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動卷入到主動成長：鄉村旅游地東道主女性的生命歷程分析

解 佳 丘 玥

一、問題提出

鄉村旅游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動力，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鄉村女性進入旅游行業中。例如，在農家樂、鄉村民宿、地方工藝品的制作與銷售中，處處可見女性的身影。本地社區的鄉村女性被稱為東道主女性，她們是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力量。國內外研究表明，旅游發展為鄉村女性提供了重要的就業和創業機會，不僅增強了她們的能力和信心，還有助于提高她們的社會和家庭地位。由此，東道主女性的成長與發展成為鄉村旅游中重要的研究話題。

雖然鄉村旅游發展為東道主女性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東道主女性在旅游發展和家庭增收中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但相對于男性，女性在旅游業參與中依然處于從屬地位，缺乏話語權。[1][2]造成這種情況有多種原因，如在傳統重男輕女性別觀念的影響下，女性缺乏平等受教育和參加旅游培訓的機會[1]；在旅游工作外，女性仍要承擔大量家庭勞動[3]；由于社會活動范圍較小，女性的社會網絡狹窄，可調動的社會資本較少[4]。上述制約使東道主女性從旅游中獲得個人成長的機會受限，難以深入參與到旅游發展中。

目前，鄉村旅游地東道主女性的研究多以靜態、他者的視角進行，較少從女性本位出發的分析。生命歷程（life course）是社會科學領域重要的新興視角，主張從個人的生命經歷出發，討論其如何被社會力量和社會結構所生產。[5]因此，本研究基于生命歷程理論，從個人生活史入手，剖析鄉村旅游發展中東道主女性的個體命運與社會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討論女性如何規避性別劣勢，努力謀求個人發展，同時分析她們在發展中受到何種因素制約。通過鄉村旅游中東道主女性的研究，勾連微觀個人生命與宏觀社會發展，展現鄉村旅游發展為東道主女性提供的機遇和挑戰，并提出克服挑戰的建議，從而進一步促進女性發揮潛能，推動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實現鄉村振興。

二、文獻綜述

鄉村旅游伴隨現代化與都市化產生，我國的鄉村旅游發展始于20 世紀80 年代。在鄉村旅游的發展初期，城市和鄉村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仍處于二元割裂狀態，學術界把“鄉村旅游”與“生態旅游”“觀光農業”掛鉤，有學者認為，鄉村旅游與農業旅游相差不遠。[6]隨著城鄉二元對立狀態被打破，鄉村旅游被重新定義為“以鄉村地區為活動場所，利用鄉村獨特的資源，為城市游客提供觀光、休閑、體驗、健身、娛樂、購物、度假的一種新的旅游經營活動”。[7]因此，當下的鄉村旅游是具有區域性和綜合性的新型旅游業。

旅游業是勞動密集型服務性產業。旅游就業具有進入門檻低、就業方式靈活、本土性強、季節性強等特征[8]，對于女性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國際勞工組織指出，旅游業中有近一半的女性就業者，在餐飲和旅館住宿服務中女性就業者比例高達90%，女性在旅游業更有可能成為雇主。[9]鄉村旅游就業同樣以女性為主，東道主女性參與旅游的方式和層次多樣。參與鄉村旅游不僅能為東道主女性增加就業機會、提高經濟收入，還能在社會層面拓展她們的社會網絡，塑造多元社會身份，積累社會資本，在家庭層面改變性別關系分配，使東道主女性獲得更平等的發展機會，凸顯鄉村婦女的獨立價值。[10][11]

從性別視角出發，雖然東道主女性為本地旅游發展貢獻了重要的力量，但女性在旅游參與中仍處于弱勢地位。金奈爾德（Knniaird）和霍爾（Hall）提出，應關注不同性別就業機會的質量和類型、獲得就業機會的差異性、就業的季節性波動和性別角色的勞動分工。[12]梁麗霞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女性大多數是在男性意志的裹挾下進入旅游經營中，而不是自發選擇。[13]這導致她們就職于低工資、低地位、低技能、不穩定和季節性的工作崗位，發展機會很少，大部分女性填補了旅游就業等級的底層工作。[1]不僅如此，男性和女性在接待業中的差異還會隨年齡增加而逐漸增大。[14]另外，政府的旅游開發政策變化會嚴重制約女性季節性參與到旅游中。[15]可見，女性所獲得的工作機會未必能夠促進其社會地位的提高。[12]即便有部分女性在旅游經營中獲得成功，但由于挑戰了傳統的性別秩序，她們也有可能無意識地引發社區成員間的矛盾。[16]

旅游發展中的兩性不平等現象在鄉村地區往往有更加明顯的表現。第一，參與旅游的大多數鄉村女性具有文化水平低、社會資本薄弱、平均年齡大等特點，這導致她們在勞動市場競爭力較低。鄉村相對貧困的經濟狀態制約了東道主女性獲得職業技能的途徑，因此她們在旅游接待、經營管理、信息化手段應用等方面的水平仍處于較為低端的層面。[17]第二，囿于傳統性別角色，鄉村旅游地的東道主女性往往要在完成無報酬的家庭勞動后，才能投入旅游活動中，女性比男性花更多的時間在家務勞作上，家庭照料仍然給女性帶來巨大壓力。[3]第三，鄉村女性的社會關系網絡受限于血緣和地緣，這些社會資源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屬于“強關系”的范疇。相較于弱關系，強關系讓女性實現職業向上流動的效果不顯著。[18]因此，雖然鄉村旅游的發展為女性提供了諸多機會，但女性在個人發展中所受的種種制約不容忽視，這些障礙使得東道主女性的參與能力、參與深度、參與效果均受到影響。

雖然聚焦于鄉村旅游地東道主女性的研究逐漸增多且已取得重要進展，但也存在問題。首先，在案例地和研究對象的選擇上，現有研究多集中于民族地區或發展水平較高的鄉村地區，缺乏對廣大資源稟賦一般、發展較為緩慢的鄉村旅游地的關注。事實上，推動鄉村旅游發展的關鍵是激活鄉村女性的活力，特別是旅游發展相對緩慢的鄉村地區。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現有對東道主女性的研究多采用靜態的、他者的視角，忽略了鄉村女性卷入旅游發展的動態過程及參與旅游業對女性生產生活的長遠改變。因此，本研究采取生命歷程的理論視角，采用長期、動態的視角展現鄉村旅游發展中東道主女性獲得的成長與面臨的桎梏。

三、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

（一）理論視角

生命歷程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領域。[19]生命歷程以在特定時間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或群體作為研究主體，探究其生命過程中的事件和個人角色地位變換，重點關注其先后順序和轉換過程，個人的生命經歷不再局限于個人角度，而被看成是更大的社會力量和社會結構的產物。[5]20 世紀90 年代后期，生命歷程理論開始被我國學者應用于女性研究，近年來呈增加趨勢。研究對象多為女性底層務工者、老年女性、女干部等特殊群體。例如，何曉紅利用生命歷程還原個案進城打工生活史，分析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特殊因素。[20]徐潔等學者探討女性在各個時期的健康劣勢，分析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勢形成機制。[21]廖旖旎等學者探討了四位典型鄉鎮女干部的職業生涯發展，并且使用生涯軌跡圖直觀展現其動態變化。[22]

（二）研究方法

本文選擇廣東省英德市的鄉村旅游地的景點及周邊民宿、農家樂、商店等，對女性東道主進行半結構深度訪談。英德市位于廣東省中北部，面積5600 余平方公里，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有“廣東小桂林”之稱。該地具有良好的旅游資源，旅游業發展始于20 世紀80 年代，但發展較為緩慢。本研究按照以下三個標準選取東道主女性：1. 在旅游地有穩定住所和社會關系網絡；2. 個人收入主要來源于旅游業；3. 在從業過程中對旅游業產生了一定見解。研究一共訪談了18 位鄉村東道主女性，其基本信息與旅游參與狀況如表1 所示。樣本內部具有異質性以保證代表性。被訪女性的年齡跨度較大，從30 歲至65 歲不等，進入的旅游業年限不同，最長的有20 多年，最短的有2 年。半結構訪談主要圍繞個人成長經歷、家庭背景、參與旅游業的情況、社會網絡等主題進行，以探究鄉村旅游地東道主女性從事旅游業的經歷及面臨的障礙。

表1 研究對象基本信息

四、被動卷入旅游：東道主女性的生命歷程分析

（一）就學時光：過早中斷的學業

研究對象全部出生于農村，盡管她們出生時間相差近半個世紀，但早年生活的共性大于差異性，體現為較早結束學業，平均學歷較低，與前人研究中指出的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約為6.33 年基本一致。[23]例如，個案1 出生于20 世紀60年代，對于她的家庭來說，溫飽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所以在具備勞動能力后，她盡可能早地加入農業生產中。 同時，當時中國勞動分工具有“去性別化”的特點，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男工女耕”模式，這一模式也深深影響了農村的性別分工。 究其原因，對于處于不同年代的廣大農村家庭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生存，子女的教育被置于次要地位。 同時，農村教育資源匱乏，受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女性受教育機會相對男性更小。 此外，改革開放后興起了外出打工的浪潮，許多農村青年為了掙錢選擇放棄學習。

盡管英德市在40 年間的經濟、文化發展速度較為緩慢，但社會變遷仍然對不同代際的女性產生了影響。 總體來說，出生于20 世紀80 年代后的女性受教育年限相對較長，參與勞動類型從單一農業勞動拓展為在家務農和外出打工相結合。 產生代際差異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1986 年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政策，受教育時間延長；二是部分農村家庭經濟條件改善，子女學習機會增加；三是社會總體經濟發展為鄉村女性創造了更多向外的流動機會和就業機會。

（二）務工生活：從各行各業積累經驗

改革開放掀起了農村人口外出打工的浪潮，由此， 本研究的大部分被訪者均有外出打工經歷，且從事職業多樣，如個案3 表示自己“什么都做過”。但大部分鄉村女性的職業流動時間間隔較短，且多為水平方向流動，導致長期從事技能需求低、收入水平低、勞動密集度高的崗位，難以實現社會地位和收入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出生較晚、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被訪者從事的職業相對更具挑戰性。 例如，個案9 和個案12 擁有職高學歷，分別在廣州大型酒店和本地醫院就職；個案14 擁有大專學歷，在過往工作中承擔過中層管理崗位。 顯然，較高的受教育水平為年輕一代的鄉村女性提供了更高的職業起點，幫助她們從事價值更高的工作。

在2000 年前， 即大部分研究對象外出打工的時期，英德市旅游發展屬于起步階段，因此旅游就業或旅游創業不是東道主女性的優先選擇。1981 年英德縣旅游公司成立可以被視為當地旅游發展的起點，直到2000 年，當地僅開發兩個旅游景區。 當時旅游業雖然規模小，但吸引了部分本地鄉村女性成為參與者， 個案17 的第一份職業就是在旅游景區內售賣商品。 后來經過20 年的旅游經營，她已經從當初的打工者成為合伙人。 無論鄉村女性從事何種職業，她們在各種工作中獲得的技能無形中為未來的旅游創業打下了基礎。

（三）全職主婦：以孩子為中心的辛苦生活

生育是鄉村女性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節點。 在生育階段，大部分研究對象轉變為全職主婦，少部分以兼業的形式參與到勞動中。 家庭經濟壓力和照顧孩子的替代性資源是影響鄉村女性擔任全職主婦年份長短的重要因素，若家庭經濟壓力小、照顧孩子的替代性資源少，則可能增加成為全職主婦的時間。 前人研究同樣指出，育有學齡前兒童的女性外出打工的概率小于未育有學齡前兒童的女性，外出務工的已婚女性選擇返鄉，更多是為了解決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問題。[24]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無論受教育水平和經濟水平高低，所有研究對象都無法擺脫回到家鄉生育孩子的命運。 從生命歷程視角來看，生育是她們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

全職主婦的生活辛苦且閉塞，個案3 表示“我真的是寧愿耕田也沒有那么辛苦”， 個案7 指出因為自己是全職主婦， 社會關系網絡相對狹窄閉塞。除此以外，擔任全職主婦所產生的職業中斷還會為她們的職業發展帶來“瘢痕效應”和“懲罰效應”，重返職場時， 她們的收入水平和向上流動率會降低，進而降低工作滿意度并容易對職業生涯持負面心態。[25][26]鄉村女性的個人犧牲換取了家庭整體福利提升，然而，她們仍然期待著個體能夠在母親角色或者妻子角色外有更豐富的社會角色。 這種期待成為她們抓住機遇、進入鄉村旅游的重要心理動機。

（四）鄉村振興：在社會變遷中被卷入旅游業

英德旅游在近十年進入高速發展階段。2012 年武廣高鐵英德西站開通，英德正式進入廣深城市群“一小時經濟圈”。2017 年英德入選廣東省全域旅游示范區創建單位，進入從單一景區旅游向全域旅游轉變的新階段。 同時，在鄉村振興政策大力推行的背景下，我國鄉村地區廣泛進行農用地及農村建設用地整治。 鄉村振興帶來的土地改造與本地旅游快速發展使得東道主女性被卷入旅游業中。

連江口鎮連樟村之前一直是貧困村，在改造中把原本生活環境較差的村莊改造成景觀特色村莊，政府引導村民旅游就業。 個案7 因此進入旅游業，她以兼職方式擔任導游、連樟村講解員、政府接待等多重角色。 旅游就業的靈活性給予這些全職主婦走出家庭的機會。 在九龍鎮河頭村，由于汕昆高速建設需要征用村民的土地，采用易地搬遷型改造方式，村民獲得了更靠近中心鎮的土地，促進了非農就業。 同時，由于政府分配的新宅基地臨近旅游目的地，非常適合開發民宿。 個案 1、10、11、15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選擇開設民宿，迎來了生命歷程中又一重要轉折點。

（五）旅游就業：辛苦但值得

研究對象主要以四種方式實現旅游就業。 1.進入企業任職（2 人）；2.自主創業，并掌握主要經營權（9 人）；3.接管他人的旅游經營，從雇員轉變為經營者（2 人）；4.以幫助家庭成員的形式加入旅游經營，大多數是“老板娘”的身份，但不掌握主要經營權（5 人）。 研究對象均表示，她們進入旅游業并不是有意識地進行職業規劃，而是順應時代發展產生的社會需求，并結合自身生命歷程所處階段做出的被動反應。

許多被訪者表示， 旅游經營不會有上班的約束，是她們重啟職業道路的最好選擇，這再次證明旅游就業具有靈活性、在地性的優勢。有7 位鄉村女性的旅游經營基于自身土地資源優勢，“在家門口也能做一些小生意”（個案2） 是她們對于旅游經營最直接的感受。 租金是旅游創業中比較大的支出， 而土地資源的優勢使鄉村女性免去了這一煩惱。 由此，她們的經營壓力相對較小，經營目標也相對比較低，“可以解決生活費用”（個案2）是最普遍的期望。對于鄉村民宿經營者來說，旅游創業還有另一項作用——養老。 7 位擁有土地資源優勢的研究對象中，有5 位選擇了民宿形式，她們表示自己退休金不多，而民宿不僅能賺錢，還能用于養老居住。

參與旅游業為東道主女性提供了工作機會，把她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部分地解放出來，提高經濟收入，提供未來保障。 但大部分人缺乏旅游業的從業經驗， 又無法跳脫全職主婦身份，總體呈現出“辛苦但值得”的狀況。 鄉村女性從前的就業與創業經歷局限于養殖、農業、小型商業等領域，而機會驅動的旅游創業需要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經營技巧。 被訪者普遍感到經營帶來的壓力，因為“（創業）一旦失敗了就要從頭開始，那時候就很辛苦了”（個案6）。 當然，從打工者到老板的身份發生轉變后，她們開始享有時間和經濟的雙重自由，解脫了原本戴在其身上的枷鎖。 因此被訪者普遍認為，雖然她們比以前辛苦，但更愿意擔任目前的工作。

五、尋求主動成長：東道主女性面臨的制約與突破

（一）個體層面：擺脫自卑心理，積極發揮個人能動性

生命歷程理論指出，個體的思想觀念受社會風俗影響，被所處時空塑造，但個人能動性能幫助個人發揮自主選擇的作用，打破標準時間表的限制。[5]在個體層面，東道主女性普遍自我認同感低，具有自卑心理， 因此缺乏長遠的發展眼光和開放的心態，不敢主動承擔風險。 但個別研究對象能主動擺脫不利心理因素，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實現更好的發展。

東道主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不高等原因，一定程度上面臨社會排斥、家庭控制等問題。 由于“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思想，盡管東道主女性已經開始獨立承擔旅游經營，但在遇到外出學習、重大決策時，仍以丈夫為主。 例如個案12 說，但凡有學習活動，都是她丈夫去。 長期處于從屬地位，造成了一些女性自我認同感低的自卑心理。個案11雖然擁有高中學歷，目前擔任農家樂老板娘，但當她談及自己的處境時十分自卑：“怎么說呢，又沒有文化，又去不了哪里。 ”東道主女性普遍認為自己沒能力長遠規劃人生和事業，因此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

在自卑心理影響下， 多數東道主女性偏好短期、可計算的經濟效益，缺乏長遠的發展目光和開放心態。 例如，使用互聯網進行商業推廣是常用的經營手段，但需前期資金投入，轉化為現實經濟效益需要一定時間， 并且轉化效果受到眾多因素影響。 當短期經濟效應不及預期時，部分研究對象認為使用互聯網平臺是“為他人打工”，甚至認為平臺上的產品是“次品”。 個案6 的想法就頗具代表性，“在美團或者大眾點評上湊下熱鬧，（會讓人） 感覺這個餐廳的人氣比較高，但是利潤很低。 ”同時，鄉村女性習慣運用自己習得或祖輩流傳的經驗。 相對于外出學習及與他人交流， 她們更喜歡以自己為主。 例如，個案10 提道：“很多人都說去取下經驗，看人家怎么做的，我都是自己根據自己的喜好。 ”這種心理會造成東道主女性對新興技術和生產方式等產生強烈排他性，無法提高經營水平。

但是， 部分東道主女性可以突破自卑心理，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這是實現個人高質量參與旅游業的重要因素，個案15 就是典型。 她也像其他個案一樣擔憂自己老年的生計問題，但她把這種擔憂轉變為不斷創業的動力，希望通過努力為自己爭取更好的生活環境。 她說：“打工始終是打工嘛……你是50 歲退休，（老板）40 歲炒你， 那你 40 歲之后干什么。 沒什么做的。 創業，人都老了。 所以我嫁給了我的丈夫之后，我一直都創業，養豬種果什么都做。 ”

同時， 出生年代較晚的東道主女性較為開放，也更愿意承擔風險，可見受教育水平提高和社會發展對她們產生了積極影響。 例如，個案16 說“有舍才有得”。 面對新冠疫情沖擊時，她選擇加大互聯網平臺投入，愿意減少部分經濟利益來換取曝光和客流。 她提道：“（疫情時）我們美團出了錢做推廣。 出了幾大千讓別人做推廣。 比如一個菜70 塊（錢），有的時候（美團價格）才 50 塊（錢）給別人。 ”

（二）家庭層面：承擔雙重勞動，渴望更多家庭支持

家庭在鄉村女性的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 家庭是生產和分配的單位， 也是情感支持的主要來源，影響鄉村女性的社會參與和職業生涯。 但是，雙重勞動的桎梏和家庭成員的不理解阻礙了東道主女性參與旅游經營活動。

首先， 東道主女性不僅要負責旅游經營勞動，還要負擔大部分家務勞動。 這意味著她們在接納新社會角色的同時，未能轉變傳統家庭角色，復合角色擠占了她們的休閑時間和剩余精力，鄉村東道主女性陷入了“雙重勞動”的桎梏。[3]有一半的研究對象明確表示， 家庭中的家務勞動主要由她一人負責。 例如，個案 15 說：“（我老公）以前什么都不做，你打個電話給他（讓他幫忙），他罵的你鬼一樣。①方言，形容罵得很兇。不做的，大男人主義來的。 ”同時，照顧子女占用了鄉村女性原本的休閑和睡眠時間。 例如，個案10 提道：“現在孩子初三是畢業班……下午五點鐘左右我要回去做飯給她……所以就這樣兩邊跑來跑去……我做民宿瘦了十斤。 ”褚玉杰等學者發現，參與旅游的女性每天勞動時間比未參與旅游的女性高3小時[3]，本研究的結論大致與之相符。

其次， 由于旅游經營具有時間上的特殊性，女性從業者可能不被家庭理解。 例如，個案14 提道：“有時候吃飯比較晚， 家里就說 ‘主席都沒你那么忙，過年都沒空吃飯’這樣……因為這些是無法預料的，你準備關門來一撥客人，你不可能趕客的，你要接待呀……路途又遠，又晚下班，整家人都在等你（吃飯）的這種情況，肯定每個人都發生過。 ”更有甚者，當參與旅游的女性收入高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員時，挑戰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秩序，甚至會爆發家庭沖突。 個案7 說：“我（收入）比較高，他（丈夫）都沒什么事情做……我覺得以前更好，現在整天在一起就會吵架，我們兩個好像很不合適的感覺！ ”有學者揭示了女性創業和家庭支持之間的關系，當女性主動承擔風險，進行生存型創業時，比較容易獲得家庭的支持；但為了自我理想進行機會型創業時，反而容易受到家庭成員的歧視。[27]因此，鄉村旅游地東道主女性尤其渴望得到家庭成員的理解與支持。

（三）社會層面：突破初級網絡，拓展各類社會關系

根據生命歷程理論，個體受到社會關系和人際網絡的影響，和關系網中的人產生互動，也對其他人產生影響， 每一代人的生命歷程總是相互交織、互相影響。[5]總體來說，東道主女性較為依賴初級網絡，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們的發展。 參與旅游業能擴張東道主女性的社會網絡，如果個體能夠提高個人能動性，更加主動地拓展社會網絡，那么就能實現更高水平的成長。

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的初級網絡是鄉村女性主要依賴的對象。 初級網絡成員雖然與研究對象關系緊密，但有相似的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和成長經歷，具有非常強的同質性，并不能幫助鄉村女性提高自身認知水平或生活境遇。 個案10 提道：“那些（人）幫不上的，（只能）資金上幫得到一點。 ”由于社會關系網絡狹窄， 東道主鄉村女性的消息來源受限，反過來又會限制她們社會關系網絡的擴張。 這也會導致她們面臨孤立無援的狀態，使她們在進行經營活動時缺乏話語權，處于被動地位。

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能有效幫助企業發展，具有反映企業訴求、化解行業矛盾、促進企業和諧發展等功能。[28]本文所有的研究對象都沒有加入以協會為代表的社會組織，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第一， 超過一半的研究對象對加入行業協會不感興趣， 主要是因為她們對行業協會存在著片面的認知，這與上文談到的缺乏長遠眼光和開放心態密切相關。 如個案5 認為行業協會只有大型企業才能加入，不僅不能為日常經營提供幫助，反而會造成阻礙。 第二，即便部分個體表現出對行業協會的興趣，但缺乏接觸渠道。 事實上，參與行業協會能夠極大地提升東道主女性的能力。

無論東道主女性主觀上是否積極拓展社會關系，事實上，參與旅游業都能幫助她們實現社會網絡的拓展。 有研究對象表示，在旅游經營過程中她們與客人成了朋友， 這一現象在民宿經營者身上尤為突出。 互聯網是她們和這些客人、朋友溝通的主要渠道。 鄉村女性通過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自我展示，獲得自我認同之余，還能增加經濟收入。 個案10 談道：“80%以上的客人住過都會加微信。甚至有些之前深圳的，她在網上看到（我）的，早先說了過來我這里住，因為疫情沒過來，她前幾天見我發朋友圈，見我（賣）的茶葉，她就叫我寄幾斤過去試一下。 ”

在與游客的交往之外，東道主女性得以拓展本地的社會關系網絡。 她們通過旅游經營得到社會性鍛煉，一改以往羞澀的性格，脫離了原本閉塞的環境，自發加入非正式組織。 個案7 談道：“現在自己看檔，可以工作，又認識很多人。 有的時候去跳一下廣場舞，我們村有組織和其他鄉鎮的比賽，我也會參加。 以前帶小孩，人都不認識多少。 現在自己工作，能賣多少是多少，認識一些人，不會和社會脫軌。 以前我不是很會說話，現在出來見識多了，有的時候帶一下旅游團。 ”

東道主女性的社會網絡復雜度呈現出一定的代際差異。 總的來說，學歷水平越高、過往職業對社會關系需求度越高、出生年份越晚的女性，其社會關系網絡越復雜。 比如個案16 是一位90 后，在經營農莊之余還有汽車銷售的工作，對于她來說，經營屬于自己的農莊是出于自己對餐飲的喜好。 她多次提到人脈的重要性， 也非常積極主動地經營自己的社會關系，她的農莊經營狀況相比其他女性更好。

六、總結與啟示

本文從生命歷程的視角展現了鄉村旅游地女性東道主的生活史，通過剖析其卷入旅游業的過程與參與旅游業的經歷，從個體、家庭與社會三個層面分析了參與旅游對女性東道主的復雜影響。 在不平等性別觀念的影響下，鄉村東道主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較早參加勞動，社會資本薄弱，缺乏家庭支持，具有自卑心理。 受生育影響，她們回流到鄉村，成為全職主婦。 在鄉村振興政策與本地旅游快速發展的背景下， 東道主女性被動卷入旅游業中，得以擺脫全職主婦身份，提高了收入，增強了自信。參與旅游業不僅為東道主女性的生活帶來了積極的改變，還能充分發揮她們的主觀能動性，使她們掌握新工具，學習新技能，提升社交能力，擴大社會關系網絡，實現了個人成長。

得益于義務教育政策與社會總體的經濟發展，出生于20 世紀80 年代后的女性普遍比年長人群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和更豐富的工作經歷。 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她們突破身份限制，實現更深層次的旅游參與并獲得更大程度的個人成長。 但是，基于長期以來的性別不平等以及鄉村地區資源匱乏等結構性問題，要進一步釋放鄉村旅游地東道主女性的活力和創造力， 還需要更多的家庭與社會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1）重視鄉村旅游地東道主女性的繼續教育， 其內容應重點關注旅游業知識和操作性技能；（2）積極幫助東道主女性拓展社會網絡， 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應積極吸納女性成員，并為女性群體提供個性化服務；（3）營造支持東道主女性參與旅游業的社會氛圍，肯定女性在本地旅游中做出的貢獻， 給予她們更多的家庭支持，并形成積極的社會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