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農戶感知的黃河下游人-水關系結構分析

于佳睿,孫璐娜,劉慕義,王 帥,劉焱序

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 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875

人-水關系是指人文系統與水系統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1]。人文系統是指以人類為中心,由與人類生存發展相關的社會發展、經濟活動、科技進步等諸多因素所構成的系統[2];水系統是指以水為中心,由水資源、生態環境等因素所構成的系統[3]。兩個系統對立統一,相互聯系又相互沖突,耦成復雜的人-水系統[1,4-5]。人-水系統是典型的社會-生態系統[6],它的元素和過程是跨尺度連接的[7]。人-水關系包含水資源、水環境、水文化等多種關系[8]。對以上關系的結構化分析是理解區域人-水系統、調控區域人-水關系的核心研究內容,也是社會-生態系統研究的重要領域。

感知,是客觀事物通過大腦等感官在人腦中的主觀映像,是意識對內外界信息的覺察、感覺、注意、知覺的過程[9]。在社會-生態系統研究中,可以直接從感知調查問題中提取指標,或根據調查指標之間的關系計算派生指數,開展定量分析[10-11]。前人研究依托居民感知調查,基于生態系統服務付費等方法,通過建立人工神經網絡流域多主體水生態補償核算模型[12]、水質凈化服務供需模型等[13-14],評估了提供水資源和凈化水環境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12-14]。針對水文化的評估,黃越等通過PPGIS和半結構訪談進行調查,基于質性分析和空間分析揭示了束河古鎮居民復雜感知內容及其空間特征[15];沈嘯等和張環宙等運用網絡文本分析對游記、潛在狄利克雷分布主題模型評論等,分析游客對河湖景區的感知內容和影響因素,并討論其作用機制[16-17]。但是,已有研究多從區域水資源、水環境、水文化等某一種或幾種關系開展感知調查及歸因,忽視了人-水之間結構化的相互影響機制。

黃河下游地區人多水少,生活用水、農業用水主要依賴黃河,人-水矛盾突出制約著黃河下游的高質量發展[18]。識別黃河下游農戶人-水關系感知的影響機制,對黃河下游人-水和諧的政策調控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黃河下游研究區域,以“人-水關系”為主線,建立關系認知、功能評估、政策支持分析框架,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嘗試從農戶感知視角開展對人-水關系的研究,一方面在理論上基于農戶感知揭示黃河下游人-水系統的要素交互影響機制,另一方面在實踐中為更有效地處理好黃河下游生態保護和鄉村高質量發展的關系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獲取

1.1 研究區概況

黃河是我國僅次于長江的第二長河,其干流河道全長5464km,流域面積79.5萬km2。黃河下游是指從桃花峪至入?？诘倪@一段,約占全長的14%。目前,黃河下游灌區仍存在水資源浪費、節水灌溉發展不足等水資源利用問題;黃河三角洲的破碎化程度高[19]。同時,黃河下游地區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人文景觀眾多,文旅產業正在加速發展。本研究以黃河下游山東段為研究區,選取河道周邊鄉村開展農戶調研。

1.2 數據獲取

本研究結合黃河下游的特點,選擇和設計農戶感知與影響因素的測量表。問卷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17個測量變量,使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法進行測量,數值從小到大表示人-水關系更加緊密。研究團隊在黃河下游山東段的菏澤市鄆城縣、濟寧市梁山縣、泰安市東平縣、聊城市東阿縣、德州市齊河縣、濟南市濟陽縣、濱州市惠民縣、淄博市高青縣、東營市利津縣、東營市墾利縣共10個包含黃河河道的縣開展正式調研,每個縣隨機選取3-5個鎮,每個鎮隨機選取1個村進行入戶調查。問卷取樣點如圖1。

圖1 研究區與問卷樣本點Fig.1 Study area and questionnaire sample points

本研究問卷調查根據各地區之間的人口比例和誤差估計確定各個地區目標樣本量,并采取配額抽樣的方法對總體樣本按照性別、年收入等要素進行分層,確定各層單位樣本數額并按照隨機抽樣方法選擇調研對象,共回收問卷1651份,樣本特征如表1所示。性別結構上,男女比例接近1∶1;年齡以45歲以上中老年群體為主;年收入集中在1萬至10萬元,且各區間比例相當;25%的受訪者家庭主要依靠農業收入,75%的受訪者家庭有務工、產業工資;多數家庭擁有2個以上勞動力;78.6%的被訪者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僅有9.1%的受訪者在未來有遷居計劃。

表1 黃河下游農戶人-水關系感知調查的受訪者人口學特征(n=1651)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to the survey on perception of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among farmer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n=1651)

2 研究方法

2.1 信度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即可靠性,采用同樣的方法對同一對象重復測量,檢測題項的內部一致性,以反映可信程度。Cronbach α信度系數是最常用的信度系數,在0.6以下就要考慮重新編寫問卷。α信度系數的公式為:

效度分析即有效性,使用測量工具能夠準確表達測量指標的程度。利用因子分析測量量表的結構效度是效度分析最理想的方法。本文使用SPSS軟件對總體樣本數據進行信度、效度分析。

2.2 差異性檢驗

作為統計假設檢驗,差異顯著性檢驗是用于檢測實驗中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是否有差異以及差異是否顯著的辦法。依據是否依賴總體參數,分為參數檢驗和非參數檢驗二者的重要區別是數據是否符合正態分布,因而首先要進行正態性檢驗。當數據量>50時,傾向于以柯爾莫戈洛夫-斯米諾夫(K-S)檢驗結果為準。

當數據不符合正態分布,進行差異性檢驗時,使用非參數檢驗。Mann Whitney U 檢驗是檢驗兩個總體的中位數是否有顯著差異,應用最為廣泛的雙獨立總體大小關系的非參數假設檢驗方法之一。

2.3 測量變量評價標準

本調查共44題,與人-水關系相關的共17題。其中,八道題為關于影響的問題,涉及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對河口濕地功能、文化旅游功能的認識,按照影響大小依次為很大影響、有些影響、沒影響、不知道,賦值分別為3、2、1、0分;三道題為關于政策的問題,涉及節水政策、黃河出?？谡?、文旅政策,按照對政策的意愿分為即使略有損失也無條件支持政府、只要產量不下降就支持、心里不太支持這個政策但也可以接受、非常反對、不知道,賦值分別為4、3、2、1、0分;三道題為關于影響價值的問題,涉及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居住地生態功能的認識,分為影響價值很大、有些影響價值、沒影響價值、不知道,賦值依次為3、2、1、0分;一道題為到訪文旅景區次數,分為去過多次、去過1-2次、沒去過,賦值為3、2、1分;還有一道題為黃河河口濕地變化認識,分為有大幅縮小、大幅擴大、變化不大、不清楚,賦值依次為3、2、1、0分。

2.4 結構方程模型

2.4.1模型假設

(1)水資源與生態關系感知

農戶對周邊水環境的感知情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戶認知的內容與維度[20-22]、農戶認知差異的影響因素[23]、農戶認知與環保態度之間的作用模式[24]等方面,對水環境與生態之間關系的認知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針對人-水關系中的水資源與生態關系認知,大量實證研究討論了影響農戶環境行為的意識性因素,例如生態環境認知[20]、生態環境關注程度或污染程度[21]、行動技能熟知度和農戶的行為態度[22]等。研究表明,生態環境認知對生態環境友好行為存在顯著正向影響[24]。因此,結合本文主題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河口濕地功能評估。

(2)水文化與旅游關系感知

文化感知是指人們在不同文化場所之下,通過自身的文化背景對客觀文化環境產生感性認知的過程[25]。文化能夠間接影響認知,不同文化背景可能塑造了不同認知風格的人[26]。旅游感知是指游客感覺和直覺的綜合,而游客的感知往往涉及文化、形象、質量感知等多個方面[27]。文化與旅游作為兩個關系密切的系統,其融合是文化與旅游的“結構-功能”融合,在融合中體現了文化與旅游的關系[28]。居民對文化與旅游關系的感知有融合和分裂之分,由于個體差異,居民可能對黃河文化與周邊旅游的關系存在不同感知,進而影響其生態環境管理行為[29]。已有研究對游客感知和行為意愿的路徑關系進行了檢驗[30],但農戶感知下的文化與旅游關系研究相對少見。因此,結合本文主題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

(3)河口濕地功能評估

Noe等認為人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通過感知賦予景觀價值[31]。作為一種獨特的“半水半陸”景觀,河口濕地在氣候、資源、旅游、經濟等方面對于人類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對于碳收支、氣候變化等方面都要重要影響[32]。農戶對濕地景觀的功能感知并非都集中在生態功能方面,河口濕地功能評估需要考慮到景觀的社會文化屬性[33]。因此,結合本文主題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感知正向影響其對河口濕地功能的評估。

(4)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

生態系統所體現的各種功效或作用被稱為生態系統功能。在本文中,生態系統功能是從經濟學領域來定義的,這個功能主要體現在對人類的功能,即直接或間接為人類提供產品和服務來滿足人類需求[34-35]。有研究從居民對生態環境感知認識出發,探索并構建城市生態功能評價體系[36];也有學者將對生態功能的評估作為因變量,探究其影響因素[37]。因此,結合本文主題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

(5)文化旅游功能評估

文化旅游指的是旅游者體驗旅游地文化的過程,而這也是文化旅游的重要功能之一。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文化對于我們鄉村旅游的重要性逐漸日益增高。Hatch等[38]曾經提出分布式認知理論(Distributed Cognition Theory),認為“個人力、地域、文化力”會綜合影響個體認知活動,該理論被廣泛用于農戶認知活動研究[39-40]。因此,結合本文主題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5: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文化旅游功能評估。

(6)政策支持度

政策支持度在本研究中,是指黃河下游農戶對節水農業政策、黃河出?？谡咭约拔幕糜握叩闹С侄?。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功能區的評估能夠為相關政策的制定規劃提供參考[41]。有研究將政策支持度作為因變量,對政策支持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42]。因此,結合本文主題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6:農戶對河口濕地功能評估正向影響其政策支持度。

H7:農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正向影響其政策支持度。

H8:農戶對文化旅游功能評估正向影響其政策支持度。

在上述假設的基礎上,運用Amos 24.0軟件構建黃河下游人-水關系感知及其影響因素的假設模型(圖2)。

圖2 黃河下游人-水關系感知及其影響因素的假設模型Fig.2 Hypothetical model of perception of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H1: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河口濕地功能評估;H2: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H3: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感知正向影響其對河口濕地功能的評估;H4: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H5: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文化旅游功能評估;H6:農戶對河口濕地功能評估正向影響其政策支持度;H7:農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正向影響其政策支持度;H8:農戶對文化旅游功能評估正向影響其政策支持度

2.4.2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礎上,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對假設模型進行內在結構適配度檢驗。由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可知,本文的結構方程模型由6個潛變量(水資源與生態關系、水文化與旅游關系、居住地生態功能、河口濕地功能、文化旅游功能、政策支持度)及17個測量變量(RWRE-4、RWCT-2、EFH-2、EWF-3、CTF-3、DPS-3)構成。運用Amos軟件對人-水關系感知結構方程模型的相關假設進行檢驗,得到路徑分析結果和假設檢驗結果。以P值是否小于0.05以及C.R.的絕對值是否大于1.96作為標準,來判斷支持或拒絕假設。

3 結果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由檢驗結果可知,Cronbach′s a系數為0.836,表明樣本數據信度很好。效度分析借助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驗確定數據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在Bartlett球形檢驗給出卡方值為16347.344情況下,KMO值為0.673,相伴概率Sig為0.000,效度可接受,表示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分別對沿黃農業節水的認識、對黃河河口濕地的認識、對黃河文化旅游的認識的測量指標做降維處理,同時進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旋轉后因子載荷均大于0.5(表2)。影響因素的17個測量指標中提取出6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達74.975%,分別為水資源與生態關系(RWRE)、水文化與旅游關系(RWCT)、居住地生態功能(EFH)、河口濕地功能(EWF)、文化旅游功能(CTF)、政策支持度(DPS)說明這6個公因子的信度和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表2 黃河下游農戶人-水關系感知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farmers′ perception of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3.2 差異性檢驗結果分析

通過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水文化與旅游關系、河口濕地功能、文化旅游功能五個變量的探索性分析,可得正態性檢驗結果。五組變量檢驗的P值均小于0.05,說明這五組變量均不符合正態分布,故只能使用非參數檢驗。

在進行非參數檢驗前,先對關系感知影響下的功能感知可視化。自變量各自對應2-4個題目,每個題目根據影響程度或變化大小打分,由大到小依次為4、3、2、1、0分。0、1、2分為人-水關系不緊密,3、4分為人-水關系緊密。然后,根據自變量每個題目的分組情況,對因變量各個題目進行分組,計算各組的均值大小。每組關系感知對功能感知的影響分析中,選擇最具代表性的組間差異呈現如圖3。從圖中可以看出,在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感知差異影響下,對河口濕地功能的感知有較大的差別;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感知影響農戶對河口濕地功能的感知;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不同感知使其對河口濕地功能的感知有所差異;農戶感知的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緊密與否,影響了農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的感知;在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感知差異影響下,對文化旅游功能的感知有較大的差別。

圖3 關系感知對功能感知的影響Fig.3 Effect of relationship perception on function perception RWRE:水資源與生態關系;RWCT:水文化與旅游關系;EWF:河口濕地功能;EFH:居住地生態功能;CTF:文化旅游功能

在使用Mann-WhitneyU檢驗時,由于三個因變量的兩個總體大小關系不定,因而對立假設為雙側。原假設為在自變量影響下,因變量兩個總體的大小沒有顯著差異;對立假設為在自變量影響下,因變量兩個總體的大小有明顯差別。探究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影響時,河口濕地功能、居住地生態功能的顯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說明在99.9%置信水平下呈現顯著性,因而拒絕原假設,即水資源與生態關系不同時,河口濕地功能和居住地生態功能均存在內部的顯著差別,來自不同總體。在探究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影響時,河口濕地功能、居住地生態功能、文化旅游功能的顯著性水平也都小于0.001,則水文化與旅游關系不同時,河口濕地功能、居住地生態功能、文化旅游功能均存在內部的顯著差別。

3.3 驗證性因子分析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政策支持度的三個測量變量的標準化路徑系數λ值分別為0.23、1.30、0.23,均小于0.5或大于1,說明三者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對應的潛變量政策支持度,因此將此潛變量刪除。刪除后再次進行擬合,結果顯示EWF3的λ值為0.38,小于0.5,說明EWF3不能很好地解釋對應的潛變量黃河口價值,因此將此測量變量刪除,得到修正后的結構方程模型M1。隨后對修正后的模型進行內在結構適配度檢驗。選擇組合信度(C.R.)值和平均方差萃取值(AVE)作為收斂效度判斷標準,結果如表3所示。各測量變量標準化因子載荷介于0.525-0.981之間,潛變量CR值均高于0.7,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均高于0.5,均達到建議標準,即測量變量對潛變量解釋性較好,模型收斂效度較高。最后,對模型的區分效度進行檢驗,以各潛變量的內部相關與外部相關作為指標,結果顯示各個潛變量的內部相關均高于與其他潛變量的內部相關,表示模型區分效度較高。

表3 黃河下游農戶人-水關系感知測量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Table 3 Validation factor analysis of farmers′ perception measurement model of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3.4 結構模型檢驗與修正

首先對修正后的初始結構方程模型M1進行檢驗,數據擬合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中可以看出,初始結構方程模型適配度指標沒有達到建議標準,需要對模型進行修正。根據Amos修正索引中修正指標值可修正模型[43]?？紤]到“水資源與生態關系”中四個測量變量之間,RWRE1和RWRE4、RWRE2和RWRE3、RWRE3和RWRE4之間的修正指數較高,因此嘗試增加e1和e4,e2和e3,e3和e4之間的共變關系(圖4)。從表4中可以看出,修正模型M2所有擬合指標均得到優化,8個擬合指標參數中有6個達到建議標準,僅有CMIN/DF指標高于建議值3,且其他指標均有顯著的提升。從總體上看,修正模型M2擬合度較好,與數據的適配度也較為理想。

表4 模型M1和模型M2擬合度比較Table 4 Comparison of fit between model M1 and model M2

圖4 最終修正模型Fig.4 Final revised model

3.5 結構方程構建結果

由結構方程模型路徑分析結果(表5)可知,黃河下游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的關系的感知對其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具有正向作用(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328),對其河口濕地功能評估也具有正向作用(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207),假設1和假設2成立。水資源、居住地生態環境、河口濕地景觀三者是空間聯動的,研究結果暗示著正確認識水資源與生態緊密關系的農戶,能夠更好的理解河口濕地系統對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乃至于個人的重要價值。同時,研究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識也可以顯著提高對居住地生態功能本身價值的認識。而價值認知的提高,可以提高農戶的環境友好行為[31-33],這在微觀層面提供了一種農戶人-水關系認知的內部過程,即認識到水與生態系統的緊密關系可以提高農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的認知,進而促進黃河下游人-水關系和諧。

表5 結構方程模型路徑分析結果Table 5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analysis results

黃河下游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的關系的感知對河口濕地功能評估具有正向作用(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112),對居住地生態功能評估具有正向作用(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086),對文化旅游功能評估也具有正向作用(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277),假設3、假設4和假設5成立。作為地方文化傳承重要載體的黃河水文化,在與旅游的結合中能夠發揮其價值。本文證明了黃河下游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能夠影響其對河口濕地功能、居住地生態功能、文化旅游功能的評估。認識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緊密性的農戶,能夠意識到生態環境對文旅發展的重要性,從而對河口濕地功能、居住地生態功能持有更高評價;其也能夠認識文化旅游對家庭、社會、國家的重要意義,從而對文化旅游功能的評價也就越高。因此,認識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緊密性的農戶,在評估河口濕地功能、居住地生態功能、文化旅游功能時賦分也越高,即能更加緊密地理解黃河下游人-水關系。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本文是基于對黃河下游山東省10個縣的農戶發放的1651份問卷,問卷數量較多,樣本量充足。但在數據收集中也存在不確定性,主要是由于問卷調查面對的對象為農村居民,大多為年齡較長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因此,問卷調查采用問卷發放人員一對一訪談的方式完成,對問題逐條解釋,再根據被調查者的回答來完成問卷,中間易受被調查者對問題的理解程度、問卷發放人員在轉述問題的主觀性以及方言等因素的影響。在問卷發放時,雖然盡量追求各縣的采樣點的隨機性和合理性,但囿于當時的現實條件和時間條件的限制,可能會出現某個縣采樣點之間距離較近。在問卷設計上,由于針對政策支持度方面的題目數量不足,導致在結構方程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中政策支持度這一潛變量被迫刪除,使得本文無法研究功能評估與政策支持度之間的關系。此外,由于目前針對人-水關系結構的研究較少,本文在提出假設時的理論依據有所欠缺,這可能對問卷題目設置有所影響。

已有研究結論表明:環境認知對環境行為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20];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感知影響景觀價值[31];文化認知會影響個體認知活動[38]。本研究問卷調查了黃河下游農戶的水生態、水環境、水文化要素感知,對應了水資源與生態關系和水文化與旅游關系兩個潛變量。對于水資源與生態關系這一潛變量,通過調查農戶是否認為鄉鎮農業大量灌溉用水以及帶有剩余農藥化肥的農業排水會影響鄉鎮的生態環境這一問題來了解農戶對于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知程度。當農民認為這些灌溉用水、農業排水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越大,那么農戶對于水資源與生態關系認知更強,農戶會更加贊同這些不良影響會導致地下水降低、魚類減少等生態破壞的觀點,也就會更加贊同這些不良影響會造成居住地生態功能和河口濕地功能的削弱的,對于家庭、社會、國家的多個方面都會帶來不良影響。對于水文化與旅游關系這個潛變量,通過調查農戶對黃河文旅關系的感知以及對黃河文化景區的支持度,了解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程度。當農戶認為當地旅游景區跟黃河文化關系越大、去過黃河文化景區次數越多,那么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緊密性的認識程度更深,農戶會更加贊同弘揚全縣的黃河文化旅游對全縣經濟發展、家庭生活質量提升是有價值的,也就是對文化旅游功能評價更高。本研究得出的以上結果都與已有結論在邏輯上相符。這些也暗示著在鄉村生態振興過程中,有必要加強針對農戶的科普宣傳和教育,使農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深入理解水生態、水環境、水文化要素的內部關聯,從而正確判斷區域人與水兩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

社會-生態系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交集,而人-水系統是流域社會-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44-46]。黃河流域農村居民是人-水系統的重要利益相關者,也是地方人-水系統的管理主體。當前研究雖然對農村居民在水資源、水環境等感知及行為方面取得進展,但側重于資源生態或社會文化某一視角,對人-水系統缺乏結構化的刻畫,因此不能整體反映社會-生態系統中的生態、社會過程的交互。本研究的特色在于從水資源與生態關系、水文化與旅游關系兩大方面入手,鏈接了水生態和水文化要素,識別了黃河下游農村居民對人-水系統的結構化感知,刻畫了人-水關系結構,識別了人-水系統功能認知的影響路徑。然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未能取得社會-生態功能與政策的級聯,不能證明正向的農戶人-水關系感知可以放大其政策支持度。因此,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把握人-水關系結構感知的區域性特征和個體差異特征,探討人-水系統結構化調控政策支持度的影響因素,推動人-水系統研究從利益相關者感知調查分析走向流域社會-生態系統管理政策支持。

4.2 結論

識別黃河下游農戶對人-水關系的感知及其影響因素,對黃河下游因人施策開展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政策調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最終引入了水資源與生態關系、水文化與旅游關系、居住地生態功能、河口濕地功能、文化旅游功能、政策支持度五個因素,構建了黃河下游農戶對人-水關系感知及其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模型中8個假設有5個得到了驗證。結果表明:第一,農戶對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和河口濕地功能的評估。通過調查農戶是否認為鄉鎮農業大量灌溉用水以及帶有剩余農藥化肥的農業排水會影響這個鄉鎮的生態環境來了解農戶對于水資源與生態關系的認識程度。當農民認為這些灌溉用水、農業排水對生態環境造成影響越大,那么農戶對于水資源與生態關系認識更強,農戶會贊同這些不良影響會導致地下水降低、魚類減少等等的生態破壞,也就會贊同這些不良影響會造成居住地生態功能和河口濕地功能的削弱,對于家庭、社會、國家的多個方面都會帶來不良影響。第二,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正向影響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河口濕地功能和文化旅游功能的評估。通過調查農戶對黃河文旅關系的感知以及對黃河文化景區的支持度,了解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的認識程度。當農戶認為當地旅游景區跟黃河文化關系越大、去過黃河文化景區次數越多,那么農戶對水文化與旅游關系緊密性的認識程度更深,農戶會更加贊同弘揚全縣的黃河文化旅游對全縣經濟發展、家庭生活質量提升是有價值的,也就是對文化旅游功能評價更高。第三,農戶對居住地生態功能、河口濕地功能、文化旅游功能評估正向影響其政策支持度三條假設未得到驗證。本文研究結果通過基于農戶感知刻畫人-水關系結構,揭示人-水系統功能認知的影響機制,有助于為黃河下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鄉村振興提供決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