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土漢晉時期微雕動物形珠飾造型與材質溯源初考

覃 璇，鄒 婧 ，2，龍天一，劉 琦

(1.湖南博物院/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利用湖南省重點實驗室,湖南 長沙 410001;2.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6;3.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自西漢中期,東亞地區出現一類個體微小(約1～3 cm)、質地多樣、造型別致、做工精細且以動植物、器物造型或吉祥符號等為形制的珠飾。這類珠飾有別于造型單一的管、珠,也不同于個體更大的、以透閃石為主要材質的圓雕玉飾,故有專家將其統稱為“寶玉石微雕”或簡稱“微雕”[1]。此類微雕珠飾主要流行于我國兩漢魏晉時期,在中原地區至隋唐時期才幾乎絕跡。這類小型器物通常容易被忽視,但其發展脈絡明顯,出土數量豐富,地理分布廣闊,是長距離貿易文化交流的指示物。

我國湖南出土珠飾多達近2萬件[2],其中不乏數量可觀的微雕珠飾。漢晉時期的這類珠飾以琥珀、煤晶居多,亦有綠松石、水晶、玻璃或金銀等;形制以雙勝、鳥獸為主,昆蟲、吉祥符號和難以識別的形象少見;體形小巧,秀氣凝煉,大多采用圓雕技法雕琢,有穿孔可佩戴。因此,筆者選取動物形微雕珠飾出土文物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造型和材料進行分類,以期追溯它們的來源,并探討漢晉時期湖南在絲綢之路對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1 樣品及測試方法

1.1 樣品情況

我們篩選了一組材質、造型和出土墓葬具有代表性的動物形微雕珠飾樣品(表1,圖1-圖3)作為研究對象,除特別說明外,所有微雕珠飾樣品均收藏于湖南博物院。

圖1 湖南出土漢晉時期微雕動物形珠飾(一)(圖中未反映標本真實尺寸及比例)

圖2 湖南出土漢晉時期微雕動物形珠飾(二)(圖中未反映標本真實尺寸及比例)

圖3 湖南出土漢晉時期微雕動物形珠飾(三)(圖中未反映標本真實尺寸及比例)

表1 湖南出土漢晉時期微雕動物形珠飾的基本資料

1.2 測試方法

為了厘清本文所研究的微雕珠飾樣品的材質,進一步揭示其寶玉石材料及制品在古代物質交流貿易中面貌,我們使用超景深立體顯微鏡、X射線熒光光譜儀、拉曼光譜儀和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等儀器對部分微雕珠飾樣品進行了無損科學表征。

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采用德國布魯克Tracer 5g型能量色散X射線熒光光譜儀,測試條件:靶材Rh靶,X射線焦斑3～8 mm,最高工作電壓40 kV,最大工作電流200 μA,定量分析方法主要采用線性工作曲線法。針對鉛/鉛鋇硅酸鹽玻璃體系,和鈉鈣/鉀硅酸鹽玻璃體系,采用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標準玻璃樣品進行校準。為提高檢測精確度,實驗搭載儀器自帶的低真空泵進行。

拉曼光譜分析采用如海光電EVA3000Plus型手持式拉曼光譜儀,測試條件:光譜范圍200～3 100 cm-1,分辨率<10 cm-1,激發波長785±0.5 nm,線寬≤0.08 nm,工作電壓5 V,電流2 A,積分時間3～5 s,最小工作距離7.5 mm,樣品無需前處理制備。

紅外光譜分析使用賽默飛(Thermofisher)Nicolet iS5紅外光譜儀,搭載PIKE Technologies生產UpIR上置式全反射光學附件。測試條件:掃描電壓220 V,掃描范圍4 000～400 cm-1,分辨率4 cm-1,掃描32次。所得數據經K-K變換后使用Omnic和Origin專用軟件繪圖并標識。同時,筆者還選取了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利用湖南省重點實驗室古代物質文明標本庫中編號HLAC-Ma-2的現代開采緬甸琥珀為樣品,在同一測試條件下測得其紅外光譜,用于對比分析。

所有實驗均在湖南博物院庫房內室溫、常壓條件下進行。

2 部分出土微雕珠飾的科技分析結果

2.1 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

該實驗選取表面較為平整,附著物和次生產物較少的標本52(圖3-9)進行測試,結果(表2)顯示,該鳥形飾樣品中SiO2為最主要成分,含量約90%,Al2O3的含量約為3%,CaO的含量約為2%,K2O的含量約為2.8%,MgO、P2O5和MnO的含量均低,故該珠飾應由中等鈣鋁鉀玻璃(m-K-Ca-Al)制成,珠體呈現的淡綠色可能由Fe2+顯色。

表2 標本52玻璃質鳥形微雕珠飾化學成分半定量分析結果

2.2 拉曼光譜分析

獅形微雕珠飾標本1(圖1-1a)的拉曼光譜結果(圖4a)顯示,位于459 cm-1處存在明顯強峰,歸因于O-Si-O鍵的彎曲振動所致;位于209、354 cm-1和817 cm-1等多處強度較低的特征峰應歸因于Si-O-Si鍵的搖擺和彎曲振動、O-Si-O鍵的彎曲和伸縮振動以及Si-O鍵的伸縮振動所致。鑒于此,該珠飾由無色透明的水晶制成[3],殘存的藍色釉層化學成分未知,有待其他科學方法進一步表征。

圖4 出土微雕珠飾標本1(a)和標本2(b)的拉曼光譜

系領狀珠標本2(圖1-1b)的拉曼光譜結果(圖4b)顯示,其拉曼特征強峰位于682 cm-1和1 069 cm-1處,分別為ν(Be-O)鍵的伸縮振動和Si-O鍵的振動所致;兩個較弱的特征峰位于319 cm-1和394 cm-1處,歸因于Si-O鍵的對稱環變形振動所致。該珠飾系由綠柱石族的海藍寶石制作[4]。

2.3 紅外光譜分析

選取獸(龜?)形微雕珠飾標本7(文物號:3762,圖1-3)上較為光潔處進行紅外光譜測試,結果(圖5a)顯示,在2 000～400 cm-1區間內的特征峰有(1)1 448 cm-1(弱),(2)1 373 cm-1(弱),(3)1 260 cm-1(非常弱),(4)1 121 cm-1(弱),(5)1 042 cm-1(強),(6)914 cm-1(較強)以及(7)545(強)cm-1和(8)475 cm-1(強)。根據相關資料[5-6]顯示,緬甸琥珀可能出現位于1 050 cm-1附近的強峰,而其在遭受強烈氧化后,部分特征峰會增強并向1 058 cm-1附近擬合。標本7的紅外光譜表現為1 042 cm-1處的強峰;應在970 cm-1附近出現的特征峰偏移至914 cm-1處;545 cm-1和475 cm-1的兩處強峰是緬甸琥珀遭受氧化后的特征峰[6]。因此,筆者認為該珠飾系使用緬甸琥珀制成,并在埋藏過程中遭受強烈的氧化等次生作用而造成劣化。

圖5 出土微雕珠飾標本7(a)及標本17和現代緬甸琥珀樣品HLAC-Ma-2(b)的紅外光譜

選取臥獸形微雕珠飾標本17(文物號:3760,圖1-13)上附著物較少、光澤較好的一處進行紅外光譜測試,結果(圖5b)顯示,在2 000～400 cm-1區間內的特征峰有(1)1 714 cm-1(非常強),(2)1 459 cm-1(強),(3)1 379 cm-1(弱),(4)1 270 cm-1(弱),(5)1 227 cm-1(較強),(6)1 155 cm-1(強),(7)1 039 cm-1(較強)和(8)961 cm-1(弱)。結合前人研究[7-8],并與緬甸琥珀樣品HLAC-Ma-2對比,筆者判斷該珠飾應使用來自緬甸琥珀原料制作。

3 湖南出土的幾種特殊形制微雕珠飾

3.1 海螺形微雕珠飾

海螺外觀精美,色彩多樣,自舊石器時代起,就被收集加工為飾品(圖6-1)[9-10],更被賦予吉祥寓意用作護身符。埃及第12王朝時便使用紅玉髓、天河石制成海螺形珠(圖6-2a、2b)[11]。地中海、紅海周邊地區有使用天然小型螺殼作為飾品的喜好,位于紅海Berenike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6世紀的遺存中,出土大量小型穿孔海螺,可能是作為佩飾使用(圖6-3a、3b)[12]。海螺在印度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多有海螺制成的珠串、飾品出土(圖6-4a、4b)[13]。在南亞次大陸宗教文化中,海螺是重要吉祥物,其形象經常出現于雕塑和繪畫中,并影響到東南亞地區。印度Maharashtra、Ujjain、Sanghol等地曾發現多件貝殼或海螺制作的護身符,Maski、Kosam、Kondapur等地則出土了用陶、玻璃、金等材料制作的貝殼、海螺形佩飾,其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孔雀王朝時期[14]。緬甸也出土過不少鐵器時代水晶、縞瑪瑙制作的海螺形珠飾(圖6-5a、5b)[15]。

圖6 小型穿孔海螺珠飾及寶石質海螺形珠飾

水晶海螺形標本5(文物號:9891,圖1-2c)以陰刻槽線勾勒右旋螺塔,珠體縱軸直穿孔,出土于長沙五里牌東漢墓M9。海螺非我國傳統藝術裝飾題材,此漢代海螺形珠飾或為僅見,是否具有吉祥寓意待考證。由于海螺珠飾廣泛見于南亞、地中海地區,與標本5同時出土的其他水晶、海藍寶石珠飾應是順海上絲綢之路來的舶來品[16],故筆者推測,該海螺形水晶珠飾應是域外傳入。

3.2 甲蟲形微雕珠飾

甲蟲形微雕珠飾在中國罕見,其地域特色明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甲蟲形扣飾多件,可能是縫綴在“珠襦”上的配飾(圖7-1、2、3),李家山M69出土一件東漢時期的細砂巖石甲蟲飾[17]。晉寧石寨山發現多件紅玉髓、金質甲蟲形飾(圖7-4、5),M71出土的“珠襦”上有4件甲蟲形綠松石扣(圖7-6a、6b)[18]。甲蟲在滇文化中是被單獨運用的藝術素材。四川涼山西昌東漢墓出土一件琥珀扣飾,應為甲蟲形(圖7-7)[19]。

圖7 云南、四川出土的甲蟲形微雕飾

1960年長沙東屯渡萬年紅公社東漢墓出土兩件甲蟲形飾標本29和30(文物號:3770;圖2-4、5)均為琥珀,分別呈深褐黑色和紅色,表面光澤油亮;整體棗核形,兩端尖,底平,正面隆起,中線折棱,背部前飾一道陰刻線,區分頭部與身體,頭部以陰刻線代表雙目;背部陰刻“Y”形紋代表雙翅,雙翅兩側有穿孔,形態與云南及四川地區出土者相似。這類甲蟲形微雕珠飾的外形具有明顯共性,造型獨特,數量稀少。古滇國地處邊陲,滇文化有別于中原地區文化特征和面貌,雖然甲蟲藝術形象更早的源流尚不清晰,但作為滇文化中反復出現的典型藝術題材,四川和湖南漢墓中零星所見的甲蟲形微雕珠飾,可能與西南地區存在區域性的文化交流。

3.3 水晶施釉獅形微雕珠飾

為珠飾和小型器物施釉的技術已有悠久的歷史,埃及費盎斯器物是典型代表,此外,滑石、石英巖、蛇紋石、燧石乃至紅玉髓珠飾制品也可被施釉處理,施釉可改變珠飾表面色澤,起到加固和提高硬度等作用,是古代材料優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此技術及其制品隨后向更廣泛的地區傳播,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和印度地區都發現了這類珠飾。埃及的珠飾施釉以Cu為著色劑,幾乎均為藍色或綠色,模仿青金石和綠松石。阿拜多斯墓地出土一件新王國早期的“罌粟果”形水晶垂飾(圖8-1),材料為透明水晶,表面施藍色釉料[11]。努比亞(Nubia)多有這類施釉水晶或石英珠飾出土,圖8-2的珠飾制作于公元前1650-公元前1550年之間[20],有甚者以完整水晶晶體直接施釉成掛墜(圖8-3)[21]。巴基斯坦北部塔克西拉(Taxila)的西爾卡普(Sirkap)和達摩拉吉卡佛塔(Dharmarajika Stupa)出土年代約為公元1世紀的施釉珠飾,其中一枚施釉水晶質微雕獅形飾個體細小,圓雕獸形,呈臥姿,后臀較短未凸起,前足略伸,頭大,下頜明顯,面部刻出雙耳和眼,腰部有橫穿孔。根據Beck的描述,其表面涂覆有藍色釉料,局部已脫落(圖8-4)[22]。相似的微雕珠飾如圖8-5、6,藍色釉料脫落后顯出白色石英巖珠體。

圖8 水晶、石英巖施藍釉珠飾

施藍釉水晶獅形微雕珠飾標本1(文物號:11043;圖1-1a),圓雕獸形,個體細小,體扁平較薄,外觀呈獅形,蹲伏狀,胸部橫向穿孔,雙耳立起,雙目突出,下肢部略有殘損(圖9-1);陰刻溝槽內,以及臀部表面局部附著有淺藍色透明至半透明的玻璃狀釉料(圖9-2、3),已有明顯的龜裂,邊緣有土黃色附著物,大部分釉料或已脫落(圖9-4、5)。這件施藍釉的水晶小獸型與中國傳統的臥獸圓雕有很大區別,與塔克西拉出土的施藍釉水晶獸形微雕珠飾有相似之處,筆者推測這件微雕珠飾應是來自異域的舶來品。

圖9 施藍釉水晶獅形微雕珠飾標本1的顯微圖

4 湖南出土漢晉動物形微雕珠飾的源流及文化意義

4.1 湖南出土漢晉動物形微雕珠飾的初步分類

法國學者貝倫妮斯·貝林娜以克拉地峽鐵器時代遺址及出土珠飾為研究基礎,以泰國三喬山遺址為范例,提出公元前4到公元前1世紀,由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而興起的港口聚落多元珠飾產業技術具有不同文化面貌和融合特征,并通過工藝技術系統將出土珠飾劃分幾個文化技術分組。在本文,筆者參照其方法對湖南出土漢晉動物形微雕珠飾進行初步分類[23]。

海螺形珠應系直接進口,屬于域外技術系統與文化內涵的產物。龜形飾中既應有可能從域外直接輸入的水晶龜形飾(標本3和4,圖1-2a、2b),也有可能使用外來材料(琥珀)制作出符合本土審美、文化內涵和功能的龜鈕琥珀印形飾(標本33,圖2-8)。羊形微雕珠飾(標本28,圖2-3;標本49,圖3-6;標本53-57,圖3-10到圖3-14)文化背景復雜,將另文詳述。

湖南地區出土的臥獸形珠飾數量最多,特征最為明顯,外形上經歷了從“獅形”到“似獅”,并發展為“似虎似獸”的過程。這些臥獸形珠飾大致可分為四類:第一類以標本44(圖3-1)為代表,使用透閃石為材質,形態與漢代之前的玉質器物相似,應系本土制作;第二類以標本1(圖1-1a)為代表,應直接從域外輸入,反映外來技術工藝及審美情趣;第三類形態與南亞、東南亞等地發現的獅形珠相似,如標本9(圖1-5)、標本14(圖1-10)、標本10(圖1-15),但其材質、穿孔方式和細節上又有所區別,或是模仿域外獅形珠的形態由本地工匠仿制;第四類出土甚豐,其雙耳在腦袋兩側,大致呈長條形或短粗狀,體型圓潤飽滿,五官較為簡略,用陰刻線表示,此類臥獸形珠多出土于東漢墓葬,材質以琥珀(如標本8,圖1-4a、4b;標本10,圖1-6;標本22-25,圖1-18a到圖1-18d;標本39-43,圖2-14a到圖2-14e)、綠松石(如標本48,圖3-5)及煤精(如標本58,圖3-15;標本59,圖3-16)為主,材質、造型上與域外獅形珠有區別,應是本土工匠自創。

4.2 漢晉之前的動物形玉飾的源流

西漢中期出現的微雕動物形珠飾并非是無源之水。人類在生產生活過程中,對自然生物的觀察、描繪和塑造是普遍共性。動物形裝飾品、玉器或珠飾的出現與發展,是動物崇拜的一種具象表現,與人類認知發展、生產力水平,人類社會與自然資源狀況、生態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受東亞地區自然資源及環境生態的影響,漢代及更早之前的古代先民,與特定的動物產生了密切的聯系、互動,并體現在相應的圖像、文字和信仰系統中?？v觀中國的玉器發展歷程,自新石器時期便開始便出現以動物形態和形象為題材的玉器,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即有象生龜形器和鱉形器。商代動物形玉雕相對寫實,以禽鳥、走獸、龜、蛙和昆蟲等為主題,如婦好墓中便出土有牛、象、熊、虎、鴟鸮、大雁等圓雕玉飾若干[24]。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動物形佩飾多為扁平狀,或呈現動物的整體形象,又或是只取動物的局部典型特征(如頭、面部)作為主題,并與各類材質制作的管珠等搭配形成獨具特色的用玉體系。

鳥、羊、龜等形象均為我國傳統的藝術素材,并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中被賦予了獨特的精神內涵,如鳳鳥、梟等鳥類被認為是神鳥或氏族標志,口銜林芝仙草的造型或是漢代升仙思想的體現。本文研究的標本45(文物號:11044;圖3-8)的造型與揚州胡廠M14漢墓、北京大葆臺漢墓出土的鳥形微雕珠飾風格類似[1]。羊的崇拜及其紋樣裝飾在包括漢代中原地區在內的整個亞歐草原地帶(圖10-1),乃至尼羅河三角洲地區都非常流行(圖10-2),流行時間長,分布范圍廣,文化交流內涵復雜。漢瓦當、銅器中多有“大吉羊”的字樣,漢晉時期羊具有辟邪的寓意。羊可能還被視作協助墓主人升仙的工具(圖10-3)[25]。除了羊形玉飾外,臥羊的形象還被廣泛用于銅燈、陶座、石雕等器(圖10-4、5、6),這些羊的造型普遍相似:整體為靜態伏臥狀,昂首前視,前蹄跪伏,羊首較小,略呈三角形,羊角卷曲,身體較為肥碩飽滿,與湖南出土的漢代微雕羊形珠飾造型十分相似。龜在很多文化中都被認為具有長壽象征的寓意,也經常被做成佩飾佩戴(圖11-1、2、3)。至漢代時,崇尚神仙的風氣益盛,龜更是備受喜愛和推崇。有趣的是,除了對龜的完整塑造,自紅山文化起,便有以龜殼作為外形的玉飾或珠飾出現(圖11-4)[26],凌家灘87M4出土了玉龜甲和八角星形太陽紋玉版[27],西周時期更是見有小型的龜甲形玉質串飾,如山東濟陽縣劉臺子西周早期墓出土十余件玉龜串飾,形制小巧,均有穿孔(圖11-5)[28],玉龜甲的制作與穿佩或許與獨特的龜甲占卜有關,是世界范圍內龜形飾品中獨特的存在。而本研究的琥珀質龜鈕印標本33(圖2-8)應是中國傳統造型,透閃石、金、銅材質的龜紐印亦多有出土(圖11-6、7、8、9),這是微雕珠飾功能本土化的典型體現。

圖10 各類臥羊形文物

圖11 各類龜形珠飾及龜鈕印章圖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之前動物形玉飾的直徑或最大長度多在3 cm以上,少許龜甲形、蛙形玉佩飾個體較小,似乎玉飾的大小與多與相應動物的真實體長形成對應。但也有例外,如山東濟陽劉臺子西周早期墓出土有鵝、鳳、兔、蟬、雀等小型玉飾,做工精細,最大者長5.1 cm、寬3.8 cm,出土于墓主胸椎兩側[28],另有戰國曾侯乙墓出土21件牛、羊、狗、豬等微雕動物于墓主口中,這些微雕動物沒有穿孔[29],可能是專門用于陪葬的明器。

在湖南之外的其他地區,此類微雕動物形珠飾也形成了獨有的發展脈絡,左駿系統總結了自西漢到新莽及至東漢時期,此類微雕串飾的發展面貌和配搭特征。相對于較寫實的動物形象,如定縣北陵頭M43出土了一系列雕刻精細、用料考究、造型生動多變的微雕動物形珠飾[30],這些動物形象有的脫離了真實生物的描摹,出現了雙翼、獨角等“神異”特征,稱之為“神獸”形微雕串飾更妥。

由此可見,漢晉時期廣泛流行的微雕動物形珠飾深受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藝術、文化因素影響,其造型及內涵均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同時又具有時代特征。漢晉微雕動物形珠飾均具像生性,是對現實中動物的如實塑造,后期也出現“神獸”樣貌,并多呈現動物完整形態,脫離了商周時期動物紋飾的神秘性色彩。微雕動物形珠飾也有別于常見片雕動物形飾,其形制微小、尺寸相互較為均等,做工精細的圓雕造型及佩戴方式,且不與生物的真實體長形成比例對應等特征堪稱獨成一派。

4.3 湖南出土漢晉動物形微雕珠飾的外源文化因素

此類微雕珠飾中“臥獸形”或“獸形“飾通常被認為是外源文化影響的體現。獅形珠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及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圖12-1、2),南亞北部地區也有發現(圖12-3、4),并發展出蹲踞形和跳躍形兩種不同造型,在不同地區獅這一形象被賦予了不同的文化內涵,如古印度人將獅形珠視為護身符和宗教守護神。鐵器時代后,小型獅形珠飾在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多見,是動物形珠飾中最為常見的種類,多以硬石制成,如紅玉髓、瑪瑙、水晶、石榴石、施釉石英等,同時也見有玻璃獅形珠飾。但琥珀材料罕見,并僅見于亞歐草原絲綢之路沿線。塔克西拉遺址出土多件獅形珠,制作年代集中于公元前1至公元1世紀[22],緬甸(圖12-5)[15]、越南(圖12-6)[31]、泰國南部[32]等地鐵器時代遺址也出土了獅形珠。

圖12 各類獅形飾及龜形飾

臥獸形微雕珠飾在中國境內廣泛出土,華南地區的廣州、番禺、合浦(圖12-7、8)、長沙、揚州等地多見,洛陽、西安、青島等地也有出土,常以琥珀、紅玉髓、黃水晶、石榴子石等材質制成。孫機[33]認為此類臥獸為辟邪,角和翼被省略減去,為系臂之用;趙德云[34]稱之為“辟邪形珠”,認為這些珠飾都應當是獅子,此獅形珠飾最初應是由印度傳入,后迅速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象征內涵或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喬梁[35]對漢代至南北朝時期的各類獸形微雕珠飾進行了系統整理,并認為偃師商城博物館藏的一件綠松石瑞獸應為漢代的微雕串飾;楊菊[36]對貴州出土的獅形微雕珠飾做了較為系統的總結,并認為獅形器物的出現與中西方文化交流對內陸地區的影響有關;石云濤[37]稱為“獅形珠”,認為其文化源頭來自印度佛教文明,或波斯文化,在本土化后具辟邪功能;李青會(1)李青會.合浦漢代玻璃和寶石珠與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外交流(未刊稿).稱之為“獅形飾”,認為這類獅形飾起源于南亞地區,與佛教文化存在一定關系,廣西合浦漢墓出土的紅玉髓、水晶質獅形飾應由域外傳入,琥珀及玻璃獅形飾可能為嶺南工匠本土化吸收后的創制。兩廣地區出土的獅形珠,器物風格上與南亞地區存在密切聯系,紅玉髓、石榴石、黃水晶等材質的獅形珠可能來自南亞地區,而琥珀獅形珠則可能部分來自域外或緬甸,部分為嶺南工匠利用外來原料進行仿制[38]。

湖南出土的施釉水晶臥獸形、水晶海螺形微雕珠飾明顯具有外來文化屬性,與標本3和標本4(圖1-2a、2b)水晶龜形微雕珠相似的器物也出土于合浦漢墓(圖12-9),這類形制、材質和尺寸小巧寫實的龜形珠飾,與東南亞出土寶石材質龜形飾(圖12-10、11)類同,但與本土審美特色的龜形飾和器物有別,故均應屬“原裝進口”,是外來文化因素的直接體現。琥珀、海藍寶石原材料應來自緬甸和南亞次大陸地區,中等鈣鋁鉀玻璃常見于嶺南、東南亞和南亞次大陸地區[39],從原材料屬性上看存在物質輸入的可能性。為此左駿[1]指出,相較于西漢中期之前的玉質動物形飾來說,“新形態微雕的出現,是受到源自中南半島、印度、西亞或甚至更遠地區西方文明的影響。其間,中國匠人成功地融入了符合漢帝國的藝術題材與審美意趣?！?/p>

5 結語

5.1 微雕動物珠飾的發展過程

中國用玉歷史悠久,漢代之前的動物形佩飾除圓雕外,多呈扁平狀,可呈現動物整體或局部形貌,動物身體上裝飾繁復紋飾,形成獨具特色的用玉和審美體系。新石器時期至西漢前期的圓雕動物形飾大多體積較大,多無穿孔,應不用于日常佩戴。西漢中后期,微雕動物形珠飾出現,以小巧均等的器型、寫實的形象和獨特的制作原料,區別于中國本土器物,故可能是在本土動物崇拜和像生佩飾制作習慣基礎上,吸收外來物質與文化后融合創制,形成自己獨特脈絡體系的結果。與域外多使用寶石、費昂斯或玻璃制作微雕珠飾不同,本土多使用琥珀、煤精、綠松石等較軟材質,應是動物形微雕珠飾成為風尚后,中國工匠利用各種來源的材料與技術,結合傳統動物造型后的創新,而海藍寶石、施釉水晶、中等鈣鋁鉀玻璃和琥珀的利用暗示了原材料輸入的可能性。獅形珠、海螺形珠連同利用中國傳統吉祥紋飾所制作的羊形珠、鳥形珠、龜形珠、蠶蛹形佩及雙勝佩等,共同組成串飾,成為“射鬾辟邪除群兇”的辟邪之物。

5.2 微雕動物形珠飾所反映的漢晉時期湖南地區物質文化交流

華南地區是海上絲綢之路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湖南毗鄰廣東和廣西,郴州、長沙等地是廣州、合浦與中原交流的重要中轉站,也是海上絲綢之路內陸段上的重要城市鏈條,也是絲綢之路貿易內陸段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較于外形簡單的管、珠來說,微雕動物形珠飾更多的體現了技術工藝特征,審美藝術情趣乃至精神崇拜內涵,對于長距離文化和物質交流的研究更為重要。施釉水晶獸形飾、海螺形珠表明,地處內陸的湖南地區在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文化交流的影響下,直接接受來自南亞、東南亞的物質傳播,甚至信仰崇拜影響。臥獸形、獸形珠飾的廣泛出土、風格演變和多來源材質利用體現了外來原料在湖南及周邊地區流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及對外來文化風格的吸收和創新發展,而鳥形微雕珠飾、甲蟲形微雕珠飾的出現則暗示了區域性的文化流動與傳播,說明湖南地區在漢代時處于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的輻射網絡中,是重要的中轉地和消費地,體現了湖南起到了溝通南北、東西物質文化交流的重要區位作用。

故此,微雕動物形珠隨古代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孕育而來,是中華文明包容融合、交流互鑒、文明和諧格局的生動體現,是不同文明接觸、交流融合的典型實例,更是技術、物質交流互鑒的產物。同時也是古代貿易網絡在局部(湖南地區)、區域(華南-東南亞地區),乃至亞歐大陸交流背景下傳播、融通的實物證據。

致謝:湖南博物院喻燕姣研究館員;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李青會研究員,劉松副研究員;南京博物院左駿研究館員對本文研究工作給予的支持和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