而起作用，這些意義存在于意義復合體中，可以對第二主體進行預測；（4）隱喻性陳述的生成者選擇、強調、壓制并組織第一主體的特征，形成與第二主體“意義復合體”成員同構的陳述，應用于第一主體；（5）在特定的隱喻陳述語境中，兩個主體通過以下方式“互動”：（a）第一主體促使聽話人選擇第二主體的某些屬性；（b）引導聽話人構建適合第一主體的平行意義復合體；（c）引導其在第二主體發生平行變化。此外，Black 提出了“強隱喻”和“弱隱喻”兩大分類，并將隱喻性陳述中“舊詞添新意”的現象定義為“詞形更改”（catachresis）。

鑒于替代觀和比較觀割裂了本體和喻體的關系，隱喻互動觀更加強調二者間的聯系。替代觀認為隱喻是字面意義上的替換，而比較觀則是替代觀的特殊形式，認為字面意義是對某種相似性或類比性的陳述。Black 的互動觀指出，本體與喻體相互作用，隱喻是結構類比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顯性同構，通過獨創的視角幫助人們從特定角度認知世界。Black 跳出了替代觀和比較觀認知意義上的桎梏，闡明了喻體與本體之間的意義和邏輯關系，為隱喻的使用、本體屬性以及內涵的理解與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將隱喻的認知延伸至具有互動關系的認知層面。

Indurkhya（1992）指出，傳統互動論暗含悖論，無法解釋互動的本質以及隱喻中相似性的來源、生成及制約機制?；诖?，他區分了概念網和域，提出隱喻本質上是源概念網和靶域之間實例化的一種投射認知關系，并分析了兩種不同的隱喻模式，即基于相似性的隱喻和相似性創造的隱喻。Indurkhya的新互動論介紹了隱喻的概念、本質及運作機制，并從句法隱喻、暗示性隱喻和投射隱喻三個角度著力分析漢語中的新奇隱喻，嘗試深入探索隱喻闡釋的互動論新途徑。

Eva Kittay 及其團隊（Kittay 1987; Kittay & Lehrer 1981; Steinhart & Kittay 1994 等）開創的語義場理論認為，詞匯的意義同語義場內其他詞的聚合和組合關系相關，隱喻是多個詞交互作用的產物。該理論將隱喻的產生視為將一個語義場內詞匯之間的關系結構映射至另一個語義場的過程，強調了隱喻的動態過程，說明隱喻是基于多個詞交互的結果，而非簡單的詞對詞的對應關系。語義場理論以文本為單位，強調語境對于隱喻理解的關鍵作用。通過轉移施喻場元素的關系，重新構建受喻場元素的關系；通過分析施域場中關系的轉移，增加對受域場新穎的見解，賦予傳統觀念以新的解讀，并促進了思維的發展。語義場理論能用于詩歌和文學欣賞、主題挖掘，并深刻理解其內涵。此外，研究者還創建了計算機模型NETMET。該模型成功生成一系列句法復雜、語義有趣的隱喻，證明了該理論的一致性及完整性。這說明語義場理論可以用于隱喻理解和隱喻生成。在此過程中產生的隱喻不拘泥于“A 是B”這一規約形式，而是出現了更多復雜的句法，因此增添了多樣化的隱喻表達，使隱喻的語法形式分類更加多樣完善，形成了更完整的隱喻系統。語義場理論以大于單詞及句子的文本單位進行研究，旨在拓展隱喻而不是孤立地開展研究。它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概念領域，用于意義與思維的轉變。

1.3 形式語義論

形式語義論從隱喻句的真假值出發，借助形式語義符號，為隱喻機制的存現設置了充分和必要條件。代表性觀點有Teun A.van Dijk（1975）的分類形式語義論、Franz Guenthner（1975）的自然語言形式分析論、Bergmann（1979）的形式語義模型論以及Carl Vogel（1998, 2001）的動態語義論。

國際頂尖理論語言學家Teun A.van Dijk 首先回眸了形式語義學中句子的真假賦值和隱喻句理論的條件。其次，他提出了形式語義學視閾中的隱喻新論，闡述了分類語義學、隱喻句的語義學問題、分類語義下的隱喻解釋。最后，van Dijk 探討了隱喻條件句的形式屬性與相似屬性。van Dijk 基于句子分類特征的隱喻論開辟了隱喻理論探究的新維度，為隱喻研究指明繼續前行的方向和路徑。

首先，關于隱喻句的語義學問題，van Dijk 主要探討了以下內容。第一，隱喻句的指稱性原則：只有當文本和語境的話語指示物被設定，才能得到隱喻解釋。隱喻解釋過程的規則如下：A=B，即A（本體）的外延和B（喻體）的內涵（外延）元素之間具有相似性。該規則表明了隱喻解釋所涉及的相關語境特征，可用“預設”前提條件進行說明。當隱喻性謂詞出現在描述性指稱短語中，話語指示物已被提到或在包含假定意義的命題中作為術語值引入，則此句也會得到隱喻解釋。如果脫離特定語境，句子會得到一般解釋。第二，隱喻句的同一性問題：謂詞替換會影響隱喻釋義的同一性，為保證語義同一性，必須限定在特定結構語境中。同時，隱喻表達的編程方式闡明，當隱喻表達被給予了指示性解釋時，隱喻表達才能具有真值，但是接受隱喻的進一步暗示可能導致不同真值的隱喻解釋。比如，在帶有內涵意義動詞的語境中，隱喻解釋是模糊的，隱喻不可能在內涵動詞范圍內解決這種不透明性。

其次，關于分類語義下的隱喻解釋，主要探討內容如下。第一，隱喻解釋的一般性原則。隱喻謂詞的特定使用方式使得隱喻解釋具有語用性，可用F：F＇結構描述：謂詞F 內容的擴展是通過去掉F 所包含的、只適用于更有限的邏輯空間區域的謂詞來構造出F＇，刪掉F 中邏輯空間區域有限的謂詞后所剩下的內容可用選擇函數來解釋。當謂詞內容范圍進行擴展后，謂詞釋義也可用隱喻釋義的擴展功能來進行闡釋，即刪除一個術語的部分內容，使其比字面上適用于更多可能事物。第二，刪除謂詞的方式，即刪除謂詞的部分內容來擴展謂詞。直觀標準是其保留的特征在某種程度上是典型的。典型標準的相似函數的選擇在語用上是由文化知識和信仰決定的。第三，隱喻句的真值條件。隱喻句*Fa 是真值的條件是：只有在邏輯空間被限定為某一可能對象的話語指示物是擴展謂詞F＇區域的元素，即E（F＇），包括了謂詞的預期釋義，即IE（F＇），句子才是正確的。

再次，在if-then 條件句中，如果所有可能的語境都為真，這些語境是由一個基于既定真值的函數“選擇”構造出來的，那么就可以得到真值。第一，條件隱喻句的形式屬性。隱喻句可以解釋為一個隱含的條件句，使先行詞為真并選擇隱喻解釋為真值的可能情境，繼而對該隱喻句進行闡釋。假設隱含先行詞實際上可以用比較句形容，在比較句中，含有共同因素的常量特征被明確化。比較理論認為，隱喻是一種隱晦或含蓄的明喻，一個封閉明喻表示一種限定的比較，表明相關術語（被比較的事物）的比較對象。第二，條件隱喻句的相似屬性。隱喻句具有反事實屬性，對句子進行假設是使句子擁有真值并符合假設性解釋的語義結構的策略。

最后，van Dijk 率先對形式語義中劃分為“分類錯誤”的句子進行了隱喻性解釋。此舉拓展了隱喻學的理論范式，乃學界獨創。這種隱喻性解釋盡管仍基于形式語義學的范疇，但對后來的日常語言流派、認知語義學、概念隱喻理論等都有較大啟示，尤其是對語境的考量為后來的認知語義學和概念隱喻理論等產生了重要的啟迪。

Guenthner 考察了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到的一種隱喻。在Guenthner 看來，亞里士多德關于語言的許多論述都明確指出了一些核心案例并解釋了這些案例所需的概念。Guenthner 對此提供了一些基于形式語義學的簡單語義技巧，這些技巧有利于隱喻概念的分析。Guenthner 認為，隱喻分析能夠揭示三個要點。第一是自然語言必須在語義學理論中區分字面意義和“次要”意義類型。第二點源于第一點，涉及“指稱”的重要性以及指稱在語境中的確定方式。第三，隱喻同時揭示了幾種語境依賴。由于許多隱喻只能在語境中分析和識別，因此在某種語境中隱喻意義為真，在另一種語境中則為假，又或在某種語境中是隱喻，在另一種語境中卻不是。第四，隱喻理論似乎不僅應適用于分析某些類型的意義變化，還應適用于語言中某一特定詞在不同應用領域可能具有的幾個相關意義。Guenthner 的隱喻語義學對于隱喻在自然語言中的意義解釋具有重要價值，為隱喻計算提供了值得參考的方案。

Bergmann（1979，1982）的形式語義模型論試圖通過建立理想語境來解決隱喻解釋的問題，但實際交際情境中的復雜性使得理想語境困難重重、難以實現。這體現了隱喻解釋的靈活性，以及填充語境以達到理想解釋狀態的重要性。Bergmann 的模型對隱喻理解的貢獻還在于指出隱喻不僅涉及意義偏差，還涉及人類的認知機制。

毋庸置疑，Bergmann（ibid.）的論述是繼van Dijk（1975）和Guenthner（1975）之后從形式語義的角度探索隱喻生發過程及其運作機制的標志性學術成果。Bergmann 的形式語義隱喻論在隱喻研究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她將隱喻的解釋一分為二，以字面解釋和隱喻解釋為切入點而發現隱喻解釋的優勢、開放性特征和對語境的高度依賴性，并將隱喻視為一種程序化應用，有效避免了對隱喻進行真假判斷的步驟。然而，從形式語義學的角度解釋隱喻現象并非易事，支配隱喻解釋的規則不僅關乎語言知識，還須考慮到各種各樣的非語言知識。

Bergmann 試圖通過建立一個理想語境來解決隱喻解釋的問題，但真實交際情境中的理想語境幾乎是無法達到的。這一事實也說明了隱喻的特殊性。隱喻解釋沒有嚴格的規則限制，因而在為隱喻附加特定解釋時，我們需要對隱喻的語境進行填充，使其達到隱喻解釋的理想狀態。換言之，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明確的指示表明我們更應該傾向于哪種方式對隱喻予以解釋，但我們仍能確定如何進行解釋，亦即我們可以選擇為隱喻性表達提供一個程序合理的解釋。從相關論述可得知，Bergmann 意欲進一步探討和塑造理想語境。盡管在實踐中存在諸多挑戰，但這并不影響其理論內涵的影響力。從邏輯層面來看，只要理想語境建立，其所建構的模型即可說明隱喻解釋的問題。

總而言之，Bergmann 對隱喻解釋進行層層剖析，通過對比替代觀和比較觀，剝離出語境對于隱喻理解的重要性，并圍繞語境將隱喻納入語用學研究領域，在語言使用的現實語境中解釋隱喻。同時她提出的具體模型也將語境考慮在內，這是一個長足的進步。但隱喻不僅是一個意義偏差的問題，也是人類的認知機制。盡管Bergmann 的理論存在欠缺之處，但其研究成果對隱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啟示，有助于學界進一步完善隱喻理解與解釋的理論框架和實操機制。

由柏林大學計算機科學學院Carl Vogel（1998，2001）教授開創的動態語義學論指出，隱喻性與通用性密切相關，它體現在對表達式進行評估的索引分類中，其目的是揭示意義生成及擴展的動態機制。隱喻性話語是一類包含性陳述，即包含喻體的雙重指稱。具有動態闡釋的內涵邏輯為語義擴展、詞匯歧義和隱喻性提供了形式語義，這種動態性允準句子的釋義通過添加任何擴展表達式來影響后續句子的闡釋。Vogel 提出的動態語義學將隱喻性和通用性合二為一，著力提倡從句法—語義接口出發對動態意義進行全方位闡釋。此動態闡釋系統的提出、解釋和論證旨在捕捉隱喻創造的重要特征，是形式語義學對隱喻理論貢獻的堅實證據。

對索引中信息的重新分類與評估是隱喻新意義轉移的重要標志，隱喻的動態語義應運而生并依照實體來闡釋，無論在直陳謂詞（意義可能為假）還是非直陳謂詞（意義可能為真）域內使用時，其意義均得以擴展。此外，語義的動態性使語言運用離不開語義闡釋的語境參與。語境是隱喻理解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體現出靈活性（孫毅2020a：104），信息的更新和降級分別為動態闡釋和靜態闡釋提供了靈活語境，使得對應的特征函數集的外延關系和常量發生改變。通過將每個意義應用于域內所有元素，仍可將其擴展至更細微的程度，故而隱喻性和通用性應在同一個語義框架內處理，此框架允許信息更新、實體名稱和謂詞一同與意義進行動態配對。隱喻的動態語義闡釋與完全模糊可以相互兼容，這對探索詞義消歧的理論方法是最自然也是效用非凡的。

1.4 認知語義論

由于深受主流認知語言學的影響，語義學研究者紛紛開辟了借助認知要素來探討隱喻機制的語義路徑。唯一的不同在于認知語義論是以語義學為根本出發點，代表性研究有Anna Wierzbicka 的自然語義元語言論、Dedre Gentner 的結構映射論、Sam Glucksberg的交互特征賦予模型論以及Samuel Guttenplan 的語義下行論。

最早由波蘭語言學家Anna Wierzbicka 肇始、由Goddard 引領的自然語義元語言（NSM）學派，是一套在多語種實證研究基礎上的、由簡單語義元構成的通用轉述語言系統，旨在通過簡化轉述的方式讓意義回歸語言研究的中心，并借助與自然語言相似的語義元表征以避免語言假說論證的可測試性缺失和跨語種回譯的偏差困境（Wierzbicka 1996; Goddard 1998;Goddard&Wierzbicka 2002;Peeters 2006）。然而，針對意蘊內涵豐富的隱喻普遍現象，NSM 方法所采用的文化腳本有些捉襟見肘，難以實現其最初擬議的假設預期，即任意自然語言的語義都可以通過元語言釋義得到解釋，且不會陷入循環論證的泥淖。

結構映射論是一種基于類比的理論模型，旨在解釋隱喻的加工過程。Gentner（1983）率先提出，不管是隱喻還是明喻，本質上都是類比，而類比就是一種在域與域之間尋找結構一致或推論映射的過程，即對兩種表征情景之間共同的關系結構進行匹配，然后投射出推論的映射過程。結構映射論為隱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視角和操作方法，其主要貢獻有三：（1）指出在隱喻映射過程中，雙概念域匹配的是客體間的關系結構，而非相似屬性；（2）同時解釋相似性、隱喻和類比三者之間的關系，具有認知經濟性優勢；（3）主張隱喻加工存在不同模式，提出隱喻加工方式與隱喻的規約程度相關的觀點。Gentner 及其團隊肇始的結構映射論（Gentner 1983; Gentner et al.1993; Gentner & Markman 1995; Gentner & Markman 1997; Gentner et al.2001）以此研判為出發點，綜合比較不同隱喻理論模型的基本思想和優缺點，發現它們彼此互補，并基于隱喻的規約程度不同而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連續統。這也進一步反映了人類認知結構和認知方式的多樣性，提供了除概念隱喻理論這一認知探討路徑外的更多闡釋方案?？傮w觀之，Gentner 將隱喻看作類比，并搭建起完整的解釋框架，為隱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視角和操作方法。

Glucksberg 的交互特征賦予模型假說認為，隱喻實質上是兩個概念主體間的特征賦予。喻體的主要作用在于將自身特征賦予到本體上，以及表征本體自身范疇內的變化維度。研究者通過對名詞性和謂詞性隱喻的范例分析，闡明由Manfredi（1994）、Glucksberg et al.（1997）和Glucksberg（2001）聯袂開創的交互特征賦予模型的工作原理，并對隱喻理解的互動特征賦予觀提出如下主張：隱喻的喻體和本體雖角色不一，但二者之間相互作用；本體提供了特征賦予的維度，而喻體提供賦予本體的特征。隱喻義的產生是本體和喻體交互特性作用下的產物。較傳統隱喻理論而言，交互特征賦予新模型假說可以更為完備地解釋隱喻加工的交互過程。

不難看出，該模型涵蓋兩個具體方面：隱喻本體和喻體的不同作用以及喻體的雙重指稱功能。一方面，隱喻加工的交互特征賦予模型側重本體與喻體的交互作用，認為隱喻的理解要求喻體提供上位范疇，并將自身特征賦予本體；另一方面，本體的特征維度決定被賦予特征的相關性。該模型較好地解釋隱喻的意義選擇問題，只有根據本體提供的維度賦予的特征才能進入隱喻的理解（劉正光2005：4），而與本體無關的特征則被過濾掉。根據這一模型，在隱喻理解的過程中，理解者的百科儲備和背景知識同等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講，交互特征賦予模型關注隱喻本身屬性的同時，也體現了作為理解者的主體特性。傳統隱喻理論強調源域向靶域的單向映射（即喻體向本體的映射），更看重喻體選擇在隱喻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弱化了本體對喻體的約束作用。相比之下，此模型認為本體為隱喻限定了特征賦予的維度，而喻體則限定了賦予本體的特征。與以往提出的比較模型相比，交互特征賦予模型界定了隱喻本體和喻體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兩者之間相互牽制、互為準繩，即無論是本體所提供的特征維度的約束性或是喻體意義的明確性，都可能對隱喻加工過程起到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

與傳統概念隱喻和概念整合理論相比，交互特征賦予模型能夠更加細致地詮釋隱喻加工理解的過程，具有更強的闡釋力，并且經得起設計精巧的實驗證明與推敲。盡管如此，與目前學界主流隱喻理論范式相比，交互特征賦予模型對隱喻的闡釋仍具局限性，今后可以該模型為基礎，針對更多不同類型的復雜隱喻、利用現代先進的設備儀器如ERPs（事件相關電位）和fMRI（核磁共振）等對隱喻加工的具體過程開展研究，不斷補充、完善現有模型。

Samuel Guttenplan 的隱喻語義下行說為隱喻解讀提供了認知的新視角。Guttenplan（2005）闡釋了如何通過語義下行來調解隱喻的上述不可協商的真值，其對象式限定（object-style qualification）的隱喻語義建構觀彌補了概念隱喻、屬性共享和相似性等解釋方案的不足，對“X is a F”型主謂隱喻的深入剖析拓展了隱喻類型的研究。Guttenplan（2007）進一步解釋了屬性在隱喻的可理解性方面行不通的道理，指出限定是解讀隱喻的關鍵，對象式限定的語義下行觀與屬性觀在隱喻解讀路徑中有本質區別。根據隱喻語義下行說的核心要義，隱喻蘊含一種從語詞到對象的轉移，該對象充當謂詞功能對所涉主體進行限定。這種對象式限定是一種參與語義建構的方式，有望取代概念隱喻、屬性共享和相似性等傳統范式的解釋，為調解不可協商的真值提供切實途徑。隱喻語義下行說認為存在一種從隱喻性述謂結構中的語詞到對象的下行，這些語詞將目光引向對象，我們借助這些對象而非語詞來限定隱喻主體，這是一種參與語義建構的方式。對象具有一種獨立于指稱且本質上不與語詞聯系的語義功能。另外，隱喻具有透明度，語義下行需要對隱喻中語詞的普通意義有初步把握，從而一開始就有某些事物可供理解，這是透明度所需的，正是這種透明度使說者、聽者和所有其他參與者在對對象意義的共同認識的基礎上達成理性空間中思想和行動上的調諧。綜上，語義下行說堅持隱喻的透明度，通過對象式限定保留了原句結構，能處理從主謂到更復雜形式的隱喻，解決了屬性共享易偏離基本隱喻以及加工語言時未啟用概念隱喻映射的情況下產生的問題，拓展了CMT 所闡釋的隱喻類型范圍。隱喻語義下行說的提出不僅彌補了以往隱喻研究之不足，同時也在對象式限定的基礎上探索了隱喻研究的新路徑。

綜上所述，語義學者對隱喻的探索異彩紛呈，從經典的宏觀語義角度對隱喻的批判，到微觀的隱喻的互動機制探索，再從隱喻真假值的索求，最后以認知語義的角度對隱喻的闡釋，無不體現了學者們對隱喻探求的孜孜不倦。學者們對隱喻從陌生到熟悉，雖然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中遇到一些問題，理論構建不足，但對隱喻研究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的作用，逐步揭開了隱喻背后的面紗。

2.結語

當代隱喻學自1993 問世以來，已經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研究者群體日益龐大，研究成果與日俱增。就筆者統計而言，僅1994—2013 二十年間，外國語言文學類CSSCI 來源期刊發表以“隱喻”為標題核心詞的論文達405 篇（孫毅2015），2014—2018 五年期間又刊載了226 篇（孫毅2020b），“隱喻熱浪”蔚為大觀。當代隱喻學已毫無爭議地成為一門語言學研究的新學、顯學。值得一提的是，在Odgen &Richards 師徒聯袂巨著《意義的意義》發表100 周年之際，窮盡性地網羅和盤整國際知名語義學專家對隱喻機制的研判和評價有著不言而喻的意義。

誠然，倘若我們認可隱喻機制是人類概念化的核心，關于隱喻機制構成與運行的探索就成為所有語言學同仁的任務與擔當。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仰首望天，借助先進的腦科學技術和儀器記錄和分析個體在應用隱喻時大腦的區塊分布、腦電波和其他實時活動；另一方面還要低頭耕耘，著力細致地剖解隱喻的語義學構成，特別是其語義特征和真假值問題，以期兩相結合，最終破解隱喻這個困擾學術界千百年來的頭號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