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反化妝性別經驗的質性考察
——以“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組為例

吳海榮 賴茗薪

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和社會期待下，女性被認為應該通過化妝來展現自身的女性美，女性與化妝之間建立起了聯系。因此，化妝背后所包含的性別規范、性別塑造甚至性別不公常常遭到忽視，如在一些正式場合官方要求女性帶妝出席，化妝成為一種性別規范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中國女性就化妝到底是一種賦權形式還是一種自我客體化的行為的討論層出不窮且愈發激烈。

梳理以往的研究可以發現，以往研究多關注女性的化妝經驗，忽略了另一群人的存在，即經歷從化妝到不化妝的轉變并開展反化妝實踐的女性?；诖?，本文從性別研究視角出發，試圖通過對“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組的參與式觀察和組內成員的深度訪談，展示中國青年女性從化妝到不化妝的美容實踐，以探究當代中國青年女性的性別意識。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視角

（一）女性化妝與反化妝實踐研究

性別研究學者認為，美在本質上是由歷史和文化構建的。在中國，當意識形態發生變化時，美的定義也會隨之改變。經濟改革之后，美容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性別政治產生了影響，一些學者認為女性成為美麗景觀，處于男性凝視之下。[1]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個體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促進了美容經濟的快速發展，女性外貌和外在美開始被強調和重視，不少人認為處于“看臉時代”。隨著社會對女性外貌的重視和提倡，外貌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女性化妝也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主題。

社會科學對化妝品使用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際關系、社會分層、生命周期和代際效應等方面。研究表明，化妝在女性經驗中扮演著復雜的角色。首先，化妝給女性帶來了積極影響。有研究發現，化妝能增強女性對自己的接納程度，并能夠促進女性自尊和自信[2]，會讓有浪漫動機的女性吸引更廣泛的潛在浪漫伴侶[3]。其次,化妝不可避免地給女性帶來負面影響。如有研究表明，化濃妝的女性會導致他人對其領導力產生負面評價[4]，這類女性更容易被物化并被錯誤地認為她們與異性交往可能會更加隨意等[5]?？梢娀瘖y對于女性來說，是一個復雜且極具個人經驗的行為，需要從多方面去呈現女性的經驗。而大多數的研究都集中于女性的化妝行為，忽視拒絕化妝的女性。研究女性從化妝到放棄化妝的行為轉變，有利于豐富化妝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內容的同時，也有利于我們增強化妝對于女性的意義的理解。

（二）做性別視角下的個體能動性

1987 年，坎迪斯·韋斯特（Candace West）和唐·齊默爾曼（Don H. Zimmerman）在《性別與社會》（Gender and Society）上發表了《做性別》（Doing Gender）。該文指出性別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形成和塑造的，這種塑造指的是制造兩性的差異，這種差異本身不是自然的和本質的，然而差異一旦被構建，它們便被用于強化性別的“本質性”。[6]《做性別》一文揭示出性別研究中存在的一味強調社會化以及結構取向的缺憾，然而由于該視角強調性別化的社會互動模式的呈現，容易使人忽略性別壓迫系統的社會變遷，因而成為一種關于維持現存性別模式的意識形態。在學術界對“做性別”視角的爭論與反思過程中，產生了另外兩種解釋范式，即“消解性別”（undoing gender）和“再做性別”（redoing gender）。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做性別”“消解性別”和“再做性別”可以同時存在。盡管以上觀點對性別的施為方式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它們都是關于性別不平等的微觀機制研究，認為性別的建構或解構是在互動過程中實現的[7]，凸顯在結構面前的個體能動性。因此，我們可知性別研究的互動范式內部仍有許多爭論，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去加深對于社會性別理論的認知理解。

美化容貌的過程每天都在發生，化妝成為一件日常事件滲透到女性生活中，它變成一種性別慣習和儀式，因此時尚意識和簡單的化妝行為成為常識。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將這種重復性的性別實踐理論化為性別操演理論，她認為性別是由微觀實踐構成的，這些微觀實踐不斷重復，以維持性別身份，而且這些微觀實踐每天都在發生，它們變得如此常態化，以至于無法被觀察到。[8]化妝實踐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的“做性別”行為，它是一個性別意識再生產的舞臺，對其進行研究能夠反映出研究對象的性別意識。

雖然女性在復雜的性別意識形態中承受著多種壓力，但女性面對性別意識形態也不是被動的，她們擁有著主觀能動性。在一篇研究印尼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的美容實踐的文章中，作者對她們的化妝實踐開展話語分析，提出女性能夠在保持美容方法的同時，將美容方法中的貶低性敘事顛覆為賦權性敘事。[9]比如，盡管人們普遍期望化妝的結果是看起來很漂亮，但她們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如“看起來精神”“看起來整潔”或“看起來健康”。保持清潔和健康是人類的必需品，而不是某一特定性別的必需品。通過將化妝的目標與性別話語脫鉤，女性重新定義了化妝這一行為。她們將自由意志和能動性置于中心視角來展示她們的美容實踐。在一篇研究中國女大學生化妝意義的文章中，一些接觸過更多性別平等觀念的女大學生排斥為了取悅男性而化妝的做法，作者把她們將化妝視為自我愉悅和自我提升的做法視為一種抗爭精神。[10]

基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化妝行為對女性來說并不完全是美好且積極的體驗。即使有女性認知到化妝所帶來的負面評價，她們也會調動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去重新定義該行為。然而，那些從化妝轉變為不化妝的女性實踐以及該行為背后的個體主觀能動性，還未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同時，在全球范圍內，社交媒體平臺的易用性和可訪問性越來越高，媒介對女性的化妝實踐有著深遠的影響，包括傳遞美的標準、塑造美麗典范和推廣化妝品等。然而，社交媒體在女性反化妝實踐中起到何種作用還未受到學者的關注。因此，本文聚焦于青年女性從化妝到不化妝的行為轉變，探究此種行為轉變包含著她們怎樣的性別意識？這種行為能否被稱為“再做性別”？以及媒介在她們的行為經驗中發揮了何種作用？本文通過研究該群體的反化妝經驗，試圖呈現更加完整的女性化妝經驗，在加深和拓寬對“再做性別”的認知和理解的同時，也嘗試去探討媒介對個體微觀生活層面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

近幾年，性別思想在中國社交平臺上廣泛傳播和討論。豆瓣是一個涵蓋各種主題和討論的在線社區，用戶可以就某個主題創建小組，形成一個討論空間。在該平臺上，有許多純女性小組，如“她說”小組、“粉紅稅抵制聯盟”小組、“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小組等。女性用戶在小組內探討共同經驗，性別平等思想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傳播。近幾年，豆瓣平臺，尤其豆瓣小組是談論和交流女性反化妝行為最多的網絡社區，“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組是其中的代表。該小組是一個人數為四萬余人的女性社群，秉承“回歸自然女性，擺脫束縛”的理念，在組內分享基于反化妝等一系列行為的個人經驗、心得體會和探討思考。由于該組是豆瓣平臺目前最為活躍和聚集的討論反化妝行為、交流反化妝經驗的小組，因此本研究以豆瓣小組“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為支點開展研究。

本研究采用參與式觀察和線上深度訪談法收集研究資料，在了解和熟悉組內氛圍和特點之后，筆者開始在組內發布帖子招募受訪對象。采訪由2022 年11 月開始至2023 年5 月結束，以半結構深度訪談展開，時長在60—90 分鐘左右。根據質性研究方法的最大抽樣原則，征集到第12 位被訪者時，全部訪談內容已足夠回答研究問題，樣本收集截止。

本文研究對象為青年女性，一方面，青年女性往往是開展美麗實踐的主要群體，她們處于通過靚麗臉龐展示自身青春活力的社會期待下；另一方面，青年女性多處在學校等集體，她們所面臨的社會壓力較大、社會活動比較更多，如果她們拒絕美麗實踐、拒絕使用化妝品，那么就會承受更大的壓力。因此，她們的經驗更具有代表性。被訪者在生理性別和自我認知性別上均為女性，在年齡、受教育水平、地域、職業等方面均有差異，同質性較低。具體而言，從年齡上看，受訪者位于18—28 歲之間，其中分布在18—23 歲年齡段的有6 人，24—28 歲的有6 人；教育水平覆蓋高中、大專、本科以及研究生學歷；所處地區分布于北京、上海、四川、海南、湖北、吉林、山東、江西、香港等地。被訪者基本情況見表1。本次訪談問題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涉及被訪者之前的化妝經歷，包括化妝的原因、化妝的感受等；第二部分主要涉及被訪者放棄化妝的經歷，包括放棄化妝的原因、對化妝的看法、對美的看法等。

表1 被訪者基本信息

三、放棄化妝：認知重構后的性別實踐

在組內可以看到許多組員分享放棄化妝的帖子， 一類是基于自身生活經驗講述放棄化妝的歷程，一類是以圖片的形式展現被扔掉和閑置的化妝品。 受訪者放棄化妝的模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逐漸放棄，即先放棄一部分化妝步驟等自己適應后再徹底放棄化妝，一種是一蹴而就，即轉變認知后徹底放棄了化妝。 在放棄化妝后，有些女性會由于社會氛圍、生活習慣和固有價值觀等原因，產生一些復雜、微妙的情緒。 面對這些復雜的情緒和感受，她們會積極尋找相應的策略來緩解壓力，如尋求地理位置上的改變， 與理念不合的朋友減少聯系，避開需要化妝的工作等。 在受訪者從化妝到放棄化妝的經驗敘述中，可以看出，認知思想的轉變是女性放棄化妝的根本因素，這也是她們抵抗壓力、堅定行為的深層原因。

（一）自我重構性別思想

社交平臺為性別平等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基礎設施。 女性可通過社交媒體發布文章、圖片、視頻等多種形式的內容，以便更廣泛地向受眾傳播性別平等的理念和觀點。 此外，社交平臺還為女性提供了互動和交流的機會，使得她們可以就某一問題開展討論，促進大家分享各自的經驗，從而使更多的女性敘事得以傳播。

小組成員和受訪者將“化妝”稱為“服美役”，“服美役”一詞源于豆瓣小組在關于女性是否應該化妝的激烈討論中誕生。 那些對女性化妝持反對態度， 并認為化妝不利于女性主體性培養的人創造了“服美役”一詞，但該詞沒有明確的解釋和定義。簡單來說，該詞認為性別意識將化妝、打扮、減肥等追求美麗的行為歸為一種女性義務， 女性花費時間、金錢和精力去變美反而使得自己處于被凝視的地位。

我是大二開始化妝，然后化了大概兩年。去年的6月份我開始接觸了更多元的性別觀念， 然后那時候開始我就沒怎么化妝了， 我覺得對于化妝的態度也是代表了我對于性別思想的進一步認知而發展的。 （S12）

“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組成員以及受訪者持有激進的性別觀念，認為化妝是父權社會意識形態下對女性主體性的一種侵蝕。 西方社會早在20 世紀70 年代就開始從性別平等角度討論女性的化妝問題，關于女性開展美麗實踐的討論主要分為兩種極端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女性身體被父權力量所控制、壓抑，美麗實踐是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一種手段。 另一種認為，女性可以通過美麗實踐過程進行自我賦權，通過擁抱自我的女性氣質獲得快樂、自由和力量，從而擺脫父權力量的控制。 隨著探討的深入，更多的女性開始關注女性的美麗經驗，在特殊的場景，美麗以快樂的、顛覆的甚至賦權的形式出現，借以去窺探美麗在女性生活中的復雜性。[11]這種觀點既認同美麗帶給女性的負面影響，又強調美麗帶給女性的積極影響。 它從政治角度和個人選擇角度出發， 關注女性生活經驗，從而揭露美麗對于女性來說的復雜性。 與上述觀點相比，開展反化妝實踐的女性持有更加激進的性別觀念，她們解構了主流社會對化妝的界定，不認可“化妝是一種自由和快樂”這一充斥在媒體和廣告中的話語。 她們在豆瓣社群的經驗分享和討論中重構了自身的性別觀念，激烈的性別思想促使她們決定放棄化妝。

（二）接觸蘊含性別平等思想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通過社交平臺得以更加廣泛地傳播。流行文化的影響力在于其能夠觸及廣大受眾，流行文化如漫畫、歌曲和小說等，通過符號、象征和故事情節等方式傳遞特定的文化價值觀和意義，同時這些產品可以通過娛樂性和吸引力，將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引入受眾的意識中。

我徹底把化妝是“服美役”這個問題想清楚，是看了豆瓣小組流傳挺廣的一個韓國漫畫， 就是一個女生在一個競技場內，一開始就覺得化妝是取悅自己，覺得美麗的妝容好像是一種武器。 后來發現，不管怎樣，只要是在這個男權的框架之下， 女性去對自己進行這種打扮，都只是一個被凝視的第二性，那之后我就是再也沒有化過妝。 （S11）

從受訪者的敘事中發現，豆瓣小組內傳播的性別思想以及針對化妝的討論促使女性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 即便受訪者談到化妝給自己帶來一些不便和負面的感受，如覺得化妝麻煩且疲憊，化妝很耗費金錢，但在認知上又覺得這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不曾思考過化妝在生活中的意義以及質疑這件事的合理性，自然也不能帶來行為上的改變。 而孕育在流行文化中的性別觀念成為一個切面，促使她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探尋新的生命經驗的可能性。

（三）解構主流社會定義下的美

當我們談及化妝，就不免會提及美。 從女性反化妝的敘事中， 可以看出她們反對化妝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化妝給自身帶來的負面影響，如身心疲憊、加深容貌焦慮和自卑、浪費時間金錢和精力；另一方面是化妝背后所反映的女性應該展示美的觀念。 她們對當代中國社會針對女性的審美體系持批判態度，認為其不符合人類的生長規律，是一種對于女性的桎梏。 組內成員“翠卜喇姬呼吸媛”認為，不論男女，為了展示社會定義下的“美”而去改造自己的外貌，看似掌握了某種審美話語權，但實際上是被套上了另一套框架。

化妝還是在迎合這種社會的一種審美，迎合社會的一種規訓吧。 現在我是完全認識到了化妝就是一種自我物化。 （S3）

?？聫娬{個體在規范化過程中的自我監控和自我規訓，規范化的過程中存在著對正常與異常的界定。 在化妝的背后，女性被告知自然狀態下的外貌是不夠的， 還要通過化妝來達到正常的外貌標準。 這種界定將化妝作為一種必要的行為，否則女性就會被認為不符合社會的期望。 女性通過化妝來滿足社會的期望和要求，通過塑造和規訓自己的外貌以期追求完美的外貌和符合社會的標準，將自己置于被凝視的地位。

女性變美并沒有給你帶來什么好處，甚至還帶來危險……但凡去迎合主流審美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已經是在對男權投誠了， 就是已經對他們表現出了一種順從。 （S4）

在進一步訪談中，受訪者提及她們不相信化妝是個人自由的敘事。 她們認為，在男權社會下女性沒有不化妝的自由，因此也談不上化妝自由。 即使她們在化妝過程中體驗到快樂的情緒，也曾通過化妝建立自尊和自信，但她們認為化妝帶來的快樂是虛無縹緲的。 這體現在化妝雖然可以提高顏值，但對于普通人來說，美麗并不能帶來如升職、加薪或者階級躍升等實際的好處， 只能帶來他人的夸贊。在對于化妝這件事情的認知上，她們認為化妝是對主流規訓的順從。

我們追求的美可能應該是健壯的體魄，就是生命力煥發的美，而不再是這種修飾，然后去否定自己，去追求一些標準的方面的美，而應該是我就作為一個人，我就是一個有生命力、有力量的人，這樣子的美麗，所以美肯定是跟化妝不相關的。 （S12）

由此可知，她們認為，既然美是被塑造的，那么女性應該自己構建關于美的定義； 女性美應該是與健康、有力量等與生命力相關，而不是與外貌相關；女性不應該去追求外貌美，而應該塑造自身的主體性。

四、反化妝：抵制父權制的微觀政治訴求

相對來說，“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 豆瓣小組內的態度更為激烈。 在討論其他化妝女性的看法時， 她們認為女性化妝是對原本身體的厭棄，是對自我的否定，是給自己套枷鎖的行為，是社會給女性專門設定的行為規則， 是性別雙重標準的體現。 訪談中，受訪者基于女性化妝展開了更豐富的思考。

我覺得女性如果沒有接受過性別平等思想的話，那么她有非常大的可能會去化妝。 我覺得可以理解也不能說去怪她， 我也不會去評判什么……不過當你意識到化妝是服美役、是有損自身利益行為的時候，我覺得是一定會選擇不化妝。 （S1）

基于共同的女性經驗，受訪者認識到，社會氛圍使得女性容易無意識地習得通過化妝來取悅自己的思維模式， 因此她們并不對個體化妝進行批判。 但是她們認為，接觸性別平等的思想能夠幫助女性認識到化妝背后的性別不公，是一種對自身利益的折損，從而放棄化妝。

人是很難言行合一的，哪怕說她意識到了化妝其實是麻煩的，是對自己沒有意義的，甚至說會折磨自己心態的這種行為，但是你讓她一下子全拋掉，對她來說可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S9）

受訪者也結合自身經驗提及放棄化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感受到壓力，可以嘗試換一個生活環境，在線上線下尋求共同體，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保持距離，還可以循序漸進地嘗試放棄化妝，給自己一個適應的過程。

很刻意地把不化妝當作我自己從個人層面，對于整個父權制或者社會權力的體系抗爭吧。 （S11）

我只能說有一個那肯定有千千萬萬跟我一樣的人，對不對？那我只能說用我自己讓別人看到原來還有這樣一種可以不化妝、不用變美，也能夠很自信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一種進步。 （S8）

?？抡J為，權力是一種普遍存在于社會中的關系，通過不同的機制和技術來塑造和規訓個體的行為和身體。 同時，?？逻€強調個體可以通過微觀政治的實踐來反抗權力的機制。 受訪者提及關于女性美和女性化妝的話語， 其實都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因此她們將不化妝視為一種微觀的政治實踐，拒絕符合社會對女性外貌的規范和期望。 她們希望通過呈現自然的面貌來表達對父權制的不滿和反抗，抵抗父權制對女性外貌的規訓和控制。

就是我化妝這件事情對我有錢有權是好的，我就偶爾化一化，當我真正有錢有權我就不化了，它就是我一個上升的一個輔助，它不重要，它不是我人生要關注的。 （S2）

然而，即使受訪者將化妝視為對女性主體性的侵蝕，認為女性應該徹底放棄化妝，但是她們并沒有脫離現實環境來評判化妝這件事。 她們尊重并且理解因為工作原因無法徹底放棄化妝的女性，并認為唯一可以讓自己化妝的場景是工作需要。 這一方面反映出此種性別微觀政治訴求在公共話語權爭奪場景中的妥協，另一方面反映出她們對美麗實踐背后物質性的認知，強調了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對性別不平等的影響，并呼吁通過爭取權力去解放女性， 自身能夠在社會中充分發展和實現自己的潛力。 [12]

五、組合與策略：反化妝實踐中媒介使用方式

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媒介和大眾傳播時代，受眾在特定時間、空間內使用媒體的傳統模式，并奠定了用戶更加靈活和隨意地使用媒介的技術基礎。 在反化妝實踐中，我們也能看到使用此種媒介的靈活性。 在反化妝實踐過程中， 女性采取組合化和策略化的方式使用媒介。 組合化是指她們會利用多種媒介平臺滿足自己不同的需求，策略化則指會根據線上社區規則調整自己的言行。

（一）媒介使用組合化

通過在豆瓣社區的參與式觀察和與受訪者的深度交流，可知媒介是一道窗口，為她們打開了新的世界， 促使她們接觸和了解不同的信息和思想。多數受訪者提及她們通過社交平臺如微博、B 站和豆瓣等，了解到針對化妝的性別思想，從而促使她們反思個人生活。

我在2017 年第一次知道女性主義， 然后當時我并沒有一個很好的途徑去了解它。 那個時候我日常使用的一個軟件就是知乎， 但是里面關于女性主義的內容讓我會特別不舒服，會覺得很奇怪。 后來，我看了更多的理論書籍比如《人類婚姻史》，也在微博和豆瓣上看了很多關于性別平等的思想以及討論， 也對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S8）

在研究對象的反化妝實踐中，她們使用多種媒介幫助自己獲得性質不同的信息。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媒介技術的進步，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用戶在面臨更加多樣化、復雜化的媒介選擇的同時，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和目的隨時切換不同的媒介平臺，以滿足自己的需求。

（二）媒介使用策略化

青年網絡社群的崛起與發展是互聯網技術變遷與多元利益群體形成的社會變遷雙重驅動的結果。[13]豆瓣小組作為一種網絡社群為女性的反化妝實踐提供了支持， 女性在社群內進行發帖和回帖，以反化妝為主題開展經驗交流和觀點輸出，受訪者均提及豆瓣內的討論帶給自身啟發，革新了自我的性別觀念。

但由于豆瓣小組作為一個基于身份認同形成的圈式交流網絡，它有著明確的社區邊界。 通過參與式觀察可知，“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 豆瓣小組更是設立了嚴格的組規。 這些組規包括要求組員不能發表厭女言論，不能加入耽美、言情等與愛情相關的小組，不能發表贊成包括化妝等一系列被定位為“服美役”行為的言論，如有違反將永久被拒絕入組。 通過組規把控組內成員與小組理念一致，這一行為使得組內的討論氛圍和諧，但社區觀點的同質化較強。

我是在微博或者豆瓣上看到有帖子說化妝是在“服美役”，然后最開始看到的時候，我很反感、很不高興……后來，我和朋友就在微信上討論這件事，發現化妝確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好處， 同時我們也會討論穿搭是不是也是“服美役”，等等。 （S6）

通過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性訪談，筆者觀察到與豆瓣小組內相比，受訪者在講述過程中包含著更多復雜性的生命經驗和對他人的理解。 她們雖然認為化妝對女性來說是一種壓迫，但承認化妝在女性生命經驗里的復雜性，而這些包容的想法在豆瓣社群里是缺失的。 學者王友良認為，個人網絡空間滿足用戶個性化的動態需求，而身處網絡社群中的個體由于在群體交往過程中擁有一種社會心理安全感的訴求本能，必然受到社群文化或其他成員的影響和約束。[14]因此，受訪者也提及避免在豆瓣社群里發表與小組理念不符的言論，會選擇通過更加私人化的媒介和朋友一對一聊天，開展更私人化的討論。 這種組合化和策略化的媒介使用貫穿在反化妝實踐當中。

六、討論

在消費主義的語境中， 女性氣質日益與美麗、年輕和身體聯系在一起[15]，媒體使用“賦權”這一術語來推廣美容產品，女性沉浸在通過消費創造出的自由與愉快中，然而這種父權制和消費主義生產出的意識形態使得女性處于被凝視的地位。[16]開展反化妝實踐的女性認為，主流審美、消費主義和媒介生產使得女性成為美麗景觀，處于被男性凝視的地位， 這一觀點從文化層面揭示出女性的被動處境。然而，根據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女性的經濟從屬者地位導致其淪為“第二性”和他者，文化因素并不是導致女性處于物化處境的根本原因。[17][18]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倡導的不單是女性在文化層面上的自我覺醒，更重要的是以社會革命為根本前提推動性別秩序重構，這就要求女性多放置精力積極參與社會生產勞動，掌握經濟自主，爭取社會話語權。 中國青年女性的反化妝實踐，一方面體現了對消費主義的一定抵制，展現了對性別平等的追求，也折射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韌性。 另一方面，體現了她們對美的認知較為切面化和功能化，即從性別壓迫和被壓迫視角看待美，從物質性方面考慮美是否有用。 順應主流社會的美即是對父權制的妥協，這種非黑即白的論斷不僅忽視了美在女性生命經驗中具有的復雜性，還忽視了具有社會屬性的女性情感需求，即女性可以借靠化妝開展更為豐富和獨特的自我表達。 同時，從文化層面歸因女性被客體化這一看法過于簡單和膚淺，需看到文化背后更為復雜的社會和經濟因素。 因此，需要明白的是，從文化層面開展對美的反思，重塑自身行為，體現了一定的反抗精神，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然而女性不應將反化妝的重要性與優先級擱置于開展經濟建設與爭取社會權力之上。

在女性反化妝實踐中，媒介發揮著基礎設施的作用，然而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該實踐在“再做性別”方面的潛力。 一方面，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使得性別思想得以廣泛傳播，同時也為用戶基于多種觀點的討論提供了平臺和技術基礎。 從被訪者的敘述中可知， 媒介是她們接觸多元性別觀念的窗口，她們通過組合化利用媒介來獲取性別思想，并采取策略化利用媒介開展信息交流和討論。 另一方面，媒介本身只是手段，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方面作用較為有限。 通過參與式觀察，發現“返璞歸真|AwakendPhoenixes” 豆瓣小組在某種程度上是較為封閉的同溫層，觀點具有一致性的同時，很難向外傳播。 豆瓣成員在拒絕化妝以及化妝的負面影響方面達成了較為一致的意見，即對化妝持有較為激烈的反對和批判態度。 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種批判態度指引下的放棄化妝是一種社區成員必須遵守的準則，如有組員闡釋不同的個人經驗則會被管理員強制退組。 通過對小組成員更深一步的訪談，可以發現，她們為了避免社交壓力和心理壓力，會避免發表與組內生態不同的觀點。 一種心照不宣的正確性在小組內形成，阻礙著更為豐富和復雜的個人表達。

韋斯特和齊默曼的“做性別”理論認為，性別之所以是被“做”出來的，關鍵機制在于性別成員身份的“可解釋性”（accountability）。 按照加芬克爾的定義，“可解釋”（accountable） 即 “可觀察的和可報道的”， 具體指社會行動的某些部分可以被參與者或旁觀者向他人描述、報道，可以被看到和被談論，并因此可以被理解。[19]個體通過對行為的解釋，與社會設定進行協商，來向其他互動參與者證明其在性別層面的正當性；而互動參與者則對行為、行為的解釋及其正當性做出評價。 “再做性別”還需特別回答“為什么某些并不符合規范和期望要求的行為與性情傾向其實也符合”，甚至“某些規范和期望為何需要在某一情境中按某種新的方式理解以容納新的行為方式和性情傾向”的問題。[20]媒介作為一種溝通手段和途徑，無法促使人們更理性地看待和探討性別問題。 同時，豆瓣小組內較為封閉的管理規則和單一的價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認同，抑制著整個社會公共空間對反化妝的理解和共識的形成。 在某種程度上，反化妝實踐在“再做性別”方面的潛力被遏制。

目前， 中國女性的反化妝實踐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宣言。 一方面，該行為并沒有滲透至公共領域，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微觀訴求；另一方面，互動參與者和行為主體之間并未達成關于女性反化妝行為的一致看法， 線上交流社區如豆瓣小組更像是一個同溫層，化妝的女性不能進入，這些行為使得抵抗化妝成為反化妝女性團體的內部宣言。 但不可否認的是，反化妝實踐的確在“再做性別”方面有巨大潛力。 未來隨著社會環境和媒介技術的變化， 該行為又會促生怎樣的性別圖景是值得持續關注的。